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一个是缔造新中国的领导者；一个联合各方力量推翻千年帝制，一个领导中国人民终结百年屈辱。毛泽东与孙中山，两位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的领袖，如何在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中完成跨越时空的伟大“接力”？答案藏在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中。

一个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一个是缔造新中国的领导者；一个联合各方力量推翻千年帝制，一个领导中国人民终结百年屈辱。毛泽东与孙中山，两位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的领袖，如何在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中完成跨越时空的伟大“接力”？答案藏在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中。

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31岁的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参会，第一次见到了58岁的孙中山。彼时的毛泽东，早已不是那个在18岁时将孙中山、康有为并列写入“理想内阁名单”的热血少年。他在自述中提到，这次会面让他感到孙中山“说话啰嗦”“不愿听取不同意见”。

看似“不愉快”的初遇，实则暗藏深意。孙中山此时正推动“联俄联共”，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加入，恰是他眼中“挽救国民党堕落”的“新鲜血液”。尽管理念差异明显，孙中山仍任命毛泽东为党章审查委员，甚至默许他保留共产党员身份——这种包容，为日后两党合作埋下伏笔。

孙中山晚年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在底层逻辑上惊人相似：都试图打破旧秩序，将革命根基深植于民众之中。

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曾被视为“空谈”，但他关于“借外资修铁路”的开放主张，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战略遥相呼应。而毛泽东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发展为彻底的土地革命，用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动员起亿万农民，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民生理想。正如毛泽东评价：“他（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成为连接两代革命者的关键人物。1936年，毛泽东托人赠予她一枚铸有镰刀斧头的银币，象征着对孙中山遗志的继承；而当中共面临经济危机时，宋庆龄典当孙中山抚恤金支援革命，用行动诠释“革命未竟，同志仍需努力”。

1957年，宋庆龄申请加入共产党，毛泽东却建议她“留在党外更能发挥作用”——这看似矛盾的决定，实则是将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转化为统一战线的智慧。两人以“亲爱的大姐”和“主席”相称的书信往来，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孙中山的理想主义与毛泽东的现实主义，在新时代找到了平衡点。

孙中山擅长“破局”，毛泽东精于“立新”。前者以《建国方略》勾勒蓝图，却苦于“有主义无军队”；后者从秋收起义到三大战役，用“枪杆子里出政权”将蓝图变为现实。

有趣的是，两人都曾“剑走偏锋”：孙中山为北伐联合军阀，毛泽东在长征中四渡赤水。但区别在于，孙中山的“借力”常陷入被动，而毛泽东的“迂回”始终以自主权为底线。这种差异，恰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孙中山自称“洪秀全第二”，毛泽东则说“不必时时怀念我”；一个以“天下为公”自勉，一个以“为人民服务”立誓。两位领袖的终极目标，都在于唤醒民众的主体性。

当孙中山感叹“革命尚未成功”时，或许不会想到，他提出的“训政”理念，会被毛泽东转化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哲学。而毛泽东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正是对孙中山“振兴中华”呐喊的最有力回应。

回望两位伟人的交集，最动人的不是某次具体会面，而是一场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接力。孙中山播下火种，毛泽东点燃燎原之势；一个打破枷锁，一个重塑山河。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伟大不是一个人的独舞，而是一代代人踩着前人的脚印，走出新的道路。

来源：史说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