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众所周知，3月12日是我国的植树节。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植树节之所以定在3月12日，主要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孙中山是最早提倡植树造林的人。1915年，正是在孙中山的提议下，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式规定每年的清明节为植树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
众所周知，3月12日是我国的植树节。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植树节之所以定在3月12日，主要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孙中山是最早提倡植树造林的人。1915年，正是在孙中山的提议下，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式规定每年的清明节为植树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进一步推广孙中山崇拜，同时，也为了解决广大南方地区在清明时节植树太晚的问题，便于1928年3月1日决定将孙中山的逝世纪念日改为植树节，使二者合而为一。于是，到了次年的植树节期间，有些地方便出现了诸如“植树是追思总理最好的纪念品”“要想总理精神不死，我们一定要让树活”“十年树木增长滋荣，总理精神万古不朽”之类的宣传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植树造林、绿化国土非常重视。1979年2月23日，在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将3月12日定为中国植树节的决议。这项决议的意义在于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植树造林，加快绿化祖国和各项林业建设的步伐。将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之日定为中国植树节，也是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象征中山先生生前未能实现的遗愿将在新中国实现并且要实现得更好。从此以后，海峡两岸的法定植树节一直都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3月12日。
说到孙中山先生与我们武汉大学的历史渊源，说实话，实在是微乎其微，而且其生前与武大之间的联系甚至还远远比不上其身后。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仅仅只是在1923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产生了第六届毕业生之后，孙中山先生曾拨冗为武昌高师当届的毕业生题词——“作育人才”。其墨宝如下：
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一年多之后，广州国民政府于1926年8月将其生前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当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攻克武昌，随后，国民政府又一度计划将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扩充为“中央中山大学”。年底，其校名正式确定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后又一度被称为第二中山大学），成为全国第二所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大学。
1928年夏，中华民国大学院将1927年底被国民党桂系军阀非法解散的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组为国立武汉大学。在建校之初，学校的校门上便悬挂着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并终身倡导和践行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1929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为孙中山举行了“奉安大典”，国立武汉大学特推定社会科学院院长皮宗石前往参加，并由校长王世杰、理工学院院长王星拱带领全校师生在武昌“遥祭”。当时，武汉大学寄往首都奉安筹备处的挽联由文学院教授周贞亮集《文选》句而成，祭文则由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撰写，其内容分别如下：
挽联
声溢金石，气蕴风云，先志不忘，神皋载穆；
轮移北隍，骏奔南浦，精灵永戢，钟山之英。
按：声溢句（颜延之）、气蕴（沈约）、先志（任昉）、轮移（谢惠连）、骏奔（任昉）、精灵句（夏侯湛）、钟山句（孔稚圭）
祭文
乌乎！神州陆沉，受制异族，民权不伸，民生弥蹙，厝火积薪，危机潜伏，众人熙熙，酣梦方熟。繄维总理，先觉先知，四十年前，独抱忧危，结纳同志，密展宏规，光复故物，金瓯不亏。国体共和，首崇让德，成功不居，退然拱默，咄哉叛夫，大盗移国，爰构厉阶，祸延南北。公谋建设，主义昭宣，建国方略，宪法五权，亿兆服膺，全体动员，催公北上，耆定坤乾。胡天不仁，沉疴遽染，扁鹊华佗，莫救斯险，壮志甫伸，荣光俄掩，戴德垓埏，名勋琬琰。煌煌遗教，奉作宝书，和平统一，实践非虚，迁都金陵，力行其余，国民会议，苛约废除。遏密八音，倏焉三载，奉安钟山，兆域爽垲，坟对孝陵，徽扬寰海，举哀陈词，上诉真宰。滔滔江汉，载缵武功，辛亥首义，遐迩来同，学府既建，棫朴芃芃，敢献乐章，被之丝桐。尚饗。
另外，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后，按照国民党中央的要求，从1928年11月开始，每周一上午定期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并决议“由各院长、主任、教授、讲师、助教轮流出席，报告演说”。1929年9月30日，王世杰校长在学校“总理纪念周”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一般的讲，纪念周是用来报告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的：但在学校，除此以外，应当有关于学术教育之报告和讲演；此后，要在纪念周内请本校各教职员更换的作学术的报告和演讲，以增加听者的兴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汉大学历史上的很多非常精彩的学术或教育方面的演讲，便诞生在这些每周一以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名义定期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中。
言归正传，今日适逢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纪念日以及由此而来的植树节，笔者特将三年前撰写的这篇《武大的树最早从何而来？》（其基本内容随后收入《珞珈黉宫——武汉大学历史建筑群》一书）略加增补之后，再次发布于下，以此来深切缅怀近百年前为了打造这座美丽的大学校园而呕心沥血、默默奉献的第一代武大人——
武大的树最早从何而来？
在武汉大学校史馆（老图书馆）的屋顶，有一个全校视野最佳的观景环廊，访客登临此处，壮美的珞珈秀色与东湖风光尽收眼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武汉大学的绝大部分校园，举目四顾，在东、北两面，蜿蜒曲折的东湖水岸便构成了校园的天然边界，可谓一目了然，不过，在西、南两个方向，武大校园的范围又是到什么地方为止呢？对于这个问题，几年前，我们校史馆的某些学生讲解员，有着一个非常绝妙的解答——放眼望去，凡是看得到树的地方，都是武汉大学的校园！
在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之时，我就仔细地验证了一下，发现果然是大致不差——在老图之巅朝着西、南两面望去，夹杂着若干建筑的大片绿色一团接一团地不断往远处延伸，直到最终被鳞次栉比的都市高楼所阻断，而在那绿色消失之处，差不多也就是武大校园的边界了。非常明显，在现代都市钢筋混凝土“森林”的包围下，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们非常幸运地坐拥着一片真正的“森林”，因而得以长期在群木环绕与鸟语花香中呼吸着芬芳的空气。
2022年3月12日，笔者摄于武大老图楼顶。初春时分，树木较为稀疏，但愈到夏日，校内绿化带与校外高楼之间的这种“边界感”便愈加明显
当我们大家无比惬意地徜徉在这座绿化覆盖率将近90％的森林式大学校园之时，心中可曾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武汉大学校园里的这些树木都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珞珈山校园，从一开始就有这么多的树吗？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从本校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下面的这张照片，是我们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武昌洪山－珞珈山一带最早的历史照片，拍摄时间大约在1913－1915年间，系由美国地质工作者马栋臣（Frederick Gardner Clapp）所摄。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100多年前的武昌珞珈山，仍然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山野岭，从远处一眼望去，完全找不到半点“树木”的踪迹。
不过，千万年的沉寂，最终在十多年后的1928年被彻底打破。就在当年夏天，中华民国大学院将1927年底被国民党桂系军阀非法解散的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组为国立武汉大学，该校筹备委员李四光率先提出在武昌郊外的洪山一带建设新校舍。到了秋天，在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叶雅各的建议下，建委会又选定了东湖之滨的卓刀泉、东湖嘴一带为新校址。最终，由李四光从上海邀请来武昌考察的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在1929年2月实地考察了珞珈山一带之后，又将武大新校址从珞珈山南麓改到了北麓。随后，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建设正式启动，至此，这座沉睡万古的寂寞荒山，最终迎来了脱胎换骨的一刻！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开尔斯
与新校舍建设同步进行的，自然也少不了校园绿化建设，而最早就此作出规划的，正是我们珞珈山新校舍的总设计师开尔斯先生。1932年5月26日，在武大新校舍落成典礼上，王世杰校长曾向广大师生及众多贵宾介绍道，本校新校舍建筑计划的第一条大原则，便是要讲求“坚固”，“房子是用水泥和钢骨及坚固材料所造成，工程师并且指出何处应植能经数百年的百果树，那一处又要植那一种树，总求要能与房屋一样的耐久，这就是求坚固的明证”。
后来，在设计图书馆扩建工程时，开尔斯还曾计划将图书馆与其东西两侧文、法学院大楼间的空地开辟为两座对称的花园，其内种植花草灌木，还建有水渠小桥，颇为别致，可惜这些建设计划最后因为抗战的全面爆发而未能实现。
在整个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都在为珞珈山新校舍建设进行各种前期准备工作，如圈定校址、勘测地形、植树造林、迁坟修路、规划设计、工程招标，等等。也就是说，在新校舍尚未正式动工之时，校园绿化建设就已经走在了前面。当年11月11日，王世杰校长在学校“总理纪念周”上向全校师生报告了当时植树造林的大体情况：
（C）林树种植。因为东湖一带树木很少，必须另外种植；应种的树木有二种，（一）大树，植道旁；（二）小树，植校林。小树已种五十万株，活者约百分之六十，即三十万株。大树拟于道路修竣时种植。
1930年3月12日，国立武汉大学迎来了珞珈山新校址正式圈定之后的第一个植树节。大概是因为当天天气不佳，武大师生直到3月13日才在王世杰校长的带领下从武昌东厂口旧校舍前往“珞珈山新校址补行植树式”。学校当时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周刊》，对于此次植树活动曾有一篇简短的报道（标点为笔者所加）：
本校植树盛况
十三日上午十时，本校在珞珈山新校址补行植树式。珞珈山距城甚远，学校因特备汽车数辆，分载师生。然以是日参加者极形踊跃，以致向隅者多，校长乃亲率四百余同学徒步前往。师生郊叙，乐也融融，诚本校空前未有之盛况。计自午前十时起，至下午四时止，共植树二万株以上。记者甚望：今日在该处树木，明春即能在该处树人也。
3月17日，周鲠生教授在学校“总理纪念周”的报告中专门阐述了广大师生此次前往珞珈山新校址植树造林、“努力物质建设”的重要意义：
总理最大的目标，是除了精神建设之外，是物质的建设……他那物质建设的主张，过去太没有人注意实行它。但过去让他过去了——让我们从今年纪念起，努力物质建设。总理逝世的日子，现在已定为全国的植树节，也是提倡物质建设的意思。今年的纪念日本校除了参加了洪山植树而外，第二日全校教职员学生，又到了我们新校址所在的珞珈山去植树。在珞珈山去植树回来的人，我想都是有同一的感想。就是：半年以前的荒山僻壤到现在登高一望，四围的纵横道路，如同长蛇，居然有新村的景象。这半年工夫，披荆斩棘，经过许多阻难，而具如此结果，大可为本校新校舍前途欣喜。在这里我们应当感谢负建筑责任的诸君的功劳，同时我们还要督促他们更加努力，务使新校舍早日成功，把珞珈山附近造成一个理想的新村落。这也是我们实行总理物质建设的遗教的一种事业。中国人向来缺乏物质建设的精神；比如我们的学校建设，便远赶不上外国人在我们国内所设的学校，虽则我们所费的钱不比他们少。从此以后，我们愿把总理的物质建设的精神提倡起来，努力各方面建设工作。那才是真纪念总理。
1930年6月22日的《国立武汉大学周刊》所刊载的《珞珈山新校舍工程近况》一文，也专门介绍了学校当时植树造林所取得的成绩：
八·种树此地多属童山濯濯毫无林木点缀风景，自经本校勘定为新校址后，即于春间遍植林木，现计植成者，有松苗五十万株，柏树三万五千株，梧桐五百株，洋槐五百株，苦楝五万株，公孙树一百株，棕树二百五十株，楸树一百株针叶杉五百株，榆树一百株，白杨一百二十株，广叶杉一百株，石楠五十株，柳条五千株，千头柏二百五十株，喜树二百四十株。复于扁扁山之南，辟地二十五亩，为苗圃，栽植花卉树苗，预计明春可植之山植松苗二百万株，林园树苗如紫荆山茶银杏之类四十五种约二十五万株，花卉七十五种，（为采集种子之用）其他如直接造林者，计有乌桕二百五十亩，麻栎六百亩，樟树三百亩，苦楝一百亩。
1931年3月12日，又是一年植树节，当天上午8时，武大全体师生在学校大礼堂举行了总理逝世纪念仪式（当日为孙中山的忌日，此即植树节的由来），到了9时，便又和一年前一样，从武昌东厂口“出发往珞珈山、东湖新校址一带植树”。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日从珞珈山植树归来之后，王世杰校长还发了这样一条布告——
布 告
为布告事：本大学全体员生本日植树颇感劳顿，明日（十三日）停课一日，以资休息，特此通告。
校长王世杰
中华民国二十年三月十二日
20世纪30年代初，武大师生在一片荒芜的珞珈山新校址植树造林
1930年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当时校园绿化建设的初步成果
对于王世杰校长身先士卒、多次带领全校师生在珞珈山新校址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国立武汉大学的第一代“子弟”、杨端六与袁昌英教授之女杨静远校友，曾在1993年发表的《一个小女孩眼中的战前珞珈山》一文中高度评价道：
珞珈山之所以成为林木葱郁的大花园，全国最美丽的校园，功劳首推王世杰校长。他对校园建设有远大理想，不惜工本在校内广为植树。珞珈山的第一代孩子，就在树影婆娑鸟语花香的环境中长大，享受着大自然的慷慨赐予，也养成了对一草一木的怜惜。至今我看见花木被折损，就像折我的手指一样心疼……
说起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上的植树造林史，除了王世杰校长之外，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也不能不提，那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森林系学士、耶鲁大学森林学院硕士，曾先后担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学系主任，湖北省政府建设厅技正，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理学院生物系教授以及农学院首任院长的著名林学家——叶雅各。
叶雅各早年在金陵大学任教期间，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栽植森林，固一永久之事业，收效之日过远，非本人一生所及见。”后来，这位优秀的林学家，便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一“收效之日过远”的“永久之事业”。
作为湖北省政府的技术专家，叶雅各曾多次在武昌东湖一带考察农林状况，并对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提出过重要建议。
在正式来到武汉大学任教之后，据说他给学生上课时，总会在黑板上画满各式各样的树叶，而且平时在校园里漫步时，他总会在自己的口袋里装满种子，看到什么地方适合种什么树，就拿出什么种子播撒下去，决不放过校园里的任何一处可供绿化的道旁隙地。
尤为重要的是，叶雅各在领导武汉大学校园绿化事业的过程中，可以说将其身为林学家的专业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他领导全校师生在珞珈山校园造林近2000亩，占当时校园总面积的将近三分之二，其中包括林场、果园、植物园、苗圃等。由于他的科学规划与栽植，珞珈山上从未发生过任何森林病虫害，而即使发生火灾，也能控制在15亩以内。
对于叶雅各在珞珈山“栽植森林”的巨大贡献，武大的第一代子弟、已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教授曾有如下回忆：
……叶雅各先生的功绩则主要是“树木”。武大创建新校舍之际，珞珈山基本上是野坟遍布的光秃荒山。几乎每一棵如今耸立在校园内的大树，都是当年叶雅各先生筹划和亲自参加种植的。尤为难得的是，他身为生物系教授（后为农学院院长），此后若干年内几乎整日在幼林中巡视，一旦发现有破坏树木之事，立即严肃处理，决不轻饶。某名教授（姑隐其名）曾拔了一株松树用来制作圣诞树，叶先生知悉后立即登门大兴问罪之师，直至该教授认错重新种植方休。在如此悉心管理下，不足10年珞珈山上已蔚然成林，鸟语花香，成为全国绿化的典范，叶先生实在功不可没。
据说，查全性教授还曾感叹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珞珈山上的树就长不大！”
总之，正是在王世杰校长、叶雅各教授等人的科学领导与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之下，国立武汉大学在落户武昌珞珈山短短数年之后，便已将这座昔日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一座花园式的学府与巨大的“植物园”！现在，大家应该都明白了——武大的树，最早正是由此而来！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皮宗石（左一）、李剑农（左二）、杨端六（左三）、顾如（左四）、周如松（右二）、王星拱（右一）等人在珞珈山植树
20世纪30年代，武大教授周鲠生与其长女周如松在东湖之滨植树
以下是一组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武汉大学校园风景照片，从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一带辟山建校、植树造林的累累硕果——
遗憾的是，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校园的各项建设活动也被迫中止。1938年春，随着武汉形势危急，武汉大学被迫举校西迁至四川乐山。10月下旬，武汉三镇相继沦陷，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所侵占。
当时，曾经留学日本的武大经济系毕业生与教师汤商皓，奉王星拱校长之命留驻武汉，负责护校保产。1939年春，他与其日本夫人一同前往珞珈山校园与驻扎于此的侵华日军进行交涉，当时接见他的一位文职武官高桥少将，曾将武大校园与“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相提并论，强调“当尽力加以保护”，但同时他又提出，“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随后，他将汤商皓等人带到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
汤商皓心里很清楚，“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于是便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希望藉此维护民族尊严。但高桥的回答却是：“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武大校园里最早的樱花树，便由此而来。
事实上，日寇所谓的“尚欠花木点缀”，完全就是一派胡言！当时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已拥有各类木本植物300余种，处处皆是五彩缤纷的“花木”。就日寇准备种植樱花树的那条路（也就是后来的“樱花大道”）而言，当时已种下了不少桃树和李树，充分寄寓了全校师生对于学校日后“桃李满天下”的美好希冀。然而，耀武扬威的侵略者，却在此伐掉我校之“桃李”，种下彼邦之“国花”，其狼子野心，实不言而喻也！如今，又到了“春光明媚”、“珞樱”绽放的日子，当我们陶醉于日本樱花的惊人美丽之时，也千万不要忘却了自己心中的那份民族大义与“珈”国情怀，正如前辈校友所言，“樱花虽美，国耻勿忘”！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立武汉大学学生宿舍前的桃李满园
武汉沦陷期间，侵华日军在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树（该照片大约摄于1947年春或1948年春）
时至今日，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安家落户已有近百年之久，当年的第一代武大师生八九十年前在这里种下的最早的一批幼苗，如今多已生长为茁壮的参天大树，默默地见证着这所美丽的学府“树木”与“树人”并举的百年大计。武大的树，不仅极大地美化了校园环境，也时刻陶冶着广大师生的性灵，而且还经常能够激起众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留下不少美好的篇章。比如武大中文系著名校友、《女大学生宿舍》的作者喻杉学姐，在十多年前就写过一篇名为《武大的树》的美文，她在文中充满深情地讴歌道：
武大的树是有魂的。
其实，刚柔相济就是武大树魂，说刚，他不畏强权，不畏艰险，勇于向上，勇于登攀；说柔，他善于同其他树木相依相存，善于从各个角落汲取养分，善于生存在任何地方。
武大的学子也是树。是带着武大之树的魂魄走向四面八方的。武大学子的根不管植于何处，总会有一支伸向珞珈山。
因为，武大的养分，还在源源不断。
感谢你，武大的树。
同样，那些为“武大的树”奠定了最早基础的、以王世杰校长和叶雅各教授为首的武大第一代“植树造林”者们，也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武大师生永远地感恩与铭记。
来源：校史砖家吴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