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5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约到身边谈话。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
1975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约到身边谈话。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
杨登瀛，后人多称其为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中共第一个反间谍关系与国共“双面间谍”，实际上，他是中共第一个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特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上海隐蔽战线斗争的惊险故事片《华捕七》，以其为主角原型展现了他跌宕的人生。他是“民国一代名谍”，被认为是隐蔽战线的奇人，周恩来总理、陈赓大将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白石村（今属珠海市）。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毕业于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十余年的留学生涯，使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东瀛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是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1919年，杨登瀛从日本回国后，来到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并且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他交友广泛，与若干日本通讯社有密切关系，也同一些日本商人有经济往来，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很熟悉，同国民党中不少人也有来往。同时，他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一些通讯社撰稿，声名鹊起，在上海滩崭露头角。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
1925年以前，杨登瀛经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结识了在该书店供职的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杨剑虹是广东人，浓浓的乡情把两人连在一起，二人成为莫逆之交。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逐渐成为陈立夫的亲信和助手。通过杨剑虹，杨登瀛也结识了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人。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待。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因此，杨登瀛成为一个与上海滩青红帮颇有交情，在十里洋场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和“兜得转”的人物。
杨登瀛原住中共一所中共所办的私立上海大学江湾附近（校址原在上海闸北青岛路），因此与该校很多师生相识。1926年，杨登瀛与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担任发行科长的陈养山认识，陈经常到杨家学习日文，两人关系比较密切。后来陈养山将杨登瀛介绍给中共上海某区党支部书记敖景象。敖对杨进行考察，并调查杨登瀛的历史背景和家庭情况，开始让杨登瀛参加几次党的会议，由此，杨登瀛认识了共产党人李季、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因党内斗争而被迫下野。1928年10月，蒋介石复职出任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又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为了加强独裁统治，他指令亲信陈立夫筹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之前身。
陈立夫走马上任后，任命亲信杨剑虹为采访股总干事。他们认为上海系重要港口，又是中共的工作中心，国共双方必争之要地，拟速即在上海筹建侦察机关。当时国民党中央对特务工作经验不多，也无适当工作干部，物色上海特务机关负责人颇费周章。杨剑虹多次找杨登瀛帮忙做特务工作，他每来上海秘密工作时，常找杨登瀛话旧，两人无话不谈。
杨登瀛把杨剑虹两次找他在上海从事反共工作，准备如何在上海侦察中共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建立办案机关，同租界当局协同作战等情况，全盘告诉陈养山，并表示愿将所了解的情况全盘提供给“党内”参考。陈感到杨登瀛有正义感，态度真诚，正式将这一重要情报以及他与杨的关系报告给陈赓，建议同杨建立绝密的特情关系。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向中共中央常委、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特委书记周恩来作了汇报。当时的杨登瀛已是国民党特工系统的高级干部，被视为“难得人才”。正苦于特科无法打入国民党特工高层的周恩来，获悉此事后，十分重视，认为杨登瀛的工作性质很重要，关系到中共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当即决定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并掌控，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杨登瀛家搬走。
1928年5月，化名王庸的陈赓直接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家咖啡馆中与杨登瀛秘密洽谈。杨登瀛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那番苦衷。陈赓非常诚恳地表示完全理解他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他跟杨剑虹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他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取得友好合作关系。杨提出工作上需要一些钱，陈赓当即递给杨登瀛一根金条，让他先拿去用，并答应以后每个月给他300块光洋，特别花费再当别论。
陈赓表示以后会不断地向他提供中共党内文件、传单、《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机关刊物，绝不会使他为难。经过杨剑虹的推荐，杨登瀛被任命为高级侦探，并改鲍君甫为杨登瀛。这次与陈赓见面，杨登瀛正式确定了“双重间谍”的身份，从此成为中共在敌人侦探机关中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陈赓复于同年5月底再找杨谈以后的工作部署，决定将陈养山调离杨家加入中共特科工作，改派曾领导上海五卅工人运动、在苏联培训过的地下党员连德生担任其保镖。有了情报由连德生立即转报陈赓，实则连德生是杨在中共方面的领导人。
1928年8月，杨剑虹因涉及一桩贪污大案，和青帮内讧自杀身亡。中央调查科顿失去在上海之得力工作人员，不得不借重杨登瀛。同年10月，经陈立夫、张道藩联袂推荐，蒋介石任命杨登瀛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从此，鲍君甫正式以杨登瀛作化名走马上任，成了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同时又以原名鲍君甫成为中共特二科的绝密工作人员。
从1928年5月至1931年4月顾顺章案发生三年间，杨登瀛表现杰出，深为中共所器重。为了使杨得到国民党的重视，中共还特地为他准备情报，给他送去一些党内出版的公开刊物、宣言和传单，作为他向上邀功和向国民党特务吹嘘的资本，以巩固其地位。还布置一些机关或留下一些机关，让他率员去破获，凡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团员，让他去逮捕。
由于杨登瀛要经常陪张道藩等人出入上海市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巡捕房，也为了提高杨登瀛的社会地位，陈赓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特别请示周恩来破例为杨登瀛买一部高级轿车，从而使杨更便于接近上海各界上层人物，也有利于他与中共特工的联系。
1929年12月，新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对杨登瀛更加重用，予以财力人力支援，上海重大案件多交由杨独自处理，徐每到上海必到杨家探望，对杨常亲自函电指示工作，但从不检查杨的工作，以示信任之专。杨常代表政府在租界法院出庭参加陪审，与京中显要常有往来，俨然是上海国民党要人。杨升任国民党中央上海特派员后，中共特为杨在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立一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中共派安娥做杨的秘书，连德生也在此做联络工作，还安排了其他中共人员。
由于杨登瀛的关系，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一开始就在中共特科影响下工作。陈赓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曾经表示，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中共手里。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是各方势力激烈较量的地方，杨登瀛与英巡捕房探长兰普逊（Lampson）、帮办谭绍良建立了良好工作关系。1928年8月，谭绍良要杨登瀛打听他们手下失踪的两个人是否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关起来了。杨登瀛就找到钱大钧司令询问，果有此事。当杨登瀛回到巡捕房时，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回来了。谭绍良奉英工部局之命，拿出200块大洋给杨登瀛，杨登瀛予以回绝。此后不久，兰普逊要求杨登瀛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把司令部和所属各处的印鉴式样都搞到了，兰普逊如获至宝。由此，兰普逊对杨登瀛十分信任，明确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从此杨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宾，经常自由出入兰普逊的寓所。后来，兰氏又将杨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杨又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国民党方面见杨登瀛成了两租界的红人，也乐意将重要案件交给他处理，以减少麻烦。而中共地下党则通过杨登瀛，基本掌握了两个租界巡捕房的动向。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之后，其身价倍增，可以在上海的各侦探机关独立活动，不再受人管束。陈立夫、徐恩曾经常将一些大案要案直接交杨登瀛办理。英、法租界巡捕房也视他为一位在中国官场中可以通天的人物，有案子也找他商量。这样一来，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命令，中央特科都能够通过杨登瀛的关系及时了解，事先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杨登瀛对中央特科的作用更大了。
192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人，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六一三弄12号进行。会议正在进行时，大批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呼啸而来，如预知的一样登楼捕人。与会者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按名逮捕彭湃、杨殷等人。周恩来本来应参加会议，临时因要事未去，得以幸免。中共中央听闻彭湃突然被捕与江苏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的消息，感到十分震惊。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通过在国民党内部的线人，打听到彭湃、杨殷等人关押的地点、审讯情况，以便营救。
陈赓立即找到杨登瀛，指示迅速查明真相。杨登瀛经过一番“打听”，查明原来是白鑫变节投敌。白鑫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1929年调到上海中央军委，做彭湃的秘书，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早在一个月前，白鑫就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其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了，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当晚，周恩来主持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彭湃等同志和惩办叛徒的措施。他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找到杨登瀛，杨向陈提出，彭湃是知名人士，不可能简单地就能营救出来，建议在彭湃由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解往司令部途中设法营救。陈赓将杨的想法向中央特科请示后，大家同意路劫。陈赓与顾顺章专门在虹口旅社开了一个房间，作为营救彭湃的联络地点。8月26日，陈赓指示杨登瀛参加对彭湃的审讯，并暗示彭湃，特科将全力营救他们。杨登瀛又到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去探望彭湃，了解有关情况。由于彭湃是闻名全国的“农民运动大王”，蒋介石对其早就恨之入骨，下令尽快杀害彭湃。杨及时向陈赓汇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当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时，当即下令中央特科凡是会打枪的人一起出动，埋伏在囚车毗邻龙华的枫林桥畔，准备劫车营救。8月28日早上，周恩来亲自出马，“在上海市郊指挥特科人员准备武装劫持国民党军警押送彭湃等人的刑车，但因准备不周，错过时机，营救未获成功。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龙华遇难”。
彭湃、杨殷等人英勇就义，引起全党悲痛。周恩来悲愤万分，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次日，周恩来含泪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革命领袖的罪行。周恩来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患！国民党当局为了掩盖白鑫出卖彭湃等人的真相，保护这一叛徒免受共产党镇压，故意施放烟幕，制造假象。1929年9月14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发表枪杀彭湃、杨殷等人消息的同时，故意发表另一条消息：称国民政府蒋主席鉴于白鑫系黄埔学生，误入歧途，准予保释，已于日前解往南京，以观后效。周恩来和陈赓自然不会被国民党所制造的假象所欺骗，认为白鑫目前仍在上海，但由于害怕共产党镇压，迟早会逃离上海。
为了准确地了解白鑫的意图，决定由杨登瀛找白鑫当面试探。杨登瀛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派员的身份找到白鑫的住处，对白鑫安抚一番，然后问他还有共党什么线索，今后有什么计划？白鑫表示，上海不可久留，最近准备到南京去面见蒋介石。杨登瀛向陈赓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听了之后，表示决不能让白鑫的阴谋得逞，一定要将其消灭。中共特科通过特科人员、达生医院柯麟（柯达文）探明身患疟疾的白鑫暂住在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常委、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家中，陈赓在紧靠白鑫住处租房子住下，这里居高临下，可以严密监视白鑫行动。
按照中共特科要求，杨登瀛几次到范家去找白鑫闲谈打麻将消遣，终于弄清楚国民党决定派白鑫去意大利留学，以逃避“红队”的惩罚。白鑫与范争波、杨登瀛商定11月11日晚上11时从范家出发乘轮放洋。杨登瀛立即将此确切信息通知中共特科。周恩来听了陈赓汇报，决定在这天将白鑫处决。11月11日下午，陈赓亲自指挥邵达夫（邵扶民）、但忠余等10名红队队员，化装潜入43号周围的弄堂埋伏下来。晚上10点多钟，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佣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11时许，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三个“护驾”特务共七人从后门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特科队员突然从黑暗中猛冲出来，对着白鑫开枪射击。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两个特务被打死，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红队队员乘着人们惊慌奔跑的混乱之机，悄然隐去。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并且部署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与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了上海滩。各报连日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杨登瀛的另一项重要使命是营救被捕中共要人，经他救援的革命者不胜枚举。1929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一早出去，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时，被英租界密探抓住。密探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上囚车。任趁机把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到口里咽下去。他被关进西牢后，化名彭德生，身份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因为记错了门牌号才被抓的。洋巡捕和警官严刑拷打他，妄图用酷刑撬开他的嘴巴。任仍一口咬定是个小学教员。中央特科获悉情况后，陈赓根据任弼时被捕的情况和他在狱中的口供，要杨登瀛设法去营救。杨利用自己与租界巡捕房的特殊关系，向巡捕房当局说明，彭德生是他刚刚招募的一个情报人员，可能由于口音问题被巡捕抓错了，又塞上一笔巨款，这样任弼时很快获释。
1931年春，法租界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并在他的居处搜去一大箱文件，文件中又有不少是绝密性质的。中央领导对此极为重视，责令上海地下党务必尽一切力量营救关向应，并将其中手抄和复印的绝密文件取回。这时巡捕房因从关向应身上没有得到有用的东西，也把目光转向了文件；而国民党得悉此案后，似乎也从中嗅出了什么，提出由他们派员来清理这箱文件。兰普逊考虑来考虑去，说此案是租界查获的，只准杨登瀛一人插手。法国人看不懂中共文件，托杨登瀛找一位“鉴别专家”。经过杨登瀛的介绍，中央特科二科刘鼎带着放大镜、万能水、显影水等检查鉴别文件的工具和材料，以“中共文件专家”身份来到了巡捕房存放文件的房间。他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所有手抄和复写的文件拿了出来，藏在身上。临走的时候，手里还拿了几张油印文件，次日早晨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一周以后，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这些材料没有什么政治价值，均为普通“学术资料”，被捕者是位“激进的学者”。在狱中，已化名李世珍的关向应参加了陈为人、刘晓等人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根据党的指示，他配合杨登瀛的行动，装得庸庸碌碌，悲观消极，从而把敌人敷衍过去。最后租界对关向应这个“激进的学者”从宽判刑，押了几个月即行释放。
1930年4月，黄第洪从莫斯科留学回上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黄联络。黄是湖南平江人，黄埔一期六队学生，在校期间，黄政治思想表现都不错，被中共吸收入党。黄在苏联习惯了安逸平静的生活，他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对革命悲观失望，于是秘密致信蒋介石，表示愿意“改过自新”，脱离中共；信中还自称他回上海后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与周恩来来往密切，近期周恩来将会与他见面，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抓住周恩来。
蒋介石看到信后十分重视，立即作出批示：“此人对党国一举摧毁共匪首脑机关大有用处，命调查科从速处理之。蒋中正”。他直接将信件和批示交给陈立夫经办；陈立夫不敢怠慢，找来特务头子徐恩曾，指令他全权处理黄第洪“输诚”事宜。徐恩曾又将此事交给了他的亲信杨登瀛办理，并告之接头的办法和地点。
杨登瀛接到通知后，立即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央特科二科刘鼎。因事关重大，刘鼎直接通过陈赓把此事报告了周恩来。不久之前，黄第洪还与周恩来联系过，要求在上海安排他的工作。一向做事谨慎的周恩来指示特科先将黄第洪隔离，同时进行深入的调查以摸清情况。
黄第洪写信约周恩来在先施公司旁边的邮电局见面，声称有中共党员在苏留学的重要情况汇报和商谈分配工作的事情，这个时候周恩来已经掌握了黄第洪变节投蒋、企图破坏党组织的确凿证据。他决定将计就计，答应黄第洪准时赴约，并指示红队伺机镇压这个叛徒。赴约那天，狡猾的黄第洪走到半路，经过再三思量，还是回去了。因为黄知道周恩来一向办事谨慎周到，没有把握，他是不会轻易赴约的。他晓得护送周恩来的红队队员身手敏捷，弄得不好，自己会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把小命搭进去。
经过这次较量之后，黄第洪做贼心虚，不断变换住址。黄第洪变节，对中共机关和周恩来威胁太大，务必要铲除这一祸患。特科经过周密侦查，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址。
初冬的一个黄昏，两个戴着礼帽、身穿浅蓝色长袍的大汉突然来到黄第洪的住处，自称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黄第洪听到是黄埔校友，以为是南京蒋介石派来的“自新同学招待所”的干事要带他去南京。但说时迟那时快，两支枪口已经对准了他。黄来不及反应，就被击中要害，命归西天。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主持中央特科具体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投敌。由于工作关系，这个大叛徒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向中共“密告”的情况。中共中央地下党组织面临着灭顶之灾！幸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立即将情报转报中央，千钧一发之际，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平安脱险，只有极少数机关遭到破坏。
在十分紧急困难的情况下，陈赓找到杨登瀛，告诉他顾顺章已叛变，叫他尽快去外地躲一躲，但他自恃有张道藩这把保护伞，能够对付顾顺章，不打算外出躲避。陈赓于是叮嘱他如果实在不想离开上海的话，就要有个思想准备。万一被顾顺章咬住，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由于顾顺章的出卖，4月底，杨登瀛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杨在监狱中遵照中共指示无一语向国民党中央提及他“效忠”事。翌年“一·二八事件”后，由张道藩保释出狱。1934年，杨再度受启用，任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中共也没有再与杨登瀛联系。
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的石头城升起了五星红旗。此时的杨登瀛一文不名，在南京靠摆小烟摊维持生计，生活十分困顿。1951年春“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由于杨登瀛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副院长，故被逮捕。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这时杨则提出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要求陈赓作证。
1951年，南京法院院长鞠华两次给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发函，求证杨过去的政治身份。11月24日，陈赓给杨登瀛出具证明，根据陈赓的证词，杨登瀛被释放。1956年3月，应陈赓之邀，南京军区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办公厅同意，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次日，陈赓夫妇设家宴款待杨登瀛。4月，陈赓和陈养山又专程到南京看望杨登瀛。以后陈赓每到南京都探望杨登瀛，对他的关怀无微不至，直到1961年陈赓在上海逝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登瀛被打成“大特务”、“叛徒”、“国民党残渣余孽”，再受严重冲击。1967年8月，杨登瀛被从北京来的专案组押解北京审查。他们对杨登瀛天天轮番审问，想逼迫他提供有关周恩来、陈赓、陈养山等人的“黑材料”。杨登瀛却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黑材料”，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被折磨致死，终年76岁。临终他再三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当年国共都倚重的一代名谍，就这样无声地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60多年来，“知道杨登瀛何许人也，寥若星辰；知道中央调查科的杨登瀛，竟又是中共特科绝密的鲍君甫者几希。”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大陆和台湾的史学界在研究国共双方在隐蔽战线斗争的历史时，杨登瀛的事迹才公诸世人。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