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从15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医院当卫生员算起，于皆平已经从医78年。一周两次的门诊，是于皆平如今最重要的日程安排。很多人劝他在家享享清福，但他不听，“国家把我从一个小兵培养起来，就是要我为老百姓服务，消化领域是我的‘战场’，我要坚守阵地。怎么能现在就停下？

“晚喽，晚喽，老伴估计又要生我的气啦！”

3月3日傍晚，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门诊楼前，93岁的于皆平在雨里撑起伞，向医院家属楼走去。

如果从15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医院当卫生员算起，于皆平已经从医78年。一周两次的门诊，是于皆平如今最重要的日程安排。很多人劝他在家享享清福，但他不听，“国家把我从一个小兵培养起来，就是要我为老百姓服务，消化领域是我的‘战场’，我要坚守阵地。怎么能现在就停下？”

90公里外的咸宁市簰洲湾镇，也有坚守在一线的“银发”老人。清晨六点半，簰洲湾镇还笼在薄雾里。李秀英把三轮车蹬得飞快，后座绑着的血压计随颠簸叮当作响。因为手术后走路不顺畅，老伴儿也惦记，村医王仲华走访做公卫工作，都要老伴儿骑着三轮车接送。

This is a modal window. This modal can be closed by pressing the Escape key or activating the close button.

当退休医生继续发挥余热，当银发专家走上新的讲台，一股新的力量——银发力量正在越来越多地融入社会。

截至2023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占比21.1%，其中低龄老年人比例为55.83％，人数约为1.5亿，他们社会参与意识强烈。

3月3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教授于皆平（右一）为患者进行胃镜检查。张赫摄

从青丝到白发，是一次又一次的“放不下”

于皆平的诊室门口，总排着天南海北的患者。河南的一位来自农村的妇女攥着皱巴巴的检查单，北京的一位企业家推掉会议改签航班，上海的退休教师辗转三趟高铁……诊室桌上，挂号单摞成小山，最上面一张写着：21元。

“从前不限号，常看到晚上八九点。两年前的一个晚上，老伴气得摔筷子：‘你不要命，我们还想要！’”于皆平笑着回忆。医院曾建议知名专家号涨至800元，他坚决反对：“患者都不容易，不能让他们多花冤枉钱！”

几十年来，于皆平总会提前半小时到诊室，将贴士一张张码在桌上。纸页边角卷翘，字迹却工整如刻：“餐后勿仰卧”“打嗝时抬下颌”……有患者偷偷拍照发上网，配文：“这是93岁医生写给世界的‘情书’。”

3月伊始，新一轮的冷空气让湖北嘉鱼县浸在5℃的湿冷里。

5日一早，嘉鱼县人民医院内分泌科，63岁的熊伟习惯性地推开窗透气，在听到走廊里隐约传来的脚步声后，便转身回到桌前，搓了搓微凉的手指，随后点开首位患者的就诊档案：张建国，58岁，糖尿病肾病，空腹血糖9.8mmol/L。

熊伟是2022年退休的，但他以另一种形式留了下来。

“退休前几天，很多患者都来找我，说‘熊医生，您退休了，我们以后找谁看病？’”熊伟回忆道，“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很感动。反正在家闲着，病人还总打电话问诊，不如回来。”

今年是熊伟退休返聘后的第3个年头，他的工作节奏比退休前还要快——每周4天门诊、2天查房、每月1天下基层，日均接诊超30人。谈及返聘待遇，熊伟笑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63岁的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熊伟在为患者讲解检查报告。张赫摄

和熊伟一样，王仲华也选择了留在基层。1977年，22岁的王仲华刚从卫校毕业，选择回到走进只有两间土房的卫生院。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王仲华的待遇比过去好了很多。在村卫生室铁皮柜的最底层，锁着两样“宝贝”：一摞工分本，纸张脆得不敢碰；另一份是每月800元的工资条，包含村医补助300元、基药补助500元。

不过2020年卫生院统计在编人员养老保险时，王仲华的名字依然不在册。“自己咬牙交满15年社保，现在每月领1270元养老金。”他摩挲着破旧的听诊器胶管，像抚摸岁月粗糙的掌纹。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部分地区存在人才短缺的问题，退休医务人员重新就业可以填补用人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但在实际运作中，此类岗位普遍存在薪酬待遇偏低、职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等问题，这也是未来政策调整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2025年3月4日这天，王仲华要给17户老人上门测血糖。“王爹，我这降压药能停不？”81岁的刘爷扒着门框问。王仲华摸出随访本，指着最新记录的160/100毫米汞柱摇头：“这血压，比我家三轮车爬坡还费劲。”逗得满屋哄笑。

四道刀口，四重山“我还想再坚持一下”

1998年，乡镇卫生院“改制潮”袭来时，院领导把8名村医召集到会议室，商量过后，选择“分流”回村，这一干，就到了2025年。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他数不清自己往县城和省城送过多少病人：“肯定有100多人，多少次连夜陪着他们，在医院的走廊里，一陪就是一个通宵”。只有他在，亲属才安心。

如今，簰洲村全村有1058户，户籍人口3368人，常住人口1290人，65岁以上的老人594人，高血压患者342，糖尿病就有88人，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有18人，全村低保户105户……这些数字，成了王仲华骨子里的刻度，也是他“活着就想做服务”的支撑。

2000年早春的CT片像一道催命符，王仲华盯着诊断报告上“右肾结石伴严重积水”的字样，唯一做的决定就是把手术日期定在农忙后。“切掉右肾的第3天，我就溜回卫生室换药，怕乡亲们扑空。”老伴李秀英红着眼眶比划，“刀口这么长，他还给人扎针。”

更大的劫数接踵而至。2004年颈部肿瘤切除，2018年左肺部分切除，2021年髋关节置换......四次手术在他身上留下四道狰狞的疤痕，却斩不断那双扣听诊器的手。

术后没几天，他硬是让老伴用三轮车驮到卫生室，趴在诊疗床上给村民开降压药。“卫生院派来的年轻人，我总是放心不下，我要是躺下了，这七百多号慢性病患者怎么办？”

在王仲华的心里，这四道刀口，像是四重山，经常压得他喘不过气儿，但从没有一次想过放弃。

70岁的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簰洲湾镇簰洲村村医王仲华在接受记者采访。张赫摄

《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1年全国乡村医生中，年龄在45岁及以上的占比近八成。其中，45～54岁的占比34％，55～59岁的占比12.1％，60岁及以上占比28.8％。王仲华是坚守阵地的其中一位。

因为眼睛不好，如今的王仲华用不惯手机，只能一次次把数据抄在本子上，再想办法誊抄到电脑上。“我经常看着智能手机和电脑手足无措，感觉是被时代抛弃的一代人了”。

“那也还是不想放弃吗？”

听到这，王仲华又酸涩地笑了，说出口的还是那句“我放不下啊”。

一次次地“放不下”，让20多岁的小伙子把交通工具换了又换。从靠双腿就能像欢脱的兔子在村路上穿梭、到后来有了自行车、又换成了摩托车……如今，走不动了，老伴儿的三轮车上成了他的“流动诊室”。

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再坚持一下。

破除不合理规定，让银发人才红利放大

93岁的于皆平有一个磨出毛边的蓝色帆布包，陪他走过十年门诊。包里装着用了20年的听诊器、手写康复贴士、老花镜，还有一沓泛黄的论文剪报。学生说：“于老的包，能装下一部中国和世界消化内科史。”

而对于王仲华来说，如今最渴望的莫过于能有更多生活上的保障。他并不是个例，我国劳动市场上，还有相当一部分老年群体挣扎在生存的边界线上。

“目前我国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再就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老年人通常只能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因而难以保障其合法权益。”杜鹏认为，老年劳动者在年龄、劳动能力和养老保险待遇等方面有其特殊性，劳动立法应当尽快确定老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特殊劳动关系。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医院原院长王建业则向记者介绍了老年群体“就业难”背后的原因。一是岗位年龄限制；二是求职渠道单一；三是就业选择少，供需错配矛盾突出。目前，老年人再就业除了少量高薪返聘之外，大部分仍集中在无技术要求、薪资低、体力要求高的岗位上。

对此，熊伟则是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医院里，像他这样的返聘专家共有5人，年龄多在65至70岁。“返聘不是谁都能干，得科室综合评估通过才行。”熊伟说得很实在，“体力跟不上、知识不更新的，医院也不敢留。”

不过，返聘医生在福利待遇上仍不如退休前，部分人也因待遇落差选择离开，但熊伟看得很淡：“能在熟悉的诊室干到干不动，就是最大的福利。”

王仲华没事时常盯着卫生室墙上的《基层医疗机构慢性病管理规范》出神儿。那张塑封的文件边角卷曲，印满指甲划的重点。有人问何时退休，他指指门外：“等三轮车也上不去了，再说。”

在王仲华的配合下，国家为村里建设的康养中心每天都汇聚很多老人休闲娱乐。张赫摄

“让农民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做好守门人。”48年时间过去了，当年轻记者追问“坚守的意义”，老人只是掀起白大褂，起身露出髋关节置换术后鼓胀的疤痕。答案，或许藏在每天响彻村头的三轮车喇叭声里，藏在777页磨破边的健康档案中，藏在微微泛黄的白大褂上。

天色深了。老伴儿的三轮车穿过田埂，驮着王仲华走向灯火零落的村落。车斗里的药箱，随颠簸摇晃，像一枚永不靠岸的月亮。

来源：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