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怪兽”是儿童观察、理解和建构世界的心理语言和文化符号。它不仅诠释了儿童的身份，也为其成长提供生动体验。“怪兽”的寿命是短暂的，儿童终将走出“怪兽世界”。它的退场表征了儿童成长的三种节奏：作为信号的自然退场；作为禁忌的延迟退场和作为惊喜的提前退场。在禁忌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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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乐 林 玲

“怪兽”是儿童观察、理解和建构世界的心理语言和文化符号。它不仅诠释了儿童的身份，也为其成长提供生动体验。“怪兽”的寿命是短暂的，儿童终将走出“怪兽世界”。它的退场表征了儿童成长的三种节奏：作为信号的自然退场；作为禁忌的延迟退场和作为惊喜的提前退场。在禁忌的约束和惊喜的推动下，“怪兽”正加速退出童年生活。当儿童被提前逐出“梦幻岛”，他们在自我认同、心理准备、创造力训练、人格形塑等方面的成长进程都将被打断。因此，成人要尊重儿童对“怪兽”的着迷，也应坦然看待“怪兽”的退场，在自然成长中呵护儿童的“怪兽王国”，包括设计“怪兽王国”的完整叙事、构建成人与儿童的“共鸣关系”，以及尊重儿童成长的“慢”节奏。

儿童是晚近的“发现”，阿利埃斯将其追溯到16—17世纪。随着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发展，直到20世纪，儿童的概念才真正被历史构建起来。自此，儿童从成人世界剥离出来，取得独立的身份和地位，他们的身体、姿态、童言稚语，[1]76以及不与成人分享的图书、服装、游戏等[2]2开始受到关注。其中，“怪兽”是儿童观察、理解和建构世界的心理语言和文化符号。他们借助天马行空的想象让自己安全融入周围环境，寻找最纯真的心理自洽。对儿童而言，“怪兽”既存在于想象世界，提供马修斯所说的“思想实验”的素材，又会外化为实体（玩具、图书等），生成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文化形态。科恩（Cohen）也指出，“怪兽”既是一种纯粹的文化，又是一种构想和投射。[3]概言之，“怪兽”是标记儿童身份的符号，是诠释儿童属性的语言。只有透过光怪陆离的“怪兽”形象，我们才能进入儿童构造的世界，才能真正理解“儿童是谁”。

当前，我们正步入“加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无不深受其影响。罗萨说：“当面对所知觉到的世界时间与个人生命时间的张力，生活步调的加速成为最自然的现代性回答。”[4]36-37在此背景下，儿童成长也开始提速，成人迫不及待将孩子赶出“怪兽世界”，希望他们早点回到现实，完成从非理性到理性的韦伯式“祛魅”。甚至，童年本身也被看作稍纵即逝的过渡阶段，因为人们很快将丧失对它的回忆。[1]52虽然“怪兽”的消逝无法被直观呈现，但是儿童的语言表达、行为习惯、兴趣爱好等加载的“怪兽”体量的减少却可以作为重要指标被间接描述。有调查显示，儿童的家庭作业时间超标，[5]参加校外学业类辅导班比例较高，[6]学习日闲暇时间不足1小时的占56.5%，休息日则占25.9%[7]。另外，中小学生购书类别中，教辅类占比达到55.59%，[8]随着小学学段的升高，阅读量呈下降趋势[9]。研究者的一项调查也显示，42.66%的儿童没有看过西游记或奥特曼等“怪兽”题材的动画片。[该项调查的结果将在作者的另一项研究中公布。]可见，随着儿童被卷入激烈的学业竞争、技艺培养、身体训练等现实生活，“怪兽”的生存空间被挤占已成既定事实。

语言中的童言稚语被矫正；行为中的想象游戏被规训；兴趣中的娱乐活动被重写。也就是说，“怪兽”的消逝是以“怪兽”退出儿童生活为标志。问题在于生命成长是一个“慢工程”，儿童需要构想各种各样的“怪兽”作为伙伴（朋友、亲人、敌人等），陪着他们经历漫长的“旅行”。过早将儿童从“怪兽世界”拉回现实，违背了儿童成长的自然节奏，也制造了紧张的成长状态。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怪兽”对于儿童成长的意义，并且超越文学性的隐喻功能，将其作为一扇实实在在的窗户，窥视儿童成长的秘密。

一、 充满“怪兽”的儿童世界

儿童生活在前理性和前科学的世界。面对周遭环境不断涌现的未知事物和风险，他们会用想象弥补理性和科学的不足，以儿童“幼稚”的方式寻求理解和庇护。“怪兽”正是儿童理解事物、规避风险的“幼稚”想象。它不仅诠释了“儿童究竟是谁”，而且为儿童成长提供了生动体验。

（一）“怪兽”的历史形象

“怪兽”是指人类构想出的超自然的、神秘的、科幻的形象。[10]6“怪兽”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考古发现，最早的“怪兽”形象出现在三万年前。[10]24人类祖先会创造不同形态的“怪兽”来解释超出其认知范围的事物和现象。原始社会的图腾符号呈现了清晰且明确的“怪兽”形象，这些“怪兽”守护着族群的繁衍生息，并“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随着文明的演进，“怪兽”形象日渐丰富。绘画、雕刻、文学等艺术作品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怪兽，从史前洞穴中的壁画到中世纪的宗教绘画，从宏大建筑的浮雕到微小器皿的兽纹，从神话传说的瑞兽到民间志异的妖怪，不一而足。其中，文学作品尤其活跃，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甚至，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中也使用大量笔墨探讨“怪兽”（teras）。我国先秦的《山海经》、战国的《黄帝说》、两汉的《异闻记》、六朝的《搜神记》、唐朝的《玄怪录》、宋朝的《太平广记》等作品都有关于怪兽的记载。明清时期达至巅峰，《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志怪神魔小说风靡一时。到20世纪初，“怪兽”首次被搬上荧幕，标志着“怪兽文化”真正走向繁荣。从“图腾怪兽”到“文学怪兽”，从“文本怪兽”到“图像怪兽”，从“线条怪兽”到“三维怪兽”，“怪兽”的形象与内涵正变得逼真、立体和充盈。

一直以来，“怪兽”都是集卜筮、隐喻、象征、启示、传递等功能为一体的文化符号。尽管形象不断变化，但是作为智识、艺术和道德的表征意义始终未变。正如吉尔摩所说：“人类离不开怪兽。”[10]1“怪兽”可以定位身份与恐惧、探索内疚与欲望。[10]5它是描写和批判人类最有影响力的创造物之一。[11]同时，“怪兽”也不受地域限制，从非洲的“狮人”到南太平洋的“鲨人”，从北美的“雪人”到东亚的“猿人”，等等。[10]viiii虽然“怪兽”多是凶残的、恐怖的、怪异的……但它对于文明演进和生命成长的意义却是积极的、不可或缺的。尽管本文提出的“怪兽”概念是基于儿童视角，其内涵却无甚出入，依然沿用吉尔摩的定义，指儿童接触或构想的具有奇幻色彩的形象，例如能说话的动物、会特异功能的人，以及各类神话、童话或卡通角色等。

（二）“怪兽”是儿童身份的表征

“怪兽”虽不为儿童专属，将两者关联起来却非偶然。儿童生活在五彩斑斓的泛灵世界，而“怪兽”是超现实的虚拟构想，两者的相遇是一种自然选择。每个人的记忆中都留有“怪兽”印记，都是在“怪兽”的陪伴中成长起来的。很难想象谁的童年没有“怪兽”的身影。皮亚杰也指出，这种想象（象征性）游戏是儿童发展的必经阶段。[12]与其说“怪兽”是儿童成长的伴生物，不如说“怪兽”作为象征性符号表征了儿童身份，声明了“儿童是谁”。另外，“怪兽”对于儿童的标识又是独一无二的，玩具、游戏、白日梦等相似物只是其载体，无法定义“怪兽”，更无法用形式替代实质。

首先，“怪兽”是儿童直觉思维的表征。儿童主要靠感知直觉和习惯经验对问题做出直观判断和猜想。费尔德曼说：“直觉思维使儿童认为自己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但他们对于了解世界运转方式所持的信心却没有逻辑基础。”[13]由于不具备成熟的抽象思维能力，儿童只能借助描述和叙事对问题进行简单类比。类比过程也非基于逻辑推理，而是非理性的本能涂鸦。所以，儿童构造的世界是由碎片化的画面和故事组成的。“怪兽”正是直觉思维的具体化符号，它恰当安置了儿童没有“逻辑基础”的自信，让所有非理性的涂鸦都能找到逻辑之外的合理性。另外，儿童的直觉思维也需要“怪兽”提供素材，助其挣脱逻辑限制。

其次，“怪兽”是儿童有限机能的表征。有限的力量、经验和智慧让儿童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尤其脆弱，难以独自应对各种挑战。然而，“成长性”又令其保持着对世界的无限好奇——探寻未知、澄清困惑、追求冒险。当有限机能无法满足无限好奇时，儿童很容易陷入无助境地，遭遇身心双重挫败。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儿童会本能遁入自我构造的“怪兽世界”，用奇思妙想强化机能、满足好奇。只有登上充满“怪兽”的“梦幻岛”，儿童才能在“无所不能”中悦纳自己和世界，并维持两者之间的和谐互动。所以，“怪兽”既是儿童无力对抗世界的产物，又是其对抗世界的武器。

最后，“怪兽”是儿童朴素世界观的表征。儿童眼中的世界是泛灵的和二元的。皮亚杰指出，儿童无法区别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14]276他们认为所有事物都是有生命的。“怪兽”是儿童对世界的泛灵处理，即赋予特殊事物人性特征，并将自我影像投射之上。另外，儿童构建的世界又是非此即彼的。在儿童看来，世界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好即坏……而且，他们相信自己可以轻易辨别。这种机械的二元论还渗透着理想化的价值判断——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正是“怪兽世界”的运行逻辑，儿童将自己视作“勇士的化身”，在“怪兽世界”披荆斩棘、伸张正义。

（三）“怪兽”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在成人看来，“怪兽”只是一种休闲选择，用以调剂枯燥的现实生活。然而，儿童需要“怪兽”帮助其解释无力解释的现象（有限认知）、经历无法经历的事件（有限经验）、体验无以体验的生活（有限自由）。于之而言，“怪兽”是整全生命的本能投射，他们会将自我意识和对世界的全部感知嵌入其中。在此意义上，“怪兽”很像库利所说的“镜中我”[库利认为，人不能直接看到自己，只能在镜子里看到。同理，人只有通过他人反应才能了解自己的社会形象。所以，自我不是由自己创造的，而是由自己观察和想象别人眼中的自己创造的。]的变体，儿童通过自己眼中的“怪兽”观看世界、形塑自我、深化思想。尽管“怪兽”是虚构的，但“怪兽世界”涵养的品质是真实的。抑或说，儿童是在虚构的“怪兽世界”体验现实生活，并经历切切实实的成长。

1.儿童通过“怪兽”观看世界

儿童无法像成人一样直接走进世界，他们不具备抵御风险和诱惑的能力。所以，儿童与世界的接触方式是局部的、间接的，要么被限定在安全的活动场域，要么被投入到镜像的虚拟时空。“怪兽世界”为儿童构造了一个安全的虚拟时空，让他们借由“怪兽”角色观看真实世界的运行规则。它可以帮助儿童拓展知识、开阔眼界，见识妙趣横生的事物，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通过代入“怪兽世界”的不同角色，他们也在接受社会化训练，包括身份意识、社会规范、人际交往、责任义务等。此外，儿童接触的世界往往是被成人加工过的，是被屏蔽了风险和诱惑之后的“温室”。儿童需要“怪兽”教会他们如何面对挑战，因为这些挑战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被提前处理掉。[15]成人总是担心充满“怪兽”的世界有些恐怖，不太适合孩子，但是孩子需要通过自己构想出来的恐怖世界，学习如何处理困惑和有争议的问题。[16]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用处》中也指出，童话故事能够以儿童容易接受的方式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邪恶，并且融会贯通，使儿童不受创伤。[17]127

2.儿童通过“怪兽”形塑自我

童年期是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阶段，儿童通过行为感受和他人评价构建关于自我的“表征映射系统”（representational mappings）。“怪兽世界”提供一种角色代入训练，儿童将自我意识映射到“怪兽”身上，又或将“怪兽”人格镜像到自我意识，以第一人称在“怪兽世界”参与（建构）叙事、寄托情感、履行责任……置身其中，儿童不是旁观者，而是人格化的“怪兽”。他们会用作为“怪兽”的身份观察他人，也会用伴随“怪兽”的身份观察自己。这种身处故事之中的观察就是自我意识的训练，即思考“我是谁”及“我与你”的关系。此外，儿童在“怪兽世界”的历险又是人格的积极塑造。对抗“怪兽”的经历可以帮助儿童直面日常恐惧、克服内心焦虑，为未来生活提供勇气和力量。[18]而且，“怪兽”总是被战胜的，这种“正义与邪恶”的朴素博弈其实是关于是非善恶的价值观训练。“怪兽”在被战胜后，往往又会抛弃邪恶，重新找到更好的、全新的自我。[15]这对儿童无疑是浪漫的成长启迪。

3.儿童通过“怪兽”深化思想

儿童是清新的、有创意的思想者，他们对现代科学世界的理解比大多数成人都要强。[19]12，27作为“天生的哲学家”，儿童对世界的洞察是被低估的，例如人们时常惊叹于孩子不经意间的思想表达。儿童的生活世界是在成人“监护”下被简化的，他们缺少一处未被操控的复杂空间思考人性、生存、价值等更为深刻的问题。“怪兽世界”正是由人物角色、社会关系、情境设定、故事铺展等组成的完整叙事“生产”的复杂空间。如果仔细听听孩子们讲述的故事，复杂程度是令人吃惊的。这种叙事体系无论是外界给定的，还是自我建构的，都要求他们对运行规则保持洞察，努力寻找或设计故事的发生线索。只有投入足够的专注、精力和思考才能真正进入“怪兽世界”。虽然那些奇思妙想是儿童用来解释看起来没有明显现实意义事件的方式，[14]282但这种解释正是他们处理复杂问题的策略，是一种令人欣喜的思想深化过程。

二、“怪兽”的退场：儿童成长的三种节奏

儿童不能永远困在“怪兽世界”，也无法直接进入现实世界。从“怪兽”到现实是儿童成长的自然进程。然而，每个儿童的成长节奏是不同的，可能“延迟”，也可能“提前”。成人对待两种节奏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前者被列为禁忌，后者则奉若惊喜。

（一）“怪兽”的自然退场：一种成长的信号

人的成长遵循顺序性和阶段性的自然规律。从幼稚到成熟是“生命序列”的自然展开，每个序列都有独特的成长密码。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前一序列的密码被后一序列破解和置换。所以，成人后的世界会拒绝接纳童年的品味，甚至将其作为记忆封存起来。“怪兽”正是儿童序列的成长密码。随着儿童迈入新的人生阶段，以“怪兽”为表征的想象世界终将落入现实。也就是说，“怪兽”的退场是儿童走向成人的关键信号。

首先，“怪兽”的退场意味着直觉思维走向理性。虽然“怪兽”的构造过程渗透着理性，但它本质上是直觉思维的产物。当儿童无需借助“怪兽”即可合理化对世界的认知，抑或能够将“怪兽世界”作为纯粹的娱乐空间与现实世界区分，说明他们获得了探索世界的理性。其实，迫使“怪兽”退场的关键并非“生命序列”的展开，而是作为动力的理性成熟，因为“怪兽”是在反理性逻辑下形成的非理性构想，而且理性为“怪兽”退场后的空白间隙提供了书写能力。

其次，“怪兽”的退场意味着有限机能走向成熟。“怪兽”就像儿童的安抚物，在无助时提供安全空间和交流对象。随着力量的增加、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提升，儿童的有限机能得到加强，他们可以独自面对世界，不再需要“怪兽”的训练和保护。我们经常看见孩子扮成英雄，挥舞着武器，呼喊着拯救世界。但是，这种情形在后童年时期越来越少见，因为他们蜕掉了“怪兽”的外衣，能够且愿意用真实的身体探索未知、经历风险。

最后，“怪兽”的退场意味着朴素世界观走向科学。“怪兽世界”呈现的景观是虚构的、简化的和二元的，这是儿童心性的朴素映射。相信世界上没有“怪兽”标志着儿童科学世界观的初步建立。离开“怪兽”说明他们开始基于现实立场而非想象立场观察世界，将虚幻的构想还原为真实的形象，与世界的关系从暧昧变得清晰。同时，儿童还将接受世界的复杂和多元事实，摆脱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尝试用辩证的眼光建构对世界的整体认知。

（二）“怪兽”的延迟退场：一种成长的禁忌

普劳特说：“童年存放着许多珍贵品质，这些品质是成年期所需要的，但却不允许出现在成年期。”[2]10童年的“成长密码”在成年后会被立即列为“禁忌”。如果成人身上表现出儿童特质，他（她）们会被贴上“孩子气”的标签，甚至背上“拒绝成年”[20]的污名。人们可以接受儿童与“怪兽”在特定阶段的短时陪伴，却不允许“怪兽”长期“占有”儿童。一旦流露出延迟退场的迹象，儿童很可能被推定为发展迟缓。一方面，成人对延迟退场令行禁止，不允许儿童沉溺于“怪兽世界”；另一方面，成人对延迟退场感到羞愧，耻于向外界说出“真相”。成长禁忌还制造出各种社会症候，包括阅读障碍、拼写障碍、书写障碍、社交障碍等。虽然这些“心理疾病”被“发明”出来的动机众说纷纭，但诊断标准却是一致的，即成长速度。

那么，“怪兽”的延迟退场又因何成为禁忌？其一，“怪兽”的持续意义未获认可。成人相信“怪兽”在儿童早期的伴生价值，却不认为有必要延长到后童年阶段。于之而言，“怪兽”的使用期限是短暂的，如果过期，它的教育意义将丧失殆尽，甚至会阻碍儿童的正常发展。其二，成长节奏被固定为某种标准或传统。人的成长分为不同阶段，这些阶段又对应不同的标准或传统。只有符合既定标准或传统的节奏，儿童的成长才是健康的，例如对应不同年龄的身高、体重、词汇量等参数，些许偏离都可能被裁定“不正常”。“怪兽”的延迟退场则被归为正常节奏的偏离。其三，“怪兽”无法提供竞争资本。加速社会专注提升儿童在当下和未来的竞争力，无法兑换为竞争资本的活动都会被排除在教育生活之外。可见的、短效的、计量的竞争资本更受偏爱，例如成绩、技艺等，陪伴成长的“怪兽”并不满足上述条件。

（三）“怪兽”的提前退场：一种成长的惊喜

“怪兽”的提前退场意味着儿童越过既定“生命时序”迈入成人世界，其本质是早熟的表现。“提前”指向的是儿童对成人世界规则的阅读和掌握，行为动机、立场、方式等具有超出既有年龄的现实感和成熟度。在加速社会，人们对拔苗助长的警惕日渐式微，甚至开始追求超前教育。如果孩子表现出早熟迹象，欣慰远大于担心。这也让“怪兽”的提前退场成为一种惊喜。

在成人看来，“怪兽”的提前退场有四种预示。第一，儿童能够分担现实责任。成人总希望孩子“快点成大”，帮家里减轻负担。提早“懂事”宣布了代际传承的使命完成，以及责任分担的压力减轻。第二，儿童能够以超过传统标准的速度成长。跳过既定时序的成长节奏往往被寄予厚望，甚至被冠以“超常儿童”的称谓。即便“怪兽”的提前退场只是“超常”特质的偶然显露，成人也会欣喜若狂。第三，儿童能够获得成人的品质。理性、成熟、独立、智慧等“优秀”品质往往被成人垄断，与之相反的“不良”品质则赋予儿童。提早迈入成人世界意味着儿童可以获得成人的“优秀”品质。第四，儿童能够增加竞争力。“提前”本身就隐含着竞争逻辑，说明比相同“生命时序”的儿童多往前迈出一步。加速社会希望孩子在“这一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诚然，上述预示可能无法全部兑现，却揭示了成人对待儿童加速成长的态度。为此，成人会主动制造惊喜，通过各种方式迫使“怪兽”提前退场。禁止儿童接触“怪兽”是最普遍的手段。成人会要求儿童远离漫画、小说、影视等与“怪兽”有关的作品，对幻想行为令行禁止，将其从“怪兽世界”驱赶出来；还会开发各类“成长项目”，加强现实训练，催促儿童“快点长大”，包括课业训练、技艺训练、身体训练等。整个社会正形成以加速成长为导向的“催熟”环境——以“早熟”为目的，以“现实”为依据，以“竞争”为手段，以“速度”为指标。其中，教育成为最科学的“催熟”工具，其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让儿童加速成长上，而非享受童年本身的红利。

三、驱逐“怪兽”的代价：被打断的成长进程

在禁忌的约束和惊喜的推动下，“怪兽”正加速退出儿童的童年生活。这种加速表面上释放出积极成长的信号——“懂事”，其实打断了生命成长的自然时序。其导致的结果是“童年概念的萎缩”[17]159，甚至“儿童被遗忘”[21]。当儿童被逐出“梦幻岛”，他们丧失的不仅是对时空的占有，更是原有时空对自我认同、心理准备、创造力训练和人格形塑的全面支持。

（一）角色逃离：被打断的自我认同

在“怪兽世界”，儿童“作为儿童”的角色意识是敏感的和清晰的，因为他们需要依仗未成年人的身份免受非议（幼稚）和寻求庇护（脆弱）。“怪兽世界”更像一处“荫佑之地”，让儿童坦然地“成为儿童”。然而，加速成长将儿童从“怪兽世界”拉回现实，与成人处于同一语脉，分享成人的秘密。波兹曼说：“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信息的果实时，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17]131走出“怪兽乐园”预示着他们将被“作为成人”对待。

“作为成人”只是外在的标记方式，只有获得身份认同（心理与制度）才能“成为成人”。“成为”的过程是自觉的、循序渐进的，无法在短期内强制完成。所以，从未成年人到“知道自己（应该）是成年人”再到“真正成为成年人”是漫长且复杂的过程。提前将儿童赶出“怪兽世界”将打断“成为成人”的身份修炼。而且，急剧的身份转变势必造成儿童的角色困惑（不知道属不属于成年人）和角色冲突（不愿意成为成年人）。角色困惑缘于想成为成年人却不具备成人资质的矛盾；角色冲突缘于不想成为成年人却被迫走入成人世界的抗拒。无论角色困惑还是角色冲突都背离了儿童的真实身份，并造就一个特殊群体——“成人化儿童”。

“成人化儿童”是深谙成人世界运行规则，并执此行动的儿童。虽然他们还是儿童，但是表现得更像成人。[此处隐含的成人标准包括两层含义，即强制的工作任务和激烈的竞争压力。儿童走出“怪兽世界”需要承担繁重的课业任务，并投入不同形式的学业竞争。]问题在于，成人只是将他们“作为成人”，并没有赋予其等量齐观的资质；同时，儿童群体也不再接纳沾染“成人习气”的“异类”。所以，他们既不属于成人，也不属于儿童，而是游离在两种身份之外的边缘人。如此一来，他们既无法从“怪兽世界”汲取能量，又无法从“成人世界”获得认可。这种悬置状态很容易引发孤独、无助和焦虑的困顿，甚至拒绝“长大成人”，产生戈夫曼所说的“角色逃离”。

（二）现实震荡：被打断的心理准备

无论社会如何加速，人的成长进程是不变的，我们需要遵循自然，沿着自然指明的道路前进。[22]23而漫长的童年期正是生命成长的自然节奏。提前让儿童从“怪兽世界”回到现实看似加速了成长，却打断了走向成人的心理准备，使儿童以“未完成的状态”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这种仓促准备又会引起现实震荡，即心理准备与现实需求的不一致，进而影响（走向）成年的状态。波兹曼也指出，儿童的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等都不应被扼杀，否则有可能失去成熟的成年的危险。[17]88

知情意是儿童心理准备的核心结构。被打断的心理准备引起的现实震荡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首先，认知震荡。当儿童被抛掷到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有限经验会让他们像刘姥姥一样迷失在种种新鲜事物当中（迷茫），而其对世界的解释能力又无法应对现实挑战（无助）。迷茫和无助很可能使儿童选择放弃、逃避、敷衍等消极回应方式。其次，情感震荡。儿童的情感结构还不完整和稳定，很难适应现实世界复杂情感的运行规则。草率的情感表达可能冒犯交往关系（冲突），抑或无法得到预期回应（忽视）。冲突和忽视都会干扰儿童情感结构的完善，使其面对自我、他人和世界时产生自卑、怯懦和冷漠等负面情绪。最后，意志震荡。现实世界对韧性的要求远高于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不经过循序渐进的磨砺，强制儿童长时间投入以成人为标准的高难度任务非但不具有教育意义，反而会导致“强弓易折”的反噬。

另外，被打断的心理准备还将导致行为震荡，即儿童行为的成人化，包括语言成人化、着装成人化、娱乐成人化等。为实现加速成长，儿童被鼓励模仿成人的言行举止，说着成人的语言、穿着成人的服装、玩着成人的游戏……这种看似成熟的行为并未起到“试炼”效果，反而表现出怪异的品味，例如虚伪的表达、媚俗的着装、越界的游戏等等，严重影响了其习惯和价值观的积极塑造。

（三）想象贫乏：被打断的创造力训练

想象是儿童独特的成长训练。缺乏想象的童年是贫瘠的，儿童将变得孤独和恐惧。[18]因为叙事逻辑和运行框架全部建基于幻想，所以“怪兽世界”是安置儿童想象的绝佳空间。提前走出“怪兽世界”将使想象训练失去最重要的阵地以及最本真的底色和力量。其一，想象的狭隘化。想象可以在“怪兽世界”肆无忌惮，却会被现实世界束缚在既定任务当中，甚至仅作为任务被执行。其二，想象的功利化。儿童对于“怪兽”的想象是自由的，现实却将其导向具体的问题解决。这种工具价值悖反了想象的自由属性，跳过更为重要的过程价值直接指向结果。其三，想象的被动化。“怪兽”是儿童的主动创作，不受外界过多干预，而现实任务主要来自成人设计，儿童被动接受所谓的“想象训练”。当成人敦促儿童“要发挥想象力”时，想象的发散性将被迫转向聚合，主动性已然大打折扣。

想象是一种打破常识的创造性思维训练，是从全新视角思考自己和日常生活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说：“想象力是发现、发明等一切创造活动的源泉。”想象不仅为创造力提供能量，而且定义了它的运行逻辑和工作样态。缺乏想象的创造活动只会形式化为单纯的经验拼接游戏，这种机械的排列组合很难实现结构性突破，毕竟产生原创想法才是创造力的核心。灵感往往浮现在思维的发散性想象中，这种想象在儿童期最为活跃，也是转化为创造力的关键。没有“怪兽世界”的妥善安置，儿童的想象在狭隘、功利和被动的环境中很难继续涵养创造力。创造力需要长期的想象训练才能内化为儿童的思维品质。否则，它只是为完成特定任务而反复训练的技术动作，对未来成长至多增加了变通经验。马修斯直言：“相对成熟而来的是僵化呆滞和缺乏创意。”[19]27另外，设计“怪兽”也是儿童特有的创造力训练，用其他“材料”置换“怪兽”虽然逻辑上是通畅的，但“怪兽”的可塑性及其对儿童的亲和力是无法替代的。

（四）时间超载：被打断的人格形塑

人格是个体赖以立身处世的一套“心理—行为”方式，是心灵面向外部世界而力求协调内外关系的一套防卫与适应机制。[23]人格的形成是缓慢的，它需要遵循个体的心理节奏和社会的文化节奏，并将文化结构内化为心理结构。“怪兽”是儿童期的特殊“节奏”，在人格塑造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社会加速让我们周遭的自然时间框架超载[4]93——时间长度被压缩、时间容量被增加，这也打断了人格形塑的自然节奏。

其一，压缩时间长度影响人格的完整性。俗话说，三岁看老。人格的主体框架是在童年期完成的。漫长的童年期让儿童的人格具有极大可塑性，也让人格完善得以充足准备。在此过程中，“怪兽”为儿童创造了打磨人格的“对手”。然而，加速成长直接导致充满“怪兽”的童年期被压缩，以至“童年的消逝”。没有了作为对手的“怪兽”的耐心陪伴，儿童的人格将以主体框架松散的状态进入成人世界。风险在于错过了人格完善的关键期，成人世界给他们预留的成长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更没有任何试错机会。这种未完成性又会被“早熟”的自我暗示和环境鼓励强化，继而恶化为不可逆的症候——“巨婴症”。

其二，增加时间容量影响人格的健康性。当童年期的任务总量不断提升，时间长度又被大大压缩，单位时间的任务量势必增加。儿童需要完成超过其身心承载阈限的工作量。增加任务量的直接目的即加速成长。这种成长是一种功利性的知识或技能获得，并不包括人格完善，而且人格形塑的慢节奏也与加速成长格格不入。一方面，加速成长无暇关注儿童的人格发展，人格形塑被遗失在“怪兽世界”，而“怪兽”已被列为禁忌；另一方面，繁重的任务量会对人格完善产生负面影响，儿童在没有“怪兽”的“任务世界”将失去个性和自由，而主体性的失落又意味着人格的残缺或丧失。[23]可见，儿童不仅失去了童年的资格（早熟），也失去了童年的属性（忙碌）。

四、自然成长中呵护儿童的“怪兽王国”

“怪兽”的寿命是短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终究会嫌弃这种“幼稚的想象游戏”。但是，如此短暂的成长体验“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却具有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18]。所以，我们需要尊重儿童对“怪兽”的着迷，也应坦然看待“怪兽”的退场，通过“叙事—关系—节奏”的递进思路呵护儿童的“怪兽王国”，并超越纯粹的“怪兽”语境指导儿童健康成长。

（一）设计“怪兽王国”的完整叙事

“怪兽世界”的叙事体系远比表面上复杂，尤其当载入儿童的成长诉求之后，因为“怪兽”被赋予了超越本体的教育意义，而儿童又不具备筛选和统合“怪兽”资源的能力。由此，成人需要帮助儿童打造“怪兽王国”的完整叙事。所谓的完整叙事包括故事完整、形式完整、关系完整和成长完整四层含义。而这恰恰构成“怪兽王国”的工作逻辑。第一，突出故事性，编织整体脉络。将各种“怪兽”的角色、背景、故事等统一安置在同一个成长框架内，保证个体意义上叙事线索的完整性。第二，丰富多样性，悦纳不同样态。鼓励儿童利用语言、文本、图像、实物、幻想等不同形式打造属于自己的“怪兽王国”，肯定每个“王国”显现的样态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第三，加强现实性，回应生活需求。将现实写入“怪兽世界”，抑或使“怪兽”照进现实，通过“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引导儿童将“怪兽王国”建立在身体熟悉以及对身心有益的地方。第四，拓展成长性，服务全面发展。深度挖掘“怪兽”的多层叙事，从德智体美劳等多个维度涵养儿童成长的全面性，让虚幻的构想在个体发展的意义上实体化。

那么，“怪兽王国”的完整叙事究竟如何构建？消极意义上，尊重儿童的选择自由，不干预其对“怪兽世界”的探索。这种不干预既是对与“怪兽”共同生活的接纳（不排斥），也是对“怪兽”退出节奏的耐心（不催促）。也就是说，成人愿意等待儿童在“怪兽世界”完成漫长、幼稚和虚构的成长历练。允许儿童构建“怪兽王国”是对主体性的赋权，也是尊重生命规律的底线原则。积极意义上，协助儿童打造“怪兽王国”，把握儿童成长动向。儿童对“怪兽”的想象主要来自语言、文字、图像、实物等素材的启发，素材越丰富，“怪兽王国”越繁荣。所以，成人应为儿童提供充足的“怪兽”资源，包括玩具、书籍、影视作品、场地等，丰富想象、激发创意。“怪兽世界”纷繁复杂，儿童辨识能力不强，成人还要根据兴趣、性格、需要等个性化特征，协助其选择健康适切的“怪兽”资源。另外，每个“怪兽”的教育影响都是不同的，成人更要了解儿童可能获得的助益，并将之列入全面发展框架，在片断化的任务进行中密切关注和引导儿童的发展动向。

（二）构建成人与儿童的“共鸣关系”

“怪兽”之所以遭到驱逐缘于成人习惯从专断立场审度儿童生活，不（愿意）理解儿童及其构造的“怪兽世界”。对此，卢梭早有批判，“就连最圣明的人也只热衷于研究大人们想要知道什么，而不重视正处在学习成长阶段的儿童应该学习什么”[22]4，“儿童有自己特有的观察、思考和感觉事物的方式，如果我们试图用成人的那一套方式取代，那简直就太不合情理了”[22]87。所以，成人应当与儿童保持一种“共鸣关系”。这是罗萨基于“加速社会批判”提出的概念，意指主体和世界彼此相互回应的关系。[4]13-15

“共鸣关系”的前提是霍耐特所说的“承认”，即承认儿童与儿童世界的特殊性及其同成人与成人世界的区别。人们一直将儿童期作为走向成人的准备，其隐含着成人是儿童成长终点的武断推论。这种逻辑将儿童与成人在时间维度上合为一体，并用成人的标准规范儿童的生活。尽管我们无法证实是否是波兹曼所谓的现代媒体技术造成了“童年的消逝”，但是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界限确实日渐模糊。“共鸣关系”强调主体用各自的方式来与对方呼应，而且在呼应过程中两者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据、支配。[4]14它承认儿童与成人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以走向成人为目的的“未完成性”为标准，而是知情意行上的质的差异。成人就是成人，儿童就是儿童，每个人各就各位。[22]70-71只有正视两者的身份分殊，儿童才能保持自己的声音，才有资格进入“怪兽王国”。所以，“共鸣关系”承认的是儿童独立的身份、地位、人格和权利。

“共鸣关系”的核心是理解性对话，即以“沟通理性”为交往共识的呼应关系，强调成人对儿童及其“怪兽世界”的理解、交流和参与。首先，“怪兽”是儿童的特殊语言，它的语法结构符合儿童的特点。成人应当理解“怪兽世界”的叙事规则，尊重儿童的表达方式、读懂儿童的表达内容、预判儿童的表达意图。其次，儿童幼稚的话语表达会持续消耗成人的耐心和兴趣，让后者产生畏惧感。对此，成人应当保持谦逊和好奇，接受儿童的风格，采用儿童的语言，围绕儿童偏爱的内容，进行生动且持续的交流。最后，儿童往往在自己创造的“怪兽世界”只身闯荡，他们渴望邀请其他人一起冒险。成人应当转变监护人角色，以陪伴者、引导者、激励者和监督者等多重身份携手儿童共同参与“怪兽世界”的探险。

（三）尊重儿童成长的“慢”节奏

教育与生命打交道，教育的节奏需要与生命的节奏合拍。[24]无论训练方式如何改进，儿童的成长节奏（阶段、顺序、时长等）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卢梭说，“大自然自有一套促进儿童身体生长发育和成长的方式，这些都是人们完全无法阻止的”[22]80，“如果我们想要打乱这个次序，就只能培育出早熟的果实，这样的果实既不成熟，也没有甜味，而且很快就会烂掉”[22]87。此外，儿童的成长节奏有快有慢、时快时慢，正是快和慢的张力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生命体，并赋予身体和心灵健康和韧性。然而，当前的教育盲目追求“快”，将“慢”列为禁忌。其实，自然并不性急，它只是慢慢前进，[25]如同紧口瓶子只能慢慢地甚至一滴一滴地填满。[26]杜威也强调，教育的改造是一件缓慢的工作，它只能一点一滴地完成，一次走一步。[27]“慢”是成长的重要属性。正所谓，百年树人，一点也勉强不得。所以，“慢”并非刻意拖延成长时间，而是对成长节奏的自然遵守。

那么，如何让儿童的成长节奏“慢”下来？首先，重构成长标准。在加速社会，绩效成为教育工作的首要指标，甚至定义着人的成长进程。“慢”是为了对抗整个社会对速度的迷恋，重构以生命品质为核心的成长标准，在“幼态持续”的理念下围绕获得、满足、意义、幸福等打造符合儿童身份的“怪兽王国”。其次，让儿童成为完全意义的儿童。大自然想看到的是，儿童在长大成人之前就是儿童。[22]87我们应当将儿童看作纯粹的儿童，而非成人的“未完成态”，用儿童的视角理解他们的成长节奏，避免任何成人的武断，让儿童的教育适应儿童。最后，提高教育洞察力。多数人是在亦步亦趋中被卷入加速竞争的，他们未能洞悉加速成长的代价。教育带来的成长变化是极其缓慢、细微的，它需要“深耕细作式的关注与规范”[28]。因此，只有人们洞察成长的本质及其与教育的本真关系，才会主动放慢节奏，将“怪兽”还给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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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发表在《教育学报》2025年第1期）

来源：永大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