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大嫂抱着我的小米，我帮她算账。忽然，村支部书记进门，还带来了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一身军装，走得满头大汗。支部书记说，胶东行署通知你立即去某地集中。这小伙子后面还有匹马在门口歇息。他们给我看了行署盖章的信，要我马上动身。我们娘俩与支书、大嫂握别，大嫂在篮子
北渡渤海
那天，大嫂抱着我的小米，我帮她算账。忽然，村支部书记进门，还带来了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一身军装，走得满头大汗。支部书记说，胶东行署通知你立即去某地集中。这小伙子后面还有匹马在门口歇息。他们给我看了行署盖章的信，要我马上动身。我们娘俩与支书、大嫂握别，大嫂在篮子里拿了几个大馒头给我们。在一起时间虽不久，一下分别她掉眼泪了，抱了抱我孩子亲一亲说，这年头不知何年能再见。他们两人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头。儿童团站岗的孩子见我们要走，说小米要走啦，真叫人舍不得。我一辈子还未骑过马，在茅山只骑过小毛驴，还给小毛驴踢过一脚，手指甲都给踢紫了，所以不敢骑。我要来接我们的青年抱着小米骑马，我在旁边走。小伙子笑着说，这不成体统。他要我骑，说胆大一点，慢慢走，这马老实得很。我骑上马，与他边走边说话。知道小伙子是行署副专员陆平东的警卫员。把我接回机关是与赵益群同志等机关人员一起过海。
到了一个村庄，小赵早就等在村头了。小赵接我们母女到他们住的大院里。院里有好多女同志，带着自己的孩子玩。晚饭是白米饭、猪肉，一片安宁的景象。夜里，我带着孩子和小赵睡在地主的一张雕花大床上。小赵告诉我，领导决定留在胶东的华东各机关人员全部北撤大连，由老陆负责此事。她看到名单里有我们报社的几户散居在老乡家里的，便通知集中。我们两人谈到深夜才歇。
第二天，又来了孙章禄同志的爱人许英同志，她在我之前担任过李坚真同志的秘书。他们夫妇在江西景德镇做地下工作时与我妹妹小兰又同事，真想不到现在我们又在一起。许英还带了个小孩名小黑子，五、六岁，有个保姆看管。我们正在高兴，又来了章引同志，她是我离开李坚真同志后接任秘书的。章引的爱人钱梦梧同志，在1945年大队撤退时，坚持在太湖工作。第三天，通知轻装，我只带一口袋孩子的衣服尿布，天黑出发。我们排队上船，一个接一个，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船舱里黑压压一片。一个带队的人在轻声说话，要我们大伙忍耐一点，一到大连就安全了。同船的还有日本的大夫、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共几十人，都讲日本话，估计是日本投降后不愿回国自动留在山东的一批科技人员。
晨曦初露，到了大连，只听空中隆隆声响，飞机成群掠空而过。领导人说，同志们放心，别惊慌，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大连到了，到了我们自己的城市了。
旅顺、大连是战略要地，旅顺是军港，大连则是我国重要的商港和渔业基地。历史上我国不能自立，日本与沙俄发生战争，旅大是争夺目标。沙俄战败，旅大长期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至1937年日本侵华，旅大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由东北侵入关内的桥头堡，掠夺东北各地资源的进出口基地。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红军南下如摧枯拉朽，把日本帝国主义号称"皇军之花"的百万关东军全部消灭在东北战场。"八·一五"日本投降，大连由我国收回。我们重新整顿了这个瘫痪了的工业城市。经过二年来的工作，工厂已开工，商品流通，贸易开始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我们进入大连市，看到这座东北名城，确实名不虚传。电车、汽车往来不断，别墅洋房，依山傍海，蓝天碧海，红房绿树，确有海滨城市的特色。在大连街上，常遇到苏联红军，有的只有十几岁，穿呢大衣，很气派。连街上，常遇到苏联红军，有的只有十几岁，穿呢大衣，很气派。
我们到达大连市后，先在"东顺昌"集中。这是一个华东局经营的贸易公司，房子很多，现在暂时作为招待所。我们去后，每间房子住满了人。组织上照顾大家，每人发了一床日本人仓库里藏着的大厚棉花胎。我想配上个花布被面，小赵不愿意，她说：鬼子的东西不希罕，我还盖我的老棉絮被子。不几天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大家会餐，白米饭，红烧肉，吃了个饱。规定孩子小的，可以找个保姆，公家发生活费。因为大连物价低，我们的北海币值钱，孩子要不了多少东西，所以有幼儿的妈妈都富裕起来了。小赵在八个月前曾在大连分娩一女孩，她来过大连，情况熟悉。到了那里就领着我们十几个人去看苏联电影，由她请客。她说，咱们也得开开眼界，看看外面世界怎么样，苏联又是个什么样。
这时华东局各部来了不少人。陈浩天、贝纹夫妇是华东局宣传部、组织部的人，带了个孩子小贝贝。他俩抗战时就是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的大学生。他们与小赵一起在浙江工作过，很熟悉。一遇到就又蹦又跳。陈浩天说，目前咱们最缺少什么？小赵说，最缺少的是小孩子的尿盆。到了大城市，住在大房子里，不像在农村，孩子到处可以大小便。这儿可不行，一家家挨着睡地铺，孩子不能尿在别人家铺上。陈浩天说好办，咱们可到田文同志家去要一个救急。田文原是茅山地区罗忠毅司令员的爱人，"唐马"战斗中罗司令牺牲后，她调往东北工作了。陈浩天、小赵出去不多时，捧了两个搪瓷白尿盆进来。他们说，参观了市容，在一条街上，摊子尽是卖日本人留下的东西。还给我们小米买了个铝制的糖缸、一只台球、一只贝壳做的小白兔，给我一把不锈钢的小刀。偶然买的送给孩子的玩具，竟成了我们同志间终生保存的纪念物。至今，小兔子、小刀、糖缸，虽经转辗几千里，相传几十年，仍然保留在我们身边。这时小赵拎了一篮子蛤蜊，说这就是浙江人喜爱的海边上的名产："毛蚶"，开水一泡就能吃。中午做了一大盆，大家吃得齐称鲜嫩。第三天，她还领着我们参观鱼市。要大家开开眼界。说大连港深水不冻，既是商港，又是渔港。对外开放贸易，我们若连鱼名都不懂，将来怎么为国家赚取外汇。我参观了鱼市，才晓得自己无知。在校也学过动物，又自诩生在江南水乡，鱼虾满塘，可是说穿了也只知鲫鱼、鲤鱼，分清青鱼、草鱼而已。到了这儿，见鱼有各种形状：长的、圆的、椭圆的，还有像蝙蝠一样有翅膀似的，大的有洗衣盆大，长的有几米长，可什么名称也叫不出。
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组织上掌握了到大连的干部中的各种思想，即进行整顿。这次自山东撤至东北，与1941年皖南事变后撤退到苏南，"清乡"时撤到上海不同。过去，大家是撤往敌占区、沦陷区，干部生活在敌人的心脏里，整日紧张，如掉以轻心，有生命之虞。现在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全面进攻失败，重点进攻也给我们粉碎，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山东根据地大，东北有红军支持，没有以往腹背受敌之苦。所以干部心情舒畅，可也带来了松懈情绪，私心杂念冒出来了。人要组织教育，要党领导，不然要迷失方向。这时，有的女同志借自己丈夫在前方有功，带着孩子向组织要这要那，她自己也以"功臣"自居，而且有的同志还同情她。组织上掌握了这些动向，一方面将撤退的干部整顿编队，解放军队伍的家属，地方工作的机关人员都分开住各自的招待所。华东局各单位的同志由吴仲超同志负责领导。我们都去"交通旅社"招待所过组织生活，由陈志方这位老同志坐镇。
这时，华东各地的干部又相遇了。这里有个招待所住了不少"文人"，我们虽不住一起，因经常开大会常相遇，有广播电台的周新武，文化人刘雪苇，我的老同学罗涵之。我特别高兴的是，又和商白苇、陈野菲同志相遇，小蓝果长大一点了，头发剃得像小男孩。陈野菲送给我他们三人在烟台照的相片，陈野菲穿了黑色短袖上衣，三个人笑嘻嘻望着远方。我说，大概你们在想念我们。我们见面后，又是说不完的话，实际上分开还不到两个月。我们在大连访问了一些老战友。小赵、陈浩天和我住在招待所坐不住，去访问了小杜，就是1936年在无锡就有联系，一起搞学生运动的老战友杜永康同志。她在大连日报工作，已与陈平同志结婚，有一个小孩名小蒙，大概是在山东沂蒙山区生的。杜永康与做报社编辑的吴梅同志一起，鼓励我们在大连工作，说这儿缺少干部。小赵说，你们都是文人，这报纸我们可编不了，成天坐着，没这个耐心。我们又访问了许勤、储非白夫妇。许勤把大连各种鱼的品种差不多弄齐了，请我们吃了摆满一桌子鱼的"宴席"。他们已有一男孩叫小白。大连条件好的疗养院都面临大海，不少同志在此治病或疗养。我们探望了陈耀华同志，这个在解放区搞军工的老大学生，他与我丈夫同宿舍对面床住二年。我同小赵带着小米去慰问他，他患肺结核，抽掉了根肋骨，躺在床上。这房子近大海，能听到涛声。从房间玻璃窗里望去，绿海、白云、蓝天，一望无际。他爱人李惜君同志是个热心肠能干人，日夜侍候他。临走，陈耀华与李惜君一定要把几十块钱给我们母女，我坚决不要。他们坚持要给，说，别人夫妇都在一起，就是丈夫在前方的，组织上还能照顾周到，你家老吴在报社，他照顾不了你们。出门时，小赵说，人家看我们像"要饭的"，难道我们就这么狼狈可怜，我们组织上发保育费，也可给孩子打扮打扮，以后谁家也不去了，咱们给阿连、小米缝些新衣服。
小赵和我如同一家人，她孩子有什么，我的孩子也不能缺什么，不要说斗篷一人一件，帽子一人一顶，棉裤棉袄都不能谁超过谁。章引、许英笑着说，毛线一样，那式样可以不同，不能千篇一律。她们抢着帮忙打毛线，一个是尖顶的斗式帽，一个是平顶小圆帽。大连天冷得早，十月里快下雪了。天一冷，孩子咳嗽、发烧，于是差不多三天两头上市立医院看病。大夫是日本人，很认真仔细，能讲简单的中国话。小米在山东托儿所时，屁股上传染上一块皮癣，一直不好，大连市立医院看了两次就痊愈，可是气管炎、中耳炎及掉眼泪治不好。我一星期要上几次医院。天冷、风大，真难。好在乘车方便，不挤，车上男同志甚至苏联红军也站起来让座。有一次，我刚上电车，一位青年男子蓦地站起来让我坐。我谢谢。相见之下不禁笑了，正是又惊又喜又奇怪。原来他是我在十六旅时，王必成部队俘虏过来的日本兵。当时有两个，一个叫香河正男，还有一个名字忘了。当时每天傍晚行军相遇，他们都对我招呼，叫我小程。我只知道他们属城工部领导，后来是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以后不知他们调到何处去了。几年不见，今天在大连电车里见到这位记不起名字的日本人，他笑着，摸摸我孩子的头，亲亲她。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名字，只能问还有一位香河身体可好。他说很好。他告诉我，他在大连公安局工作。在医院回来的电车里，又遇到在山东给我接生小米的小吴大夫，长发垂肩，粉面红唇，半高跟鞋，细腰旗袍。半年不见，恍如两人。她告诉我卫生部门、医院来了不少人。我想她可能原是城里人，现在又回城里，所以又是城里人打扮了。她看看我孩子，要我多给孩子增加营养，买奶粉、苹果给孩子吃。
组织上当时针对干部种种不健康思想，作报告，做工作。吴仲超同志报告的内容是，到了大连，较普遍的都去治病，买东西，逛大街，或打报告要求这个那个。没有人写报告要求学习、要求买书的。如要求买书，我马上批准。也讲到以后除一部分同志留下工作，真正有病的治病外，大部分没有病的到通化、到安东（现名丹东）去，大连不能容这么多撤退的人。还要大家准备越冬棉衣。会后不久，陈浩天捧了好几本《旅顺口》来，说现在这本小说"时髦"，大家闲着没事翻翻。
这时不少同志工作去了，商白苇、陈野菲夫妇带上小蓝果去《东北日报》社了，有一批同志去安东，有的去通化。我、小赵、章引、许英，都是李坚真大姐的老秘书，去拜访了李大姐，要求她给我们分配工作，不能在城市里休闲。李大姐亲手做了广东菜，烧了火锅请我们吃饭。大姐说，在大连不可能，他们本地干部很多，外面一下来了这么多干部，会干扰他们正常工作的。最后，她要我们不怕吃苦，不怕冷，到郊区去工作，去辽东半岛皮口工作。那儿有个地委，李坚真有个一起长征的老战友在那里。李坚真同志与邓六金同志是一起过海来大连的，邓六金过海时在船里生了个女孩子，取名"海生"，是李大姐给她接生的。我们笑着说，这是东海龙王送来的"公主"。此后，小赵带了阿连，我带着小米，章引单身，我们三家准备去皮口工作。组织上看我们工作心切，也同意我们前往。
我们三家拿了组织介绍信，坐了条小机器船离开大连，渡海去皮口。我们当时还不大知道皮口这地方也是个战略重地，它仅次于旅大，是南北咽喉，各帝国主义长期觊觎的重镇。机器船出大连港，风平浪静，大海一片深蓝，水天相连，无边无垠，大家感叹说这儿才真正是海阔天空呢！可是瞬间起风了，风大浪高，船颠簸，人头晕、呕吐。小机器船的马达忽然不响了，坏了，修不好。上空是乌云滚滚，海面波浪起伏，船长说可以找到小岛或岸边靠岸。我们当真找到了岸，船刚靠岸，走来了苏联红军。原来这里是军事管制的地区，沿岸都有红军驻扎。问我们的船的去向，了解后也不让我们上岸，两个年轻红军上船来查了一下，还说几小时后船要离岸。不久机器修好，我们开船去目的地皮口。
我们终于到了辽东地委，我们要找的那位老首长病了，未见到。副书记热情接待了我们，要我们休息，先安顿好孩子，再谈工作。地委考虑到我们都是南方人，对东北情况不熟，在群众中语言不通，决定我们在机关里工作。章引、赵益群同志协助地委办党员训练班，住在地委机关附近。我帮助机关里整理材料、管资料，就住在地委机关里。我把一捆捆、一包包资料分类安放，搞了个目录，以便首长来找材料时不致茫无头绪。这样工作了一段时间，已近1947年底了。
回山东
正当我们三家准备在皮口地委机关过年的时候，从大连来了陆平东同志的老警卫员，说陆副专员要把大家接回大连，然后回山东工作去。山东胶东行署与旅大市一水之隔，行署成年忙着安排来往于山东、东北间物资的交流运输。老陆到大连结账，总结一年来山东粮食的输送工作，在东顺昌贸易公司暂时停留。老警卫员说，老陆到大连后，找不到我们，见留大昌贸易公司暂时停留。老警卫员说，老陆到大连后，找不到我们，见留大连工作的，去通化的，去安东的人员名单里都没有我们，于是到组织部门一查，才查到了我们三人已到皮口去了。
我们张罗回大连，商量好不走海路，还是走陆路好。地委同意我们走，可是走陆路，不容易，一是风雪大，二是当时东北有鼠疫，听说到大连的路被封锁了，有个关卡红军守着不让过去。可是我们决心走陆路，心想红军是自己人，一定讲道理，并准备了各种证明以备万一。于是，把两个小孩装在车上，重重叠叠包着捆行李似的，只露两只鼻孔。大人走路，老警卫员带路。白天，一路过去无事。有一个晚上要走夜路，要经过关卡再歇宿。大家穿着靴子，踩着冰冻的路，路上的冰雪闪闪发光，每走一步，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路旁的树木给积雪压着，枝条下垂，像一条条冰柱，晶莹剔透，映入眼帘，赏心悦目。我们说，这才是"水晶宫"。走不多久，忽然起风下雪，雪花纷飞，冻着的"冻柱"加上一层白雪，像镶上了白边，风刮也不摇动。好在前面就是目的地（一个交通站），我们要在这儿过关卡。这儿有我们中国人的交通站，也有苏联红军设的岗哨。过了这个关卡才能进入大连。我们到了交通站，事有凑巧，负责交通站里工作的女青年，是从胶东来的女同志，与小赵熟悉。这么一来，我们开心的烤火、吃饭。可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年轻姑娘说，红军是不让这个关卡过人的。它是封锁线，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说东北有鼠疫。小赵与这个姑娘商量后，买了酒肉去送给值班的红军。我和章引带着孩子睡在炕上。她们去交涉后回来说，行了，大家休息吧，天亮就走。不一会，值班的红军进来检查，数数我们炕上睡的人数，与证件对照后，要我们明天一早离开。天亮收拾行装上路，交通站的女同志护送我们过了红军岗哨，我们一行平安到达大连。
到东顺昌，与老陆相遇，实际上自阿连出世后，老陆一直忙着运粮，南来北往，还没见过出世的孩子。这次到大连来结账，准备工作一完，大家一起回山东。老陆看了我们几个人说，你们在后方，把孩子带成这个样！小米气管炎、中耳炎、手烫伤，眼睛整天流泪、全身是"炎"。这双眼睛的病是定局了，你们怎么搞的？将来老吴见了，小程你可交不了账。我说，条件这么差，我把她带活已经不错了。
天真冷，零下几十度，我一辈子没经过。室内有暖气，但玻璃上尽是冰花。公家给我们钱做冬季服装，小赵带我们三人去苏联人开的"秋林公司"置办。钱不多，我们挑选了藏青色混纺厚料子，还给孩子买了点饼干，小赵、章引都要列宁装，说：活了二十多岁，在自己的城市里选购，要做身像样的制服。列宁装有腰带，穿上挺神气。我说，我三十来年的经验是城市农村都要去，就做件旗袍，大众化，南北都行，城市农村均可穿。
这时，留在大连工作、治病、休养的老战友大多又相遇了，唯鲁毅同志的爱人于慎，许英同志的爱人孙章禄，章引同志的爱人钱梦梧，三位坚持江南太湖地区斗争的战士，还是杳无音讯。想到许多同志还生死不明，过年也不痛快。我们慰问了一些在医院或疗养院住的病号。出人意外，我在医院遇到了"锡流"的小叶﹣﹣叶绵综同志。他躺在床上，只能吃些半流质。他的胃已经溃烂，骨瘦如柴，但两只大眼睛还炯炯发光。我听了他的诉说，又悲哀又愤怒。他在无锡时是个中学生，篮球爱好者。参加"锡流"至江西后，在江西上饶、浔饶时，在战士中做救亡工作，与戴汉泉、孙顺、小兰、小杨、小殷等一起。1939年国民党大逮捕，留在上饶坚持工作的许多同志被关进上饶集中营，他是其中之一。他在"赤石暴动"后与张云逸副军长的儿子小张一起逃出来。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东江纵队，再从海南岛坐船来到了大连。他的这部历险记大家听了心酸、愤慨。我们安慰他，我喂他吃了糊糊的半流质。我们走时他提出要求，他说他可能不久人世了，他唯一的希望是要恢复他的党籍，要求组织上审查后批准。要我向有关领导反映。此事我告诉了李大姐，她也叹息不已，要我安慰他，目前主要是治病，恢复身体健康，以后一切问题会解决的，党组织对每个党员会负责的。我探望了他几次，坐在他床沿默默地陪着他，轻轻细语回忆"锡流"同伴，追溯八年抗战往事。大夫说他不久于人世了，他自己也这么想。人生的道路如此坎坷，他还不到二十五岁，真是短暂的一生。天地是永恒的，江河湖海也永远奔腾，自然界万物永远生长，人类社会永远发展，小叶啊，春天的树枝发芽，夏天的树叶茂密，秋天的树叶才悄悄落地，冬天化为尘土。你刚露出嫩芽，还未茂密，就给践踏夭折。然而落地的树叶也是永恒不灭的，它化为尘土，肥沃了树根，促使长出新的嫩芽，正像你名字一样绵绵不断，错综交织，永无尽期。
1948年春天，组织上又把同志们集中到交通旅社招待所学习，准备过海回山东。等到前后方联系好，已经冰化雪融，春光明媚了。前方胜利的消息频传，我们回山东心切。于是组织上安排我们第一批先回去。那时是1948年4月，我们已在大反攻了。二年多来，国民党什么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全完蛋啦！我们离山东时偷偷地过海，烟囱不冒烟，晚上不点灯，憋在船舱里像沙丁鱼似的。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风平浪静中，平安过渤海回山东。海风微微地吹，阳光和煦地照。陈浩天、贝纹、组织部的同志、罗涵之等宣传部的同志及其他各机关的人同行。我们一上船都抱着孩子到甲板上玩，又是罗涵之，早把照相机拿出来了。她笑着说：小米子，你一岁多啦，爸爸还不认识你是什么模样，跟着妈飘洋过海坐大船，给你照个相，送给你爸爸看看小米儿这闺女多漂亮！她要我抱着小米靠着船沿照，又要小米扶着船上梯子在机器房前照，同志们又合影，又分照，忙了一上午，我们一路顺风过海到胶东。小米中耳炎又发作，耳朵流脓，日夜啼哭。住在村庄里，村长为我们找了个农村大夫，他懂中医也懂得点西医，给我们一包黄色粉末，告诉我此药名"来文诺尔"，是消炎外用药，要我稍许放一点在她耳朵内。
以后各人回原机关去，我去《大众日报》社。《大众日报》社在莒南县附近仁兰村。一回机关，大家都来看望我们。李白蕾、范泛红早回社工作了。范泛红生了个女孩叫小宋。去通化的一批有的也回来了。同志们见面相叙，战争中的经历说不完。我从大连带回几个铝盆，拿到这儿成了宝贝，分送各同事。组织上分配我搞群众来信工作，受副社长包子静同志领导。群众来信很多，反映各方面的问题，有讯问前方战争局势的，有烈军属反映要求的，有关于土改和生产政策的，有反映干部工作作风的，有反映群众缺衣少粮的。战争、生产、生活、婚姻、医药，什么样的问题都有。甚至有年轻人来信问，长得不好看，人家笑他獐头鼠目，能不能找到对象，个人有无前途。我看了哈哈大笑起来。包社长说，群众来信是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要对群众负责。青年人连婚姻恋爱也来信请教，那是把我们作为贴心人，相信报社。一封信的答复，对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影响。于是，我专心一意工作，写了不少复信，有关路线、方针、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如土改、生产等问题，汇报给领导后有些写社论发表。
大反攻了，要打通胶济路，要解放山东重要大城市，报社要靠着华东局。因此，1948年6月，报社往北撤，在益都（青州）附近定居。这时老吴在报社研究部当主任，又是研究员，天天研究战报，综合统计。李白蕾是研究部的支部书记。7月，老吴调往驻在闵家庄的华东局，工作忙，经常干到深夜。我们先住在益都东南一个叫东南营的小村庄里，我与小米住在一个小破房子里，下雨就漏。一天夜里老吴熬夜还没回来，我与小米躺下不久，下雨了，孩子哭个不停。我心烦意乱，把她换一头，放在我脚边，我刚躺下，"啪嗒"一响，屋顶上掉下一块大土块，不偏不倚掉在我头旁，足足有一尺见方。我的天，如果孩子不放在脚边，而是在头边，岂不就砸死了。我吓得爬起来，抱着孩子在屋里转，还怕屋顶整个要掉下来。下半夜，老吴回来，我说为什么叫我们娘俩住这么个地方，孩子差一点送命。后来我们就搬到华东局机关去住了。我在秘书陈麒章那里工作，无非是抄抄写写打打杂。我们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四周住着一些首长。我们经常工作到深夜。首长们谈话、打电话等声音常彻夜不绝，我们从中听到好多城市解放的消息，这些惊心动魄的捷报使人激动得难以安眠。全国许多大城市已经或正在解放，许多政策要制订要学习。记得魏文伯秘书长等反复研究修改《入城手册》、《约法八章》等等。资料室分发《毛泽东选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东北出版的毛选，虽然还轮不到发给我，但看到也高兴。曹漫之同志送给老吴的《联共（布）党史》，我经常翻读。这里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有，除东北的《实话报》外，还有苏联《真理报》,可惜我不认识俄文。
有个阿姨叫王仲香的，是个老解放区的党员同志，帮我带孩子。她与孩子另外住一个老乡家。隔几天，我抽空去看小米。王仲香是山东人，与老乡很熟，住在老乡家，大娘把小米当自己孩子一样看待。每天，老乡家吃早饭，小米常去喝一碗高梁、豆子、小米面制的糊糊。老乡说，吃这个好，孩子能长胖。小米已经会自己到厨房去玩，向炊事员叔叔要棵大葱，要个馒头吃。王仲香夸耀说，全村的人都认识小米子，都说她长得俊，又聪明，说邻居老爷爷拿了两个核桃，对小米和有一个比小米略大的男孩说，叫我一声，谁叫对了，这核桃送给谁。那个男孩只会叫"爸爸"、"妈妈"，别的不会叫。而小米叫他老大爷，老大爷说还是小米儿灵巧，叫得对。于是把核桃送给小米。又是阴历八月十五了，大家会餐，机关里的人把小米从这桌抱到那桌。席上主要是吃红烧肉，小米碗里，大家给她装了好多块肉。急得我团团转，怕她吃坏了。这时老吴有个小鬼叫孙维奎，十几岁的孩子，给老吴打杂。老吴经常要他学习，教他剪报纸，整理图书，收集资料。他一空就去看小米。我们太忙，有时几天不去看孩子。
1949年2月初的一天早上，我提了个包袱出门，对门首长秘书问我干什么，我说上医院，他说，你病了？我说，我去生小孩。他诧异又抱歉地说，他太麻痹了，根本不知道我怀孩子，因此也谈不上有什么照顾。我说，大家白天黑夜忙工作，顾不上这许多，可能我瘦小，穿了棉军装，腰带一束，谁也不知道我怀孩子。好在医院离机关近，我去医院，大夫埋怨我早不去检查住院，到快分娩才去。给我接生的是烟台来的女大夫。医院里还有个日本大夫给我检查身体，说我心脏有点毛病，给我吃"毛地黄"的药。事有凑巧，赵益群也生孩子，在另一个村庄住着。
老吴忙，生第二个孩子时他又不在身边。不久，他跟华东局南下了。山东成立了山东分局，我的小米子及王仲香交给山东地方去了。生了孩子又是什么都缺，田文同志不顾隔海隔山，接到我们求援的信后，从大连寄来了桃红色薄绸子小棉袄，白纱布小衬衣，还有鞋子、帽子，另有一大包海带。本来我们估计小赵先分娩，结果我一去医院就生了。这是阴历正月十四，阳历1949年2月11日。医院在离益都（青州）城不远的村庄，生孩子后几天就分散住老乡家。阴历正月，天气冷，又是茫茫大雪，赶集也没有什么好买的。请了个小姑娘帮忙做饭，但什么也买不上，吃不上。正发愁，还是小赵知道我已经生了，请老陆的警卫员熬了一锅鸡烧海带，连锅提着送来。进门时这个警卫员浑身白，像个雪人。锅里的鸡虽煮熟了，一路走来，连鸡带汤冻成了一个大冰团。晚上，我琢磨，我这个孩子取什么名？我想，大的叫"小米"，是纪念山东，不忘山东老乡的意思。又想快要解放大城市了，更不能忘本，忘了农村。但不能两个孩子都叫"小米"。后来猛然想起她爸爸南下了，快要解放南京、上海了。南下能吃到南方的大米，可也不能大的叫"小米"，小的叫"大米"啊，这么一想，决定这个小的叫"小米"，大的呢，提她一级改名"大米"。大米"，是我们决心南下，争取解放南京上海；"小米"，是我们夺取了大城市，也不忘记农村，不忘记山东老乡。真是两全其美。想完，坐在被窝里，提起笔来给她们的爸爸写了一封信。
进城
1949年4月，我随着山东分局的一些同志分配去济南工作。领导及大批同志早已进济南了，我因生第二个孩子停了一段时间。济南，是个古老有名的城市，小时念《老残游记》就知道它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去之前，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入城手册"，大略了解济南的工商业及各阶层情况。组织上照顾我们由刘贯一同志带队，我们去了几个有孩子的女同志。有周础同志，她爱人在福建牺牲了，她带着一男一女，名朝阳、翰阳。还有陆于华同志，带着女孩大红，她爱人许革夫同志已经南下了。我带着出世才两个月的小米（大米暂由地方上带），第一次坐上这么漂亮的火车赴济南。这节车里，有铺着绿色呢子的长桌，有椅子，有沙发，窗帘、地毯都十分精致。
进入济南后，周础的孩子较大，因此，安顿后就去工作了。我带着小米，因孩子太小，不能在分局机关，而且分局还没有正式的宿舍。头几天，我住在一个市民家。房东大嫂四十岁左右，口里衔着香烟，焦黄的脸，见我母女不大欢迎，说门板也没有。我就在她的一间破房子里拣了几堆破砖头，摊平了，放上铺盖行李。夜里，刚躺下，臭虫成群结队在墙上爬上爬下，墙壁上血迹斑斑，又脏又臭。我差不多把孩子抱在手里耽了一夜。过了几天，吴健来看我，他们的北海银行进入济南了。他看我住的地方如此肮脏又不安全，就去我们机关联系。恰巧罗涵之来看我，说，谁知这房东是干什么的？这种地方住长要出事儿。罗涵之现在山东分局妇联，说李大姐来了，罗涵之现在当她秘书，她马上回去与李大姐联系。过了一会，他们来了，先帮我搬到陆于华住的老乡家，并要我去妇联工作。陆于华要生第二个孩子了，第一个孩子大红没有地方去，托儿所还未联系好。我说，把大红放我身边，等你生产出院，我们一起把孩子安顿好去机关工作吧！她感激不尽。这样，我带着大红、小米住进陆于华住的一个老乡家。许革夫走时，把一个老公务员老周留下了，老周帮我们一起看管孩子。大红跟着我很高兴。
1949年6月，上海解放了，吴宝康随着华东局机关进入上海工作。陆于华出院后略事休息，也带着两个孩子与老周一起南下去上海。我带着小米去山东分局妇联工作，找了个老保姆看小米，住在妇联机关里。在分局妇联领导下，我负责妇女部的资料工作，首长有刘顺元、彭康等，都是革命多年老干部、老作家。他们指出，进入城市后，要依靠工人阶级，因此就要了解工人。要调查济南各工厂厂史，了解目前工人、资本家情况。妇联要调查女工的工作、生活。要深入调查研究，还要懂得工厂技术，不能浮在上面。大家按首长指示，都深入下层，了解情况。山东分局妇女部由李大姐领导，还有刘镜如、王月村、黄海明等好几位老大姐。李大姐的两个警卫员赵玉祥、张生贵都来了。张生贵长大了，可大家还叫张小鬼，我们是看他长大的，他对我及我的小孩都有感情，到李大姐那里就像到家里一样。
我们资料室三个女同志，那两个都是山东人，一个叫于波，还有个叫焦瑾。我们三人合作得很好，把有关山东工业、济南各工厂的妇女运动，农村妇女生产各方面的大量资料集中后，提供给领导。我们学习工商业政策，学习党的方针路线。通过学习认识到，我们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于是一系列问题都来了，什么是工人阶级？一开始，大家思想很混乱，张生贵说："抗战八年，打仗当兵的都是农民。打江山是农民，为什么坐天下要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老大哥"这句话也听不进去。还有人说，工人阶级的范围我们不明确，生产工人、手工业工人当然是，那末，城市里要饭的算什么？有人说，要是他们也属"工人"，那他们当领导阶级岂不笑话。后来，又分析什么叫"无业游民"，什么是"寄生阶层"等等。谈到"工农联盟"问题更多，如何联？谁管谁？至于"人民大众",什么人属"人民"，资产阶级是不是属人民？又讨论到，进城后依靠工人，联盟农民，那孤立谁、打击谁？谁是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又如何划分？又引出了"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业主"、"小商贩",众说纷纭。我们资料室负责提供学习材料，那时报刊上也有学习讨论文章。宣传部门组织报告会、讨论会，解答问题，讨论很热烈。因大家进入城市后，遇到了新的问题，而问题不解决，又不能开展工作。我们学习很紧张，也很愉快。
陆于华到上海后寄来了一块白底红花麻纱布，给孩子做被面。罗涵之去北京开会回来，带来一条牛皮裤腰带，送我作纪念。不久，罗涵之调走，李大姐快要南下了，她对我说，如等不及，你可先走。1949年8月，我南下去上海，我与妇联的谢青同志同行，谢青是山东省原省委书记黎玉的夫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孩子得了难治的病，她十分焦虑，希望早些去上海求医治疗。我们两家一起走，她是较有生活经验的人，她告诉我上海解放不久，水果蛋类供应困难，带着保育费走不如带些鸡蛋与梨子去上海，省得到那里孩子吃东西难。于是我们带了一箱梨与鸡蛋去上海。天气还很热，车厢里挤满了人，我与大米、小米挤在厕所旁。越往南越热，小米满身汗。我们把她脱得光光的，包了条被单。大家笑着说，小米是光着屁股进上海的。
那时华东局机关办公的地方是在靠近外滩的十七层的建设大厦。下车后，我找到了在华东局秘书处资料室工作的吴宝康，从此我们方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家。我们的革命事业已开始进入了建设的新阶段，我个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一切思想行为似乎都是为了建设这个目标。在上海，我先后在华东邮政总局（党委宣教科）、华东军政委员会（党委宣传部）、华东局宣传部（档案资料科）三个机关工作，住过的地方有三井花园（金神父路）、巨鹿路、新康花园、武定路，机关地址有北四川路、延安西路、常德路，过着一种刚解放的大城市的生活，与过去抗日根据地和解放路、常德路，过着一种刚解放的大城市的生活，与过去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生活相比，当然是完全不同的。
1952年10月，北京要培养训练一批档案工作干部，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办公厅共同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档案专修班，中央各部门、各省市都要按计划派人去参加学习，华东局要我去参加。我是又惊又喜，感到这是组织上给我的一次培养和教育的机会。想当年，不要说进大学门了，进中学还是经过了多少斗争的。在旧社会，不要说进北京，连去上海也没有钱。参加革命后，也是为了革命，才化装秘密进了上海。战争年代南北奔走，无暇读书，现在全国解放，要建设社会主义了，没有文化，没有一点本领，不专一行，是不行的。但是又想想，自己已过而立之年，又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上学去能行吗？也有些犹豫。最后我还是下了狠心，一定要去学，学了本事，好为党多做贡献。我想通了。隔了几天，中央办公厅又决定要调吴宝康到北京去工作，主要去负责办好人民大学的档案专修班，并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的档案学专业，还决定华东地区派去北京学习的人都由他带队进京。于是我们夫妇同去北京，为了搞好学习和工作，我们商定只带第三个孩子﹣﹣小高粱一起进京。大米、小米留上海华东幼儿园。就这样，我开始学本领，学专业，在档案工作的岗位上，为建东幼儿园。就这样，我开始学本领，学专业，在档案工作的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程桂芬（1918-2000），生于1918年7月1日，江苏无锡羊尖镇严家桥人。1936 年加入无锡学社，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秘书，1940年3月奉命到苏南敌后，在丹(阳)、句(容)、溧(阳)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同年10月任苏皖区党委特务营文化教员，1941年9月参加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民运工作，1942 年10月任新四军第六师调查研究室秘书，1943年7月在金坛被捕，经营救1944年年底被释放。被捕后对党忠诚，1945 年夏恢复党籍，并被调往苏浙区党委调研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大众日报社编辑、中共山东分局妇女部资料室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在华东邮政总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52年10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历任档案中教研室主任、历史档案系副主任，后调往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副主任，1980 年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党组成员、顾问。著有《中国近代档案史稿》(教材)、《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2000年7月逝世，享年82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