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值此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内蒙古日报联合河南日报、潮新闻，共同走近黄河、长江、西辽河，共同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全景式展现距今5800年至4000年前最初中国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内蒙古日报》（2025年3月7日6—7版）。

黄河奔腾，长江奔涌，西辽河碧水连天。

中华文明依三条河流起源，根脉延绵，生生不息。

仰韶彩陶“文化染色体”见证“雏形中国”，“中华第一城”——良渚一经发现举世震惊，“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蕴藏中华文明“密码”。

溯源中国，打开中华文明界面，我们聚焦这三个坐标点……

值此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内蒙古日报联合河南日报、潮新闻，共同走近黄河、长江、西辽河，共同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全景式展现距今5800年至4000年前最初中国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仰韶文化：彩陶闪耀的艺术之光

仰韶，在中国考古学中是一个辉煌的名字。

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地域最广的史前文化，共涉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内蒙古9个省区。由于仰韶文化分布区中心的晋陕豫交界地区地处华山附近，仰韶文化与华夏民族之“华”关系密切。

仰韶文化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跨度约距今7000年至4700年，长达2000多年，它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被称为“仰韶时代”。长期以来，仰韶文化成为认识、定位周边其他史前文化年代的比照标尺。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孙猛 摄

中华文化主根脉

1921年，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由此命名。

之后，中国考古学家经过一个世纪的辛勤劳作，开展了许多次大范围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仰韶文化及受仰韶文化明显影响的遗址已发现1000多处。

目前，仰韶文化的研究在分区、分期、类型、源流、年代、农耕、彩陶、墓葬制度、聚落形态、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人类体质形态和文化关系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仰韶文化发现时间最早，发现遗址最多，研究最深入，影响也最广泛。

仰韶文化是我国史前影响最深远的主干性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说：“仰韶文化为中华文化和文明提供了很多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的主根、主脉。”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认为，仰韶文化长期积淀形成了世俗淳朴、务实重农、重贵轻富、王权至上、重族群集体、崇敬祖先轻淫巫神祇、兼收包容等诸多古代中原文明的基本品质，又因起步早而成为中国最早文明化的史前文化。

2025年2月17日，国家文物局等下发《关于加强大遗址保护规划和用地保障的通知》，确定了一批价值内涵尤为突出、用地需求最为急迫的36处大遗址清单，其中包括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双槐树遗址的发现，是我国仰韶文化中晚期考古的重大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核心根系，为中华文明特质的形成注入了深层基因。

双瓣式花瓣纹彩陶盆。河南日报记者 赵力文 摄

“重瓣花朵”居C位

半坡的鱼纹彩陶盆、庙底沟的花瓣纹彩陶钵、大河村的彩陶双连壶、汝州阎村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说起仰韶文化，人们首先会想到精美的彩陶。

仰韶文化又被称为彩陶文化。

彩陶不仅是实用器物，作为仰韶文化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创造，它还无声讲述着史前人类对世界更为丰富的认知。旋纹与花瓣纹在陶器表面的律动，更像是先民对宇宙认知的表达。

大约距今6000年开始，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颇具特色的以花和鸟图案为代表的彩陶向周围地区逐渐施加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至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中国史前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圈。

考古学家王仁湘将庙底沟彩陶这一时期的扩张，称为“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彩陶的花瓣散向四面八方。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的基本陈列《花开中国》生动讲述了庙底沟文化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生历程。

“把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各类纹饰分布范围叠加起来，就获得了一张庙底沟文化彩陶播散的整体区域图。庙底沟文化彩陶如浪潮般播散，彩陶所携带和包纳的文化传统，也将这广大区域内居民的精神聚集到了一起。这个范围内的人们统一了自己的信仰与信仰方式，为历史时代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说。

仰韶文化不仅有彩陶，还有其他更多令人震撼的发现。

距今约5800年至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规模呈现明显差异，已经出现区域核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聚落组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分化，呈现出“金字塔”型多层级的区域聚落结构。一些大型聚落有二或三重宽深的环壕，防卫色彩浓重。这种聚落形态如同胚胎般孕育着“邑”与“国”的雏形。

不少聚落内部出现面积达200余平方米以上的处理考究的特大型房址、百余平方米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最大房址F105外带回廊，总面积516平方米，是迄今所见中国史前最大的单体建筑，开创中国回廊式古典建筑先河，推测其很可能是高耸的重檐大屋顶结构，具有殿堂性质。湖北枣阳雕龙碑、河南邓州八里岗、淅川龙山岗、南阳黄山诸遗址发现仰韶文化中晚期结构复杂的套间房址，带有先进的木质推拉门等设施。一些大型建筑铺设有类似混凝土的地坪。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通过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全面系统分析，提出多元一统或多元一体“重瓣花朵”理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位居“花心”，而中原文化区的主体就是仰韶文化。考古学家韩建业则认为，正由于仰韶文化中期的强力扩张影响，使得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可称之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文化申遗在行动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判断的结论推上了世界舞台。内蒙古、辽宁联合的“红山文化申遗”正在有序进行当中。

2023年7月，河南省以《嵩山河洛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群：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开端》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项目申请表，涉及三门峡、洛阳和郑州市共9个仰韶文化遗址。

郑州市文物局局长顾万发认为，仰韶文化遗址申遗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仰韶文化出土文物以生产、生活器物为主，蚕桑业的繁荣突出了农桑文明的特征，反映了早期社会财富主要用于社会再生产，以民生为本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仰韶文化遗址申遗能够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在仰韶文化时期，可能已经形成了彩陶文化的交流，在“丝绸之路”以前可能还有一条“彩陶之路”。

仰韶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标本，而是依然流淌在中华文明血脉中的文化染色体。仰韶村、庙底沟、大河村等重要仰韶文化遗址建成或正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仰韶文化博物馆。仰韶文化申报世界遗产，可以使仰韶遗址文化遗产保护展示项目形成合力，更有利于促进遗产保护，切实做到让文物“活”起来。

仰韶文化发现命名超过100年，却一直“上新”不断。2024年郑州荥阳清静沟遗址考古取得重大新发现：仰韶文化时期有四重环壕的城址，城址中心由内向外的第三条壕沟内侧发现夯土墙体，是目前国内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仰韶文化中期版筑城址。

百年仰韶，黄土中数千年积淀出来的仰韶文化之花越发生机勃勃。

良渚文化：龙首玉镯的浪漫往事

良渚，意为“美丽的水中之洲”，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带。

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是世界文明的瑰宝。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首先在良渚镇一带发现并发掘了多处史前遗址。自1936年发现，1959年命名，对良渚文化的考古研究已持续了将近90年。大量考古学物证充分证实，早在距今5300年至4300年期间，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精致的良渚文明。

莫角山遗址。史鲁杭 摄

龙首玉镯限量版

2023年底，一只六龙首玉镯出现在国家文物局的一场发布会上，这是良渚北村遗址的最新发现。

专家表示，良渚文化持续了1000年，不是一条直线，也不是一个平面，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没有水坝，没有莫角山（宫殿），也没有古城，但人们生活的半径却非常大。新近发现的北村遗址、南王庙遗址，都是良渚人生活的地方。而女性，在良渚早期，起着主导地位。

龙的故事，要从良渚的一位女士说起。

一只玉镯上，六只龙首，这是目前良渚遗址第一次发掘出土六龙首玉镯。

玉镯的主人，来自北村106号墓。她的头上插着小小的y字形透雕冠状器，左手戴着一只六龙首玉镯，手里捏着一根玉锥形器，很飒很威武。根据玉璜等性别指示特征明显的玉器和陶器，考古学家推测墓主为女性，暂且叫她106女士。这是北村遗址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墓葬，属良渚文化贵族大墓。一位女士，带着71件物品，去往另一个世界。

北村106女士的六龙首玉镯，比瑶山1号墓女士的四龙首玉镯还要多两只龙首。1号女士的这只龙首玉镯，不是放在身边，而是放在棺盖上——这是考古出土时的“原状陈列”。

龙，当然不是良渚人的专利。玉龙最早出现在东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华第一龙”，碧玉C形，无角、无肢、无爪，一个C形，就体现了动感，无疑是玉龙中的C位。

到了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红山文化的这种流行趋势传到了太湖流域。各种文化传统的对撞、转型，人们有所舍弃，有所创新，玉龙完成了一系列图像的转换。

1992年至1993年，良渚遗址群梅园里遗址首次出土环状的单体玉龙。1995年，桐乡普安桥遗址除了出土环状小玉龙，还首次出土了有豁口的玉龙。迄今为止，良渚遗址群官井头、余杭后头山、海宁皇坟头、海盐仙坛庙、昆山赵陵山等遗址都有出土的龙首纹和龙首图案玉器，目前加起来有十几条龙，分布地域广。上海、江苏都有零散出土过，但主要集中在良渚遗址群及临近区域。

毫无疑问，良渚遗址群是玉龙的主要出土地点之一。

龙纹玉饰曾盛行

多不是最重要的，如何变化，才是走进早期良渚人内心世界的通道。

最开始，自然是单体的小玉龙。玉龙的形态与远在上千公里之外的红山文化玉雕非常接近，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提出，这一时期存在着远程区域高层领导之间的“上层交流网”。

很快，其他玉龙款式开始出现了——蜷曲玉龙的首部，就叫龙首纹，一般以一个正面和两个侧面表现龙首的形象。反山22号墓编号为26的玉圆牌，一组6件，放在墓主人胸部，系孔基本向上，系孔另侧都雕饰了龙首纹。这也是反山发现的唯一一组“写实”的龙首纹图案。

瑶山、反山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也是龙首纹玉器还在盛行的时期，以瑶山龙首纹玉器最令人瞩目。如今，北村106女士的六龙首玉镯横空出世，占领榜首。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转换速度很快。在良渚拉开大幕的时候，良渚的先行者就完成了从具象化玉龙到图案化龙首纹的转变。

那么，这只是单纯围绕一条龙的图像转变吗?

早先有研究者认为，龙首纹是良渚先民供奉神像以外的另一种神灵，和著名的神人兽面纹是共同存在的，属于两套体系。但是，画遍良渚玉器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提供了新证据——瑶山1号女士的四龙首玉镯在耳朵部位之外刻了一对“犄角形”图案，而这种“犄角形”图案在瑶山M12玉琮的截面上也有所显示。

还有，瑶山M4出土的编号为34的玉璜，兽面纹架构了龙首纹和兽面纹之间的桥梁，有龙首纹鼻梁部位的菱形刻符，有实际上是龙首纹耳朵演变而来的尖角眼，有龙首纹的圆弧线外廓，有龙首纹眼睛斜下部位的“泪线”刻划等重要组成元素。尖角眼兽面纹在反山、瑶山刻纹玉器中数量还不少，不过尖角眼马上被月牙形“眼睑”（耳朵）替代了。

“如果说玉龙的基本构成植入到了兽面纹中，那么主宰良渚玉器的兽面纹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龙’；如果说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直接移植到了兽面的大眼睛上，那么圆和弧边三角组合纹样的寓意就是‘龙’的灵魂。”

所以，良渚人最有名的LOGO——神像，它的前身就是龙首。

换句话说，良渚的先行者在选中这片土地之时，已经完成了神像的创新——龙首纹融入到神像中，当标志良渚人信仰体系的“国徽”神像最终确立之时，玉龙、龙首纹也被彻底抛弃，没有必要存在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于是，龙首纹玉器在良渚文化早中期之后，消失了。

良渚玉器上的神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早期良渚她时代

有人说，在建古城和水坝前，良渚是一片洪荒之地。这是人们的思维定式。但是，北村遗址以及龙首纹的变化，很明显可以看出，良渚人从一开始就有鲜明的等级分化，社会复杂性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人们经常用“出道即巅峰”来描述良渚玉器的高级，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早期良渚的社会面貌。

让3位女士自己来证明自己的地位吧。北村M106、官井头M64、瑶山M1，这是她们的名字，都是良渚早期的同龄人，埋葬规格也几乎一样，等级差不多，标配差不多。

比如官井头64女士，她是良渚早期贵族墓的典型代表。但再仔细一比，管子也大，璜也大，圆牌也大，镯子也大，相当贵气。随葬器物虽然只有55件，是这3个墓里最少的，但用料足，一件东西用的玉料抵得上人家两件。相比起来，精细化的刻纹玉器几乎没有。好在，她也有龙——一只双龙首的冠状器。这种造型，整个良渚文化里只此一件。

以前，各类文章中经常提到良渚古城、水坝，还有古城里的最高统治者良渚国王——反山12号墓大王，还有各种男人的权杖、玉钺，很厉害的样子。实际上，在早期良渚，是女性的天下，男性的等级都比她们低。

可惜，龙首纹消失了，她们的故事淹没了。好在，浙江的考古学家在5000年后，重新唤醒了“龙”。

上述3位来自5000多年前的女性与玉的故事，只是良渚文明的一个切片。良渚的存在，生来就是要回答——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那怎样才能证明我们的国家也在距今5000年左右进入了国家社会？精致的良渚和精致的良渚古人就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良渚古城发现者、良渚古城考古主持人刘斌认为，从规模、社会等级、生产力的发展，到农业和城市的规划等方面，都能证明其社会发展程度已不亚于古埃及，不亚于西亚以及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这些年的考古证明，良渚已经进入了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社会。

红山文化：女神像的神秘微笑

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址较为集中地分布在燕山以北的大小凌河流域和西辽河上游地区。

这一距今6500年至4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鳞纹彩陶、玉礼器及“坛庙冢”祭祀体系为标志，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文明之路，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重要源头。

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分布于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遗址数量超过1100处。这里发现的中国最早“龙图腾”玉猪龙、规模宏大的女神庙、积石冢群和祭坛，印证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论断。

红山。内蒙古日报记者 金泉 摄

红山文化冠名记

红山文化的兴起与一座山有关。

这座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老哈河支流英金河的东岸，蒙古语称“乌兰哈达”，译为红色的山峰，“赤峰”的名字即来源于此，山峰东侧相对平缓的鞍部被称为“红山后”。

红山文化的命名便源于此地。

1921年6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镇西北部沙锅屯村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洞穴，发掘出饰有之字纹和绳纹的筒形罐、彩陶器等器物和人骨。

受“彩陶西来”观点的影响，安特生将沙锅屯遗存划归仰韶文化，认为这里是仰韶文化的北方变体。

1930年冬，考古学家梁思永赴东北调查，在赤峰一带发现了与沙锅屯遗址相似的遗物，认为可能是北方细石器文化与彩陶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混合文化。

1935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在红山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存并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筒形罐等器物。与安特生的结论不同的是，发掘者认为红山后发现的彩陶由甘肃彩陶演化而来。

专家的观点并未统一。

直到1954年，在梁思永的建议下，考古学家尹达根据赤峰红山后的考古发现，为“红山文化”定了名。

这一年，红山后遗存赢得了“红山文化”这个“冠名权”。从此，“三石”（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三陶”（泥质陶、之字纹陶和彩陶）成为红山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类与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相似的彩陶，带着浓烈的地方特征，终于有了归属。

这一年，对红山文化的认识和研究正式拉开帷幕。

从1954年到1980年，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进一步增多，红山文化的面貌被进一步明确。有关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与机制的讨论越发热烈，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日益得到重视。

“考古圣地”牛河梁

万千酝酿，只等待最美好的一次绽放。

牛河梁，就是引“爆”红山文化的地方。

1983年，随着一件面带微笑的女性彩陶头像在辽宁牛河梁遗址被发现，红山文化瞬间震惊了考古界。

就算现在，盯着眼前的这尊与真人大小相当的女神头像，仍然会被来自5000多年前的艺术家们的才华所折服：宽额尖颏，颧骨高耸，耳小目大，眼角微挑，眼窝内嵌淡青色圆饼状玉片作睛，嘴角上翘，咧唇作微笑状。最令人称奇的是，他们精准地掌握了人体面部各部位的比例关系。

历史学博士郭明在其所著的《红山——中国文化的直根系》中评价：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将红山文化的研究和影响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大量造型精美的玉器，独特的“庙、坛、冢”的遗迹组合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奠定了牛河梁遗址“考古圣地”的地位。

庙即“女神庙”，位于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发掘者解剖发现了大量未烧结的泥塑像残块，其中包括人像、动物像等，而女性塑像残件在其中最受关注。这里的塑像保存得更为完整，除了身体部分的残件外，还发现了一件几乎完整的人头像。这件人头像被称为“女神头像”，“女神庙”因此得名。

坛位于第二地点中心位置，是以红色安山岩石柱为主要标记、向内逐层高起的三重同心圆结构，与历史时期的“天坛”相似，三重圆环的直径比例与天文现象之间的联系使其被视为5000年前的祭天圆坛。

冢为积石冢，沿山脊分布，借助山势堆土积石，颇有后世的因山为陵之势。冢内通常有墓，墓葬中出土造型精美、制作工艺成熟的玉器。牛河梁遗址墓葬在随葬玉器等方面的差异也成为认识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研究者多采用“唯玉为葬”“一人独尊”等概括牛河梁遗址的墓葬等级差异，对玉器的珍视和使用符合中国的崇玉传统。墓葬占据山梁顶端，又有明显高于地表的石构附属建筑，无形中增加了墓葬宏伟的视觉感受，与后世帝陵的选址颇为相似。

郭明认为，坛、庙、冢与后世的天坛、太庙和帝陵的类比为5000年前的文明与可见的历史遗产之间建立起了直观的联系。

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次大讨论，苏秉琦先生即提出“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认为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征。

彩陶罐。

积石冢开惊天下

红山文化的研究史，是一部坚持与思想交织的探索史。

如今，辽宁考古工作者对红山文化的探寻仍在进行中——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台基址的进一步细化；红山文化早期马鞍桥山遗址的进一步厘清，三家东北遗址的进一步有序发掘，都让红山文化的面貌越来越清晰。

202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启动后，碳14测年技术将牛河梁遗址的年代精确至距今5800年左右，而浮选法在兴隆沟遗址发现的黍类遗存，揭示了红山先民从渔猎向农耕转型的经济形态。

2023年8月，在赤峰市松山区彩陶坡遗址出土了一件龙形蚌饰，是目前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中出土的唯一一件舒展开的龙的形象。

2024年，红山文化再次传来穿越数千年的历史回响。

中华文明的璀璨星辰——“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讨会上公布：发掘的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元宝山积石冢，是内蒙古目前考古发掘的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是内蒙古第一次发现南方北圆、南坛北冢的墓葬兼祭祀为一体的建筑遗存；冢内大墓出土的玉龙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玉龙中体量最大的一件；一次性出土百余件红山文化玉器，基本涵盖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类型，填补了内蒙古地区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石砌建筑遗存为深入研究与探索河套地区石城建筑技术与“藏玉于墙”习俗提供了新线索。

此次“上新”的玉冠饰与凌家滩文化相似，表明红山文化与华东地区史前玉器文化存在深度交流。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说：“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非常广泛的领域，红山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圈，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不仅是内蒙古、辽宁、河北三省区，甚至是与河南、安徽、浙江等地区都应该广泛开展合作。”

学界认为，红山文化的学术价值在于其“一元多支一体”的文明特质。它既独立发展出成熟的玉礼制与宗教体系，又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深度互动。例如，牛河梁遗址的彩陶纹饰融合了中原仰韶文化的元素，而玉器的“崇龙尚玉”传统则成为后世中华礼制的源头。

郭大顺指出，红山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期的关键节点，其社会分化、神权体系及聚落规划，标志着中国北方率先迈入“古国”阶段，为夏商周文明奠定了精神与制度基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发掘的一次次“上新”，确定了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源头性地位，为实证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其中一项成果，就是冲破了西方文明三要素——文字、冶金术和城市的桎梏，提出了新观点：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中国贡献。

来源：正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