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以下简称“《演义》”），又名《七十二朝四书人物演义》，是明代一部较为特殊的通俗白话小说。关于该书作者为谁，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以下简称“《演义》”），又名《七十二朝四书人物演义》，是明代一部较为特殊的通俗白话小说。关于该书作者为谁，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台湾孙秀君教授在其论文《作者研究》（以下简称“孙《研究》”）中指出，《演义》作者“牵扯到对当代及后世影响甚大、《功过格》的提倡者——袁黄（袁了凡）”，并判断“有可能是袁黄或与袁黄有关的人——朋友或晚辈，而非其门生”[1]；黄强、王玉超二位教授《为袁黄所作考》（以下简称“黄、王《考》”）通过详细考证，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该书确为袁黄所作。[2]

袁黄作为“《明儒学案》所不收”，却“和《明儒学案》中的若干位又实在不无交涉的人”[3]，不失为晚明著名思想人物，这也使关于《演义》作者的考证研究更具价值与意义。

笔者研究袁黄有年，曾就袁氏生平、著作及其学派归属做过一番考据梳理，以本人一得之愚，《演义》的作者虽然限于现存史料的匮乏难以详考，但其不可能出自袁氏之手。

本文试图从袁氏生平与思想特色入手，分析阐明其不可能创作《演义》的主客观原因，并就有关学者的观点和论证加以考据辨析，进一步证明：如称该书作者受到袁氏著作及思想影响，较为合乎情理；若谓该书为袁氏所作，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一、袁黄生平与思想特色

袁黄，初名表，字坤仪，初号学海，因“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遂改号了凡，世称了凡先生。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生于浙江嘉善魏塘镇，家族世代“以医为业”，自袁黄始致力于科举。

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至万历二十年（1592）任北直隶通州府宝坻知县，后升兵部职方司主事。

万历二十年（1592），适逢朝鲜“壬辰倭乱”（“万历朝鲜之役”），受兵部左侍郎经略朝鲜、蓟辽等处军务宋应昌举荐，以“军前赞画”身份入朝抗倭，数月余被弹劾而遭“削籍”，返乡后居于吴江赵田，万历三十四年（1606）去世。

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征倭功”，追赠其“尚宝司少卿”。清乾隆二年（1737），入祀魏塘书院“六贤祠”。[4]

近代以来，袁黄之名往往与《了凡四训》联系在一起。这一由他人辑录袁氏文字而成的善书[5]文本，[6]借助佛教寺庙、居士团体的力量，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该书的盛行，使袁氏的思想史形象在数百年之间经历了一个变迁：

在同时人殷迈（1512-1577）眼中，袁氏乃“博洽淹贯之儒”[7]；晚明刘宗周（1578-1645）亦云，“了凡，学儒者也”[8]；在明末清初的朱鹤龄（1606-1683）眼中，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通儒”[9]；而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的《居士传》中，在有居士身份的彭绍升（1740-1796）笔下，袁氏俨然成为“真诚恳挚”、“以祸福因果导人”的佛教居士。[10]

诚然，袁氏本身的确有着浓厚佛教色彩和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其晚年居家修持，亦确有“了凡居士”[11]之称；但倘若认真考察他“儒生——儒士——儒吏——乡绅”的生命轨迹，知晓他曾以“兵部职方司主事”身份“调护诸军”出征朝鲜，并“以亲兵千余破倭将清正于咸境，三战斩馘二百二十五级，俘其先锋将叶实”[12]的真实历史，就会感觉民间社会习以为常的“了凡居士”形象并不全面。

居士仅仅是袁氏面相之一，作为王畿（1498-1583）的门人、王阳明（1472-1529）的再传弟子，他堪称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更是深得“内圣外王”之道的儒家士大夫。[13]

二、《演义》的成书及性质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又名《七十二朝四书人物演义》（以下简称《演义》），是明代的一部较为特殊的白话通俗小说集，共四十卷，每卷独立成篇。因其描写的“四书”人物属于春秋列朝，“那时天下有七十二国”（卷三十五），故称之为“七十二朝人物”。

相较于明代其他白话通俗小说，《演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四十篇文字正文故事和人物皆源于“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每卷题目均为“四书”原句。例如：

卷之一、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

卷之二、子路问强

卷之三、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

卷之四、宰予昼寝

卷之五、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

卷之六、臧文仲居蔡

卷之七、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

卷之八、孰谓微生高直

卷之九、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

卷之十、有澹台灭明者

卷十一、孝哉闵子骞

卷十二、叶公问政

…………

据孙楷第先生考证，《演义》有明刊本，日本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藏；光绪丁酉上海十万卷楼石印本，每卷有图，有总评、旁评。石印本封面题“李卓吾先生秘本”，“诸名家汇评写像”，有庚辰仲春癯道人序和空冷散人、磊道人二序。

后李致忠先生在北京图书馆觅得此书另一部明刊本，卷数、图数、总评、旁评皆与孙先生著录的两种版本吻合，惟缺封面、序文及中间数卷。

李先生从日本藏本中复制了北京图书馆藏本所缺部分，与袁瑞萍合作对全书加以校刊、整理、标点，使之畅然可读。点校本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88年8月出版，在“点校说明”中，推定磊道人序后所署“庚辰”为崇祯十三年（1640）。

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将之置于专收“小说短篇合于最初体制者”的“明清小说部甲”中，但又视其为“演述性质”[14]，表明其特殊性所在。

李致忠、袁瑞萍在“点校说明”中指出，“此书对四书人物作集中描写的绎述性质，正足以使其成为明代俗文学发展中颇具特点的作品。四书人物被写入系统性的演义，正是值得研究探讨的一种俗文学现象”[15]。这也说明，属于“俗文学”的《演义》一书的确有其鲜明特色和研究价值。

三、《演义》并非袁氏所作的主要理由

《演义》以通俗白话创作，属于标准意义上的“俗文学”。而通观袁氏现存诸多著述，未见一篇使用通俗白话写成。无论“立命之学”（《立命篇》的核心、《了凡四训》首章）、“科第全凭阴德”这种故事性和文学性较强的文章，抑或《训儿俗说》、《四书训儿俗说》等家庭教子之作，乃至《袁生忏法》、《劝葬文》等面向大众宣教呼吁的文章，皆以典雅文言出之。

究其原委，不仅由于袁氏的身份地位使然，更在于他对小说这一文体所持有的否定态度。作为当时“名家”的袁氏，晚年致力于科举考试参考书的编撰，其著述甫一脱稿随即风行（“立命篇”的梓行即是明证），受到社会普遍欢迎与追捧，并不具备在隐秘情况下创作小说的主客观条件。

（一）从身份地位来看。

在中国古代，小说在诸种文字体裁中属于“非主流”（或“不入流”），间或有人以“小道可观”目之，所谓“小道”指的是非正统性，所谓“可观”则是有限度地承认小说的某种社会价值。这一长期以来的“定评”牢牢制约了小说发展进程与价值定位，令中国古代小说始终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

明代小说创作传播空前盛行，也有不少文人投入小说创作、评点的行列，产生了“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一批通俗小说佳作，但“小道可观”这一基本定位并未发生转变。

据“立命之学”自述，袁黄童年时期即有志于科举仕途，曾经“六应秋试（乡试）”又“六上春官（会试）”[16]，走的是一条由儒生而儒士、由儒士而儒吏、由儒吏而乡绅的典型儒家士大夫道路。

从师承交游来看，了凡师承王畿（龙溪），同时又私淑罗汝芳（近溪），“道学”师承之外，又与晚明诸多“名公钜卿”和社会贤达过从甚密，包括王锡爵（1534—1611）、陆光祖（1521—1597）、唐顺之（1507—1560）、李世达（1534-1599）、管志道（1536-1608）、丁宾（1543-1633）、冯梦祯（1546-1605）、王肯堂（1549-1613）、周汝登（1547-1629）等等。

万历年间，袁氏更被誉为“嘉兴府三名家”之一。进士及第后，先任县令，再迁兵部，在其晚年所作“《游艺塾文规》引”中，自署为“敕赞理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军务兼督朝鲜兵政加四品服兵部职方司主事”。

以这样一种进士出身和官员地位，以及众人瞩目的“名家”身份，在鲜为人知的情况下创作白话通俗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从现存著作来看。

袁氏博学多闻、著述颇丰，他自言平生“绎古今，删述经史，所著书毋虑千卷，而刻行者凡三十余种”[17]。

其门人韩初命在作于万历十八年（1590）的《刻引》中说：“先生（指袁黄—引者注）登进士，名重于天下，天下士传诵举子业如《心鹄》、《备考》、《疏意》等书，令都市纸增价。又作《经世略》三百卷、《通史》一千卷，皆未梓，世莫睹焉。”[18]

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其《中国善书研究》中详考了凡存世著作，包括：

（一）日本内阁文库、尊敬阁文库收藏：

1、《立命篇》；2、《省身录》；3、《广生篇》；4、《祈嗣真诠》；5、《阴骘录》；6、《四书删正》；7、《袁先生四书训儿俗说》；8、《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9、《游艺塾续文规》；10、《袁了凡先生汇选古今文苑举业精华四集》；11、《新刻经世文衡》；12、《两行斋集》；13、《历史大方纲鉴定补》。

《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

（二）除以上各种外，《四库全书》收录了凡著作：1、《皇都水利》；2、《评注八代文宗》。

（三）除以上各种外，《千顷堂书目》录有：1、《宝坻政书》；2、《宝坻农书》；3、《袁生忏法》；4、《诗外别传》；5、《静坐要诀》；6、《历法新书》。

（四）另外，《袁氏丛书》（内阁文库藏）收录的了凡校订、增订的其父袁仁的著作：1、《毛诗或问》；2、《尚书砭蔡编》；3、《春秋针胡编》；4、《一螺集》；5、《纪年类编》；6、《庭帷杂录》（袁仁夫妇家训，了凡兄弟承述）。[19]

以上清单罗列了了凡绝大部分著作，但仍未囊括其《摄生三要》、《训儿俗说》（非《四书训儿俗说》）、《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等著作。

分析可知，其著述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有关修身养性的，包括《祈嗣真诠》、《静坐要诀》、《摄生三要》等；二是有关科举考试的，包括《四书删正》、《袁先生四书训儿俗说》、《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等；三是有关“经济实学”的，包括《皇都水利》、《宝坻政书》、《历法新书》等。

（三）从文风习惯来看。

袁氏早有文名，后又以科举文章被奉为宗师，通观他的著作，文风雅致，十分讲究修辞。无论是“立命之学”（《立命篇》的核心、《了凡四训》首章）、“科第全凭阴德”这种叙事性和文学性很强的文章，抑或《训儿俗说》、《四书训儿俗说》这种家庭教子之作，乃至《袁生忏法》、《劝葬文》等面向士庶大众宣教呼吁的作品，皆以文言写成。

目之所及，袁氏现存著作未见一篇白话文章。他的著作，如《祈嗣真诠》、《静坐要诀》等，体例完备，章节齐整，说理充分，文才斐然，尽显文章大家的气派。

作为八股文大家，他在指导门人作文之道时曾云：

文字最忌有下俚气味，须包容六合，渺视古今，高者薄青冥，下者彻重泉，庶可压倒元、白。然此不必希慕高远，只要心地超然，光明洁净，亦不必自立门户，只于日用饮食、语默取与之际，时求合理，惟公惟恕，便不为鄙秽所染矣。凡私己求胜，喜声誉，竞是非，好谈人短，皆是下俚气味。大人量含太虚，万物一体，何己可私？何人可胜？人之短皆己之短，岂敢轻谈？有检身不暇，岂敢见人之短？此皆是目前实事，虽非悟后之修，亦是梦中之觉，愿与诸生勉之。[20]

这段话明白阐述了袁氏一贯的作文宗旨——立意高远、格局广大、切忌俚俗。

遍观《袁了凡文集》中的文字，平易直白则有之，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粗鄙之气。所谓文如其人，这与袁氏本人的境界修为、气象格局是一致的，当时另一位文章大家唐顺之对他为人为文的评价可谓精当——“世情颇淡”，也就是说袁氏文章带有一种天然的高雅气质，世俗之风不可侵染。

反观《演义》文字，市井俗气之语时或见之，粗鄙不文的描摹所在多有，这当然与其白话通俗小说的性质有关，但也应该与作者本人的格调不无关系。总之，《演义》文字与袁氏手笔，无论是笔法笔调抑或精神气象都迥然相异。

（四）从袁氏对小说所持态度来看。

白话通俗小说在中国古代难登大雅之堂，除了在精英阶层眼中白话不够雅驯之外，主要在于它们主要是面对庶民大众，为中下层“说法”，因此不可避免要夹杂下层的思想意识形态，有时甚至需要着意迎合下层人士的喜好。

对于小说的这一弊病，袁氏有清晰的认识，他说：

上蔡先生云：“天道祸淫，不加悔罪之人。”斯言信矣！然又不但淫行当戒已也。尝见读书才士，与一切伶俐俊少，谈及淫污私情，必多方揣摸，一唱百合。每因言者津津，遂致听者跃跃。夫奸恶阴私，实系终身名节。一言偶失，殃累无穷。使其生则含羞，死犹遗臭，先人蒙垢，子孙怀惭。上干天怒，莫此为甚。

……若夫传奇小说，多属子虚，虽意取讥时，或理含警世，而上智难概，中下为多，披览之余，动心失性，则人人之孽，皆其孽矣！[21]

以上引自袁氏所作《遏淫说》，该文虽短，却透露了两层重要信息。

一方面，该文显然属于面向士庶民众宣教呼吁的劝善文章，写得平白晓畅，但是仍然使用文言，延续袁氏一贯风格。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里透露了袁氏对于小说文体的一个明确而成熟的个人观点，即传奇小说这种题材即便是“意取讥时”、“理含警世”，都是不可取、不可作、不可传的，因为面对下层社会读者的时候，善恶难以辨别，效果难以保证，易于造“孽”。

这也就是前人所谓，“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的深意所在。即使作者怀有警世劝善之心，又如何确保读者均为“菩萨”、“君子”呢？

根据袁氏对于小说所持有的负面态度，也可以判定他不会创作《演义》这一通俗白话小说。

细勘《演义》中的部分章节，如“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卷之五）”中太叔疾与宋长女私会等情节，情欲描写较为直截露骨，怎么可能出自顾虑人们“披览之余”“动心失性”的袁氏笔下？

（五）从门人和养子的记述来看。

万历三十三年（1605），亦即袁氏去世前一年，袁氏弟子杨士范以“游先生门下三十余年”的资深弟子身份，为准备交由“建阳余氏”梓行的《了凡杂著》作序。

万历三十三年建阳余氏刊本《了凡杂著》收录了袁氏的著作共计九种十七卷，分别为：《训儿俗说》一卷、《静坐要诀》一卷、《祈嗣真诠》一卷、《袁生忏法》、《净行别品》、《河图洛书解》合一卷、《劝农书》一卷、《皇都水利》一卷、《诗外别传》二卷、《历法新书》五卷、《宝坻政书》四卷。

杨士范又在《刻了凡杂著序》中详细列举了袁氏“杂著”之外的诸种著作——

先生（指袁黄——引者注）又以其余力发挥古先圣人之书，读《易》则有《袁氏易传》三十卷，读诗则有《毛诗袁笺》二十卷，读《书》则有《尚书大旨》十二卷，读《春秋》则有《义例全书》十八卷，读《礼》则有《礼记略说》、《周礼正经解义》共二十卷，读《四书》则有《疏意》二十四卷，外古使有《袁氏通史》一千卷，今史有《皇明正史》四百卷，皆未梓行。[22]

《了凡杂著》梓行的袁氏著作，加上杨士范所述其他的著作，可以大概看清袁氏晚年一生著作的大概面貌。其中，没有提到有《演义》之类的小说著作。

袁氏养子叶绍袁（1589-1648），字仲韶，晚号天寥道人，天启五年进士，吴江叶家埭人，其父叶重第与袁氏同榜进士。他自幼在袁黄家长大，与袁黄之子袁俨（1581-1627）相交“数十年，异姓骨肉兄弟之好，始终如一，晦明风雨、欢悲欣戚无不同之”。共同修习举业，故名“绍袁”。他与袁氏两代人渊源深厚，关系非同一般，尤其对袁氏晚年状况知之甚悉。

在《湖隐外史》中，他记述袁氏著述云：

袁司马先生（指袁黄——引者注），有《图书解》、《历法新书》、《屯田马政治河考》、《农书》、《易说》、《尚书中庸疏意》、《举业文规》、《心鹄》、《群书备考》、《两行斋集》。[23]

可见，无论是袁氏晚年的亲近门人还是养子，均未提及袁氏曾经撰写《演义》之类通俗小说性质书籍。

（六）从袁氏晚年著述及出版情况来看。

袁氏经历了漫长的科举生涯，直至万历十四年（1586）第六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时年已经54岁。后又奔波仕途，致仕返乡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式开启乡绅生涯。直至万历三十四年去世，袁氏主要从事教子（其子袁俨生于万历九年，袁氏其时49岁）和科举考试参考书的编撰工作。[24]

当然，袁氏壮年时期即关注举业作文并注意总结经验，编写举业参考用书并非始于晚年闲居之时。[25]在这期间他撰写出版了一部“大书”——《游艺塾文规》及其续编。

《游艺塾文规》共十卷，除第一卷论述八股文创作理论以及本人举业经历外，其余各卷对万历八年至二十九年的程文墨卷从作文技法角度做了详细剖析，以供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参考。该书扉页“题识”称：

了凡先生旧有《谈文录》、《举业彀率》及《心鹄》等书刊布海内，久为艺林所传诵。近杜门教子，复将新科墨卷自破而承而小讲、大讲，分类评订，如何而元，如何而魁，如何中式，一览了然。[26]

该书完成后，袁氏又编撰了共计十八卷的《游艺塾续文规》，前九卷为“三十六家论文”，其中三至五卷为“了凡袁先生论文”，几乎囊括了明代万历三十二年之前所有八股文大家，诸如王守仁、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旗、茅坤、沈位、徐常吉、杜伟、郭子章、顾宪成、吴默、董其昌、王衡、孙月峰、冯梦祯、李廷机、袁宗道、陶望龄、汤宾尹等；后九卷是对万历三十年乡试和万历三十二年会试程文墨卷的评析。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袁氏晚年的志趣和工作，一边忙于教子，一边编印科举书籍，并不具备创作长篇通俗小说的时间条件。

此外，当时袁氏著作可谓炙手可热、颇为畅销，一旦脱稿，即由著名的出版商“建阳余氏”专门梓行（《了凡杂著》即由“建阳余氏”刻行）。这一方面与晚明出版业的发达有关，更源于袁氏本身的“名家”身份。

假如袁氏确实写了《演义》这一小说，肯定会被敏感把握市场需求的书商刊刻流通（《立命篇》的刻行既是证明），怎会待到崇祯十三年再由名不见经传的“癯道人”、“磊道人”作序刻行？

四、考证与辨析

（一）关于“晋人有冯妇者（卷三十九）”卷末结尾涉袁评语的问题。

该卷总评第二条云：“世上人如冯妇者多矣，使非了凡老子破句点出，则冯妇搏虎，仍旧是个俗物，必如此方婉转有情。”

的确，诚如黄、王《考》指出的，点校者李致忠先生未注意此条评语（书目文献出版社点校本《演义》无此句），但倘若据此认为“评点者已经透露了此书作者的重要信息”，“此条总评无疑是袁黄为《演义》作者的一个确证”，未免失之武断。

其实，对于《孟子》此章的破句问题源于袁氏所作一部“兼具《四书》阐释和科举参考性质”的书籍——《四书删正》。《演义》此卷题目“晋人有冯妇者”语出《孟子·尽心章句下》，原文为：

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朱熹《四书集注》以及历来沿用的标准句读都是如此。袁氏却对此持有异议，其《四书删正》“下孟”就此指出：“‘卒为善’，作句；‘士则之’，作句。下‘为士者笑之’，正与‘士则之’相应。依袁氏之见，此章标点应为：

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所谓“破句”，指在不是一句的地方断句，并非“破《孟子》众句而成单句文题”[27]。总体来看，这篇故事的基本是按照袁氏断句的事理逻辑进行叙述的。

事实上，《四书删正》原名《四书便蒙》，刻行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于万历年间改名为《四书删正》并多次重刊。[28]

该书虽为举业士子而作，却并非探讨文章技巧之书，而是以阳明心学立场对于儒家《四书》所作的新诠释。该书内页题曰“了凡袁先生四书删正兼疏意”，上署“袁衙藏版”，旁边小注云：“国家举业宗朱传，年年墨守，超轶而上，势实艰之，故稍为删正，以便儿曹习读。”[29]

可见，该书的写作缘由，是深憾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传注之弊，以及对打破当时士子墨守朱子学说的期待。

此书在晚明颇受追捧，“五十年来遍传天下”[30]。由于影响较大并引发争议，遭到官方禁毁，但是“禁之愈严，而四方学者趋之愈众”[31]。可以推断，晚明读过袁氏《四书删正》并对朱熹《四书集注》抱有异议者应该大有人在。

其实，此一“《孟子》破句公案”并非始于袁黄。其《游艺塾续文规》卷三“了凡袁先生论文”云：

先，曾祖落泉（应为菊泉—引者注）先生尝言季文奇士，其所著书尽有精义，即句读间亦多可采者。……《孟子》：“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善”字作句，“士则之”，“之”字作句，“野”字连下读，此千古一定之理。当时肉食者鄙，不复细阅，一概废毁之，岂但非朝廷右文之意，兼亦非朱子求益之心矣。[32]

可见，这一句读之法最早源于明初儒者朱季文，只不过袁氏沿袭这一看法，并使之通过《四书删正》广泛流传。

由此可见，不论是《演义》作者还是评点者，均十分熟悉袁氏《四书删正》一书及其观点，这是袁氏属于知名人士且著作畅销使然，而不能成为袁氏创作《演义》的证据。

（二）关于“援释道入儒”。

黄、王《考》认为袁氏“自诩儒门弟子，又是释道信徒，将佛教轮回报应之说和道家劝善思想融入儒家仁义学说”，而“《演义》中涉及佛教轮回、因果报应之说者”比比皆是，“涉及道家者也屡有所见”，“众多故事中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充分呈现出袁黄思想的两大特征，即使是其入室弟子也难以具备乃师这种以特定的思想既统揽全局，又将其丝丝入扣地渗透到几乎所有的故事中去的组织力量”，因此断定“袁黄就是《演义》的作者。”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袁氏虽然以儒为宗，但却继承了王守仁、王畿的思想品格，深受佛道二教影响，属于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这既与个人思想趋向紧密相连，又与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息息相关，却不能成为《演义》为袁氏所作的佐证。[33]

事实上，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正是三教汇通的高峰时期。学者指出，嘉靖、隆庆之后，随着阳明心学勃兴，三教汇通俨然成为时代的潮流，“盖心学盛行之时，无不讲三教归一者也。”[34]

佛教经历明代中期的低迷，至晚明而高僧辈出，且都抱有较为开放的胸襟，容受一切佛法，等视各宗各派，禅宗典籍的著述也相当丰硕，步入“中国佛教复兴的时代”[35]。

道教方面，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崇奉，导致许多道教中人直接参政，直接左右政治生态，其多神崇拜、内丹修养、行善积功等观念广泛渗透至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并在民间蔓延滋长。

柳存仁在其《明儒与道教》中说：“在明代思想史中，道教的影响力的确很大，大到也许比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许多新儒家像王阳明、王龙溪、湛甘泉、罗近溪这些人每一个人所能够个别地给予当时的影响要大得多。”[36]

坦率地说，佛道二教之于晚明社会的影响，绝不仅仅存在于精英思想家的言论和著作之中，更体现在世俗民间的方方面面。

已有学者指出，晚明时代“理学家谈禅、讲内丹，佛教徒论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道教徒讲明心见性、谈解脱。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并且还反映到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的教理教义之中、问学作品之中、民众的思想信仰和行为举止上”[37]。

显然，三教汇通作为晚明时代思潮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反映在《演义》等通俗文学作品上原非奇事，而具有三教融合思想特质的精英学者乃至下层民众所在多有，远非袁氏一人，不能据此将袁氏与《演义》作者联系起来。

（三）关于“因果报应思想”的问题。

黄、王《考》指出：“《演义》许多故事开头号和结尾关于因果报应、善恶轮回的大段议论无疑是本书作者即兴发挥的，同样与袁黄收入《游艺塾续文规》卷一的《科举全凭阴德》、《谦虚利中》、《立命之学》等篇中所发的议论似曾相识。”

其实，道德主义和阴骘思想是袁氏著述的特色之一，正如其门人所指出的，“先生（指袁黄—引者注）衍贯古今，究极玄奥……而爱物之心，实其天性，故举子业则心术、阴骘其所重，而祈嗣必本之改过、积善”[38]。

但是如果将《演义》这一小说文本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理念，与袁氏著述联系起来，则未免牵强。

原因在于，明代大多数世情小说作品，包括“三言二拍”在内，几乎都包含着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这是因为果报观念在我国源远流长，并与传入的佛教思想相融合，形成了明代中后期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因果报应思想消极落后的一面显而易见，但另一方面表达了惩恶扬善的理想和愿望，体现出作者规诫教化的目的。

宽泛来讲，《西游记》、《金瓶梅》以及后来的《醒世姻缘传》都包含着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具有警世劝善的作用。可见，《演义》带有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并非个例，而是明代小说文本的一种普遍现象，更无法由此推断袁氏为该书作者。

（四）关于袁氏所作《四书删正》。

《四书删正》为袁氏早年作品，后一再梓行，其晚年回顾写作缘由云：

从此而读《五经》、《四书》，见孔孟之言，句句皆是家常实话，而宋儒训诂，如举火焚空，一毫不着。悯正学之榛芜，开久迷之眼目，《四书》作《便蒙书》，“书经”作《详节》，大删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于嘉靖乙卯年刻行，五十年来遍传天下。当时并不书弟之名，故家家传习，并无议论。近有友人改作《删正》，而列弟名于上。夫不书名，则意在指迷，而可以相忘于物议；一书名，则迹涉贾誉，而遂来众口之呶呶。盖世间所忌者正在名，而今适犯其所忌也。[39]

由此可见，袁氏所以写作此书，乃是不满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在四书诠释上存在的陈腐、空疏、支离之弊——“如举火焚空，一毫不着”。而“悯正学之榛芜，开久迷之眼目”的愿景，也表明作为阳明后学的他对于打破当时举业士子一味遵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拘泥于宋儒训诂之学的沉闷气氛的期待。

其具体做法，是“大删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并进行重新诠释。“嘉靖乙卯”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袁氏年方23岁，据其所言，《四书删正》底本“四书便蒙书”当时即已刊行。

此处两个细节尤其值得注意：一、该书的写作手法是“大删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二、袁氏作“四书便蒙书”并未署名，直到晚年（万历三十二年）方有友人将书名改为“删正”，并代署袁黄之名。

事实上，晚明士大夫对“四书”进行重新阐释者所在多有，并不能因为曾经撰写“四书”方面的论著，将其与《演义》联系起来。

明代前期，官方尊崇程朱思想，科举考试“一尊朱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士人的思想，禁锢了风气。

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心学风行草偃般地传播开来，影响所及，对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造成一定冲击。

反映在四书诠释方面，一批有别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援引阳明心学对四书进行诠释的著作涌现出来，如：孙应鳌（1527-1584）《四书近语》、管志道（1536-1608）《孟义订测》、焦竑（1541-1620）《焦氏四书讲录》、葛寅亮（生卒年不详，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四书湖南讲》、周汝登（1547-1629）《四书宗旨》、鹿善继（1575-1636）《四书说约》等。

袁氏《四书删正》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作品，不能据此推断其为《演义》作者。

（五）关于《演义》征引并演绎袁氏《立命篇》中“支立之父”故事的问题。

李致忠先生指出“《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中表现的某些释家思想，实在令人生疑就是袁黄思想的再现”，由于没有确证，他转而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袁黄的门生后人所为”，因为《演义》卷之五“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中引支立之父一事，文中写道：“这故事却也不近不远，出在本朝那袁了翁所著的《立命篇》上”，并且后面又附了一首夸赞袁了凡的五言古诗——“假令寻稗史，犹说事荒芜。惟有袁老子，身为当代模。出言既不苟，著书岂糊涂。好尚求古贤，虚声不敢沽。观其谈理义，在在遗皮肤。镂心复琢髓，了凡号匪诬。所以有所传，朝野交相趋。我今演斯纪，庶曰报应图。”

黄、王《考》据此指出，“确信袁黄就是《演义》的作者，并不排除其门人弟子后来修改的可能性，因为在袁黄的众多著述中，其弟子后来将其文稿整理编辑成书者并非个别。”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相反，本卷引用袁氏《立命篇》中的故事恰恰可以作为袁氏绝非《演义》作者的确证。原因何在？在于细节。

袁氏《立命篇》所述“支立之父”故事云：

无论阖郡，就吾一县言之。支立之父，为刑房吏，有囚无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语其妻曰：“支公嘉意，愧无以报，明日延之下乡，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则我可生也。”其妻泣而听命。及支至家，妻自出劝酒，具告以夫意。支不听，卒为尽力平反之。囚出狱，夫妻登门扣谢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希。今无子，吾有弱女，送为箕帚妾，此则理之可通者。”支为备礼纳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禄，皆贡为学博。禄生大纶，登第。[40]

可见，支立与袁氏同为嘉善人，由于支家在袁氏时代已经成为名门显宦，其家族故事早为嘉善地区民众耳熟能详，故袁氏对其知之甚稔。

然而，《演义》中对于这一故事的述说却别有一番境况，其云——

却说那一个有报有应的人，你道他是何等样人？他是本朝进士，身中大魁，姓支名立，未查籍贯何方，想亦不出这十五国都之外，决是衣冠文物之乡，才生得这一位高英之彦。如今且不说他得意科场，挂名金榜，那般样的荣华富贵，快意适情，身拥丰厚，结靷连驷，呼奴使婢，揖抗诸侯之庭，延誉四海之外这许多妙事。且说他的父亲为人，真乃是个隐君子流。

“未查籍贯何方，想亦不出这十五国都之外”一句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演义》作者根本不清楚支立的籍贯！这就说明，《演义》作者根本不是袁黄，甚至也不是嘉兴府嘉善县区域之内的人，因为支立的故事在当时当地广为人知。

其实，孙秀君教授早已敏锐指出，袁氏“四书”著述（主要是《四书删正》、《四书训儿俗说》）中的部分观点与《演义》的情节叙事有明显差异。笔者认为，这是袁氏并非《演义》作者的直接而又确切的证据。

现将孙教授研究的具体内容简化并开列如下：

其一，关于“闵子骞是否曾臣于季氏的问题”，袁氏《四书训儿俗说》并未明白赞成或者反对，其《四书删正》则云：“当时卿大夫皆公族世官，士惟不仕则已，仕则未有不仕于大夫者。……说者乃谓仲尼之门能不仕大夫之门者，闵子曾子数人而已。此臆说不足据也。《家语》载闵子为季氏宰，问政孔子，告以驭人如驭马，其说甚长。则闵子尝臣季氏矣。”也就是说，以袁氏来看，闵子确实曾经臣于季氏，《演义》却采信闵子未仕于季氏的说法。

其二，关于“伯夷叔齐谏伐而饿之事”，袁氏《四书训儿俗说》未对此多加解释，其《四书删正》则云：“夷齐谏伐而饿，朱子信而置之传中，本朝学士王直普‘夷齐十辨’备证其无此事。”显然，袁氏对于朱子相信“夷齐谏伐而饿”抱有异议，其更加倾向于明代学者王直普的观点（“其无此事”），而《演义》却采信“伯夷叔齐谏伐而饿”的观点。

其三，关于“优孟学孙叔敖”的问题，袁氏《两行斋集》卷三“优孟学孙叔敖辩”云：“须眉面目安得变而肖之？楚王与敖处几年矣，岂不能别真伪哉？纵使形容毕肖，王及左右已知其死久矣，何自而疑其复生，又何自而即欲相之耶？其言甚诞不足信。”可见，袁氏认为《史记》的这一说法颇为荒谬，而《演义》则采信“优孟学孙叔敖”的说法。

综上所述，《演义》绝非袁氏所作，甚至也不可能出自嘉善地区袁氏晚辈或门生之手；根据考证，吾人能够推断《演义》作者是晚明时期深受袁氏思想影响并崇拜袁氏的一位读书人。

注释：

[1] 孙秀君：《作者研究》，《东海中文学报》（第15期），2003年7月，第159页。

[2] 参见黄强、王玉超：《为袁黄所作考》，《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1期，第286-299页。

[3] 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36页。

[4] 参见笔者著：《从精英到民间：袁了凡思想研究》，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2页。另见（明）袁黄：《袁了凡文集》“袁了凡简介”，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注：后文注释该书一律简称“《文集》”。

[5] 善书，亦称劝善书，是指以因果报应的说教宣传伦理道德、劝人从善去恶的通俗教化书籍，民间也将这类书籍称为“劝世文”或“因果书”。参见陈霞：《道家劝善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2页。

[6] 关于《了凡四训》并非袁氏本人生前自定家训，而是后人辑录的善书文本，具体详见林志鹏《从到——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44页。

[7] 参见《文集》，第877页。

[8] （明）刘宗周：《刘子全书》卷之一，“人谱自序”。

[9] （明）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上“赠尚宝少卿了凡袁公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0] （清）彭绍升著，赵嗣沧点校：《居士传》，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第237-243页。另外，被彭氏列入《居士传》中的儒家人物大有人在，如以晚明时期为例，主要包括：赵大洲、管志道、杨起元、陶望龄、王肯堂、焦竑、李贽等人。参氏著，赵嗣沧点校：《居士传》，成都：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

[11] 紫柏真可、密藏道开称了凡为“了凡居士”，参见（明）紫柏真可：《紫柏大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06页；（明）密藏法师：《密藏开禅师遗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1年，第10页。

[12] 《文集》，第1868页。

[13] 关于袁氏对王畿、罗汝芳（“二溪”）思想的继承发扬，详见林志鹏著：《从精英到民间：袁了凡思想研究》，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14]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台北：广雅出版社，1983年10月初版，第130页。

[15] 李致忠、袁瑞萍点校：《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第1-2页。

[16] 《文集》，第1337页。

[17] 《文集》，第1317页。

[18] 《文集》，第67页。

[19] 酒井忠夫对袁氏著述的梳理，参见氏著，刘岳兵等译：《中国善书研究（增补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3-309页。

[20]（明）袁黄著，黄强、徐珊珊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2-213页。

[21] 《文集》，第903-904页。

[22] 《文集》，第1-2页。

[23] 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吴江市档案局编：《分湖三志》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253页。

[24] 参见笔者“袁了凡年表事略”，林志鹏著：《从精英到民间：袁了凡思想研究》，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85-191页。

[25] 关于袁氏大量编撰出版举业参考书的情况，可以参考张献忠：《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93-199页。

[26] （明）袁黄著，黄强、徐珊珊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27] 黄强、王玉超：《为袁黄所作考》，《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1期，第288页。

[28] 参见拙文《袁黄〈四书删正〉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3期。

[29] （明）袁黄：《四书删正》，内页，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

[30] （明）袁黄撰，黄强、徐珊珊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1页。

[31] （明）袁黄：《袁了凡文集》，线装书局，2006年，第2页。

[32] （明）袁黄撰，黄强、徐珊珊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6页。

[33] 参见笔者“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林志鹏著：《从精英到民间：袁了凡思想研究》，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34]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二，子部四十二，杂家类存目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78页。

[35] 圣严法师：《明末佛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页。

[36] 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46页。

[37] 唐大潮：《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38] 《文集》，第67页。

[39] （明）袁黄撰，黄强、徐珊珊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1页。

[40] （明）袁黄撰，林志鹏点校：《立命篇》（日本内阁文库藏版），第15-16页。

来源：古代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