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其孕育的长江渔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历史记忆与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究长江渔文化的内涵、考古发现、文化特征以及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路径,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深入探究长江渔文化的内涵、考古发现、文化特征以及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路径,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原文 :《溯源、展望长江渔文化》
作者 |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胡俊
图片 | 网络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其孕育的长江渔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历史记忆与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究长江渔文化的内涵、考古发现、文化特征以及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路径,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渔文化内涵:水域滋养的多元文明结晶
渔文化作为人类与渔业活动紧密相连的文化体系,在长江流域有着丰富的内涵体现。长江渔文化是长江流域渔民历经长期渔业生产实践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涵盖了从生产工具到生活习俗、从艺术创作到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
长江流域的物质类渔文化体现为一系列与渔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元素,包括水生生物物种、渔船、渔具、渔村建筑、渔业工程和景观、生活用品等,是渔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对象、工具和场所,体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和生活方式。比如,沿江而建的渔村以及形态各异的渔船、渔具,其建筑风格与造型设计适应了渔业生产和水上生活的需要,反映了当地渔业生产的地域特色、历史传承和文化烙印,成为渔文化物质形态的重要载体。
长江流域的非物质类渔文化包括渔史、渔业生产生活方式、渔俗、诗歌、渔舞、渔画、渔味、渔规等。渔史记录了长江流域渔业发展的历程;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展示了渔民们独特的劳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渔俗则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各种习俗和传统;诗歌、渔舞、渔画等艺术形式表达了中国人的情感和审美;渔味代表了丰富多样的渔业饮食文化;渔规是渔民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遵循的规则和制度。
渔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不仅展现了渔民们勇于进取、向美求善等精神追求,还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等精神理念。比如在中国诗歌和绘画中的渔夫形象,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和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往往寄寓着文人雅士对归隐自然、品行高洁、超脱境界等的精神追求。渔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精神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传承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推动渔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
渔文化考古:探源历史长河中的渔业印记
长江渔文化的考古发现如同一座座历史灯塔,照亮了其起源与发展的漫长历程。在旧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已显露出渔文化的萌芽。云南元谋人遗址可追溯至约 17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早期,考古发现蚌壳化石,表明云南元谋人已开始逐水而居,在江边尝试获取蚌、螺等水生资源,尽管捕捞方式原始,但开启了长江渔文化的质朴篇章。安徽和县人遗址距今约30万年,出土的龟、鳖、扬子鳄、水獭等水生生物骨化石,进一步证实了早期人类对长江水域资源的利用,虽尚未发现鱼骨化石,但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约形成于7万年前,在长江渔文化考古中占据关键地位。这里出土了大规模的鱼、龟等水生动物化石,是国内最早发现此类遗存的遗址之一,标志着物质渔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尤为重要的是,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动物化石上的切割、刻画、琢制等痕迹,如平行线条、“十”字形、“×”形线条等,可能用于记事、计数,反映出当时先民已萌生出朦胧抽象的文字或艺术审美意识,精神层面的渔文化开始萌芽,为研究长江流域人类思维发展与渔文化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贵州招果洞遗址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万年,出土的大量鱼类骨骼、螺蛳壳、蚌壳等水生动物化石及带有刻划痕迹的动物骨骼化石,有力地证实了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鱼类已成为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重要食物来源,渔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渔猎文化盛行,并出现了早期象征性艺术表达,推动着长江渔文化不断发展演进。
随着时间推移,进入新石器时代,长江渔文化迎来了重要发展阶段。距今7000多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骨器、石器,以及稻谷和鱼骨、独木舟等,说明河姆渡人不仅种植水稻,还大量捕食鱼类,余姚在7000年前已是富饶的鱼米之乡,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骨制鱼镖、鱼钩等,磨制石器的广泛应用,为捕鱼工具的制造带来质的飞跃。这一时期,渔业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华儿女生产及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长江渔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向更具内涵的文化形态逐步演进,日渐丰盈和成熟。
渔文化特征:时空交织的独特文化标识
穿越百万年的长江流域人类发展史,长江渔文化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长江渔文化的起源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历经新石器时代、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再到汉唐,至明清,一直延续到当代,物质类和精神类的长江渔文化都在历史长河中薪火相传。无论是古老的捕鱼技艺、传统的渔业习俗,还是代代相传的渔歌、渔俗,都在长江流域绵延不断,成为民族文化记忆的坚实纽带。如湖北的洪湖凤舟文化传承着独特的制作工艺与竞渡习俗,已成功申报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见证长江渔文化的持久魅力与历史传承。
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多元融合性也是长江渔文化的显著特征。在物质文化方面,长江渔文化融合了石器、骨器、青铜器、陶瓷等不同材质和制作工艺的渔业工具与生活用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水平与文化特色。在精神文化领域,长江渔文化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相互渗透,道家思想中的自然观对长江渔文化的生态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文人墨客的诗词绘画又为渔文化注入了丰富而高雅的艺术内涵。在地域文化上,长江上中下游的渔文化各具特色,在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相互借鉴、吸收,共同丰富了长江渔文化的内涵和形态,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充分体现强大的融合包容性。
由于长江渔文化与长江生态系统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生态依存性更是其核心特征之一。长江流域的渔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维持着渔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平衡,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这是长江渔文化的独特价值与魅力,也给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带来重要启示价值。
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思考
当前,长江渔文化面临严峻困境,生态环境恶化,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放及过度捕捞,致使长江水质变差、渔业资源锐减,甚至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白鲟等珍稀鱼类已灭绝,严重破坏渔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虽利于生态修复,但短期内大量渔民需转产转业,其传统捕鱼技能和习俗难以传承,同时年轻一代对传统渔文化兴趣淡薄,传承人才匮乏,这些都带来渔文化发展的严重危机,但也蕴含新的发展机遇。
展望未来,在大力推进长江生态恢复的同时,各级政府还需组织专业人员记录、整理和研究渔文化,建立数据库、博物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全方位普查、保存、展示和宣传渔文化,提高公众认知与保护意识,培养渔文化的专业研究人才和队伍,推进渔文化的标准体系研究。在传统渔文化转化和创新方面,推动渔文化与现代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开发以长江渔文化为主题的工艺品、影视作品、动漫游戏等,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结合。利用长江沿线渔村资源,发展特色文化旅游,打造渔文化主题线路和景区,举办民俗活动以及渔文化节等,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统一,促进传承发展。在教育领域,将渔文化纳入乡土教育课程,编写教材,开展实践活动,培养青少年传承意识,为渔文化发展培育人才。
长江渔文化是一部承载着中华民族智慧与情感的厚重史书,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应深刻认识其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积极应对现实困境,把握发展机遇,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长江渔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继续熠熠生辉,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和文化强国贡献独特的力量。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2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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