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嗅觉敏锐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则干脆将麾下拥有的分布在欧亚美三大洲、覆盖23个国家的43个国际港口、199个泊位的运营公司股份一起出售，卖给了以美国贝莱德（Blackrock）为首的财团，交易金额据称达到228亿美元。
香港首富李嘉诚清仓了手里所有的海外港口业务。这条新闻近日恐怕刷遍了中文互联网的各个角落。
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立刻利用巴拿马运河两端由李嘉诚管理运营的两个港口作为借口，大肆抨击巴拿马运河已被中国控制，并声称要将巴拿马运河收回美国所有。
嗅觉敏锐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则干脆将麾下拥有的分布在欧亚美三大洲、覆盖23个国家的43个国际港口、199个泊位的运营公司股份一起出售，卖给了以美国贝莱德（Blackrock）为首的财团，交易金额据称达到228亿美元。
从会计账面上来说，这笔交易是李嘉诚赚了，他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股价连续两日飙升，3月5日收涨21.86%，次日继续高开高走，两日累计涨幅创下2023年5月以来新高。
但是，港口业务是李嘉诚手里现金流充裕稳定的核心业务之一，加上全世界港口数量有限，每个港口都有相当的垄断特性，普通资本进入门槛很高。不管何时何地，这样的资产都属于可遇不可求的优质战略资产。李嘉诚在政治压力下被迫在短期内出售所有国际港口业务，比起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格来说，他其实是亏了很多。
买方为首的贝莱德基金是国际上最大的投资基金，旗下管理资产高达11万亿美元。与贝莱德一同参与的另两家投资公司，分别是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GIP) 和Terminal Investment Limited (TiL)。
资料图：美国贝莱德CEO拉里·芬克
GIP是贝莱德在2024年收购的一家投资公司，在其基金之外独立运营。GIP的领导层都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前投资银行资深高管，比如瑞信、高盛和英国的麦格里银行，基本都拥有多年的经验和广泛的人脉关系网络。而TiL则是由几家来自意大利和中东的大船运公司组建的港口投资公司，其领导层和国际航运及港口行业联系广泛，与长期经营港口的和记黄埔更是做了几十年的生意。
虽然长江和记实业（和记黄埔）在声明中强调此次出售是一次纯粹的商业行为，但这几乎可以肯定就是托词。西方主流媒体针对这次交易的报道中，都点出了贝莱德为首的收购方在出价前后和美国政府密切交流、及时通报，说明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交易。
从美国的政治光谱来看，贝莱德作为过去多年在金融界和商界推动“多元共融”（DEI）的主要力量，其领导层的政治倾向其实更接近民主党。但是，世界第一的规模让贝莱德这家公司在美国两党内部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而且在特朗普第二次当选总统后，贝莱德也是迅速和DEI切割，等于变相向特朗普示好，希望能够获得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支持。
在特朗普政府里面，华尔街资本的代理人拥有相当高的权力和地位。比如现任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都是华尔街投资机构出身。贝森特甚至还曾在索罗斯麾下担任高级投资经理，身边更是聚集了不少拥有大量宏观投资经验的投资分析师来提供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
而卢特尼克在上任商务部长前掌管的金融服务机构建达公司（Cantor Fitzgerald），是美联储纽约分行确定的24家国债做市商之一。在卢特尼克的领导下，建达公司与虚拟货币投资者关系十分密切，在过去几年其他主流金融机构不愿和虚拟货币投资者打交道的时候，建达公司就主动为几家虚拟货币交易所提供各种金融服务。
在金融资本之外，特朗普政权中的第二个资本支柱则是实业资本，尤其以能源、钢铁、矿业这些重工业资本为代表。比如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Chris Wright）就是页岩油行业的大石油公司老板，而贸易谈判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则曾经代表美国钢铁公司对中国发起过贸易诉讼。
特朗普内阁成员 纽约时报
特朗普政府最大的资本后盾，则是我们以前多次提过的硅谷资本新贵，这其中也包括虚拟货币投资者。比如众所周知的马斯克，正亲自操刀替特朗普裁减美国联邦政府规模，而在特朗普就职仪式上，美国最大的几家科技公司老板们几乎全部到齐。其他支持特朗普的知名科技公司还包括国防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头羊Palantir，以及一度风传将收购TikTok的甲骨文（Oracle）。
当然，除了这三股资本力量之外，还有一些地产、私募投资与虚拟货币相关的力量。这些资本本身并没有强烈的政治主张，更多的是因为私人关系和追逐利益而围绕在特朗普政府周围，其中包括特朗普任命的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原本就是纽约房地产行业的亿万富翁。而特朗普的几个子女没有一个参与本届政府，全部选择低调地进入私募资本进行投资行为。而特朗普在正式上任前发行的虚拟货币，至少为他带来3.5亿美元的收入。
当然，尽管美国实业资本、金融资本和硅谷资本这三股力量在支持特朗普上台方面利益一致，但三者的诉求也有不同的侧重点。
美国重工业实业资本和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最为一致，让美国再工业化是他们的核心目标，而这个目标目前也是美国很多政客的共识。
很多人会觉得美国重新工业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有着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比如在美国本地制造工业产品成本过高、缺少技术工人等等，总结下来就是绝大多数时候在美国制造并不划算，无法与外国商品进行市场竞争。
但是，美国政界是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制造业衰落持续下去，再过一二十年，美国连自己的武器装备都可能造不出来。而造不出武器的军队就会丧失军事优势地位，从而导致美国霸权的崩溃。所以，美国两党都提出各种政策来促进再工业化的进程。
美国重工业资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关税，这也是特朗普最喜欢的词。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多次实施的钢铁关税，以及否决日本资本对美国钢铁公司的并购，也是为了满足这个集团的利益需要。
当然，在特朗普的视角里，如果只给中国加关税，只会导致中国的商品通过第三国继续流入美国；只有对所有地方都加关税，才能逼迫产业资本老老实实地投资美国本土。于是，我们看到特朗普每隔两三天就对最忠诚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发出关税威胁，虽然每次都是进两步退一步，但到3月7日的时候，加拿大七成的出口美国的商品和墨西哥一半的出口美国商品已被加了25%的关税。从4月初起，美国还会依据所谓对等原则，对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增加关税。至于其他针对特定行业（钢铁、汽车、轮船、芯片、医药）的关税更是数不过来。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资本从来都是美国各届政府的核心支柱力量。当然，美国的金融资本内部也存在很多不同的政策倾向。
本届特朗普政府里面的主要政策推手，还是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候选人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斯蒂芬·米兰在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几家中型对冲基金就职，以前默默无名，但过去几年他的主张获得了特朗普的青睐。他在2024年11月发布了一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他自己对特朗普经济和货币政策思路的解释；不久前，中文互联网上热传的所谓“海湖庄园协议”的原始出处就是这篇论文（贝森特在担任财长前也曾有类似想法，预测未来几年会有某种重大的经济秩序重组）。
根据斯蒂芬·米兰的解释，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的终极目的就是美国的重新工业化。但是美国重新工业化的一个关键障碍是美元汇率过高（相应的人民币汇率太低），这导致美国商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而造成美元汇率过高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元霸权地位，全世界都需要使用美元，造成美元供不应求。但是美元霸权地位是美国可以无限印钱的根本保障，这是美国不能放弃的特权。事实上，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还认为美元霸权是一个负担，可以放弃，但到2024年上任前，他在斯蒂芬·米兰等人的影响下改变主张，已经威胁金砖国家不要与美元霸权进行竞争。
因此，在维护美元霸权的前提下，特朗普必须另辟蹊径来让美元汇率下降，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便由此出现。
资料图：斯蒂芬·米兰 华尔街日报
这个政策的范本当然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签订的广场协议。在“海湖庄园协议”的设想中，美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签订协议，要求这些经济体将手中的美国国债兑换成超长期（100年）的不可交易不付利息的特殊债券，然后通过美联储与其他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来保障国际上的美元流动性。这样锁定了各国央行手里的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同时减少了金融市场对美国国债的需求。而美国国债是最主要的美元资产，各国央行不再需要购买并持有普通美国国债，那就相当于对于美元的需求下降，美元汇率下降，美国产品竞争力上升，再加上关税保护，美国再工业化顺利达成，完美！
可问题是，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凭什么同意将手里的普通美国国债换成100年期的、不能交易且没有利息的美国特种债券呢？在斯蒂芬·米兰的设想中，那当然是因为大家都需要强大的美国军事保护以及低关税来进入美国市场。
但是在外国的视角里，“海湖庄园协议”要求外国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将自己辛苦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美国，拿到美元以后向本国央行兑换货币，外国央行口袋里的美元储备只能买那些100年不能兑换、不能出售、没有利息收入的“债券”，变相成为废纸。
外国央行平时急需美元的时候只能找美联储借，还的时候还得给美联储利息。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抢劫。看看最近乌克兰相关的新闻，再对照斯蒂芬·米兰的论文，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正在一步步落实。
对特朗普上台功劳最大的硅谷新贵集团来说，他们的利益诉求又有些不同之处。在他们看来，拥有庞大资源的联邦政府对于硅谷科技的监管威胁，以及政府将这些资源浪费在老钱集团的“落后产能”上，束缚了硅谷新贵的手脚。因此，裁撤和削减政府规模，放松对新科技研发和使用的限制，同时让硅谷科技更大规模地进入政府系统是以马斯克为首的硅谷资本集团的核心诉求。我在去年的文章中已对此做过详细的分析。
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里面，除了他自己公司的员工，还有大量硅谷科技公司的高管人员、甚至是大公司创始人加入。政府许多关键岗位要么是硅谷资本的自家人，比如副总统万斯，要么是硅谷资本推出的代理人，比如国防部长彼得·海格塞斯。
在他们眼中，由于人力成本的劣势，美国再工业化离不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加持。而许多硅谷精英认定人工智能将在未来2-5年间出现质的飞跃，届时将对国防、情报以及生产力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硅谷精英们相信人工智能的前沿竞争只有中美两国有资格角逐，美国必须通过芯片禁运来阻挠中国进步，抢先进入人工智能的质变时代来获取在军事能力和经济生产力上对中国的代差优势。即使在DeepSeek出现后的今天，这些硅谷精英的思路仍然没有改变。
不久前，万斯在欧洲人工智能峰会上的发言已经充分表明了硅谷资本控制下的美国政府态度，即美国会不顾一切安全和道德方面的负面影响，全力推进人工智能的全面铺开和发展；老欧洲最好认清形势，不要以监管作为借口来阻挠美国科技企业的市场扩张。
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中的三股资本势力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让美国再工业化；但其各自政策诉求的重点有一定差异，实体资本推动全面关税，金融资本企图平衡降低美元汇率和维持美元霸权之间的矛盾，硅谷科技资本重心在于维护自身在人工智能科技方面的优势地位。在美国社会高通胀、高负债、反移民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就连作为经济政策操盘手的斯蒂芬·米兰也承认要达到最终目的的难度很高。
但是不管美国能否实现再工业化，在特朗普政府推动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对于中国经济带来的威胁和挑战绝不轻松。现在正值国内酝酿讨论未来经济发展策略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认识到美国再工业化的战略不局限于特朗普这一届政府，而是贯穿美国未来的一个长期政策目标，这样中国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应政策，来推动国内持久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