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一次发言受到主席赏识竟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最终下场如何？

摘要：一年之后，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教员赫然在坐，他的发言成功引起了教员的注意，不久之后教员就调他作为自己的政治秘书，此人靠着舞文弄墨竟然一路高升，在31年后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甚至超过了朱德等革命元勋，仅列在毛、林、周之后。

1937年7月北平沦陷，一个落魄的中年人带着妻儿仓皇出逃，一路向西往革命圣地延安奔去，没想到此行却开启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因为他遇到他的伯乐-教员。

一年之后，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教员赫然在坐，他的发言成功引起了教员的注意，不久之后教员就调他作为自己的政治秘书，此人靠着舞文弄墨竟然一路高升，在31年后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甚至超过了朱德等革命元勋，仅列在毛、林、周之后。

这个中年人便是号称中共理论家的陈伯达。#陈伯达#

陈伯达出生于1904年，比教员小11岁，1927年23岁时入党，曾被中共派到苏联学习，回国后进入中共北方局工作，1936年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来北方局指导工作，提名32岁的陈伯达担任北方局宣传部长，也算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但是没想到陈伯达并没有感激刘少奇的知遇之恩，整整30年后他亲自将老领导刘少奇打倒。

北平沦陷后，陈伯达拖家带口来到延安，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的发言偶然地引起了教员关注，结果详聊之下竟然发现了彼此共同的爱好-哲学，因为谈哲学的话题两人越走越近。

虽然说陈伯达引起主席的注意是偶然，但是陈伯达确实有两把刷子，他本身就喜欢搞学术研究，又喜欢写作，擅长写作，在空闲时间写出了一连串的哲学文章给到主席指导，引起了主席浓厚的兴趣，百忙之中还抽出时间修改并且和他书信往来讨论，这把两人的关系越拉越近，终于一段时间之后教员一纸调令将陈伯达调到身边当秘书，从此陈伯达开始了长达31年教员秘书生涯。

熟悉国情的人都知道，做领导的秘书那就是进入了职业发展的快车道，相当于南书房行走，康熙时高士奇一类的角色，宣麻拜相，那是指日可待。

据统计教员一生先后有35位秘书，其中不乏后来成就很大的中共高级干部，比如第一任秘书谭政大将，后来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郭化若中将，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还有他的两任妻子贺子珍和江青等等，在教员的众多秘书中，陈伯达是跟随教员最久的一个，长达31年。

虽然是做秘书，但是教员并不让他干杂事，而是协助自己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可见教员并没有将陈伯达当做普通秘书看待，而是作为专家来协助自己。

但是此时还是处于战争时期，中共的力量还不强，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还是处于创业时期，工作任务还是比较繁重的，尤其是在教员身边，好在陈伯达干的是自己感兴趣的理论研究工作，因此越干越有劲，也越来越受到教员的赏识。

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陈伯达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党内排名第47位，已经是进入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行列了。

到了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又由中央候补委员再进一步为中央委员，在政治上更进一步。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除了继续担任教员的秘书之外，另外担任了文化教育宣传部门的主管领导，都是和大佬搭档，如：

马列学院副院长（院长为刘少奇）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郭沫若）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郭沫若）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陆定一）

虽然都是副职，但是上司都是中央重要领导人物或文化界名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还是刘少奇为主任的“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从事《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可别小看这个编辑，中共七大已经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陈伯达能够参与到毛选的编辑中，一是陈伯达理论水平很强，二是深得教员信任。

此后陈伯达的政治地位继续蹿升，到了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了，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共11人，陈伯达排在教员、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地位竟然超过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云等党政军元老，几个月之后陶铸被打倒，陈伯达更进一步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是教员秘书中成就最大的一个。

陈伯达这升迁速度堪称现代版高士奇，虽说不是像高士奇那样一夜之间连升七级，宣麻拜相，但是资历浅又长期在后方从事宣传文教工作，连战场都没上过，能够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陈伯达肯定是有他的过人之处的。要知道中共高层哪个不是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拼杀过来的。

话也不能这么说，七大之后的中共高层虽然都是以武装斗争起家，但是中共打天下可不光是靠枪杆子，还有笔杆子，笔杆子就是以陈伯达为代表的一批理论素养很高的文人，其中陈伯达就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更有在教员身边工作的天然优势。

早在延安时期，陈伯达的笔杆子就屡立大功，1943年3月30日，共产国际解散后，根据蒋介石的授意，由汉奸陶希圣代笔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讲的什么呢？该书鼓吹中国未来的命运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一个党就是国民党，只有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才能救中国。

这话是不是听着很耳熟？没错类似这种便是国共两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交锋，如果中共不反击，那么国民党的这些宣传造成的危害就会很大，但是别忘了教员本身就是文人出身，舞弄笔杆子也是驾轻就熟，他立即召集陈伯达等秘书部署反击。

陈伯达秉承教员的意思一口气写了三天三夜，写成一篇《评蒋介石先生的》的文章，主席看后是连声称赞，稍加修改之后就广泛宣传，这篇文章除了在延安当地报纸发表之外，还被印成小册子，在中共各大根据地传播，教员要求所有干部都要细读并组织讨论，在当时物质及其缺乏的情况下光陕甘宁边区就印了1.7万册，中共还设法在国统区秘密印发，杀入敌后，陈伯达的大名也随着这边文章传播而家喻户晓，成了中共名人。

陈伯达的文章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给了老蒋致命一击，老蒋赶紧发了一个内部通令，严禁读这个小册子，陈伯达的笔杆子给老蒋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在战场上不是中共的对手，现在连思想战线都打不过。

除了这篇文章之外，在国共内战时，陈伯达还撰写了三篇影响巨大的政治巨作，即1945年出版的《窃国大盗袁世凯》、1946年出版的《中国四大家族》、1948年出版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三篇巨作犹如思想界的三颗原子弹给了国民党的统治以重创，结果都成了国民政府的禁书，但是国民党当局屡紧不止，这三篇巨作无论是在解放区还是在国统区都广为传播，甚至都传播到了国外，连斯大林都知道了陈伯达的大名。

真是因为有陈伯达这样理论家，中共不仅在前线取得了节节胜利，也在思想战线上彻地击败了蒋介石，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分崩离析，因此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陈伯达也是功不可没。

陈伯达不仅自己写文章，作为秘书首要工作还是协助教员处理文字工作，他参与了中共历史上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比如中共七大上教员著名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部分就是由陈伯达起草后经教员改定，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是由陈毅起草，陈伯达修改，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休养》一书陈伯达也参与了整理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还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教员更是离不开陈伯达，还让他搬到中南海自己的住的地方附近，方便随叫随到，陈伯达也是勤勤恳恳，工作非常仔细，连起草文件的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检查，教员也是越来越信任他，让他承担更多更重要的工作，建国初期的一系列重要文献比如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论十大关系》等等都有陈伯达参与起草。

由于陈伯达劳苦功高，业绩突出，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陈伯达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共领导层中排名第21位。

长期在教员身边工作也使得陈伯达对政治的的嗅觉异常灵敏，对教员的一切言论也是深信不疑，盲目执行，于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对立面，对现任中央领导刘、邓等人大加批判，肆意诬陷，因深得教员的心意，陈伯达荣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协助教员推动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擅自揣摩教员的心思，和江青、林彪等人勾结到一起，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文件，如《五一六通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势推波助澜，还凭借他的巧舌如簧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逼死了一批高级干部，如开国上将、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等人。还炮制了冀东惨案，导致84000多人惨遭批斗，2955人被迫害致死，受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是陈伯达政治生涯的顶峰，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到了顶峰就要走下坡路了，大批干部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陈伯达与江青、张春桥一派越来越不对付，江青对他毫不客气，呼来喝去，还经常到教员跟前打他的小报告，陈伯达名为组长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也多次受到教员的批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

1969年1月，教员决定筹备召开中共九大，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陈伯达为小组长，但是陈伯达本来就跟张、姚二人不对付，于是关起门自己起草，完全把张、姚二人抛开，张、姚二人仗着有江青撑腰也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自己也搞起了政治报告，陈伯达可是中共理论界的大师级人物，权威，但是没想到这回栽倒在他最擅长的起草报告上。

因为他完全领会错了教员的意思，教员是想将阶级斗争继续下去，由于与教员越来越疏远这次陈伯达没能跟上教员的脚步，他认为运动该结束了，接下来应该平静下来搞生产，恢复经济，而张、姚二人因有江青提供的“内幕”消息完全的踩在了教员的点上，他们的报告正合教员的心意，陈伯达的报告则被教员退回。

教员退回了陈伯达的报告，完全弃之不用，这是陈伯达自担任教员秘书30多年来头一回，也意味着陈伯达完全失去了教员的信任，在那个年代谁失去了教员的信任谁的结局就是倒台，更何况他早就与江张姚一伙儿闹翻了，距离他的倒台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中共九大上虽然按照惯例陈伯达任然当选中共五大政治局常委之一，仍然是中共第四号人物，但是这个排名却很虚，因为他的所有实权已经被江青接收了，自己也陷入了孤立。

九大之后，深感危机的陈伯达又去抱林副主席这条大腿，当时林副主席这边都是黄不败这样的一些武人，正缺少陈伯达这样的文人，双方一拍即合，一时间你来我往显得非常亲热。

对此，教员也是洞若观火，1970年3月，教员提出召开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林彪有野心想通过设立国家主席来攫取党政大权，因为教员坚持不当国家主席，那么他肯定会让林彪来做国家主席，于是林彪与陈伯达勾结起来在庐山会议上煽风点火，大造舆论，这一下子激怒了教员，虽然教员知道背后主谋是林彪一伙儿，但是林彪集团树大根深还不能动，现在动国内外舆论影响不好，那就只能拿陈伯达开刀了，杀鸡儆猴，于是在会上展开了对陈伯达的批判，盟友林彪一伙儿为了自保也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对于陈伯达来说，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就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