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内经济运行承压的复杂严峻环境，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总体上，这是在改革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是能够克服的而不是无解的。我们既要正视困难问题，更要坚定发展信心，看到前途，看到

面对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内经济运行承压的复杂严峻环境，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总体上，这是在改革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是能够克服的而不是无解的。我们既要正视困难问题，更要坚定发展信心，看到前途，看到光明，看到未来。

中国经济发展，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韧性、潜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显著的制度优势以及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丰富人力人才资源等诸多优势条件，加之有长远规划、科学调控、上下协同的有效治理机制，有需求升级、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广阔增量空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体制优势为创新定航引路。日前，DeepSeek（深度求索）凭借强大的性能与突出的成本优势惊艳全球。有国际投行将其称之为中国的所谓“斯普特尼克时刻”，并引发海外投资人对中国科技乃至中国企业的价值重估。对中国经济来说，DeepSeek不是偶然间放出的一颗卫星，而是一系列中国优势跃迁过程中释放出的璀璨光芒。

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既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也能够形成先发优势；既有利于提升政府作用的有效性，也有利于拓宽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体制优势定航引路，叠加不同地区的禀赋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创新生态。

需求优势创造丰富运用场景。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更多创新场景、更低创新成本和更高创新收益。这不仅提升了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了商品议价能力，也推动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比如，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入居民生活，移动支付、线上教育、网络购物、网约车等日益普及，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为人工智能成长提供了充足养料。同时，诸多知识的积累与复用，有助于避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学习曲线效应”缩短了更新迭代周期、提高了研发效率，与庞大的经济、人口基数一起分担和降低了单位成本。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以大海为喻纵论中国经济，是对中国大市场的生动诠释。放眼世界，随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基于投资带动贸易，出海企业在帮助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产业和产品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自2022年起，中国上市公司的境外业务毛利率开始超过境内业务；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海外业务营收都已占到了25%以上的比例。这与日本2020年前后制造业海外业务的营收比例基本相当。

供给优势为应用奠定基础。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拥有全球最大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2023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35%，超过西方七国（G7）之总和。同时，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

更重要的是，在对外开放中所形成的大规模开放制造优势，已不知不觉地进化跃迁为更为复杂的“生态系统”优势。这种优势可以通过“实践出真知”带来自我加强的进一步创新，变“中国制造”为“中国智造”。举个例子，从1995年到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从无到有，产量突破1000万辆，历时27年；从2022年2月到2023年7月，第二个1000万辆，只用了17个月。伴随智能手机产业链与传统汽车产业链耦合，新能源电动车蓬勃发展；随着需求引领智能驾驶，机器人又应运而生。一个自我加强的万物互联时代，正在徐徐拉开帷幕……

人才优势为研发引来活水。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有超1.8亿户经营主体，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超过1.7亿。同时，持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科研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让科研人员聚精会神做研究。仅在人工智能领域，来自中国的人才占全球的比例已从2019年的29%提升至2022年的47%。其中，在中国国内工作的占比已从11%提升到了28%。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巨大市场和改革红利形成对人才的巨大引力场。

根据高德纳公司的分析报告，一项超级技术从萌芽到应用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创新启动期、非理性繁荣期、退潮期、价值攀升期、平台期。

第一阶段是创新启动期，此时市场对新技术价值的预期高涨，创业公司与风险投资涌现，出现了一些早期产品和“尝鲜者”，但早期产品可能价格较高、需要定制化，因而不够大众化。

第二阶段是非理性繁荣期，媒体的渲染使市场情绪高度乐观，对新技术的预期价值达到顶峰。

第三阶段是退潮期，面对新技术推广中可能出现的挑战，市场开始修正前期的乐观预期，一些创业公司的并购或破产可能出现，但更多轮风险投资仍在努力抢占滩头。

第四阶段是价值攀升期，新技术的市场价值逐渐显现，市场信心得到修复，对新技术的价值预期稳步上升。

第五阶段是平台期，新技术的普及度较高，技术的价值得到较为充分挖掘。

有研究进一步显示，重要的技术进步周期平均跨度约为22年。最近可比的周期，就是互联网兴起与普及。在互联网技术进步与普及的过程中，市场对互联网的定价也在发生变化：技术价值周期上半程，股价上涨主要靠估值驱动，领涨巨头往往是基础软硬件的供应商；后期上涨更多靠盈利驱动，领涨巨头往往是互联网平台和应用供应商。

美国在此前互联网引领的技术周期中处于领先地位，其秘诀就在于早期的积极介入为技术进步和普及创造了良好环境。当前，我们处于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技术周期的早期阶段，巩固创新优势、发掘技术价值是中国优势跃迁与重估的关键举措。

一是建场景。

技术创新对基础硬件的要求较高，早期应用场景相对较少，需运用政策力量为新技术推广打好基础，使新技术能够更快获得更多的应用场景。当前，应加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降低使用人工智能成本。一方面，优化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引导智能计算中心、超算中心和大数据中心在枢纽节点部署，支持数据中心集群与新能源基地协同建设，并优化升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低延迟、高可靠的通信数据传输网络，推动基础通信网络向高性能算力网络转变。另一方面，大力提升人工智能在政务、交通、医疗等公共服务场景中的应用，充分利用政务信息资源，围绕智能政务、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等重点领域，推动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智能化。

二是促应用。

充分的市场竞争，有助于技术创新和应用。跨国研究表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数量，对互联网扩散速度具有显著影响。引领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挥民间资本的创造力，支持更多企业参与算力供应、芯片设计与制造、垂直大模型开发、智能设备制造等，并鼓励优胜劣汰。

三是共合作。

为确保美国的互联网领先地位，克林顿政府曾出面协调，以保证美国公司拥有均等机会向海外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并协调美国和国际标准不兼容造成的贸易障碍。实证研究表明，传统贸易往来以及社会文化共性，对国际技术传播具有重要影响。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应有意识地加强与贸易往来密切、社会文化相似的经济体的合作，共享技术创新成果，争取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者。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栏目主编：王珍

来源：兴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