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家里共有奶奶和父母及我们兄弟姊妹5个共八口人。姐姐比我大两岁，然后是我，我的后边，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相互之间也都差个两三岁。

小时候家里没钱的记忆总是非常深刻，一说到花钱，总有一种阴云密布的压抑感，让人喘不过气儿来。

那个时候，我经常这样不厌其烦地问爸爸：爸爸，咱家什么时候才能有钱花？

爸爸苦笑：等你们几个都长大了。

给我印象是，我们家之所以穷，之所以没有钱花，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孩子们多。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家里共有奶奶和父母及我们兄弟姊妹5个共八口人。姐姐比我大两岁，然后是我，我的后边，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相互之间也都差个两三岁。

那时候，我对父亲的回答坚信不疑。巷里的一个大伯家，只有一个孩子，与姐姐是发小，每逢城里有庙会，他们全家人一起去逛，姐姐哭闹着也想跟着去，挨了父亲一巴掌。如果我们家孩子少，姐姐不就也可以去逛庙会么？

跟我同班的王同学，家里也只有两个孩子，上高中的时候，他不仅有自行车骑，而且服装全是买的成衣很时髦。反观我，每周末上下学20华里路，全靠两条腿步行。至高中毕业前，我一直穿的是母亲用土布做成的中式服装，裤腰带也是母亲用布条做成的，连一件成品背心和袜子都没有穿过。如果我们家孩子少，我岂不是也能跟他一样？

那时候，父亲在离家不远的镇上的二轻企业里当会计，每月能挣40元钱，缠着小脚的奶奶在家照顾孩子做饭，在生产队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挣工分。

由于劳力少，母亲每年所挣工分不足以让家人领上全家的口粮，作为收入户，父亲每年都得向生产队交纳300元左右的粮食钱。

记不清有多少回，兴冲冲地拿着麻袋等盛粮食的器物去打麦场上领粮食的时候，被告知因为工分少，粮食欠款未交齐，不能分到口粮，哭着鼻子回到家中。

想想看，父亲不吃不喝一年能挣480元，交300元粮款之后仅剩180元，这个180元，要保证全家8口人吃饭穿衣看病和我们上学等等一切的生活用度和开销，怎么能不捉襟见肘？怎么能够有钱来花？

老实巴交的父亲，当年一门心思通过他和家人的辛勤劳动，在生产队里多挣些工分，每年能少给生产队交纳些粮食款。

为了多挣工分，爸爸要求我和姐姐大一点的孩子利用寒暑假到生产队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麦假里，给生产队拾麦穗，碾打小麦时用一只木锨接牛粪，秋假里背上喷雾器给棉田打药，给播种小麦的摇楼把式舀种子，给生产队的饲养室割草，等等，这些活儿我都干过好几年。

为了多挣工分，父亲让我利用星期天去野外割草晒干，交给生产队喂牛，每斤干草能挣1个工分。利用每天早晚学前学后，拿上扫帚和小簸箕去生产队羊群走过的乡间小路上收集羊粪蛋蛋，晒干的羊粪蛋蛋每斤可以挣两个工分。

为了挣工分，父亲让奶奶在家养一个母猪，利用他回家的机会，带着我一起拉土垫猪圈，每一圈猪粪能在生产队里挣3个工分。如果生出小猪崽，每个还能卖两三块钱。

关于养猪崽，有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情至今记忆犹新。有年寒冬腊月，我家的母猪生下了一窝5个猪崽。大半夜里，可恶的黄鼠狼或者是狐狸闻到血腥味儿，翻墙进户咬死了母猪。奶奶把可怜的5个小猪崽安排在与她和我同住一间生了炉子的房间里，让我每天从邻居家打些羊奶回来饲养小猪崽。半夜里，小猪崽饿了，每每哼哼叽叽叫个不停，奶奶和我总是被它们的叫声所惊醒，一会儿喂点羊奶，一会儿喂点玉米糊糊。一个月过去，小猪崽长大出栏了，一个个白绒绒的煞是可爱，临到卖给别人的那一天，我难过得哭过好几回。

为了多挣工分，父亲把家里不用的石磨、风箱、水缸等居家生活用品都作价给了生产队，抵顶粮食欠款。

为了增加收入，父亲让我在村边地头捡拾青石头和瓷瓮碎片，拉着平板车卖给他们厂里化铁炉用，每斤能挣两三分钱。

为了增加收入，1957年出生的只有14岁的弟弟，七年制学校刚毕业，就被父亲送往镇上的机械厂铸造车间当翻砂工，每月能挣18元钱。

我曾亲眼见过，父亲的一件衬衣上补着八九个补丁，父亲穿的袜子是补了一层又一层的“千层底”。

当年，父亲上班的镇上，离我们家有10华里，他经常利用下班的机会赶回家，或给家里担水拉土，或耕种自留地。来回之间必须上下一个5华里左右的土坡，去的时候一路下坡，回来的时候一路上坡，必须推车而行。但父亲每次回家都是一直骑行爬坡，大冬天里，父亲回到家，总是湿透了衬衣甚至棉衣。村子里大人们开玩笑说，全村千八百口人中，上下这个坡最多的人，非父亲莫属。

关于没钱花，我脑海中总能浮现出一幕幕令人悲苦的画面，略举三例：

第一件，卖膘猪。我刚上初中那年，跟父亲去15华里的食品站卖过一回膘猪。他和我，一个拉着平板车，一个骑着自行车，相互轮换着赶路。卖膘猪回来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父亲突然寻思察觉，食品站少给我们付了两块钱。天色渐晚，父亲要返回去追讨，我面有难色。父亲说，“憨娃，这两块钱能给你奶奶买100斤南瓜呢”。于是我们父子俩分道扬镳，他骑自行车去追要，我步行回家。

第二件，卖青笋。奶奶是1972年农历四月十一日去世的，在奶奶去世前，我家院里栽钟了一畦青笋，全凭着我每天从池塘里担水浇灌，长得绿油油，已到成菜时分。那天奶奶突然去世，家人悲痛欲绝。到晚上邻居散去的时候，父亲担忧次日来家帮忙人太多，踩坏了青笋，他忍着极度的悲痛和劳累，坚持一锹一锹地把青笋收获完。后来那畦青笋被买到了镇上一个饭店，给家里挣了5.5元钱。

第三件，买铁铣。有一次，我自作主张花4.5元钱购买了一只铁锨头，让爸爸懊悔不已，勒紧裤带攒了半年才缓过气儿来。

那是1973年我刚高中毕业在生产队劳动的时候，伟人发出了最高指示，“深翻土地好”！在晋南农村，掀起了深翻土地的热潮。家里原有的铁锨，由于使用时间过长，磨损的铁锨长度只及正常铁锨的60℅，每每队长检查我翻过的士地，总是深度不够。

正巧，生产队叫来了一对儿铁匠，专门在队部给有需要的农家打造铁锨，我不假思索地报了名交了钱。父亲知道后，立即责怪我，说这4.5元钱支出打乱了他全年的家庭开支计划，只得节衣缩食弥补这项支出。父亲事后告诉我，为了这4.5元非正常开支，他勒紧裤腰带过了半年更紧的日子。

现在，回想起当年父亲对我所提“咱家啥时候才能有钱”的问题的回答，“等我们几个都长大了家里就有钱了”，虽然不对却也算对。

说父亲当年的回答不对，有充分的论据来支撑。随着我们几个慢慢长大，姐姐虽然出嫁了，但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我们三个男孩子大了，却面临着娶妻生子，分家另过建房的更大开支；虽然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考上了学校，但每年都有一笔在现在看来很少花钱、在七八十年代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的花销，家里的日子仍然过得紧紧巴巴的。一点儿也没有显现出“我们几个大长之后便有了钱”的迹象。

说父亲当年的回答也对，也有实实在在的事实依据来佐证。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实施，全国人民都开始走上了小康之路。

首先是，农村联产承包素任制的全面实施，把广大农民从温饱线上解放了出来，人们首先有粮食吃，能填饱肚皮了。

其次是，老家农村集资修建了引黄灌溉工程，千年早垣变成了水浇田，使世世辈辈靠天吃饭的农民的土地，都能浇灌上黄河之水，旱涝保收。

再次是，实行种植业结构调整，什么挣钱种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农村老家改变了有史以来以种植棉麦为主的格局，普遍性的大面积栽种经济类作物，以果业为主，极大地增加了农民收入。老家农村家家盖新房，户户买农机具，大部分家庭都有了私家车，村里建起了自来水管网，巷道和乡间道路全部硬化，通了宽带网，通了天然气，修建了排水设施。城里人家中所有的家用电器，农村中家家都有。

作为我们家，兄弟姐妹5人中，3个人作为已退休的国家公职人员，夫妇都居住在大城市或县城，生活无忧。两位身在农村的姐和弟家，每年经营果业，都有十万元左右的收入。

生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大灾之年的父亲，已经作古10年。不过，在老人家去世前，他的退休金已涨至2000元，他已经感受到了自已终于有钱花了，他也知道了他的儿女们个个家里都生活用度无忧，不缺钱花。

现在，年过九旬的老母亲不论走到哪儿，都会忍不住逢人就讲，现在每天过的日子，都比过去过年要好。她自豪，她的5个儿女家庭，在城里的和在农村一个样，不仅有房而且有车，谁也不缺钱花。

社会发展的现实印证了当年孩提时代我向父亲提出的问题，父亲的回答是正确的。等到我们真正长大以至变老，不仅我们家家都有钱花了，而且普天之下数以亿计的农民家庭，都越过了温饱线，进入了小康社会，向着更加高质量高标准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领域迈进！

而这一切，全靠的是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治国理政的政策，与我们家孩子多不多、与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长没长大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毕竟，家里有钱花，是发生在我们长大之后的事。从这一点上看，当年父亲朦胧之中给我的回答，还真有点先见之明和料事如神！

来源：清风明月211694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