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我正晾衣服，远处突然冒起一股黑烟。村里的广播喇叭咔哧一声响了：“着火了！着火了！杨林家着火了！”

那天我正晾衣服，远处突然冒起一股黑烟。村里的广播喇叭咔哧一声响了：“着火了！着火了！杨林家着火了！”

我手里的衣服掉在了地上，连忙跑出门。村里人都知道杨林——就是我们常叫的杨叔，今年六十出头，独自住在村东头。他老伴五年前走了，儿子在县城工作，很少回来。

到了杨叔家，火已经烧得老高了。村里人七手八脚地提水桶、拿扫帚，连平时走路都慢悠悠的老李头都跑得飞快。我记得他上个月还因为腰疼骂骂咧咧，这会儿倒是健步如飞。

“杨叔人呢？”我问挤在人群里的王婶。

“听说去镇上配眼镜了。”王婶一边往火堆泼水一边说，“今早我还看见他骑着那辆掉链子的自行车出门了。”

那辆自行车我知道，黑色的永久牌，车把上挂着个塑料袋，里面总是装着一瓶矿泉水和几个馒头。杨叔说那是他的”行军粮”。

消防车姗姗来迟，但为时已晚。火灭了，杨叔的房子只剩下半边骨架，像是被啃过的玉米棒。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木炭味，还夹杂着塑料烧焦的刺鼻气味。

杨叔回来时，天都黑了。他站在自家院门口，手里还提着个塑料袋，想必是新配的眼镜。我们谁都没敢上前，只看见他慢慢地走进院子，在那片废墟前站了很久很久。

那一刻，整个村子安静得只能听见夏虫的叫声。

晚上，村委会开了个紧急会议。杨叔被安排住在村委会的会议室里，我们则讨论怎么帮他重建家园。

“杨林这些年没少帮咱们村里人。”村支书老赵点了根烟，“记得那年洪水，是他连夜去通知每家每户。”

“去年我家娃高考，也是杨林天天接送。”有人在角落里说。

张大爷拄着拐杖站起来：“我看这样，咱们村里每家出点钱出点力，给杨林重新盖个房子。”

没有人反对。只是有人问：“杨林儿子那边怎么说？”

村支书摇摇头：“打了电话，说这两天抽不开身，让我们先安排着。”

会后，我去看了看杨叔。他坐在会议室的长条凳上，面前放着村里人送来的热水和馒头。屋角有个袋子，装着邻居们刚凑的一些衣物。他的新眼镜戴在脸上，镜片反射着灯光，看不清眼睛。

“杨叔，别太难过，”我坐到他旁边，“村里决定帮你重建房子。”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说：“知道我今天为啥去配眼镜吗？”

我摇摇头。

“前两天收拾柜子，发现老伴儿的日记本。想看看，却怎么也看不清楚。”他苦笑，“现在看得清了，东西却没了。”

那本日记本，我后来才知道有多重要。

第二天一早，全村人分成了几个小组：筹钱组、建材组、施工组。我在施工组，虽然平时只会修修自行车，但盖房子这种大事，谁都想搭把手。

建材是个难题。赶上前段时间县里修路，水泥砖头都涨了价。正发愁时，村东头的砖厂老板孙二愣子开着拖拉机来了。

“老杨帮过我，这车砖我出了。”孙二愣子摘下满是灰尘的帽子，“不过说好，这事儿谁也别跟他提。”

接着是木材。木匠周师傅二话不说，从自家仓库里搬出一堆木料：“这是我留着给儿子结婚用的，先给老杨应应急。”

就这样，不声不响间，建材问题解决了大半。这让我有些吃惊，平日里村民关系并不像现在这么和谐。去年村口那块地还因为边界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工地上，六十多岁的老头们搬砖，年轻人打地基，妇女们负责做饭送水。连平时自称”腰间盘突出末期”的李大妈都端着水桶来回跑。我问她不怕加重病情吗，她嘿嘿一笑：“帮杨叔这事，腰也不敢疼。”

杨叔偶尔来工地转悠，想帮忙却被大家拦住。“你歇着，这是我们该做的。”老赵这么说。

杨叔也就不坚持，坐在院子边的石墩上，看着一砖一瓦地垒起来。他的眼镜下，目光复杂得让人猜不透。

中午休息时，我给他递了碗面条，随口问：“杨叔，你儿子啥时候能回来？”

“他有他的事。”杨叔搅动着面条，碗里飘着几片蔫了的葱花，“县城那边忙。”

我没再多问。村里有传言说杨叔和儿子关系不咋样，但这种事外人不好插嘴。

下午，周师傅突然叫我过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个烧焦了一半的红色小本子：“窗台下找到的，应该是火没完全烧着。”

我接过来一看，是本老式的笔记本，封面上有个”福”字。翻开内页，发现是字迹工整的日记，虽然有些字已经被烧得模糊不清。

“这可能是杨叔老伴的？”我问。

周师傅点点头：“你给他拿去吧，我怕他看了难过。”

我将本子递给了杨叔。他看着那半本焦黑的日记，手有些发抖。戴上新眼镜，他小心翼翼地翻开，看了几页后，突然闭上眼睛，手垂了下来。

“怎么了，杨叔？”我担心地问。

“没事。”他把本子放进口袋，“你们忙你们的。”

那天晚上下了场雨，很大。我们用塑料布匆忙盖住了半成的墙体和堆放的建材。雨中，我远远看见杨叔的身影，他站在雨里，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第三天，奇迹般地，房子基本成形了。虽然比不上那些城里的楼房，但在我们村，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房子了——两间正房，一间厢房，还有个小院子。

村里人没少出力。李大妈的儿子从县城拉来了几袋水泥；王婶家娃从工地讨了几块瓷砖；就连平时和杨叔”势如水火”的老冯，也默默地把自家的铁锹借了出来。

我偷偷问过老冯：“你不是一直说杨叔不地道吗？怎么这会儿帮起忙来了？”

老冯嘿嘿一笑：“那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关键时刻咱村里人得齐心。”

下午，房子即将完工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村口。从车上下来的是杨叔的儿子——杨明。他穿着体面的衬衫和西裤，戴着副墨镜，和周围泥土满身的村民们形成鲜明对比。

“爸！”他喊了一声，杨叔转过头来，愣了一下。

我在旁边看着父子俩隔着一段距离对视，空气仿佛凝固了。杨明最终走过去，低声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杨叔摇摇头：“你来了就好。”

杨明环顾四周，看着几乎完工的房子，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这些都是村里人帮忙的？”

杨叔点点头，眼睛湿润了：“是啊，三天就盖好了。”

那天晚上，村委会举行了简单的”乔迁宴”。桌子就搭在新房前的院子里，菜是家常便饭——红烧肉、炖白菜、茄子炒豆角……村里每家都带了一道。

杨明坐在父亲身边，局促不安。他显然不习惯这种场合，时不时地看表，像是有急事。

酒过三巡，村支书老赵站起来敬酒：“杨林啊，新房子虽然简陋，但是全村人的心意。来，大家干一杯！”

杨叔站起来，举着酒杯，突然哽咽了：“我有话要说。”

场面安静下来。

“这场火……不是意外。”杨叔的声音很轻，但所有人都听清了。

“什么？”有人惊讶地问。

杨叔深吸一口气：“是我自己放的火。”

这话像是一颗炸弹，炸得所有人都愣住了。我看了看周围，人们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老杨，你这是说的什么话？”老赵拍了拍桌子。

杨叔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那本烧焦的日记本：“我老伴走得早，我一直以为是她命不好。直到前几天，我在收拾东西时找到了这个。”

他翻开一页，声音颤抖着读道：“‘今天又犯病了，头疼得像要裂开。杨林不在家，我没敢告诉他，怕他担心。医生说可能是脑血管问题，要住院检查，但家里哪有那么多钱？明儿早上坚持不住了，偷偷去诊所打了针。’”

杨叔停顿了一下，继续读：“‘杨林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攒了点钱准备给儿子在县城付个首付，我不能让他为我操心。’”

他合上本子，眼泪顺着皱纹流下来：“她一直瞒着我，说自己只是有点头晕。我还埋怨她做饭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好。后来她就……就走了。”

杨明坐在一旁，脸色苍白。

杨叔继续说：“我想看清她的日记，却怎么也看不清。那天配完眼镜回来后，发现房子着火了，第一反应不是救火，而是救那本日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你就……”有人小声问。

“不是。”杨叔摇头，“火是我两天前自己放的。读完日记后，我恨自己。这个家，这些东西，我一样都不想要了。我故意去镇上，想给自己个理由。”

场面一时寂静无声。

“爸……”杨明终于开口，声音哽咽。

杨叔转向儿子：“那钱我存着呢，火没烧到，埋在后院的瓦罐里。当初给你攒的首付，一分不少。”

杨明突然站起来，抱住了父亲：“我不要什么首付了，我只想你好好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父子拥抱。

村支书老赵清了清嗓子：“老杨啊，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房子是大家帮你盖的，你得好好住着。”

“是啊，”李大妈插话，“你老伴要是在天有灵，也希望你好好的。”

杨叔环顾四周，看着村民们关切的眼神，看着新盖的房子，看着自己的儿子，缓缓点了点头：“我会好好活着的。”

宴席散后，月亮升起来了，洒在新房的屋顶上。我走过杨叔院子时，看见他和杨明坐在台阶上，并排看着月亮。

杨明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嗯，我这边有点事，可能要多住几天……不，不是工作的事，是我爸这边……”

第二天早上，我路过杨叔家，看见院子里杨明正在栽花。那是几盆月季，听说是从县城带来的。杨叔坐在门槛上，戴着新眼镜看报纸。

“杨叔，看什么呢？”我问。

他笑了笑：“没啥，就是想把以前没看清的，现在都看清楚。”

阳光照在他的眼镜上，反射出明亮的光。

一个月后，杨明真的在县城辞了工作，回村和父亲一起住。他在村口开了个小卖部，卖些日用品和零食。杨叔每天早上都会去那里坐坐，帮忙整理货架，和来买东西的村民们聊天。

有时，我路过小卖部，会看见杨叔正对着手机屏幕，而杨明在一旁耐心地教他怎么放大照片。那些照片大多是他老伴的，据说是杨明从家里的老相机里找出来，洗出来的。

偶尔，我会听见杨叔对着照片轻声说：“现在我看清楚了，真的看清楚了。”

至于那场火，村里人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共识——那只是一场意外，仅此而已。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