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暴力：方言与普通话

摘要：到了近几年，我竟然开始喜欢上方言了，并且讨厌起新闻联播式的字正腔圆，觉得太人机，太千人一面，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口音才生机勃勃嘛，川普的、鲁普的、粤普的电影多了起来，要的就是那个味！要是大山里的老农操着一口普通话十级的语言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塑料味儿！

海上花列传

| 韩邦庆.人民文学出版社.谈虎斋藏

暴力语言：以生动来讲，方言永远优于普通话，但普通话处于权力地位，对以方言为第一语言的作家来说，普通话有暴力感。

以前，不习惯看方言电影，觉得南腔北调不好听。看访谈节目，马云这么有钱，听听他说话，口音多重！还有那些人，怎么zcs都分不清呢？！

后来，年龄见长，眼界大了点，知道了中国为什么没像欧洲一样分裂，口音各异是特色，文字统一是根本，秦始皇有功于社稷啊！

方块字的中国统一，拼音字的欧洲分裂：唐德刚·胡适杂忆

到了近几年，我竟然开始喜欢上方言了，并且讨厌起新闻联播式的字正腔圆，觉得太人机，太千人一面，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口音才生机勃勃嘛，川普的、鲁普的、粤普的电影多了起来，要的就是那个味！要是大山里的老农操着一口普通话十级的语言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塑料味儿！

海上花 | 侯孝贤.1998年

前几天复习了阿城的《闲话闲说》，注意到他讲到方言和普通话的问题：

近年所提的暴力语言，在文学上普通话算一个。普通话是最死板的一种语言，做为通行各地的官方文件，使用普通话无可非议，用到文学上，则像鲁迅说的“湿背心”，穿上不如不穿，可是规定要穿。

以生动来讲，方言永远优于普通话，但普通话处于权力地位，对以方言为第一语言的作家来说，普通话有暴力感。

大陆的电影，亦是规定用普通话，现在的领袖传记片，mao说湖南话，同是湖南人的刘少奇却讲普通话，令人一愣，觉得他没有权力。

由于北京的政治地位，又由于北京方言混淆于普通话，所以北京方言已经成了次暴力语言，北京人也多有令人讨厌的大北京主义，这在大陆的世俗生活中很容易感到。

冯骥才小说的世俗语言，因为是天津方言，所以生动出另外的样貌。贾平凹擅长陕西方言，刘震云擅长河南方言。

电影《孩子王》的一大失误就是对话采用原小说中的对话，不知小说是将白话改造成文，电影对白应该将文还原为白话，也就是口语才像人说话。北京人见面说“吃了吗您”，写为“您吃饭了”是入文的结果。你们再去读老舍的小说，其实是将北京的白话处理过入文的。

单从白话的角度来说，我看新文学不如同时的世俗文学，直要到张爱玲才起死回生。之所以鲁迅是个特例，在于鲁迅的白话小说可不是一般人能读懂的。这个懂有两种意思，一是能否懂文字后面的意思，白话白话，直白的话，“打倒某某某”，就是字表面的意思。二是能否再用白话复述一遍小说而味道还在。鲁迅的小说是不能再复述的。也许因如此，鲁迅后来特别提倡比白话文更进一步的“大众语”。新文学的初期名作，鲁迅的《狂人日记》，篇首为文言笔记体，日记是白话。

《麦田守望者》用王朔的语言翻译也许接近一些，“守望者”就是一个很规矩的英汉字典词。中译里粗口为“TM的”，其中的“的”多余，即使“他妈”亦应轻读。

汉语讲话，脏词常常是口头语，主要的功能是以弱读来加强随之的重音，形成节奏，使语言有精神。节奏是最直接的感染与说服。你们不妨将“他妈”弱读，说“谁他妈信呐”，听起来是有感染力的“谁信呐”，加上“的”，节奏就乱了。

海上花列传 | 韩邦庆.人民文学出版社.谈虎斋藏

前一段读各种“小说史”的时候，把搁置多年的张大春《小说稗类》看完了，里面也说到了方言问题，提到用吴语写成的《海上花》，角度和阿城又有不同：

1926年，胡适完成了他为《海上花列传》所写的长序，其中明白指出此书作者“最大贡献还在他的采用苏州土话”。接着，胡适还引录他自己在《吴歌甲集序》中的文字说明：他之所以推重此书乃是基于“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从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胡适只是把“方言的文学”当作“国语的文学”的一个准备。在对抗文言文建制和传统的历史阶段，胡适的打着方言文学的旗帜提倡国语文学的策略似乎顺理成章—起码在那篇长序里他指出：要“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是可笑的。这话自然会引得痛恨八股制艺的五四青年同声一笑。可是，早在胡适写那篇长序之前三十多年执意全以吴语写《海上花列传》的韩子云口中，方言文学非但不是国语文学的一个准备，它恐怕还是当时作为主体语言的北京官话文学对立面上的一个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