摘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年）中，建议保护“幼稚产业”使之不受外国竞争的损害，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研究历史可以发现，确有一些幼稚产业经过保护之后发展成了独立和成熟的产业。——萨缪尔森《经济学》（第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年）中，建议保护“幼稚产业”使之不受外国竞争的损害，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研究历史可以发现，确有一些幼稚产业经过保护之后发展成了独立和成熟的产业。——萨缪尔森《经济学》（第

17版）

一个汉密尔顿式政府是亲市场的，但不完全是自由放任的。它的经济政策超越了仅仅观察自由市场的运作。它行动。它投资。它利用自己的权力促进某些类型的企业优先于别的企业发展。——美国 《外交事务》2024年9/10月合刊

美国现代化的先驱汉密尔顿

2017年1月21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他发表了一篇充满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就职演说，提出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重振美国的制造业。这篇演说令人回想起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它是个相当令人意外的信号，因为从1977年之后，美国就没有哪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支持过保护主义政策。尽管汉密尔顿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关系颇为暧昧，但他作为一种符号化的象征，已经成为美国治国技艺的重要传统。在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那本最正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7版里，有一小节“保护‘幼稚产业’的关税”，起笔便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年）中，建议保护‘幼稚产业’使之不受外国竞争的损害，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该书尚未像某些教科书那样罔顾历史事实而完全否定保护性关税的作用，但也得出和汉密尔顿相似的结论：“研究历史可以发现，确有一些幼稚产业经过保护之后发展成了独立和成熟的产业。对那些成功了的新兴工业国（如新加坡和韩国）的研究表明，在其工业化早期阶段，它们经常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使其免受进口商品的损害。但对于扶持幼稚产业而言，补贴将是更有效率和更加透明的做法。”不管怎么说，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汉密尔顿的名字已经和幼稚产业保护论以及保护性关税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仔细研究思想史，会发现汉密尔顿的治国技艺遗产颇为复杂。首先，汉密尔顿是美国财政与金融体制的缔造者，其功勋无可置疑，他设计的国家银行制度尽管一度中断近一个世纪，但还是被美国重建的中央银行体系所继承了。其次，汉密尔顿是美国工业化的鼓吹者，是美国工业文化的象征，在这一点上，他的遗产被完美继承。几乎当他还在世时，他的政敌便拾其衣钵，把原本属于他的政党的制造商基本盘给吸纳了过去。从20世纪后期直到21世纪的此时此刻，美国政府不断试图重振制造业的政策，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汉密尔顿1791年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最后，不无讽刺的是，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了设置高进口关税是培育制造业的一种手段，也只有这一手段被他的政敌们所采纳和继承，但他本人实际上并不热衷保护性关税。当他被符号化之后，美国长期高筑关税壁垒的传统从源头上似乎也能追溯到他了。但不管他愿意与否，这三大遗产在美国延续至今，构成了美国治国技艺中独特的汉密尔顿传统。

1903年2月14日，美国成立了商务与劳工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Labor），1913年3月4日，该部改组为美国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美国商务部网站介绍其历史时，追溯到了汉密尔顿的早期活动与观点。美国商务部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汉密尔顿时代财政部促进贸易与产业发展的职能。在《美国商务部战略计划（2022—2026）》（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rategic Plan: 2022—2026）里，可以读到关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构想：

强大的工业基础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技术领先地位至关重要。新冠肺炎危机凸显了供应链脆弱和国内制造能力薄弱的风险。世界某个角落的瓶颈可能会对国内工业造成严重破坏，限制生产，影响就业和家庭。国内生产对创新也至关重要。制造业贡献了58%的国内研究与开发（研发），当生产转移到海外时，研发通常也随之而去。此外，制造业是美国第六大雇主，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并为美国经济贡献了52.3万亿美元。全国各地的社区和工人都知道，制造业意味着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充满活力的地方经济。

商务部将与私营部门合作，部署制造业的投资、技术支持、社区发展工具、商业对话以及工业数据，以振兴国内生产和建设有弹性的供应链。

不用作过多介绍，也能看到这份计划是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在21世纪的翻版。事实上，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政府就有一系列报告与计划继承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以至于对此进行文献研究将是一件工作量巨大的事情。但这就是汉密尔顿及其助手考克斯为美国留下的治国技艺传统，尽管这一传统实际上又加入了杰斐逊、麦迪逊以及克莱等人贡献的要素，未能完全反映汉密尔顿的本意。

2024年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9/10月合刊登载了佛罗里达大学教授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一篇文章《汉密尔顿治国技艺的回归：动荡世界里的大战略》（The Return of Hamiltonian Statecraft: A Grand Strategy for a Turbulent World）。从文章标题就可以看出，米德旗帜鲜明地呼吁美国重返汉密尔顿传统。在米德看来，汉密尔顿的治国技艺既不同于杰斐逊式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也不同于主张无国无族的自由主义。米德声称，汉密尔顿治国技艺一直是美国历代领导者遵循的政治智慧，只是到了冷战结束后，才遗失于“历史终结了”的乐观主义心态中。随着动荡时代的回归，汉密尔顿治国技艺也有必要回归。他认为汉密尔顿治国技艺有三大支柱性理念：第一，“商业（business）不仅是美国财富的基础（因此也是军事安全的基础），还是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基础”，因此，“政府的首要事务（business）是确保能使私营企业繁荣的条件”。根据这一理念，政府要打造金融体系、资本市场，维持警察和军队保障秩序的能力，以及建设物质基础设施如道路、港口、铁路、机场，和信息基础设施（infostructure）如电信监管与知识产权定义等。米德特别强调：“一个汉密尔顿式政府是亲市场的，但不完全是自由放任的。它的经济政策超越了仅仅观察自由市场的运作。它行动。它投资。它利用自己的权力促进某些类型的企业优先于别的企业发展。”第二，“国家和家国情怀（nation and national feeling）的关键作用”在汉密尔顿时代和即将到来的时代可能同样重要。对汉密尔顿以及林肯、罗斯福等汉密尔顿主义者（Hamiltonians）来说，美国宪法的序言很重要，开国元勋们写的是“我们合众国人民”（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而不是“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s）。米德抨击了缺乏国家忠诚度的跨国企业：“如果一家公司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它的家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就像和在美国一样，它的领导不觉得对美国人民（American people）负有特殊的义务，那么，美国人民为什么要支持这个行当（business）反对来自外国的不公平竞争？或者，在那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人民不直接对其利润征税并没收其资产？”第三，汉密尔顿遗产包含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realism）概念，汉密尔顿及其追随者既不支持天真的自由国际主义者（the naive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s），也不赞同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者（the Machiavellian realpolitikers）。米德认为，美国在二战后让西德和日本重返全球经济就是一种现实主义外交，这种现实主义有助于和平。总体来说，米德呼吁一种务实的治国技艺：“汉密尔顿主义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冷酷无情地支持国家利益；也可以成为开明治国的典范。他们根据他们对所处时代环境的解读来选择行动方针。”

米德的这篇文章是从宏观层面探讨汉密尔顿的治国技艺，甚至没有特意提到制造业。然而，这篇文章对商业与政治之间密不可分关系的强调，实际上还是指向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毕竟，汉密尔顿所特别讨论过的应由政府扶持的“商业”，主要就是制造业。在汉密尔顿的时代，汉密尔顿本人关注的产业是铁、铜、棉花、丝绸、火药等，到了今天，新一代的汉密尔顿主义者，关注的自然是芯片、新能源、航天、智能装备等。当然，要践行汉密尔顿主义，当下的美国或许需要一场新的“王权派的革命”，去创造一种政商紧密结合的体制。米德写道：“今天，商界和政府的领袖都发现了汉密尔顿早就告诉过他们的真理：经济政策就是战略，反之亦然。”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今天，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及其问题，以及美国政府围绕振兴本国制造业采取的种种举措，仍然是决定世界命运的重要力量与因素。追根溯源，当我们去阅读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时，或许能找到解开当今世界谜题的一把钥匙。且用音乐剧《汉密尔顿》里伯尔射杀汉密尔顿后的一句台词来作结吧：

我本该知道，

这世界曾经足够大，

能将我和汉密尔顿容下。

是的，这世界曾经足够大（The world was wide enough），而现在与未来是否如此，部分取决于历史的时势，部分取决于世人是否能如汉密尔顿那样，去努力塑造我们生存的世界。

来源：近现代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