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大爷搬走那天，没有什么声响。我从窗户探出头，只看见他佝偻的背影，拖着半人高的编织袋，消失在巷子尽头。这是我在这个小区见过最轻的告别。

刘大爷搬走那天，没有什么声响。我从窗户探出头，只看见他佝偻的背影，拖着半人高的编织袋，消失在巷子尽头。这是我在这个小区见过最轻的告别。

那天早上六点多，我还在睡梦中，门铃响了两下。隔着猫眼，刘大爷的脸被放大，显得格外深陷的眼窝里闪着不太确定的光。

“小李，麻烦开下门。”

我连拖鞋都来不及穿，赤脚站在地板上。刘大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裤腿上还有昨天的泥点。他手里捧着个深褐色的本子，皮面已经开裂。

“我今天搬走，去养老院了。”他低着头说，“这个给你。”

我没接，下意识地问：“您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刘大爷没回答，只是把本子往我怀里塞。临走前，他用满是老茧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看看。”

我打开本子的第一页，就愣住了。

刘大爷在我们育才小区已经住了四十多年，是开发商分给老职工的福利房。七十年代的老小区，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挂在楼间，夏天经常跳闸。

小区里的人对刘大爷的印象只有一个：捡破烂的老头。每天早上四五点，他就推着吱呀作响的三轮车出门，天黑才回来。车上永远堆着纸箱、塑料瓶和不知从哪淘来的破铜烂铁。

“看他那样，跟要饭的也差不多。”楼下卖馒头的张大姐常这么说。

确实，刘大爷的三居室里几乎没什么值钱东西。电视是别人换新的淘汰下来的，沙发上的破洞用报纸糊着，冰箱上的铁皮都锈出了花。唯一让人觉得不协调的，是他厨房里有个进口咖啡机，据说是他儿子从国外带回来的。但从没见他用过，上面积了厚厚一层灰。

“他儿子好像在美国？”有人这么猜测过。

“要真在美国，还用他老头子捡破烂？”另一个声音反驳。

关于刘大爷的儿子，小区里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出国做生意去了，有人说是离家出走，还有人说是在哪场意外中去世了。刘大爷从来不谈，我们也就逐渐不问。

我和刘大爷熟起来，是因为一次意外。

两年前的夏天，我加班到深夜回来，在单元门口发现刘大爷倒在地上。他的三轮车翻在一边，破烂撒了一地，而他躺在那里，一只手还紧紧抓着个塑料袋。

那天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混杂着隔壁病房传来的咳嗽声。医生说是中暑加劳累过度，没什么大碍，但建议住院观察一晚。

“不住了，回家。”刘大爷执拗地要穿鞋。

我按住他：“医生都说了，观察一晚。”

“那个袋子呢？”他突然紧张起来。

“在这儿呢，”我从椅子下拿出那个脏兮兮的塑料袋，“一直帮你拿着呢。”

他这才放松下来，又躺回病床。他闭上眼睛时，我注意到他的眼角有一道深深的疤痕，像是被什么东西划伤过。

第二天办出院时，我才知道刘大爷居然没有医保。那一晚的费用不算贵，但对一个捡破烂的老人来说也不是小数目。我主动付了钱，但他坚持要我记下来，说一定会还。

“不用了，大爷。”

“必须记着。”他很固执，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认真地写下了日期和金额。

回去的路上，他罕见地主动和我说话。

“小李，你是做啥工作的？”

“写代码的，就是弄电脑的。”

他点点头，像是理解了，又像是完全没懂。然后他说了句让我意外的话：“挺好，干干净净的工作。”

从那以后，我偶尔会帮刘大爷提东西上楼，他有时候会给我送几个刚捡来的塑料瓶，说是让我喝水用。我总是笑着收下，然后悄悄扔掉。

有一次，我看见刘大爷在小区垃圾桶旁蹲着，小心翼翼地擦拭一个被丢弃的相框。玻璃已经碎了，但里面的照片还完好——是一个年轻女孩的笑脸。他把相框妥善地放进袋子，动作轻得像是在安置一件珍宝。

“捡到宝贝了？”我随口问道。

他被吓了一跳，连忙把袋子藏到身后，但看清是我后，又慢慢放松下来。

“这不是，就是看着可惜。”

“给自己留着？”

刘大爷没回答，只是把头转向远处，看着小区门口那棵老槐树，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

“人啊，总得给自己留点念想。”过了好久，他才低声说。

我翻开刘大爷留给我的账本，第一页是密密麻麻的日期和金额。有的字迹工整，有的潦草得难以辨认。这些记录从1982年开始，一直到去年。最初的几年金额都很小，五块、十块，到了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三位数。

每一笔后面都有人名。有的只出现过一次，有的则反复出现。

王淑芬，1982年3月，20元，急用。 李德林，1982年8月，15元，修车。 孙桂芝，1983年1月，50元，母亲过世。 刘建国，1983年4月，30元，上学。 ……

我随手翻到中间，发现了我的名字：

李明，2023年7月，328元，住院。

我愣住了。这是刘大爷的借条账本？难道他这些年来一直靠借钱生活？但以他的收入，怎么可能借出这么多钱？

我想起刘大爷的三轮车，想起他每天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破烂，想起他那件永远洗不干净的工装。他怎么可能有钱借给别人？

继续往后翻，我注意到有些名字后面多了一个小小的勾，有些则是叉。

正当我疑惑不解时，一张照片从本子中滑落。照片已经泛黄，边缘有些卷曲。上面是年轻时的刘大爷，旁边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两人站在一座大楼前，笑得灿烂。男孩手里举着一张证书，刘大爷一只手搭在他肩上，满脸自豪。照片背面写着：建辉高考成绩全省第三，1992年6月。

建辉？是他儿子吗？

我想起小区里流传的各种传言，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接着翻，我在账本的后几页发现了截然不同的记录。

2001年3月，医院检查，2600元。 2001年4月，化疗第一次，8000元。 2001年5月，化疗第二次，8000元。 …… 2002年1月，手术，32000元。 ……

最后两行记录让我心里一沉：

2002年6月，后事，15000元。 2002年6月，墓地，20000元。

账本的最后几页贴着各种收据和证明，有医院的，有殡仪馆的，还有一张报纸剪报，标题是《我市高考状元不敌白血病去世，生前立志攻克癌症》。文章的配图，正是刘大爷和那个男孩的合影。

一切突然明晰起来。刘大爷不是借钱，而是借出去的钱。他靠捡破烂维持生活，却一直借钱给需要帮助的人。而他的儿子，那个叫建辉的高考状元，已经在二十多年前离开了。

天黑了，我合上账本，抬头看向窗外。小区的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勾勒出一条通往远方的光路。

我拿起手机，找到了刘大爷儿子的墓地位置。决定明天就去看看。刚要放下手机，一条消息弹出来：“李哥，借我两千块钱急用，下周就还。”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小张。我们平时关系还不错，经常一起打球，但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借钱了，上次的五百至今没还。

我的手指在屏幕上犹豫了一下，正要回绝，突然想起了刘大爷攥着塑料袋的那只粗糙的手，和他说过的那句”人啊，总得给自己留点念想”。

我删掉了已经打好的拒绝词，回复道：“好，马上转给你。”

然后，我从抽屉里找出一个没用过的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

张磊，2025年3月8日，2000元，急用。

窗外下起了小雨，雨滴打在老旧的空调外机上，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我想起刘大爷那天离开时的背影，想起他厨房里那台落满灰尘的咖啡机。想起这些年他从不缺席的每个清晨，想起他在垃圾堆旁认真擦拭相框的样子。

我站起身，走到阳台，望向刘大爷家的方向。他的窗户黑着，但我总觉得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也许是回忆，也许是传承，也许只是一本普通的账本，记录着一个不普通的人生。

养老院那边的电话我还没打，不知道他住得习惯不习惯。但我知道，明天我应该去看他，带上这些年他借出去但没要回来的钱。不是所有人都会还，但总有人要把这个接力棒接下去。

一滴雨水落在我的脸上，凉凉的，像刘大爷那天拍在我肩上的手。

后来我才知道，刘大爷在小区里借出去的钱总共有十几万。有人还了，有人没还，有人忘了，还有人装作忘了。但他从来不催，也不提醒，只是默默地在那个破旧的本子上做着记录。

而他的儿子，那个满怀希望要攻克癌症的高考状元，如果活着，现在应该和我差不多大。

最让我意外的是，刘大爷住的不是普通养老院，而是城郊那家条件很好的私立养老机构，每个月的费用要七八千。大爷一辈子捡破烂，怎么可能负担得起？

直到上周，我在养老院遇见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告诉我，自己是二十五年前被刘大爷资助上大学的。现在做了医院院长，每个月都会来看望刘大爷，并支付他的养老费用。

“当年我父亲重病，家里揭不开锅，是刘大爷借给我两千块钱交学费。后来我毕业了，找他还钱，他说那钱是他儿子让他借给我的。”男人顿了顿，“实际上，他儿子那时候已经去世三年了。”

我想起账本上那些名字后面的勾和叉。原来勾表示已经还了，叉则是刘大爷主动免去的。

回家路上，我路过一家咖啡店，想起刘大爷厨房里那台落满灰尘的咖啡机。突然明白了那是他给儿子准备的，等着儿子学成归来用的。只是，那个归期再也没有到来。

我买了杯咖啡，带去了刘大爷墓前的那杯咖啡。细雨中，我站在墓碑前，看着照片上那个年轻的笑脸。他和刘大爷长得很像，尤其是眼睛，透着倔强的光。

“你爸过得很好，”我轻声说，“他把你的路走完了。”

咖啡的香气在雨中弥散，墓碑上的水珠滚落，像是安静的回应。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