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家乡是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三家店村，我的原籍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薄壁镇。因为黄河每年都发大水，无法正常生活。万般无奈，我爷爷担着一副担子，一头坐着我大爷，一头装着被子等生活用品;我奶奶(小脚女人)艰难的跟着爷爷，跟着逃难的人群，一路走一路要饭，最后终于走到了“

深切怀念恩师南文斌

刘英来

前 言

我的家乡是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三家店村，我的原籍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薄壁镇。因为黄河每年都发大水，无法正常生活。万般无奈，我爷爷担着一副担子，一头坐着我大爷，一头装着被子等生活用品;我奶奶(小脚女人)艰难的跟着爷爷，跟着逃难的人群，一路走一路要饭，最后终于走到了“绛州”城(就是现在的新绛县)。绛州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下辖西侧的稷山县、河津县、(现改为县级市)、南侧的闻喜县、东面的曲沃县、侯马市(原为曲沃县的一个镇)、绛县。

因为绛州是汾河岸边的交通要道，四通八达，各县的货物通过绛州运往各地，汾河有一座浮桥(见附照片)。我爷爷就在浮桥南边大路旁开了个小吃摊,吃饭的人不少，挣了第一桶金后，就在南关村大路旁买了几间门面房，开了个小饭馆，生意做大了，吃饭的人很多。

可是，自从国民党的“二战区”当兵的来吃饭，有不少兵不但很凶，也不给钱。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也到了绛州城住下，小鬼子更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心惶惶，农村进城赶集的人不敢进城了,逃走的城里人也不少，我爷爷的小饭馆，生意也不好做了。没有办法，就又走上逃亡路，往南走了大约15里路，到了一个村子叫三家店。这个村口汾河边上有一个渡口，几个村子张店、东尉村，西尉村，韩家庄、还有南边垣上的支北庄乡共15个村子，甚至阳王、万安乡的柏壁村等靠近东边大沟下去，往北走一段路就到了西尉村，所以有几个小村子，东边的符村等，都从三家店的渡口上坐上划的小船到汾河北边的三林镇，再到绛州城赶集买东西比走大路要近7-8里多。

三家店村很热闹，有车马店、小吃摊，还有两个寺庙，烧香拜佛的也不少。

到了土改时，我爷爷一家五口人(大爷、奶奶、我父母亲)我父亲是在绛州城时，从河南我二爷爷家接回来的，当时因为我父亲很小，逃难带不了他，在二爷家养到十四岁，才接回绛州，协助爷爷干活，后来又回老家找了我妈，又返回绛州城，在三家店村买了八九个大小不等的土窑洞(见照片)，并分了几亩地务农为生。

我是1944年8月初三日生于三家店村。幼年时，我爷爷背着我到南头的小集市玩，一玩就是半天，饿了吃点麻花、油糕等。我爷爷会下象棋。

1951年8月，我7岁时开始在本村上小学，一直上到六年级毕业，考上了县职业中学卫生学校，来到了绛州城。(见照片大街、城门)

卫校就在县医院的北侧，《乔家民宅》(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卫校上了半年，过春节后，卫校不上课了，让40多名同学和县药材公司的十多个人，到绛州北山上乡宁县的陈家山等几个山顶上边挖中药材。一个多月后回到城内(见卫校照片)，但当时，侯马市成立了，新绛属侯马市管，卫校大部分同学到侯马卫校继续上学，我和8个同学没有让走，留在了县医院。(见9人合影照片：上排左一)

一、到住院部实习

住院部在门诊部东和住院部西之间。是县医院前院和后院之间的中院。

原县医院示意图

住院部是个凹字形，南房短，北房短，西房长，西房中间是个通往中院和西院的道路。后院是个大院，大院东侧是职工和病人的伙房，东院有个后门，通往一个小巷(桥北路)，门诊部有个前门通往一个小巷(仁义路)。

在住院部实习时，我什么也不懂，没有任何技术。所以，上班后，主要任务是打扫卫生。早上吃完饭，上午上班5个小时，12点至下午2点吃中午饭，下午2点上班到6点，吃完晚饭就是休息时间了。夜间不上班。

打扫卫生，一是扫17个各个大小病房房间的卫生、医生办公室、护士办公室、换药室、注射室。对病房病人的痰盂，每天要刷洗一次，后大院也要扫一遍。

我是个贫穷人家的孩子，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整天干个不停。有空闲时间我就跟着医生、护士学习换药、打针、输液，灌肠、抢救危重病人，跑前跑后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外科主任南文斌，见我很勤快，他查房时总爱叫上我，教我怎么观察病人注意哪些问题等，换药怎么换，手术后的病人怎么护理等等，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护士长叫成清珍，护士叫黄玉珍，还有几个小点的护校毕业的护士。她们教我怎么打针，怎么测体温，量血压，怎么给病人配药、分药，怎么给各个病人送药等，活很多。

我实习期间，就是个护理员。后来我熟悉了住院部的工作后，就让我三班倒，开始上夜班了。每个班是2-3人，有一个护士带班。

在住院部工作了有一年多，并在1959年6月26日正式招工，有了工资，每月是26.5元(实习期间是15元)。

二、压上了重担

1960年3月份，外科主任找我谈话，说医院领导研究决定让我到手术室工作。

手术室共有手术间(两大间)，东边是手术人员洗完手消完毒后的更衣室，准备上手术台。

还有四个房间，东边是更衣间，参加手术的上台人员和台下工作人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换成手术室工作服。上手术台的人员到洗手间，洗手15分钟，泡手15分钟(用75%的酒精，倒入洗手桶内，上手术台的人员，泡手15分钟，消毒完后，带上消过毒的橡皮手套，到术前更衣室穿上手术衣，再进入手术间做手术。还有两间房是一间办公室兼火炉房，一间为手术器械和消毒后的手术巾和手术衣存放间。

手术室是个综合性手术的地方，不分什么科的，只要动刀子，都到这个手术室做。但主要是外科，大手术很多，其次是妇产科，其他的皮肤科、小肿瘤、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的手术较少。

手术室就我一个人，工作非常多，打扫各个房间卫生;准备手术器械、手术衣、手术巾、纱布等。这些手术用品还要高压消毒后才能使用。

高压消毒是个非常操心的工作，用煤油炉烧高压锅，水开之后，要把气压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气压高了可发生高压锅爆炸，气压低了达不到消毒效果。一点也不能马虎，眼睛紧盯着高压气表，随时调整火大小。消一次毒大约要一个小时左右。

洗手用的是开水，那时没有自来水管，要到火房用大锅烧水(炊事员给烧)，我用一只桶提着开水往手术室洗手桶内倒。伙房离手术室大约有200米长的路，中间经过住院部还要上一个约15度约有20米的小坡。我个子不高，才15岁多，体重才80多斤，每次提开水只能提半桶，大约有20斤左右，脚背被开水烫伤的事经常发生。

冬天，手术间室温需要达到28度左右才能做手术。烧的是焦炭，还要从放碳的地方去把大块焦炭砸成7-8公分大小的块，才能往火炉里放，我的右眼，在一次砸碳时，碳的碎末溅崩到右眼上，差一点把眼球划破，至今，我的右眼角膜上还有伤疤，后来，我砸碳时，带上一个风镜，就保险了。

我在手术室干了四年多，一直到我入伍时才放下了这副重担。

三、恩师非常重视和支持我的学习

我在手术室的四年多，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工作虽然很多很重，但自主性很大，工作安排好，干完活，空余时间还是有的。正如鲁迅所说的，“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我的学习时间就是挤出来的。早上，晚上，每天大约可挤出四个多小时。这四年多，我除了把卫校发的书读完外，还经常到院长办公室看各种报纸刊物。恩师把他订的外科杂志等书让我。全院所有各科都没有报纸。

我很少去逛街，看电影很少，戏基本上不看，那时也没有电视机，只有广播喇叭，我上大街，最爱去书店和书报摊上看有什么爱看的书报没有。有一次，我在书报摊上看到了一份《中国青年报》，我看了一下，觉得非常适合年轻人看。于是，我到邮电局打听，说个人也可以订阅，我问，订一年需要多少钱？邮局说大约要100多元，我那时工资每个月才26.5元，后来涨到29.5，34.5元。除了吃饭外，再买点生活用品，剩下的钱不多，但我还是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当时全医院个人，订报的只有我一人。

这张报内容很多，特别在1961年至1964年间，该报上登的雷锋事迹，“一分为二”的哲学文章，还有党中央对苏联的“九评”文章，毛主席在1963年还给全国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并说“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等，我非常认真的学习理解。

恩师南文斌见我爱学习，在他到省城太原山西医学院进修时，不知从哪里给我先后捎回来好几本老师授课用的“讲义”书，有生理学、解剖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防疫学等。书店里没有这种书，也不知道他花了多少钱？他进修回来后，我要给他钱，他怎么也不要。

我从心里感谢他真诚对我，我非常认真的看书、工作，多苦多累都不怕；农忙时，我见他回家干活，我就跟着他给他家锄地、割小麦，一直到入伍前才停下来。(他家里人很少，父亲年大体弱，母亲是村里的接生婆，经常有人找她接生，他女儿，两个儿子都还小，正在上学，只有他老婆一个人在家做饭)。我虽然劲不大，但总算尽力了。

恩师在医院经常要外出看外科、妇科等急诊病人，每逢出诊，他总要带上我一起去。需要临时上药，处理伤口，我是手术助手，眼明手快，知道他要什么器械，马上递到他手上，相互配合很默契。

四、恩师工作要求很严格，不询私情，不讲情面

恩师的人品很好，对病人服务热情、周到、细心;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生怕出事故。

他的工作作风对我教育和影响很大，我也照着他那样工作。每年年终评比，我都是先进工作者之一，这都是恩师教导的结果。

但是，恩师的脾气有两个特点:一是工作顺利高兴时，又说又笑，和大家关系很好。他是共产党员、党支部委员，是院长的得力干将。那个年代，外科病人多，收入是医院的大头，病人好的快，住院时间短，病床周转率高。二是急躁，爱发火，一有不顺心的事，特别是工作人员出了错，批评人很厉害，我因为经常在他跟前，就经常挨批评和训斥。

四年多来，使我终身难忘的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拉土时，把一个小孩的大腿骨压断了。

拉土是县政府盖剧院时，要把观众席填成坡形地，需要大量的土，县医院也分了许多填土任务。我那时是共青团员(1960年10月17日入团)，带头拉土。我借了个小平车，从北关村土山上挖土往剧院里送。有一次，在经过北关村一个胡同口时，一个五、六岁大小的孩子突然从胡同里跑出来，正好我拉着小平车一路小跑，小孩子一下子绊倒在我的小平车轮下，我紧急刹车，但还是从小孩腿上压了过去。我停下车一看，好像小孩的一条腿骨折了，我放下土车，抱着小孩一路狂奔到医院外科，主任正好在查房，他一检查就是股骨中段骨折，决定马上手术，不过两个多小时，手术做完住到了病房。

我想闯了这么大的祸，这顿批评训斥是跑不了了。可是令我意外的是，恩师没有训斥我，只是说，以后干活慢着点。

病人住了大约一个多月，就出院养伤去了。小孩子出院后，我找到主任说，小孩子的手术、住院、用药、吃饭等一切费用我出吧，主任说，你有错，但这是为医院拉土，因公出错，你个人不能出钱，我给院长说了，全部费用免了。

第二件事是忘了是哪一年的一天下午，门诊部突然送来了一个被土压伤的患者，经过检查，患者左上腹压疼的很厉害，可能内脏有压伤，决定马上剖腹探查。打开腹腔后，发现脾破裂了，无法修补，需要脾切除。这是我到手术室工作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病例。我忙得很，除了麻醉师和测量血压的护士外，其他人都要上手术台。手术进行到处理脾门大血管时，大止血钳子刚把大血管夹住，就要用刀子切断血管时，突然停电了。因为事发突然，我也忘了事先把“汽灯”点亮备用，马上拿了两个大手电筒照手术部位，又很快点亮了”汽灯”，并挂在手术台上方。手术从下午4点多开始，一直到深夜3点多才结束，病人由住院部护理人员送出手术室后，参加手术的十多个人正准备走时，主任对着我发开火了。我知道是我粗心大意，没有事先点好“汽灯”备用，差点出大事故，批评是应该的。其他人本来要走，看我低着头挨批评，他们帮着我，擦拭手术间血水和脱下来的手术衣、手术巾、纱布等，完了又帮我擦拭手术器械，一直忙到4点了才到伙房吃夜宵了，我难受的一边干活，一边流泪，实在没脸去吃饭了。可是，等大家都吃完饭回宿舍睡觉去了，恩师却端着两个热饭碗到了手术室让我吃，我激动和难受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恩师经常抢救危重病人，救治了不少人，患者亲人非常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让他吃饭，他心肠软，盛情难拒，不好推辞。正因为喝酒、吃肉、吸烟多，他身体发胖了，后来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心脏也有问题了。

五、我想参军的梦想又萌发了

我是1963年就想参军到部队上，向雷锋那样好好干，准备打仗。可是，主任和院长不同意我走，其他几个要好的同事也劝我在医院工作好好的，到部队上干啥去？

可是那一年，征兵工作完后，新兵们要走时，我院有一个青年不知道和带兵的干部怎么说好的，新兵走时，他也跟着到了部队。

1964年底征兵开始后，我力排众议，硬着头皮先找了石进尚院长(他是陕北人，在党中央延安驻地，他入伍后在中央警卫团当了兵，被分配到陈云处当警卫员和生活服务员)。他平时话不多，看着很厉害，一般职工不敢和他说话，我说，我还要求当兵，他沉思了一会说，你的事我不管了！你去找“锁旺”吧！(恩师的小名)，我想院长说是不管了，实际上他不会拦着我了，同意我参军了，我非常高兴。

我第二天就找主任说要当兵的事，他可能知道我已找了院长了，所以也没有说不同意，但他说，如果体检不合格，你可不要怨我啊！政审我不管，体检我是主检，签字和把关的。

我说，听您的，体检不合格，绝不会埋怨您！

事情真巧，体检后定兵时，他找到我说，你可能走不成了，因为你体检有一点不合格！我不清楚什么“一点儿”，就问他什么一点不合格？他说，这一点是你的右小脚趾下面有一块胼胝(磨的死肉)，这个病是边缘性体检标准，如果正式合格的满员了，你就走不成了，如果政审有刷下来的人，哪怕有一个人不合格，我也想办法让你当兵。

我一听，有门啦！果然在政审环节上，全县500多人中打下来三个人，我就顺利的能当兵了。定兵完后，给我发了军装，回到医院，向接我班的人把手术室的所有工作和物品交接后，恩师和当时医院的几个领导、同事还照了个欢送我当兵的合影照片，我一直保存了几十年。

欢送当兵的合影照片

第一排:中间是作者，抱着的小女孩是成清珍护士长的女儿，左二是恩师南文斌，左一是检验室主任曹俊彦，右一是副院长准有泉，右二是妇产科主任杨富保;

第二排:左一是护士长成清珍，左二是贺智清，右二是外科主治医师朱合旺，右一是同事许莫桃;

第三排:右一是马莲莲，中间是王新兰，左一是赵秀芳。

六、一片热情安排我暂住他的房间

那是我转业决定后，我没有参加完军地融合培训，就给政治部主任请假，说“有病”要回家一趟。

其实我没有病，回家不是回军人家属院，而是想回老家就安排工作奔忙去。主任说，师里你干的很好，军长，军政委通令嘉奖过你，师里还记过三等功，和平年代团职干部记功的很少，本来不让你转业，准备选好接你班的人后，给你压更重的担子，可你有实际情况，你回去吧，几天都行。

运城市组织部军转办，因为政治部写信让妥善安排我。我不知市委组织部在哪里办公，就用公用电话打114，问组织部军转办的电话号码是什么？知道后我就把电话打到了组织部军转办。但是，主任不在，下乡去了。我一连打了几次电话，才等到了主任回来。电话中说，你的档案提前发来了，我们已考虑了几个副县级岗位，你若同意就立即上任。主任说的几个单位，都是团级副职，但是我不同意，因为我不熟悉那些业务，只懂医学和政治宣传。主任说，市区再没有地方了，县上有两个地方，很适合你的特长。我去考察了三、四天，因为家属子女不好安排，我的目的是到省重点高中我县一中，回县让女儿复习一年考大学。我就说，我们县有地方安排也行，哪怕降一级也可。这样以来，他马上说，到你们县卫生局去吧。

我到县上专等安排函下来后上任工作。可是，住老家三家店村，村委会较远，接电话不方便，又怕误事；在县城住旅馆又花费太大，接电话也不方便。我就回到了县医院，找到了恩师，说等市军转办安排工作。

恩师一听说我要转业回来了，高兴的不得了，立即把他住的宿舍，加了一张床，让我住下。吃饭，因为我还没有便衣，还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太招人眼，不想去医院灶上吃，恩师不让我去大街上吃，每天吃饭时，他吃完就给我买一份带回来，给他钱他不要。

在恩师宿舍住了大约半个月，安排函到了，我就到卫生局代理局长上班了。

七、让我很纠结的两件事

第一件是:新建的县医院我上班时，前任已和县有关人员考察新址已选定在汾河岸北侧的大坝内侧的一片低凹地处，而且比较偏僻，离政治、经济、文化和城内居民较远，这个地方发展空间受限，要是我，绝不会选在这种“风水”不好的地方。

可是，工程已确定为县上的重点项目，已开工挖地基，并转入了近20万元下了地基，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只能随着走吧。

县政府当时正准备盖新的政府办公大楼，县委还在原来的用砖楦固围成的窑洞式两层楼上办公。我们卫生局在二楼办公。当时的爱卫办、计生办只是卫生局的一个股级单位。新建县医院大楼计划是三层，资金严重不足，面临着停工，我非常发愁。卫生局经费少得可怜，刚够发700多人的工资，大大小小近20个医疗单位，房子旧、危房也不少，特别是乡镇卫生院，穷得叮当响。

当时，运城市卫生局还要求各县要大力发展专科医院，并组织参观了市区的牛东平牵头的口腔专科医院和稷山县骨髓炎医院及精神病医院。

我回来后，已到年底，并准备召开全县人员年终总结和卫生改革大会(照片卫生改革报告大会)。

可是，资金从哪里来？正在我发愁的不知如何办时，就找到恩师南文斌，请教一下他有何办法？

我和他交谈了很长时间，他说，听说县医院鲁学（曾是门诊部X光室主任)想办个“糖尿病医院”，听说他和省卫生厅厅长续恩岚认识，或许你找一下他能要点钱。续厅长原来在咱们县当过县委书记，你是不是找一下续厅长要点钱，让新县医院先建好，老医院就可撤到新医院。

恩师的指点，我有了主意，决定赴省城太原找一下厅长，要多少算多少。凡事都要试一下，不试怎么能迈开步子！？

我趁着赴省开全省卫生局长会的间隙，找了一下厅长，我开口大了一点，总投资的三分之一就是100多万元，要100万试一下。

厅长知道我是他当书记的县卫生局长，他沉思了一会就说，先给你50万元吧，但是，省只能出25万元，县上要先出25万元，省厅才能下拨你县。我回来后，把情况向县长汇报后，县长答应，再困难也要把县医院的钱挤出来拨给工程队。

正在我全力以赴的抓工作时，因为一些事不符合规定的人想进县医院，我没有同意，得罪了人，县委突然决定把我调任县人大常委会任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任主任。卫生局的工作，由继任者办吧(一个大镇的镇委书记接任的我)，到人大后，我除了人大依法监督各局办的工作外，各局、委、办的具体工作一概不过问。（人大欢迎我的合影照片）

第二件是:谁来当县医院院长？

我在卫生局时，刚开始，县人大还未换届，各局委办都未动，我是届中调整任职，所以，从1983年10月至1984年4月，代理局长。1984年4月召开人大会后，正式任命为局长。

县医院王某德院长因为是1949年前从部队转业的老资格干部，爱人在上海市工作，他早就想调回上海市，开始因为我是代理的，他没有找我，正式任命后，他找我说要回上海市，和爱人两地生活太不方便，请我批准。

我问他，你能否给我推荐一个接你班的人？他说，书记是外行，不能接，只有外科主任南文斌可以。我又问，那么多老主任、大学生，难道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他说没有，我说，等我调查了解一下再说吧。

我到县医院先问了一些中层干部，又问了一些一般工作人员，大多数都和王院长说的一样。

可是，我很纠结。我最了解恩师的情况了。就医疗业务上讲，他完全可以当院长;但是，院长是行政领导，不仅要管业务(还有业务副院长)，更要管其他行政事务，人员多，人际关系复杂，文化程度差异很大，再加上“文革”的“派性”遗毒还存在，我怕他玩不转。他又是个急性脾气，急了就发火，他吃得胖，血压又高，心脏也有问题，万一出了 ，我不是害了恩师嘛？

我把我了解的群众意见和我的想法给恩师说了，他没有说什么，他很理解我的纠结，就说你定吧，我没有任何意见。好像是上天有眼关照我，县委救了我，把我调走了。我心里高兴极了，谁当院长，让后任局长定吧！事情的发展，正如我所料，后任局长听了王院长和多数人的意见，在1977年8月让恩师当了院长，结果当了不到两年，气得他血压高，降不下来，脑出血了，病愈后，当了县医院的党支部书记。退休后，恩师不知道什么原因病又犯了，急救无效，63岁就去世了。在人大，工作非常忙，一点也不知道他患了脑出血，所以也没有看望他，忽然听到他的噩耗，我非常悲痛，和老伴到他家里，在封棺前，见了他的遗容一面，跪在他灵前，烧了纸，点上香，磕了三个头，安慰了他的家人后就回来了。我和恩师就阴阳两隔了。

后 记

这篇回忆，因为时隔60多年，大概情况我基本知道，但是，详细细节我很多都不了解，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走访，得到了所有知情人的介绍，我才写成此文，让我非常感动的是，被调查人，大多都是耄耋老人，比我小一岁的只有两个人。最大的94岁的原妇产科主任杨富保，(还远在太原的儿子家病休着），还有87岁的，体老眼花，卧病在床的老副院长宋忠和其他调往外地的，通过其家人子女也了解了不少情况。在此，我深表感谢！

写这篇回忆录，怀念恩师，也希望读者们，不少人一生都可能有恩人相助，都要懂得感恩！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

作者简介:刘英来，1944年8月3日生，1959年6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县医院工作六年，在军队服役近20年，转业地方后在卫生局、县人大、县纪委工作近20年，2024年退休。45年中，干过护理员、卫生员、军医、政治干事、连指导员、营指导员、师宣传科长。转业地方后，干过卫生局长、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主任、法工委主任、县纪委常务副书记。多年来，在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中医中药报、山西日报、人民代表报、运城日报等报刊杂志刊登多篇文章，被山西省纪委原《监督时报》聘为特约记者。退休后县政协第十三、十四、十五届委员会聘为反映社情民意特邀信息员，所采信息被中央、省、市、县均采用过。

来源：丰融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