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鬼子的败局已定。可是究竟何时彻底垮台，谁也不敢预言，大家都说快了，可估计总得还有一段时间。我是吃尽了苦的人，对光明快来临是不敢向往的。可是时局发展变化快，形势急转直下，自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把日本关东军迅速歼灭，蒙古政府也对日宣战，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
我们胜利了
日本鬼子的败局已定。可是究竟何时彻底垮台，谁也不敢预言，大家都说快了，可估计总得还有一段时间。我是吃尽了苦的人，对光明快来临是不敢向往的。可是时局发展变化快，形势急转直下，自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把日本关东军迅速歼灭，蒙古政府也对日宣战，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第二天，8月10日，日本政府被迫发出乞降照会。
这一天，我们室的同志正在开会，商量下一步整理这次接收的几十箱敌伪文件档案计划。听得外面一片喧闹声，又叫又嚷，而且其中夹着大姐的警卫员张生贵像爆竹似的笑声。我们说，张生贵一定是又得了一匹大白马了，所以这么起劲。正说着，张生贵推门进来，我们正要说他，他却笑得捧着肚子，前仰后合地指着我们说：你们这些书呆子，还在念什么书？日本投降了，懂吗？"日本投降"就是"鬼子向我们中国投降啦！乌拉！"他叫着说，我还得告诉那边不知道的人。他走了，我们乐极了，也不管老吴主持会，像刮起一阵风似的，把屋里所有的人都刮走了。
就这样，大家奔走相告，机关热闹得像开了锅。
不到两天，机关用大红纸印了延安总部朱总司令向各解放区军队发布的受降命令，命令我抗日军队向日军发出通牒，限期投降。11日，朱总司令又连续发出六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对收管的城镇要塞实行军管，向日军举行全面大反攻。部队都拉到前方，向日寇进军，迫其投降去了。上级布置，机关干部跟随部队出发做接收工作。李坚真同志讲形势、讲任务，布置我们准备出发。她说，这一回要看大家真本事了。与日寇打了八年，最后他们失败了，我们胜利了。可是投降还只是上面投降，下面的鬼子还要挣扎，大家依旧要提高警惕。我坐在老乡的大床床沿上，只记得"这一回要看大家真本事"这句话。我想，我一定把全部本事拿出来，我吃了鬼子八年的苦，这一回非好好干不可。接着，行政公署宋日昌同志在屋前大场上开全行署的动员大会，我们要出发的同志都去参加了。夜里，看苏浙公学、服务团演"大戏"《李闯王进京》，还看了《前线》，从演员、道具、布景、灯光上讲，在根据地都是上乘的。我们党重视革命文艺，哪怕机关里经常吃南瓜、咸菜，可是演戏花那么多钱，首长还是批准了。领导不仅要我们看戏，还要我们讨论这两个戏。领导提醒大家，在这么个剧变的形势下，干部应正确对待自己，不要进城后为花花绿绿的世界迷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不要忘乎所以。
马上要出发了，机关要往前移，大部分干部都要出去工作，这个生产摊子交给谁？驴、马、骡驮东西，猪、羊、鹅杀的杀，送老乡的送老乡。老吴喂的特大号大鹅晚上就给我宰了，十几斤重。我在屋后山坡下泉水里冲了冲挂着，大家忙，我也无心烧它，想第二天饯行，烧给大家吃吧。不想八月中旬大伏天，生的东西没煮，第二天一清早想烧时，鹅肉已经变味，烧出来大家说不好吃。财庆说，好端端一只十几斤重的大鹅又糟蹋了。大家正在埋怨我，张生贵笑嘻嘻进来，端来了一锅鹅肉，说，李大姐喂的鹅也杀了，她烧了两锅，送一锅给大家吃，还是热的呢。张小鬼为我解了围，大家吃了这煮得香喷喷的鹅肉，坏鹅肉的事也忘了。
部队迫令日本鬼子投降，向城市、市镇进军。上级命令我们进入著名的陶器生产地宜兴县丁蜀山镇，接收档案文件资料，对新解放区进行调查工作，要了解丁蜀山各阶层情形，了解工人生活。我们调研室四个人，老吴，我与新来的女同志程敏，还有南京的一个大学生前去丁蜀山。丁蜀山是两个镇：丁山与蜀山，在太湖边上，统称丁蜀山，十分富庶。我们去该地，见到了县委书记徐敏同志，是江政委爱人。她布置了我们的工作，这时宜兴和丁蜀的鬼子都缩在碉堡里，没有撤走。我们很快进入丁蜀山，鬼子还在碉堡里开枪打炮。田野里，稻子刚割完，空荡荡一片，炮弹不时在半空爆炸，弹片在人旁削过。好像鬼子已到末日，炮弹也长着眼睛似的，我及周围的人一个也没有受伤。
丁蜀山是太湖与内河相汇之处，水上交通必经之路。鬼子的末日已经到了。我们的部队把鬼子追得狼狈不堪。那天部队把鬼子的汽艇一炸，汽艇停下来，鬼子统统上岸受降。那时，我们已住在丁山的一个旅馆里。旅馆院里有一个大亭子。亭子的走廊里坐满了鬼子。我们都帮着看守鬼子。见许多鬼子，黑乎乎的，满脸大胡子。大概忙着逃跑而无心修饰"门面"。当年鬼子那股武士道的疯狂劲没有了，但也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懊丧。他们若无其事地坐着，还在谈笑。事情就这么巧，当我仔细观看坐在亭子里的一大圈的鬼子时，其中有两三个鬼子竟认识我，而且看了我像老朋友重逢似的那么高兴，与我打招呼。尽管我不懂他们的话，但打手势意思是说过去见过我，原来我真正是新四军。我估计我关押在金坛日本宪兵队时，他们见过我，但这几个我不认识。我又看到一个鬼子头目关在另外一间房内单独坐着，不与外面这一群小兵接触。这个鬼子头目三十多岁，非常惊慌，有人进门就害怕。我想这些日本军国主义在八年中对中国人犯下累累血债，怕我们报复吧？我看了这个鬼子头目，不是斋藤，不是田中。他只会讲几句简单的中国话，互相不通言语，也就罢了。
我向领导上汇报了这些情况。领导说，这些小鬼子为什么谈笑自若，因我们一俘虏他们，就讲了我们的政策，告诉他们不久就释放他们回日本去，所以才高兴着呢。他们知道我们是新四军，不虐待俘虏，放心了。我们放他们，让他们回国，这样做尚未投降的鬼子也不致再负隅顽抗。首长说，缴了武器算，放他们回国吧，里面许多是新兵，还有，这么多鬼子养着怎么办？还得有人看守，最后还是要放走的。
这一晚，我心里乐开了花。我对调研室的同事程敏同志等讲了这个事情。我说，还有这么一天，我们做了胜利者，我们是受降者，我们宽大释放了好几十名日本鬼子，而且其中还有直接迫害我的敌人。本来我们来接收档案的，结果接受了这么多活"档案"。说得大家都笑了。
我们在丁蜀山忙了一阵。鬼子跑的跑了，放的放了，老百姓也安定了。这时，丁蜀山镇已建立了新的民主政权。丁蜀山市镇上手工业、商业发达，制陶业历史悠久，闻名中外。我们调研室准备开展对制陶业的调查研究。
制定了详细的调查提纲，大体有：丁蜀山陶业的发展历史，地区范围，工人分工，陶瓷种类，操作技术，工人收人及生活，物价情况，各种陶瓷成本，每年销售量，包括内销和出口，资本家利润，对外销售关系，衰落原因，发展前途，改进意见，工人的要求，资本家的思想顾虑等等。我们成天在陶场，与工人打交道。看了陶场各种大小陶器，从"七石缸"到紫砂茶壶制作过程，从挖泥做坏到开窑出成品。陶业工人是很艰辛的，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我看了他们做大缸、二号缸，心里想，没有机械化，这些工人翻不了身。看到精致小巧的茶杯、茶壶，这些闻名于全世界的精巧陶器，真是珍贵艺术品，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光荣与骄傲。将来稳定了，一定大大发展。可是日本鬼子统治了几年，陶瓷业萧条，市场不景气，国内国际市场都缩小，资本家也叹气。这个本来十分发达的行业，只是惨淡经营而已。我们调研室四个人，自8月中旬至10月，差不多工作了两个月，调查了厚厚的一大本，好几万字，准备送给领导，作为今后制订政策的参考资料。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签字。其间鬼子还挣扎抵抗，我新四军8月以来先后解放了南京以及太湖、天目山、江淮一带许多县城市镇。8月28日，我党为了顾全大局，对和平建国表示诚意，毛主席偕同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10月，签订了"双十协定"（即"国共两党会谈纪要")。我党准备将自己的部队自浙江、苏南、皖南等长江南岸地区撤退。我当时有点不敢相信，抗战八年，我们在苏南坚持，发展，壮大，苏北虽开辟了根据地，可是我们没有离开过苏南根据地。现在，日本投降了，为了顾全大局与国民党和平谈判，结果谈得要撤离苏南。所以，当老百姓询问我们的去留时，我从未正面讲过我们就要走啦，这个话如何说得出口。可是有一天，上级党委来了通知"立刻撤退"。送信的小鬼说，你们还不回去？再不回机关去要掉队啦！
区党委机关只有宣传部长欧阳惠林同志在，他们是留守处。城工部长孙章禄及金坛县委书记徐明坚持江南，到太湖边上去了。组织上要我们立即撤退，当然服从。同时看清了形势，明了了全局，思想也通了。
地方的撤退工作组织得很好，男同志及身强力壮的女同志一起步行到江边，年老体弱及体质差的女同志随后走。最后走的是担任守卫工作的部队及最后撤退的干部、首长等。我与老吴他们几个分开走，因区党委的女同志大批早走了，组织上要我跟着《苏南日报》报社的同志一起撤退。他们女同志多，还有机器、纸张等，争取坐一段船。老吴他们步行到江边。
走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欧阳惠林同志邀我与老吴去游览张公洞与善卷洞。这原是有名的游览胜地，可八年烽火，乏人光顾。这儿刚解放，我们又要撤退了，顾不得修建，只有一个老大爷看守着。有一个洞，上面都是岩石，岩石下面有一个几米大小的洞，有流水。坐小船进洞，弯弯曲曲进去。若太平时候，称得上幽静之处。可是兵荒马乱，目前水也不干净。还有一处有水沟，曲曲折折，沟旁有岩石的桌子，石头凳子，传说是众仙人下棋的地方。洞顶上有块好几丈阔的大石横着，构成一个大洞，正是别有洞天。再有一处，老大爷给我们每人一个火把，说里面太暗。一进去，耳朵里只听得"嗖嗖嗖"、"噼噼啪啪"的声音。声音很大，又难听。火光下隐隐约约看到是满洞的蝙蝠乱飞。蝙蝠大得像夏天用的黑色折扇，长得难看，声音也难听，一见火光更成群乱飞，差不多要扑上脸来。我们略一光顾，就匆匆出洞。
老大爷向我们诉说，无论日本鬼子还是国民党横行的日子，他都守着这风景区。好不容易盼来了新四军，盼到了出头之日，这名胜古迹有了重修希望。又听说新四军要撤退，欢喜落空，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修这名胜古迹。老人嗟叹一阵，我们好言劝慰一番。其实，我们自己何尝愿意离开江南。我们曾与江南同胞共同抗战八年，对同甘共苦的江南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真是难舍难分啊！
北撤到山东
我随《苏南日报》社一起北撤。社长储非白同志，是个很能干的青年人。他爱人许勤在茅山地区调研室曾与我一起工作过。报社人员200多，有十来条船，在张渚附近整顿学习。因为"北撤"原因没有全面传达到基层，所以人员中大部分人不了解撤退意义。
储非白同志老家是张渚，对这一带情况熟悉。他亲自奔走，又租到了几条船。十月初，天气阴冷，我们从张渚附近北上，为了不引人注意，晚饭后上的船，像过去行军似的。船上许多人挤在一起，没法躺下睡觉，一个挨一个坐着。有打瞌睡的，有唉声叹气的。女同志吴梅，是个驼背多病的人，大家同情她，要让大一些的地方给她休息，于是船里骚动了一下。还有一个上海来的同志，性格暴躁，爱发牢骚，讲怪话。说鬼子投降了，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还是好端端的，干嘛还向北撤？八年来我们对日本鬼子都没让步，干吗让国民党？我们自上海到南京，苏南到浙北，哪个地方没有新四军的脚印，蒋介石早到峨嵋去了，这一回还来？真见鬼。她还说，她是上海人，八年没离江南，现在胜利了，反而要离开江南？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谈开了。也有人说恐怕不是离开江南，而是转移个地方吧！我心里明白是撤出江南，但也不便多言语。风大天冷，还有蒙蒙雨，船行的越来越慢。我们听得岸上有人在说话，有储非白同志的声音，还有不少男同志上岸了。原来，社长在组织青年男同志帮船夫背纤。我们坐的这条船，由储非白与两个小伙子背着纤走。女同志知道社长在帮我们的船背纤，再也没有人叹气，更没有人发牢骚了。
我们坐一段船走一段路，过运河，过铁路，还是充满着紧张气氛，有的地方还有鬼子、伪军，还过了几道封锁线，才到了长江边。
我们面对滔滔长江，前面鬼子尚未扫尽，后面国民党猖獗追来。我们江南健儿凭一千多条船，要越过长江天险。登上船后，只见江水连天，白帆片片。近处船接着船，虽两船相隔，但人见人，说话声音可闻。上级虽一再关照低声音少言语，但面对此景，压不住心头思绪万千。因此，也有高声谈笑的，也有轻声细语的，也有对江上迷离景色惆怅不已的。不多时，夜幕降临。每船备有红绿灯笼，规定船上挂绿灯笼表示平安无事。各船绿灯笼一定要点亮，避免船儿相撞，也便于前进有序。各船所备红灯笼，发生情况时点。
我们开船时风平浪静挂绿灯笼。谁知船到江心，天公不作美，刮起大风来了。风逐浪高，这倒也罢，风大，可以转帆、落帆，有船工师傅掌舵，浪高，只是船身颠簸，还没有翻船之险。可是，麻烦的是我们的绿灯笼不少吹灭了，那用什么代呢？没有灯火是不行的，船儿密密麻麻，相撞怎办？这时指挥部传讯过来，如绿灯笼吹灭，以红灯笼代替，不作发生了情况。于是各船绿灯笼被吹灭的又亮了红灯。大家看到江心一片红灯绿灯，反而笑了，说这才是红绿交辉，相映成趣，是龙宫里办喜事了。
一千多条船过江后，在黄桥略休整，我们单位的人员又集中了。苏浙区党委有金明、吴仲超、李坚真、欧阳惠林等领导，苏南行署有宋日昌、陈智方等领导。我们又集中行军了，浩浩荡荡。前面日本鬼子早赶跑了，后面国民党反动派不敢追来。我们向淮阴、淮安行进汇集。
我与老吴一起走。这时，机关干部身体较差的，组织上都照顾。老吴有个勤务员，名樊朝宾，挑一担文件和行李。饲养员林永堂牵一匹小毛驴。林永堂是在天目山与国民党军战斗中俘虏过来的，浙江人，只十几岁。人瘦小，又黑，脸上只见两只大眼睛，一口白牙。原来可能是个勤务兵，不愿回家，就跟着新四军走了。他老老实实，忠心耿耿，牵了匹小毛驴，放些公家的杂物，我们都不大骑。樊朝宾是浙江长兴附近的雇工，年纪略大于林永堂。我们撤退时一定要跟着来。他矮矮个子，脸上有麻点。因两个都是参军不久的新兵，一路行军还得我照顾他们。宿营地到了，带着他们去看公家分给我们的住房，领牲口草料，借门板，住下了还要去看他们住地是否安全。"火烛小心"怕失火。反正每天忙走路、吃饭、住宿等等，空时与他们学习谈心。
领导要我们于1945年11月在淮安、淮阴集中。我们顺利地先到达东台。这是一个较大城镇，靠近海边，秋末冬初，鱼虾螃蟹丰收，满街都是。大家痛痛快快吃了一顿螃蟹。我们买了些零星物品，公家还为干部定了些公文皮包，老吴发到一个牛皮挂包。
11月，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到达淮安、淮阴。淮安是周恩来同志的老家，也是古时汉高祖封韩信为淮阴侯的地方。如今八省健儿会集于此，好不风流。一批首长及同志留在淮阴，我们几个人与吴仲超、李坚真同志等握别。吴宝康把多年来编印的调查研究材料，一本本交给了吴仲超。
我的兄弟中孚，1945年5月在苏浙公学学习后分配在新四军一纵队王必成、江渭清部队。这个纵队的前身就是十六旅、十八旅。他们部队是1945年9月底10月初北撤，与我们差不多同时。新四军、地方党、地方行政机关都于1945年11月纷纷到达淮阴、淮安。苏浙军区武装在淮安的河下进行阅兵典礼。张鼎丞、粟裕、邓子恢等首长都参加了。听说气魄很大，我没有赶上观看。这支部队经过八年抗战，威震长江两岸，都是钢筋铁骨的人物。因部队已到淮阴、淮安，我打听中孚的消息，不知他在哪个单位。我们见面了，是中孚打听到了我们区党委所在地，来看我们的。多时不见，判若两人，一身军装，英姿勃勃，像长大了好几岁，已不是当年的"淘气包"了。他这半年多经过了锻炼，苏浙公学学习后即参军打仗，接收城市，行军北撤，以后还要参加打大仗呢。我与老吴应邀去他住地相叙，他在卫生部当文书。见了他们卫生部首长，首长把阿孚夸奖一番，说他入伍时间虽短，能吃苦，进步快，很有前途。
我们在淮阴、淮安集中，整顿机关，清点人员、物资，提高思想，为下一步行动打基础。大家很高兴，打败了日本鬼子，过了长江天险，甩掉了国民党。前面虽有困难，但有党，有军队，我们信心百倍，觉得前途光明。这时机关来了个小吴﹣﹣吴真同志，过去在调研室共事过的，是江南"财神爷"财经部长李建模同志的爱人。她来当机关的会计，为人爽朗热情，体贴人，谁都喜欢她。这时她有个吃奶的小女儿，胖乎乎，红脸蛋，见人就笑，大家叫她"小番茄"。由于吴真接近人，"小番茄"又惹人爱，一般同志也不忙，于是吴真所在会计室常挤满了人。有一天，我也在那里，坐着看吴真与总务科长算账，"小番茄"由别的同志抢着抱过去。有人问吴真，李建模同志什么时候来。吴真说，这个人总是撤退在后，大概一切安排好了才走吧。她还说了这么一件事：他们第一个生的男孩子，出生后没多久，寄在常熟县一个老乡家。后来这个村庄的汉奸了解此事，杀害了这男孩。这么件凄惨事，大家还是第一次听说。接着不幸的消息传来，李建模同志与一个连队最后撤退时，船沉没在长江里，一百多名战士、干部全部牺牲。吴真同志是阳澄湖畔、常熟县里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为了革命，不做亡国奴，跟随李建模同志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富饶的鱼米之乡，来到解放区，现在又献出了丈夫的生命。我们北撤山东，吴真同志留在苏北，谁知竟成永别，以后听说她病逝在华中。
1945年11月底，我们大队人马，晓行夜宿，踏上山东解放区。这儿地区广阔，一望无际。村庄很大，有的好几百户。许多村庄还有砖墙庄院。有的同志说，像《水浒传》三打祝家庄里祝员外住过的地方。这时已是初冬，早晚寒冷。我们机关由金明同志带领，年轻的走路，体弱的骑牲口。一路上人来人往，浩浩荡荡，热闹非凡。调查研究室除老吴外，还有两个女同志，程敏和我，其他同志都留在苏北。樊朝宾、林永堂也留在苏北。到山东老根据地了，我们心情舒坦。也有人说，前无敌兵，上无飞机，国民党甩在后面，我们到了宽广的世界，不像在江南八年，敌人据点众多，那时我们简直在网里钻，就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会憋死。这回才是真正敌后，就是国民党来骚扰，我们也不怕。我们千百人马踏上了鲁南大地，经过了郯城，来到了临沂城下，城内城外住得满满的。这时已经是1945年12月了。
临沂城不像江南张渚、丁蜀山那样街道上商店鳞次栉比，人们熙熙攘攘，也不像东台、淮阴，南北物品集中，集市上农副工产品应有尽有。这儿比较清静，宽阔的街道扫得干干净净，行人不多。房子是平房，砖木结构，青砖青瓦，很幽雅，看了使人感到似古代一般。大路上过来大车，只见车把式头上扎着白布包头，手执鞭子坐在车上，静静的，也不吆喝，赶着骡车过市。街道一头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教堂，俯视着这座古城。这儿周围是老根据地，实际是敌后，四周有的较大城市还不是我们控制管辖的。
一路上走得人困马乏，到临沂后又休整。我们住在城内老乡家。老乡们很客气。我和老吴住的这家，房东老大爷让出大床给我们住。我们再三推辞，他一定要让我们歇息。他是个贫民，单身汉，无儿女，无依无靠，说一向关心八路军、新四军。我们在他家住了好些日子。这时行军暂告段落，于是同志们又三五成群，互访相叙。陆平东、张君实、陆培学、张梅、夏瑾等同志都住在附近，大家有功夫在一起谈谈说说，向往未来，也很高兴。由于新四军六师与其他部队汇合，大家又认识了不少人。陆培学同志与淮南来的王亦纯同志结婚了，张君实与夏瑾结婚了，张梅与陈智方结婚了。临沂城内，男婚女嫁，喜气洋洋，一派热闹风光。如张君实、夏瑾这一对，可说是了了"宿愿"。大家开玩笑说，抗战八年，张君实追夏瑾追了六年。夏瑾一参加工作，张君实就看上了这个丹阳小姑娘，姑娘还未长大，张君实耐心等她长大成熟。抗战结束，踏上新的征途，才遂了心愿。由于张君实这个晓庄师范的老牌学生平时好开玩笑，大家与夏瑾又熟悉，所以他们结婚大家兴趣盎然，整整闹了一夜。
在临沂城里休息了一阵，生活上开始吃小米很不惯，看见老乡摊煎饼、吃大葱很好奇。炊事员不会淘小米，煮的时候加水多少无把握，做馒头发不了酵，不是苦就是酸，做面条不是糟就是糊。于是老乡们、妇女会帮助我们。淘小米用两个盆倒，沙沉在底里。做馒头、面条也都是山东同志手把着手教。讲到吃的东西，临沂也别有风味。早点，有一种叫"挱"。端上来一大碗汤，里面有几十粒米粒一样的小圆球，嚼起来正像糯米那样黏，不像粳米那样硬，又不是麦子，细细嚼来非常可口，汤鲜美无比。有的说是好多只鸡熬成的汤，也有的说，是一种植物熬的汤。于是，每天清晨，卖早点的铺子内，挤满了我们这些江南客人来吃"挱"。这时我们有钱买一点肉了。记得过年前，我也买了点肉。同志们叫我炒肉。我第一次发现，肉用油一炒就能吃，不一定焖熟。多年来，尤其在游击区的几年，我在老乡家吃饭，有什么吃什么，自己不会做菜。1945年12月31日，我过年是在小陆、张梅同志处过的。我们差不多聊了半夜，回顾江南地区，想念牺牲的同志，以及留在江南坚持工作的同志。
我们这么松散了几天后，领导上给我们作报告，讲形势，要我们好好学习，有问题、要求，也可向组织提出。北撤途中，我遇到了锡南县政府的领导人陈诚同志，他是薛斌同志牺牲后，接任锡南县长的。1945年前他也在锡南工作，领导过钱桥中学的工作，所以对钱桥中学的情况很清楚。我请他写了个证明，证明钱桥中学的政治情况。我根据这个证明，又写了个报告给机关党委，要求恢复我自金坛转押常州敌伪机关释放后，到解放区的这段历史。报告写好，经支部讨论通过，送机关党委，再转送华东局组织部。这时机关党委领导有金明、宋日昌、陈智方等同志，区党委与苏南行署在一起，不久就要改组了，因到了山东，将由华东局领导，大家得另行分配工作了。
【程桂芬（1918-2000），生于1918年7月1日，江苏无锡羊尖镇严家桥人。1936 年加入无锡学社，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秘书，1940年3月奉命到苏南敌后，在丹(阳)、句(容)、溧(阳)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同年10月任苏皖区党委特务营文化教员，1941年9月参加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民运工作，1942 年10月任新四军第六师调查研究室秘书，1943年7月在金坛被捕，经营救1944年年底被释放。被捕后对党忠诚，1945 年夏恢复党籍，并被调往苏浙区党委调研室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大众日报社编辑、中共山东分局妇女部资料室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在华东邮政总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52年10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历任档案中教研室主任、历史档案系副主任，后调往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副主任，1980 年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党组成员、顾问。著有《中国近代档案史稿》(教材)、《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2000年7月逝世，享年82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