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生存，人类最重要的适应行为就是创造和延续文化。正如本书论证的，人类的不同文化之所以能在无数逆境中生存下来，是因为具有诠释、适应或抵制更“强大”的霸权文化的能力。物种生存的关键是其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人类的不同族群能以独特的形态存活下来也正是因为具有文化适应
为了生存，人类最重要的适应行为就是创造和延续文化。正如本书论证的，人类的不同文化之所以能在无数逆境中生存下来，是因为具有诠释、适应或抵制更“强大”的霸权文化的能力。物种生存的关键是其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人类的不同族群能以独特的形态存活下来也正是因为具有文化适应性——传承前人长期积累的智慧，找到应对不同生存困境的办法。这种文化活力的奥秘和核心在于记忆。
记忆是一种记住的能力，是建构和重构过去的能力。“文化记忆”是由考古学家扬·阿斯曼最先在考古学领域引入的概念，他将其界定为“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其中包括两个概念即“回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和“对过去的指涉”（Vergangenheitsbezug）。通过回忆文化，我们的社会才得以确保在文化上保持连续性，借助文化记忆术，集体知识才能一代代流传下去，使后人能够重构他们的文化认同。在讨论文化记忆时，我们特别关注两个问题：（1 ）边缘群体在历史、政治和社会维度的生存状况；（2 ）思想观念作为一种抵抗形式所起到的作用。
如何界定文化，这取决于如何理解人类的一系列独特创造，包括语言、政治组织、仪式和庆典等。在思想观念上，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也有其他方式抵抗那些占统治地位并试图毁灭他们的文化势力。这些边缘化群体在历史上不得不为自己而战，进而在这个世界上争取一席之地。对墨西哥裔美国人、雅基人、穷人和策尔塔尔人而言，终其一生都身处寻求落脚之处的斗争，即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不仅有权在主流文化之外生存下去，而且有权在这个将其边缘化的全球化世界中蓬勃发展。
被边缘化、受到威胁的文化群体到哪里去寻找容身之所？所谓“容身之所”，可以指群体、景观和思想观念。比如，在受人尊敬的群体中获得自我认同，与他人相互扶助；对某个地方及其历史产生精神依恋；对共同的信仰怀有敬畏和好奇。我们认为，边缘群体对身份的寻求与宗教意识密不可分。宗教意识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精神观念，是人类为生存和繁衍而发展出来的独特观念。因此，我们将结合四个代表不同文化的案例，在不同维度上展示：通过将精神信仰与族群身份融合在一起，宗教意识是如何成为人们的抵抗途径的。书中涉及的四例个案分别是：瓜达卢佩圣母崇拜现象、雅基印第安人的秘密仪式、殉难的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Oscar Romero）的记忆叙事的演变、墨西哥恰帕斯的策尔塔尔人的文化融合。我们认为，通过解读宗教信仰这一具有情感容载性的（emotion-laden）文化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记忆何以成为当今世界抵制同化的强大根源。
人类学家发现，在距今五万多年前最早的智人——甚至十万多年前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的文化遗迹中显示出一种共性，即对宗教经验的敏感。宗教经验是对人类世俗经验的力量或世界的信仰超越。考古证据表明，在早期文化中我们的祖先已经意识到他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唯一的。在凭借日常经验可以感知的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力量或另一个世界。我们通过墓穴的遗迹、方位、壁画、雕像等很容易体会到这种信仰的存在。这些象征性元素代表对生命的敬畏、对彼世的想象，以及对人和宇宙间通灵力量的崇敬，正是这些促使我们思考：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宗教经验有什么不同？
这些反映古人死亡和丧葬习俗的考古证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日常生活中象征意义的连续性。众生皆有一死，死是人世间存在的普遍经验。然而，正是那些对普遍现象的诠释使之具有了宗教现象学意义。人类一直在创造和使用象征，用以诠释人的存在的方方面面。在这一过程中，情感因素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不仅存在于此生此世、还在后世仍具有意义和记忆的生活事件，我们如何以某种具有情感容载性的模式去进行解读？充满象征性并不断重复的仪式活动就是一种最典型的赋予生活事件情感体验的过程。
因此，我们会发现，无论男女老幼，古墓遗址里总会有一些与他们的生命经历相关的随葬品：食物、工具、宠物或其他物品。遗体按东西朝向安放，代表太阳东升西落，也代表人的出生、死亡和重生。古代文化中的土葬习俗通常与农耕播种的观念相关，认为人葬在土里来世才能重生。另外，将红赭石视为血和生命的象征也属于类似的丧葬习俗。
因此，从一个普通事件——肉身的死亡——中就可以窥见某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个体存在的意义可以代表整个群体的价值和意义。但还有些问题是人的普遍经验无法解答的。例如，人死以后，生命力去了哪里？通过观察自然，人们能感受到生命的循环更迭，植物每年会发芽生长，又会在某个时间点枯萎死亡。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能够将这些普通经验转化为敬畏、惊叹和尊重，使其成为族群的生命力，进而把这些代代相传的意义内化到文化结构之中。
宗教的功能之一是回答世界如何产生、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试图为生活中的一切给出本质性的解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宗教试图对最玄奥的问题给出答案。当我们试图赋予每件事意义时，宗教使我们的存在本身变得有意义，它约束了道德秩序，由此也维持了一个民族的社会秩序。无论一神信仰还是多神信仰，通过使我们与祖先的神灵相通，宗教确认了我们的存在。它联结了此时此地与来生来世。它增强了我们人类理解全部经验——如死亡、疾病、饥荒、出生或苦难——的能力，使我们共同的生命体验变得更有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宗教增强了人的凝聚力。一个族群如何看待世界，为什么会确立某种价值观，产生某种情绪，做某种行为和选择，都表现在其宗教经验中。
因此，关乎人类生存的文化再生产不仅是生物学上的代际繁衍，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对集体记忆和历史身份认同的研究表明，语言、宗教习俗和日常生活方式等因素对保持人们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生存至关重要。
“血里的东西是抹不掉的”是一种描述或隐喻，血是人生命的载体，也是他与祖辈相连接的纽带。作为生命之源的血代表着人们对族群在情感上、直觉上的联结，无须患得患失，无关是非对错。血还代表真理，这个真理需得到“领会”，不需要外界的肯定或确认；它呈现在叙事、仪式戏剧和庆典之中。
在本书中，文化记忆（也可以看作一种血对血的召唤，一种对真理的召唤）是一种记忆的建构要素。以美洲四个不同的文化群体为案例，我们将界定并解释这些要素，考察文化记忆的四个不同方面：形象、秘密、叙事和融合性。对各个案例的分析均有所侧重，分别关注记忆如何（1 ）解放受压迫者；（2 ）为记忆的传递提供媒介；（3 ）传达代际间的情感；（4 ）促使某个民族同心同德。
在考察这些文化现象时，我们会以小节的形式来展示和分析其内容、传播方式、影响源流，包括考察这些记忆的代际传递。我们将通过以下案例探讨文化记忆的四个方面：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及其对瓜达卢佩圣母崇拜的热衷、雅基人及其秘密和仪式对维护其文化身份的作用、关于圣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的文化记忆在穷人教会和殉道者中不断演化，以及墨西哥恰帕斯州信奉天主教的策尔塔尔玛雅人的文化融合行为。
为什么记忆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足以让一个民族即使在经历几近种族灭绝的杀戮之后还能幸存下来？对犹太人而言，记忆是生存的关键，长久以来，他们的身份一直与压迫和抵抗联系在一起。《出埃及记》记述了犹太人重要的民族记忆，对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具有启示意义。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说过，勇于反思的基督徒应该明白，在奥斯维辛遇难的不是犹太人，而是基督教。奥斯维辛之后，犹太人的神学问题就不仅是“上帝何在？”还要追问“人性何在？”天主教神学家约翰·巴普蒂斯特·梅茨（Johann Baptist Metz）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说记忆的激情是唯一“向我们敞开的人性的普遍范畴……我并不认为记忆只是用来确认我们和确保我们的身份的——恰恰相反，它对我们牢牢守护不敢示人的身份提出了质疑。这是一种‘危险’的记忆……这种记忆让我们没有因为灾难而满腔恨意，而是学会反思其他人的苦难。”这段共同记忆里不仅铭刻着人性尤其是基督教人性的沉沦，也象征着所有犹太人的生存受到的威胁。
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瓜达卢佩圣母无疑是墨西哥裔美国人最重要的精神和文化象征。本书作者珍妮特·罗德里格斯的早期研究关注的是瓜达卢佩圣母的记忆如何在民族文化中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方式流传，并最终融入他们的价值观。对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说，信奉瓜达卢佩圣母体现了他们对本民族价值观的认同，是对他们自身文化和传统的积极肯定，这一信仰强化了他们的族群公共意识。
我们的同事胡安·阿尔瓦雷斯（Juan Alvarez）是一位纳瓦特尔裔学者，在他看来，墨西哥裔美国人不会去思考瓜达卢佩圣母的意义，就像我们不会去思考血管里流动的血一样，因为那是与生俱来的。只有某种充满挫败感的危机才会触发真正的“思考”，平时人们是根本不会去“思考”的。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曾经说过：
如果不经历危机，人们根本不可能去思考这些问题：我存在于何处？我如何存在？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任何危机。然而，危机是思考的必要条件，危机越彻底、越严重，人们才越有可能真正地思考。“危机”的希腊语词根是动词krinein，意为“评判”，但后来衍生出来的意思却让它偏离了原义。
雅基人代表着一种文化，即五百年来，他们历经各种征服、奴役、宗教和民间迫害，尽管这种力量摧毁了许多其他土著文化，但雅基人的文化却仍然得以生存，并保持着生机。雅基人强大的凝聚力来自他们大量的秘密社团和仪式，这些社团和仪式具有很强的适应力，没有被现代文化或耶稣会士的努力所颠覆。雅基人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文化机制上的智慧：不抗拒文化适应，但同时严守家族内部的仪式制度以保持族群身份。雅基文化的特点是本族思想观念的影响无所不在，而思想观念便是基于我们所说的文化记忆。
关于殉难的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罗梅罗的记忆仍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虽然关于罗梅罗的记忆与中美洲的地缘政治因素和当时的抵抗运动背景密切相关，但也牵涉到一个重要话题——信仰，尤其是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信仰。人们对罗梅罗的记忆越来越多地引发人们对抵抗的思考和感受，以及对其他神父、修女和世俗民众的悼念，因为他们和罗梅罗一样由于和被压迫者站在同一条战线而遭杀害。更具体地说，罗梅罗的故事唤起了人们对穷人教会和殉道者的记忆。信奉天主教的策尔塔尔玛雅人也提供了一个当代文化融合的典型案例。
我们选择这四个案例是因为它们本身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每一个都体现了文化记忆在地理、政治或宗教群体中的独特意义。我们无意于进行一般的比较分析，而是试图探索以下问题：文化记忆是如何维持集体信念，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在面对不公正待遇时它又是如何激发民族尊严，促使人们进行反抗的？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有历史研究、现场考察、结构化访谈及随机访谈等，旨在融合文化人类学家福蒂尔在民族志领域的专长和解放神学家罗德里格斯在分析诠释方面的专长。对我们来说，这本书既是一个描述现实生活中关于信仰和身份的文化文本，也是对这一文化文本本身的诠释，旨在就文化记忆问题展开积极的论述。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阐述的那样，以具有反思性的民族志呈现，以历史语境化的叙述及神学诠释为联结点，下文的四个激动人心的案例都关乎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的生存经历，以及它们如何为了保持文化独特性而进行抵抗和积极协商。
选摘自《文化记忆——抵抗、信仰与身份》，〔美〕珍妮特·罗德里格斯、〔美〕特德·福蒂尔著，李娟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
【内容简介】
记忆对人类历史的延续至关重要。当记忆成为群体认同的来源，成为充满情感寄托的创造性过程，它作为文化生存机制的重要性便由此显露。本书的两位作者——解放神学家珍妮特·罗德里格斯、文化人类学家特德·福蒂尔——借助四个精彩案例试图探究以下问题：文化记忆有何作用？它维持集体信念，保持文化独特性的机制何在？在面对文化压迫时它如何增强民族凝聚力，促使人们进行反抗？四个案例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文化记忆在身份认同、信仰延续和文化抵抗中的价值。本书旨在就边缘文化群体的文化记忆问题展开多角度论述，以体现理解文化记忆问题的多种可行性方法。
本文转自 | 新史学2022
来源：再建巴别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