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这个一度被视为集体经济典范的“乌托邦”,却因盲目投资陷入了债务泥潭,甚至传出“消失”的传闻。曾经的南街村如何从贫困村跃升为“十亿神话”村?又因何走向了衰落?
河南漯河南街村,不仅是河南省首个产值突破十亿元的“明星村”,更以“免费住房、教育、医疗”的高福利体系闻名全国。
然而,这个一度被视为集体经济典范的“乌托邦”,却因盲目投资陷入了债务泥潭,甚至传出“消失”的传闻。曾经的南街村如何从贫困村跃升为“十亿神话”村?又因何走向了衰落?
1979年的南街村还是远近闻名的“难街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元。1981年,新任村支书王宏斌带领村民自筹30万元资金,建起了一座36门砖窑。
凭借物美价廉的砖块,南街村一年盈利7万元,完成了“玩泥蛋起家”的原始积累。
随后,他们瞄准面粉加工市场,创办年产750吨的面粉厂,并与北京劲松面粉厂签订12年长期合同,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1989年,南街村抓住方便面市场风口,以自产面粉为原料,投产第一条方便面生产线。凭借独特的酱料配方和亲民价格,“老北京”方便面迅速占领市场,日产量达300吨,远销24个省市甚至俄罗斯。
到1994年,南街村已拥有32条方便面生产线和78条锅巴生产线,年产值飙升至8亿。
南街村在土地承包制盛行的80年代,依然选择“逆流而行”。将全村1000余亩耕地收归集体,组建70人的农业队,斥资280万元购置28台大型农机,实现机械化耕作。
村民无需缴纳水电费、学费和医疗费,每月还可领取20公斤平价面粉。这一模式迅速凝聚人心,1993年,南街村人均年收入达1500元,远超当时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90年代的南街村堪称“福利乌托邦”:村民入住92平方米的三室一厅公寓,室内冰箱、彩电、家具均由集体免费配置;儿童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费用全免;医疗全部报销,村办医院覆盖常见病诊疗;甚至米面油、肉蛋奶等生活物资也定期发放。
村里还建起图书馆、电影院、体育馆,成立文工团和军乐队,村民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为避免集体经济的效率低下,南街村推行“村民星级考核制”。每人初始10颗星,依据劳动表现增减。星级低于6颗者,福利削减甚至需搬离集体公寓。
这一制度将劳动成果与福利挂钩,既维持公平,又激发积极性。鼎盛时期,南街村犯罪率近乎为零,800多户家庭无一安装防盗门。
然而,随着村办企业利润下滑,福利支出逐渐成为沉重负担。2000年后,南街村年收入从14亿元峰值跌至不足5亿元,但福利开支仍占总支出的60%以上。
免费医疗因资金紧张被迫缩减报销范围,教育补贴也大幅下调。村民对“福利永不削减”的期待与集体收入下滑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南街村转型的最大阻力。
2000年,一位自称精通八国语言、手握“颠覆性技术”的“专家”梁星人踏入南街村。他声称研发出“永动机”——一种无需外部能源,即可无限运转的装置,并宣称这项技术将“改写人类能源史”。
所谓的永动机明显违背热力学基本定律,然而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却对此深信不疑。在未咨询任何物理学家或工程专家的情况下,他力排众议,从村集体资金中划拨2000万元支持研发。
项目启动后,梁星人组建的团队既无实验数据,也无可行性报告,仅凭几张概念草图便开始“攻关”。两年间,所谓的“永动机”始终停留在纸面阶段,最终被证实为一场骗局,导致2000万元资金全部蒸发。
永动机项目的失败并未让王宏斌清醒。2002年,南街村又瞄准“太空育种”概念,斥资500万元购入一批经航天搭载的农作物种子,宣称这些种子“具有抗病、高产等神奇特性”。
然而,由于缺乏农业专家指导,村民对太空种子的生长习性一无所知。
播种后,作物出现大面积倒伏、减产,最终亩产反比普通种子低30%。更致命的是,南街村未提前打通销售渠道,收获的“太空农产品”因缺乏认证和品牌溢价,只能以普通价格贱卖,亏损超300万元。
紧接着,王宏斌又押注“丰植露”——一种声称能提高作物产量50%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村办化工厂仓促投产,耗资800万元购置设备并批量生产。但产品上市后,多地农民反馈其效果与普通肥料无异,且存在结块、沉淀等质量问题。
由于缺乏市场营销团队,南街村既未开展用户教育,也未建立售后服务体系,导致库存积压价值超400万元。接连三次“高科技”尝试,累计亏损达3500万元。
2004年,南街村又在未进行任何市场调研的情况下,决定跨界进入啤酒行业。王宏斌的想法很简单:河南人口将近一个亿,每人每年喝一瓶啤酒,我们就能赚翻。
于是,村集体斥资1.2亿元,在300亩土地上建起现代化啤酒厂,从德国引进灌装生产线,甚至高薪聘请外国技师。
然而,南街村既无酿酒经验,也未培养专业管理团队,更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彼时河南省已有金星、奥克等本土啤酒巨头,市场几乎饱和。
啤酒厂投产后,问题接踵而至:发酵工艺不稳定导致批次口味差异,包装设计土气缺乏竞争力,销售网络仅覆盖漯河周边县域。
为打开销路,南街村被迫采取“买十箱送一箱”的促销策略,实际出厂价跌破成本线。
至2007年,啤酒厂累计亏损1.8亿元,库存滞销啤酒超10万箱,部分产品因过期被倒入河道。
雪上加霜的是,为维持工厂运转,南街村以集体资产为抵押,向银行借贷6000万元,最终形成了2.4亿元债务,仅年利息就需支付1400万元。
为偿还债务,村集体不得不变卖部分土地和厂房,导致方便面产能锐减。而曾经引以为傲的福利体系,最终也被迫“瘦身”。
2016年,68户村民要求集体回购其早年投入企业的股金,总金额达1200万元。尽管最终通过分期付款化解危机,但信任危机已难以弥合。
2010年后,南街村尝试通过产业调整止损:关闭亏损的方便面分厂,缩减生产线;对啤酒厂进行技术改造,转型生产小众精酿啤酒。
同时利用“红色旅游”标签吸引游客,开发集体生活体验项目。2023年,旅游业为南街村带来约500万元的年收入。
如今,南街村依然背负债务,但年收入仍能维系村民基本福利。曾经的“乌托邦”虽未消失,却也不复往日荣光。
来源:东乐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