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有科学史、日耳曼学、社会学，曾在图宾根、柏林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著作有《德国采矿史》《工业化时代的德国政府和铁路》《德国工业革命》，等等。

作者｜迪特·齐格勒（Dieter Ziegler）

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有科学史、日耳曼学、社会学，曾在图宾根、柏林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著作有《德国采矿史》《工业化时代的德国政府和铁路》《德国工业革命》，等等。

历史学家克莱门斯·维舍曼和安妮·尼伯丁在新近出版的《19世纪德国经济史导论》中，为德国工业化的历史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阐释模型。在该部著作中，他们使用了虽然不算是全新的，但迄今尚未应用于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全部范畴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此种可以追溯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的诠释方法， 其基本论点是，“它最终并非是亚当 ·斯密意义上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而是法律或者由其描绘的制度性规则的“看得见的手”，帮助工业化实现了关键性突破。为了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构建对物（资本和土地）和人（劳动力）的处置权，这将激励经济主体及其制定的优化计量方案增加收益，从而带动投资。此种激励措施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放弃直接消费才使得投资成为可能。

《德国工业革命》

[德] 迪特·齐格勒 著

秦俊峰 刘姝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年11月

市场“看不见的手”

亚当 · 斯密（1723 — 1790）在其于 1776 年出版的著作 《国富论》中假定每个经济参与者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用向他们祈求 怜悯和爱意，只需唤起他们的利己心理就行了。不必向他们 诉说我们的需求，只需谈论他们的利益。”

尽管每个参与者只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但他“在一只 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目标”：总体 利益。因为其结果是，个人的利己主义会带来经济行为更大 的效率，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富足。

新制度经济学还基于新古典理论作出假设，唯有通过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方才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给。然而， 新制度经济学否认市场上交易过程的协调是免费的，并且每个经济主体都拥有如此完整的信息，以至于它可以在客观意义上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相反，在使用市场时会产生交易成本，这极大修订了新古典时期假设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具体来说，这些成本包括搜索和信息成本，以及缔约合同的一方未能遵守预期规则时产生的合同成本和执行成本。但是， 产生的与组织运用相关的成本，诸如合同成本以及劳动力和质量控制成本，既适用于市场，同样也适用于企业。经济的制度性安排对于有效利用一切资源和使这些成本最小化至关重要。因此，维舍曼和尼伯丁并没有将其《导论》诠释为一部介绍“工业革命”的历史，而是一部有关“制度革命”的历史。这是因为他们对具有某些物理特性的商品不太感兴趣，而对与之相关并通过合同在交易中转移的产权更感兴趣。他们将制度理解为针对一组特定目标的规范体系，其目的是引导个人行为朝着特定方向发展。

这种制度变迁的革命性进程远逊于工业化，相反它延续了数个世纪。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它起始于西欧的那个制度设置成本低于新兴市场预期收益的时刻。18 世纪， 这些最初选择性的制度变革在荷兰和英国最终形成了以个人（而不是公共）的财产支配权为特征的新经济秩序。在诺斯的解释中，这为自我驱动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制度先决条件，而在英国则被称为“工业革命”。

在 18 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既定条件下，在德国复制英国的道路根本无法想象。农业和贸易仍然显著受到封建经济的束缚，因此首先必须引入制度变革，在此进程中，基于市场经济原则的交易可以取代受等级制度操控的交易。在此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废除封建依附关系以及引入行业自由，促进了农业的土地私有制以及在 农业经济中对个人的劳动力拥有完全的支配自主权。其次， 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区，使得跨区域间的交易不会因为大量的关税壁垒而变得非必要的昂贵，甚至成为不可能。 最后，必须使农业不仅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而且还能够供养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那部分劳动力，且它们的比例在 不断增高。食品的进口虽然在理论上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它是以具备出口其他产品的能力为前提，从而可以为进口食品提供资金。鉴于 19 世纪上半叶并未能形成此种可能性，所以“工业革命”必须先于“农业革命”。

在德国经济秩序的制度性安排中的决定性变化，与诺斯对这一创新的成本和预期收益的阐释高度契合。这是因为，在普鲁士改革者的计划考量中，此种成本收益的权衡可以得到清晰的体现。尽管在 18 世纪晚期，特别是在普鲁士，已经出现了有关缓解封建束缚的（市场）经济发展 动能的最初苗头，即便是小心慎微的，但它最终需要几近于一败涂地的军事失利以及由此带来的普鲁士国家联合体 的领土割裂方才能够战胜各方阻力。就此点而言，普鲁士 于 1806 年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 A中的失利标志着在社会政治领域以及经济政治领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 此之后，普鲁士官僚政治的最高层心如明镜的是，普鲁士 国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按照西欧的模式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要么在欧洲的权力游戏中退出。

在 1807 年 9 月的《里加备忘录》中，以卡尔 · 奥古斯特 · 冯 · 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 1750 — 1822，1807 年 4 月 至 6 月 任 普 鲁 士 首 相 ）和卡尔 ·冯 ·斯坦因（Karl von und zum Stein，1757 —1831， 自 1804 年至 1807 年 6 月任普鲁士商务部长）为核心的官僚主义改革派制定了“自上而下的革命”计划，在现今的研究中几乎被一致诠释为“防御性的现代化”计划。

《关于普鲁士国家重组的备忘录》

G. 温特尔（G. Winter），《斯坦因和哈登贝格领导下的普鲁士 国家的重组》，第 1 卷，莱比锡，1931 年，第 305 页。

这些年来发生的这些令我们大为震惊，被我们目光短浅 的人视作可怕的罪恶的事件，与睿智的天意所谋划的宏伟的世 界计划息息相关。（ … … ）（它的原则是如此效力强大），得到 了如此普遍认可和广泛传播， 以至于不接受这些原则的国家必 定面临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被迫接受命运。（ … … ）一个国家如 果能够成功地把握时代的真正精神，并凭借其政府的智慧冷静 地融入那一世界进程，而不需要经历剧烈的动荡，那么无疑具 有巨大的优势。（ … … ）一场具有积极意义的革命，为了使人 类变得高贵的伟大宗旨，凭借政府的智慧而不是借助内部或外 部的暴力冲动——这即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指导原则。

1806 年成立的莱茵联邦的情形也与之类似，拿破仑在德国的南部、西部和中部建立了该联邦，作为法国抵御来自东部威胁的缓冲地带。然而，拿破仑的挑战在那里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由于政治上的自主权有限，“防御性现代化”的计划甚至在理论上没有任何替代方案。除被吞并的莱茵河左岸区域外，法国的法典，即《民法典》虽然只适用于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和贝尔格大公国，但巴登、巴伐利亚附属的普法尔茨和法兰克福大公国也出现了基于法国立法的变体。唯有在巴伐利亚，旧贵族的反对阻止了法律的全面现代化。

民法典（《拿破仑法典》）

1804 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是一个无等级差别国家的 第一部民法典。尽管它将在法国大革命中新获得的人身和财 产自由权利与家长制的权威原则结合到一起，但这已经具备 了资产阶级的本质， 而不再是封建贵族的本质。基于其强大 的魅力，拿破仑也将他的法典作为法国在欧洲推行霸权政策 的同化工具。其结果是，许多邻国被迫采纳《民法典》的重 要条款——或者至少声称怀有相应的意图。

如果无视国家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在涉及直至 19 世 纪中叶个别改革进程的实施情况，（经济）秩序政策的改革措施可概括如下：

——将各种无法统揽的有关统治权、所有权、财产权和使用权的封建诉求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农业土地所有权；

——确立在农业生产中对个人劳动力不受任何限制的处置自由；

——消除所有工商业领域的公司准入限制；

——通过取消国内关税和贸易壁垒构建统一的单一国民经济区；

——通过将国家的主要税种确定在可控的数量内，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和实施标准化，而上述税种应当至少依 据基本的平等原则加以征收。

来源：近现代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