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著名创新经济学家、现代演化经济学奠基人、国际熊彼特学会终身荣誉主席。曾任哥伦比亚大学 George Blumenthal 讲席荣誉教授，以及地球研究所“科学、技术与全球发展项目”主任。曾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任经济学家和分析师。
作者｜理查德·R.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1930-2025）
著名创新经济学家、现代演化经济学奠基人、国际熊彼特学会终身荣誉主席。曾任哥伦比亚大学 George Blumenthal 讲席荣誉教授，以及地球研究所“科学、技术与全球发展项目”主任。曾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任经济学家和分析师。
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影响其经济发展能力的首要因素。这种观点在经济学史上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而且这显然是亚当·斯密所采取的立场。但随着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兴起，对制度的分析至多成为背景因素。我们讨论过的早期演化增长模型也是如此。然而，近些年来，制度及其演变方式已成为演化经济学议程中的首要议题。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以各种方式使用“制度”（institution）一词。现今，在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1990）的启发之下，“制度”一词最常见的定义是指：经济活动舞台上的“游戏规则”。但诺思本人和其他经济学家已经广泛地使用这个术语来涵盖更广泛的治理结构，这些治理结构引导着经济行为，阻止某些类型的行为并支持其他类型的行为，从而在经济领域产生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和可预测性。因此，如何组织和管理公司、金融市场形成结构的方式，以及活动领域中工会的存在与否，将被视为生活中的制度性事实，从而影响经济行为者在经济活动领域的所作所为。此外，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是，新知识在经济中的创造和传播，是由一系列制度所操控的，这一系列制度支撑并引导着企业、大学、政府、监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组织之间的互动。
《现代演化经济学》
[美] 理查德·R.纳尔逊 等 著
石俊国 陈莹 译
格致出版社
2024年1月
当我们提及“制度”一词时，我们往往是在强调其持久且难以改变的特性，学者们也通常会默认制度拥有这一特征。将经济增长的概念视为经历了一系列经济时代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将一个时代的特征界定为一系列特定的制度，这些制度在那个时代出现并持续存在。这种观点倾向于淡化制度总是在不断发展的事实。然而，在特定经济时代的后期，变革的步伐往往比新时代刚刚开始时更慢。
那些一直影响经济活动、塑造工作方式、分配经济利益的制度，往往是庞大且多样化的。正如我们在开头所强调的那样，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经济的结构与运作方式，以及人们谋生和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受到了制度变迁的诱导，也受到了制度的支撑。尽管历史学家已经对这一现象作出了详尽的描述，现代经济学家对这些新变化作出的明确分析并不多，无论是演化经济学家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是如此。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当中存在着一个例外，即演化经济学家一直在关注创新系统。 我们简要介绍了卡洛塔·佩雷斯和克里斯托弗·弗里曼提出的论点，即推动不同时代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和产业需要不同的制度组织才能有效。这一观点近些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现在将要了解支持这一论点的经验案例。虽然演化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学者对特定新技术如何促进新制度发展的实证描述，但我们认为这些描述清楚地表明了演化过程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的第一个例子是阿尔弗雷德·钱德勒（Chandler，1962，1977）对19世纪最后一个季度美国和欧洲大陆上大规模生产兴起的描绘。这显示了新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广泛地发展组织和管理工作的新方法，以及相关制度的演变。钱德勒提出，几种新技术的发展使这一过程得以实现。这些关键技术，即铁路和电报的技术，使企业能够在更大的地理区域内推广其产品，同时开发出能够在大规模生产中显著提高生产率的机器。
为了利用这些“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钱德勒的概念），企业必须比常规情况大得多。然而随着规模的扩大，公司的组织和管理都容易出现重大问题。公司的组织问题可以部分地通过现代科层组织公司及多部门企业（有时称为“M型企业”）的出现来解决。我们同意钱德勒的观点，即铁路和电报公司本身就是这种组织演变的先驱。
新的商业组织模式只是需求的起点。要管理这些庞大的公司，需要更多的高级管理人员。采用通常的做法，即通过拉拢家人和朋友来获取，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专业管理的概念应运而生，商学院成为培养职业经理人的制度机制。巨型公司的财务需求超出了现有金融机构所能满足的水平，现代投资银行和现代股票市场应运而生，以满足其需求。
所有这些发展都引发了复杂的公司法、劳动法和金融法等法律问题。这些问题都逐渐得到了解决。与此同时，新兴大型企业的市场势力及其串谋的倾向，引出了新的监管法和反垄断法。
新技术能力的出现导致新制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案例，是合成染料行业。这最初发生在19世纪后期的德国，随后广泛地发生在世界各地。Murmann（2003）详细叙述了这个故事。
与之相关的初始事件，是与有机化学相关的科学知识和研究技术的突破。由于这些进步，在该领域接受过高级培训的人员，具有了创造和开发新合成染料的特殊能力。为了利用这种新的能力，企业必须将工业研究实验室的概念与结构，发展成为在高校中接受培训的科学家与同行一起发现和开发新产品的地方。这些产品相对不受公司日常生产和营销活动的影响。德国专利法也进行了修订，以更好地使企业从他们创造的新染料中获利。并且，劳动法也需要进行修订，才能有效地处理所涉及的新型雇佣关系。
此外，德国的大学系统必须扩大并重新调整其教育计划，从而培养更多化学领域的学生。这些学生将在工业界找到工作。德国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这一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ies），为新兴产业的工程师提供培训。
20世纪初汽车发展及其普遍使用所引发的制度变革，是新技术引发制度变革的另一个突出例子。正如第4章所述，道路上快速增长的汽车数量，使得政府需要制定一套交通法，相关的执法很快成为警察部门的主要职能之一。道路的建设和维护，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一项重要的预算项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人们对汽车驾驶员安全的关注增加了。一系列法律出现了，包括所有汽车都须安装安全带并且满足其他安全标准的要求。当然，最近，环境问题催生了大量关于产品和产业的新规则。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生物技术的兴起。正如一个世纪前合成染料制造技术的出现，当时首先获得发展的是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而此次则是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似乎为药物开发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至少在一开始，现有的制药公司内部并没有相应的能力。因此，大学研究人员和他们的学生脱颖而出，成为突破性技术的潜在来源。这些技术对于着眼于将它们商业化的公司来说，意味着丰厚的利润。
在生物技术的案例中，特别是在美国，事情的结局是建立了一些由大学研究人员及其学生组成的新生物技术公司。他们或者开发新药品，将成果许可给已建立的制药公司，或者自己进入下游的制药业务。一些普遍存在的制度因素促成并鼓励了这些发展。至少在美国，其中一个制度因素是许多大学有着鼓励教师创业的文化。第二个因素则是成熟的风险投资行业，后者迅速地将对生物技术初创公司的投资，视为潜在的盈利业务。
在生物技术的推动下，一些制度进步支持了这些方面的发展，其中之一便是一项关键的法律决定。这项法律决定表明，生物技术研究的产出可以获得专利，而在这个问题上曾存在一些疑问。第二个关键事项是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所谓的《贝赫─多尔法案》，鼓励大学取得研究成果专利。
事实证明，迄今为止，生物技术革命中出现的新药物，并没有像乐观主义者所预期的那样多，只有少数生物技术研究公司一直在获利。但是，这个案例确实说明，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新产业的诞生）与旨在使新技术发挥效力的新制度的发展交织在一起——这一点是我们在本节中一直强调的。
正如这些不同的例子所示，新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可能是私人倡议或新公共政策的结果。其中可能涉及许多不同的行为者和机制，虽然这些行为者和机制可能形式上是分开的，但往往存在着强烈的相互作用。我们认为，新制度产生并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过程是演化的。这是因为，虽然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是为了满足感觉到的需要，以便抓住机遇，而且往往经过了深思熟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事情，一般来说在细节上是无法预测的，而且会产生新的挑战，诱发人们根据经验采取自己认为适当的、新的应对措施。同时，不同的变体几乎总是在任何时候并存，其形式有时取决于流传下来的做法，但更普遍地是取决于对最佳前进方式的不同认识。
在我们所考虑的这些案例中，制度的演变显然是由新技术的出现以及与之相关的新产业（或旧的产业转型）的诞生和扩张所引起的。而且，这些新的制度结构，显然会对这些技术和产业的后续发展产生影响。反过来，这些发展也往往会导致进一步的制度变革。
在某些情况下，制度先于新技术和经济结构而产生，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这些新技术与经济结构。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是其在生物医学科学和电子产品领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制度结构的出现可能与正在进行的经济发展有广泛联系，而不是与特定的新技术和新产业有关。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崛起就是一个例子。更一般地说，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在“福利国家”的称号下，政府提供或补贴的商品和服务范围大幅增加。
我们认为可以这样说，虽然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些制度发展，但是演化经济学家和更正统的经济学者都没有将对这些发展的理解，纳入对长期经济增长过程的性质的描述中。演化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有了一个开端，他们越来越认识到长期经济增长应被理解为由技术、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共同演化所驱动，但显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近现代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