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3年北平的冬天，北风似乎比往年更为刺骨，穿过北平空旷的街道，卷起一阵阵尘土和纸屑，仿佛连风都在哀号这座城市的不幸。路上行人匆匆，纷纷裹紧破旧的棉衣，领口和帽檐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警惕而忧虑的眼神，彼此之间鲜有交谈，沉默成了他们自我保护的盔甲。城墙下，不
1943年北平的冬天，北风似乎比往年更为刺骨，穿过北平空旷的街道，卷起一阵阵尘土和纸屑，仿佛连风都在哀号这座城市的不幸。路上行人匆匆，纷纷裹紧破旧的棉衣，领口和帽檐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警惕而忧虑的眼神，彼此之间鲜有交谈，沉默成了他们自我保护的盔甲。城墙下，不时有日军的巡逻队经过，皮靴在积雪上留下深深的脚印，只留下一地的污浊和狼狈。
这是1937年北平沦陷后的第五个年头，昔日红墙黄瓦映照下古城所蕴藏的宁静繁华被日寇铁骑无情地撕碎，这个曾经英才荟萃的宝地已然变成了一片被战争阴影笼罩的焦土，无处安放一张平静的课桌，无处容下一个自由的灵魂。
傅惟慈便是在这样的光景下离开北平奔赴祖国大后方的，在沁阳、西安、重庆多地辗转，终于拿到了教育部准许自己在浙江大学借读的批文，继而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浙大求学生活。这些在战火中与琅琅读书声相伴的日子，对于彼时流亡内地的学生傅惟慈而言，是一段弥足珍贵的岁月，塑造了一个学者的灵魂，也铸就了一个文人的情怀。
傅惟慈（1923年—2014年3月16日）
傅惟慈这位翻译家，在一生的光阴里翻译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月亮与六便士》《狱中书简》《席勒评传》《问题的核心》……翻译语言横跨英语、西语、德语、匈牙利语，研究领域囊括欧洲文学、东方语言学和翻译学。即便是在晚年，这位有着神奇译笔的传奇人物，依然用饱含深情的语调回忆自己在浙大求学的岁月，感怀这段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奠基开路的时光。
学外语
1942年，中学毕业后的傅惟慈，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先是考入了辅仁大学西语系，在那里开始了对英语和德语的系统学习。他的语言天赋如同一颗种子，在辅仁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次年，随着战火的蔓延，他毅然决然地奔赴内地，最终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继续他的学业。
然而，语言天赋出众的傅惟慈走上外语翻译道路却颇有些波折，当年这位流亡西部的穷学生迫于生计，筹谋着转系去文学历史系以享受师范生免学费的优待。此时的他仅仅将外语作为自修的课业。所幸新生入学测试他的外语和国文成绩高居榜首，于是外语系主任费培杰老师亲自找到他，告知会有他的名额，并给予他教学助教的职位。傅惟慈这才放心下来，大后方求学的经济问题得以纾解，他在浙大永兴分校的外语学习生涯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傅惟慈学习的第一年是在浙大永兴分校度过的。费培杰老师，这位来自贵州的学者，以其深厚的学识和对音乐的热爱，成了傅惟慈外语学习路上的引路人。在永兴分校的日子里，费老师自己编写教材，主授英语精读和语音学，教外文系学生英文语句声调时，有时会借助一支笛子，吹奏出高低音调示范。在正课之外，他每周又增加两节英语辅助课，并为之编了一套简易教材，通过问答，既让同学熟悉英语基本句型，又扩大了词汇，纠正学生发音。傅惟慈尽管语言功底了得，远超其他同学，却也一节不落地参加了辅导。战火纷飞的年代能有一方净土容身求学已是幸事，英语广播和录音设备更是奢望。但也正因为此，傅惟慈无比地珍惜所有听、说英语的机会。后来即使因为费老师身体抱恙缺席课堂，傅惟慈一批求知若渴的外语系学子也自发组织共同学习。
浙大永兴分校外语系除了费老师外，还有三位教公共英语的教师。公共英语课的授课方式也颇为精妙：学生按程度分成三个班，三位教师各准备一个学期三分之一教材，同一教材，轮换为各班上课，既节约了教师的备课时间，学生也可以吸收每个教师的长处。这三位老师以各自的方式，为傅惟慈的外语学习之路增添了不同的色彩。南京口音的老师矮胖矮胖，虽然傅惟慈已忘记了他的姓名，但他为人的憨厚宽容、对教学的投入和热情，却深深感染了班级里的同学，给傅惟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雪峰和冯斐两位老师，他们的文学造诣和对诗歌的热爱，更是激发了傅惟慈对文学的向往。冯斐为学生选定的教材中有济慈、雪莱的诗，这与当时痴迷诗歌、沉醉在文学美梦当中的傅惟慈一拍即合；宋雪峰的课堂上更是有不少有关诗歌翻译同写作的谈论，其人也与傅惟慈的文学偶像赵瑞蕻关系匪浅。彼时正值年少的傅惟慈总是以既新鲜又崇拜的眼光看着这些博学强识的老师们，尽管羞于将自己稚嫩的文学习作拿出来与老师一同鉴赏，他的译笔却一刻也没有停下。
在永兴分校的第二年春季，张君川老师的到来，为傅惟慈的外语学习带来了新的契机。这位思想进步的老师，不仅在教学上循循善诱，更是在课后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引导他们认清国内形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张老师对德国文学的热爱，更是点燃了傅惟慈对德语学习的热切渴望。傅惟慈早先便自己学过德文，也胡乱涂抹过几首德语小诗。在张老师的单独辅导下，傅惟慈开始接触歌德、海涅、荷尔德林等德国诗人的作品，阅读了不少德国诗歌。1944年秋，在张老师的关照下，在遵义读外语系二年级的傅惟慈继续作为一名工读生为田德望先生的德语教材刻钢板，在日常点滴的工作与交流中汲取了不少德语学习的灵感。
在遵义的青山绿水间，傅惟慈的外语学习之旅如同一幅精致的工笔画，每一笔都蕴含着深厚的学养与不懈的追求。在这座历史名城的浙江大学分校，他的经历如同一首充满韵律的诗，既有平仄的严谨，又有意境的深远。这段波折却也富有收获的学习之旅，为傅惟慈此后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译锋初试
傅惟慈一生著作等身，这位翻译了托马斯·曼、亨利希·曼、S. 毛姆、格雷厄姆·格林、塞林格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家，在晚年回忆起自己走上翻译道路的原委时这样说道，“流浪和文学是一生梦想”，选择翻译也更多是为了追求理想的“自由”。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傅惟慈的翻译尝试就像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探险。他以一颗对语言艺术无比热爱的心，开始了对文字的精心雕琢。埃及青年翻译家米拉·艾哈迈德曾如此形容文学翻译，称其“犹如管弦乐队的指挥，要协调不同乐器，在独奏与合奏间切换，最终翻译而成的文学作品才能成为一件难得的艺术品”。而傅惟慈的翻译之路也正是如此，从他对诗歌文学的热爱开始。
战时大后方物资紧缺，年轻的傅惟慈心中，无时无刻不受着一股强烈的文学饥渴的灼烧。永兴的图书馆可以借到的英文书只是抗战前商务版的《莎士乐府》《伊尔文见闻录》《威克斐牧师传》等二三十种老书，然而他也仍然从这些泛黄的书页中探寻文字的奥义。宋雪峰老师在后方报刊上发表翻译的法国象征派诗歌，傅惟慈也总是抄下来赏读，遵照着老师所谈论的诗歌翻译和创作的技巧，他也时不时涂抹几首稚嫩的习作。
在遵义的岁月里，他不仅在课堂上汲取知识的养分，更在课后的闲暇时光中，尝试着将那些触动他心灵的德语诗歌，转化为中文的韵律。他最初翻译的，是自己手头仅有的一本上海盗印本的《奥托德语口语及语法》。书后附有几首小诗，他便在闲暇时把其中一两首翻译成中文。这些还不成熟的小小尝试受到张君川老师的鼓励指导，在老师的帮助下，他用自己年轻的译笔，将歌德的哲思、海涅的浪漫、荷尔德林的梦幻，都化作了一行行充满诗意的中文，虽然稚嫩，却充满了探索的勇气和对美的追求。
进入二年级的傅惟慈，翻译和文学热情越发高涨，从图书馆借了一些玄奥晦涩的作品，比如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19世纪后半叶的唯美派、无神论诗人斯温伯恩，虽然完全理解透彻这些玄妙的诗篇对他而言尚有难度，但他仍然凭着浓厚的兴趣和高超的天赋时时捧读。恩师张君川老师平素教给他的分析方法也在这时派上了用场，傅惟慈也在后来回忆说：“若干年后，我翻译了两三部德国文学重头著作，不能不感谢君川师那时对我的培育。”
他翻译的第一首诗歌，或许只是简单的几行，但却是他翻译生涯的起点。在那个没有多少参考资料的年代，他凭借着对语言的敏感和对诗歌的理解，一字一句地推敲，力求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传达出诗作的意境和情感。
课余时光
“我喜欢到处玩，到处跑。我的人生观就是，一切都是作为游戏，要寻找些乐趣。”这是傅惟慈对自己性格的评价。生在哈尔滨的寒风里，青年时期的很长时间都在北平度过，家乡和住地相继沦丧，他只能一路辗转漂泊来到祖国后方。然而，对于他这个“乐天派”而言，流浪和漂泊也是一场人生的历险，乐趣无穷。
纷飞的战火中，西迁的学子们求学热情丝毫不减，课余时间更是组织起了许许多多饶有趣味的活动，而傅惟慈，正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遵义的文庙街，这条幽静老巷，离学校只不过几步之遥，此时已然成为傅惟慈这一批学子的课外活动场所。傅惟慈就住在文庙街的一幢小楼里，楼上一侧是外文系戏剧班活动的场地，那是一间近30米的厅房，位于楼梯左手。戏剧班几乎每周都在这里集会，研读戏剧，排练中外剧作片段，或者听张君川老师请来的外人做学术性报告。傅惟慈自言对戏剧和表演虽然兴趣不大，但这种增长知识，与同学交流思想的活动他也还是乐于参加的。他印象尤为深刻的一次活动是戏剧班排练曹禺的名剧《日出》，自己被赶鸭子上架硬分配了剧中方达生一个角色。虽然台词不多，但穿上不知从哪个同学那里借来的一身西装，马上就手足无措，连脚步也迈不开，傅惟慈后来回忆起这段青葱岁月也仍感到颇有些滑稽好笑。
诗歌爱好者傅惟慈的课余时光也一定少不了诗歌文学的陪伴，除了自己写译诗歌以自娱，傅惟慈还与外语系转校生杜念绍，两位才女同学杨孔娴、萧绿石一同成立了一个诗社，取名“黎明社”，以显示他们的朝气。日常闲暇时四人便凑到一处，单独聚会研讨新诗写作。当时还几人油印过两三本薄薄的册子。后来傅惟慈参军离开学校，抗战胜利后复员归来，油印小册子在杜念绍一人操持下已经发展成一本铅印刊物，而且流传到当时后方好几所学校的文学青年手中。多年以前傅惟慈译的一首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当你年老、发白、睡思昏沉，在炉火边打盹”也刊登在上面，成为后来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
清贫岁月里孤寂而又不安现状的灵魂总要找到些寄托之所，文学翻译是其一，音乐也是对傅惟慈而言极为重要的闲暇消遣。初到永兴，傅惟慈这个生活拮据的流亡学生颇有些无所适从，终日只能靠翻阅各种老旧书本打发时间。室友翁心梓的到来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些许新的活力。翁随身带来了一台舶来品手风琴，声音洪亮，音色优美，在当时人的眼里活脱脱是无比高级新鲜之物。翁心梓不只喜欢音乐，而且颇有组织才能，没过多久，他就把小旅舍的全体住户组成了一个合唱团。一群年轻人既唱聂耳、黄自作曲的中国歌曲，也唱福斯特的黑人歌曲和像《当我们年轻时候》那类美国经典电影歌曲。合唱团给傅惟慈在永兴上学的平凡、单调的日子带来了活跃的、生气勃勃的气氛。傅惟慈自己也说，“翁来了以后，我们这些只知道死读书的人仿佛被吹了一口仙气，开始手舞足蹈，准备上演一出话剧了”。
若用一个词来形容傅惟慈这位翻译家的话，最合适的大概是“自由探索的灵魂”。翻译家选择作品，往往求的是心灵的共鸣，比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或者傅雷的巴尔扎克，傅惟慈最心仪的作者无疑是格林和毛姆二人。对这位热衷旅行和钱币、足迹遍布全球的翻译家来说，翻译是另一种旅行方式。出生在家国前途最飘摇动荡的年代，他却从未以悲观或是消极的眼光回看自己生活的苦涩，并且一生坚持用译笔来探索时代、探索世界。
显然，如此豁达、潇洒的性格与傅惟慈早年的求学时光是分不开的，知识的浸润、恩师的指点令人胸怀宽广，兴趣的拓展、友谊的陪伴则铸就了那份对生活的乐天与旷达。“‘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中外哲人对生活的比喻，岂有万千，但印度政治家尼赫鲁的这一警句，却值得深思。是的，一个人的天资、门第、出生地——往大处说，国籍和肤色，以至出生时代，都如一张张发到手中的牌，个人并无选择余地，但在拿到这一手或好或坏的牌后，如何玩法，每个人却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傅惟慈回忆录中对自己人生这样的总结，无疑是对“自由的灵魂”一词最好的诠释。
来源：文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