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秩序丧失的直观感受，来自美元计价资产的大幅贬值。美股在周一重挫，创2022年9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受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市场恐慌情绪加剧，美股延续上周跌势，科技股领跌，纳指下跌4%，标普500指数累跌3.10%，录得2024年9月以来最大单周跌幅。
秩序丧失的直观感受，来自美元计价资产的大幅贬值。美股在周一重挫，创2022年9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受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市场恐慌情绪加剧，美股延续上周跌势，科技股领跌，纳指下跌4%，标普500指数累跌3.10%，录得2024年9月以来最大单周跌幅。
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外交政策，更是在加深秩序崩塌的氛围。无论是威胁入侵加拿大、格陵兰、巴拿马，还是清空加沙、退出北约、解散USAID，或是在俄乌冲突中大幅倒向俄罗斯。其中的高潮，则是特朗普在椭圆办公厅与泽连斯基的争吵，随后切断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情报合作。
短期内，这些事件未必会对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造成颠覆性影响。但为何它们仍然引发如此剧烈的冲击？这说明，人类确实具备某种感知“秩序”的能力——我们可以本能地察觉到宏观环境是否仍存在可靠的秩序根基。而当这种根基开始动摇，人便无法忽视。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开始不到两个月，一切已然不同。那么，这一切为何发生？是否还有回旋的余地？
文｜谷雨编辑｜阳少
01 特朗普如何滥用“行政命令”绕过宪法？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的权力很大，但真的大到仅凭自己意志就能颠覆外交秩序吗？从宪法上是不可以的。在宪法上，总统在外交领域的权力如下：
• 任命大使、部长和领事（需经参议院确认） • 接见外国大使和其他公职人员• 与国务卿一起管理与外国政府的所有官方联系 • 谈判条约（需经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批准）• 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指挥军队 • 签订行政协议（不需要参议院批准） • 代表国家发言或倾听 • 承认外国政府（最高法院在Zivotofsky诉Kerry案中确认这是总统的专属权力）
但在本届特朗普政府中，一些制衡机制已然失效。例如在人事任命上，内阁成员中最具争议的国防部长、FBI局长、国家情报总监等关键职位均顺利通过任命，其中国防部长Pete Hegseth毫无军事指挥经验，是一个前军人加右翼媒体人，人事任命期间还面对性侵和长期酗酒的指控；FBI局长Kash Patel也没有情报部门经验，且持续威胁要用美国情报系统打击特朗普的政敌。
此外，特朗普在上任首日便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国务卿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原则开展工作。以往此类指示通常仅以备忘录形式发布，而特朗普直接采用“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显示出对国务卿工作的强力干预。
自此，被认为是偏向共和党建制派、里根主义者的国务卿卢比奥，与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就再也没有如预期般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形成制衡，而是与其亦步亦趋。沃尔兹甚至附和特朗普，认为如果要与乌克兰进行和谈，泽连斯基需要下台。
要知道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沃尔兹坚决支持乌克兰抵抗到底，他说：“普京必须理解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代价，并且知道这将变成一场血腥的泥潭——很像苏联对车臣的占领。”他当时支持乌克兰收复全部国土，也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甚至威胁要将俄罗斯移除联合国。可以说沃尔兹代表最典型的“里根时代”外交（即建立基于价值观的联盟，与盟友保持紧密关系，以明确的“阵营区分”主导外交，以道德作为外交价值根基），但现在也失去了任何里根主义者的特征。
尽管在国际条约上，正式条约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批准，但总统仍可通过“行政命令”绕过这一限制。行政协议通常被视为不具法律约束力、仅具政治约束力的工具，但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其与条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1972年的《Case-Zablocki法案》规定，总统必须在签订任何行政协议后60天内通知参议院，使国会有权投票否决协议或拒绝提供实施资金。然而，这一规定实际上削弱了参议院的决定权，使其仅剩下否决权。
历任总统都利用了“行政命令”这一机制。例如，2015年奥巴马签署《巴黎气候协定》未经过参议院批准，而特朗普随后退出、拜登再加入、特朗普再退出，均通过行政命令完成。此外，特朗普在2020年通过行政命令仓促签署《为阿富汗带来和平的协议》，单独与塔利班媾和，这一协议甚至未设计阿富汗合法政府。同样，他推动的《美墨加协定》（USMCA）取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也是行政命令，签署后通过国会立法生效，而非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批准。
电影《不要抬头》
总统完全控制内阁任命，毫无节制地使用行政权，这一切在过去并非没有预兆。
早在2020年大选前，超过70名共和党籍的前任国安与外交官员——其中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他共事的人——曾共同发布公开信，直言“特朗普严重损害了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信中列举了他的诸多“罪状”，包括：“在国家危机期间不适合领导”、“寻求外国势力影响”、“与独裁者结盟”、“贬低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和外交官”、“破坏法治”、“玷污总统职位荣誉”、“分裂国家”、“攻击和诋毁移民”以及“危及美国安全”。
当时，这些官员一致认为特朗普已不适任总统，并公开支持拜登。然而，他们的警告都被悉数遗忘。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仅两个月内，他不仅“兑现”了上述所有罪状，甚至还有所“加码”。
02 对特朗普的制衡有哪些？
作为一个政治历史悠久、体系复杂的国家，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特朗普难以长期独断专行。在美国政治环境中，诸多机构和组织对权力形成制约，其中智库便是重要的一环。
美国政府与智库关系紧密，甚至可以说智库是外交人员的“人才储备库”。国会人员与智库之间的“旋转门”现象十分普遍，使得智库不仅在公共领域提供咨询，还能通过华盛顿等地的研讨会影响决策者，甚至直接参与国会听证，为政策制定提供意见。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多家智库几乎一致对其外交政策表示担忧和批评。例如，外交关系委员会关注特朗普政策对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削弱，并评估其可能带来的潜在成本；布鲁金斯学会在《解构特朗普外交政策》一文中直指其政策弊端。此外，美国企业研究所、卡托研究所、大西洋理事会等智库也对其外交策略提出批评。
虽然智库的声音未必能在短期内直接改变政策，但它们的影响力会逐步渗透到华盛顿的决策圈，进而塑造长期的政策走向。
其次，各类游说团体同样在美国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看过《纸牌屋》第一季的人，应该对剧中被塑造为反派的游说公司印象深刻。现实中，游说团体代表着庞大的利益集团，它们的影响力足以左右政策方向，甚至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就对其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一直被戏称为“军工复合体”的国防承包商团体，他们的能力没有大到与政府形成绑定利益团体，但足以对政策构成影响。它们从美国在海外的强硬外交与军事行动中获益，有时甚至与特朗普的政策取向相左。2017年国会以压倒性多数（参议院98-2，众议院419-3）通过了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这是对游说和公众压力的直接回应，要求对莫斯科采取更强硬立场。该法案甚至限制了总统单方面解除制裁的能力，明显反映出对特朗普可能对克里姆林宫过于软化的担忧。此外，亲乌克兰的游说团体也积极推动该立法，以强化美国对俄强硬态度。
游说团体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外交政策上，也在经济政策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时，产业和劳工游说团体通过国会（尤其是众议院民主党）对《美加墨协定》（USMCA）进行调整，削弱了特朗普部分更激进的保护主义条款。此外，当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高额关税以打击毒品贩运时，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警告这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并通过国会施压，最终促成新的谈判。在他后来试图再次提高对加墨关税时，美国汽车行业的游说再次发挥作用，最终促成了大面积的关税豁免。
由于游说活动通常比较隐蔽，外界往往难以察觉其具体运作方式，如果不身在美国政治的核心场域，很难看到其影响力如何悄然塑造政策走向。
美剧《纸牌屋·第二季》
接着是国会。当前的共和党已经难以对特朗普构成实质性压力，这一点在内阁任免等关键事件中得到了验证。如今，共和党几乎已经成为“特朗普党”，使得制衡总统权力的责任落在了民主党身上。然而，在本次大选后，共和党人虽然宣称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他们在国会两院的席位优势并不足以确保所有法案顺利通过。
在参议院，共和党拥有53个席位，而民主党拥有47个席位。然而，参议院的大多数立法需要至少60票才能结束辩论并进入投票环节，这一规则被称为“阻挠议事”（filibuster）。这意味着，共和党需要至少7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才能绕过阻挠。例如，2025年3月4日，参议院民主党成功阻挡了一项共和党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试图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和女孩体育比赛。尽管共和党控制参议院，但该法案未能获得60票支持，最终以51-45的党派划分投票失败。
而在众议院，共和党的多数地位更为微弱。共和党目前拥有218个席位，而民主党拥有215个席位。这是现代历史上最小的众议院控制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微弱多数可能会变得更加脆弱，因为预计2025年初将有三个共和党席位空缺，直到举行特别选举。因此，只要民主党保持党内团结，确保全体民主党议员出席投票，并争取个位数的共和党倒戈，他们就有可能成功阻止共和党的部分立法议程。
尽管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处于少数地位，使得推动自身立法变得困难，但他们仍然拥有相当大的能力来阻挡共和党的法案。此外，民主党也在尝试通过立法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进行限制。例如，众议员 Seth Magaziner 提出了《禁止入侵盟友法》（No Invading Allies Act），规定如果未经国会批准，特朗普无法获得对格陵兰、加拿大、巴拿马发动军事行动的拨款。
类似的案例在过去也曾出现。2019年，国会曾援引《战争权力法》（War Powers Resolution）终止美国对沙特阿拉伯在也门战争的支持，以此谴责特朗普对沙特的无条件支持。虽然特朗普最终否决了该决议，而国会未能推翻他的否决，但这一事件表明，在涉及外交事务的关键问题上，两党仍可能通过立法手段对总统的独断行为加以限制。
最后是司法。美国高院的9名大法官中有6名都属于保守派，但这不代表他们会无条件支持特朗普的所有主张。2025年3月5日，美国最高法院便驳回了特朗普要求暂停对外援助资金的紧急请求，支持下级法院要求政府支付承包商款项的命令。值得注意的是，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大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加入了三位自由派大法官的阵营，使得这一裁决得以通过。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也已经着手恢复相关付款。
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
从上述机制来看，当前局势尚未糟糕到只能眼睁睁看着特朗普肆意破坏一切的地步。然而，要系统性遏制他的行动，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民意。作为民粹主义政客，特朗普对民意极为敏感，而目前围绕他执政的民意正处于关键周期。
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在3月2日到4日的民调，特朗普的外交表现确实遭遇了重大下滑，只有37%的受访选民对他的外交表现满意，而不满意的比例高达50%。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势头，这一趋势对他的执政构成挑战，但在一些关键议题上，例如俄乌战争，民意仍然未见定论。事实上，在2022年末，共和党选民对乌克兰的支持就快速崩溃，只有16%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足；32%的人已经认为援助过多。正是在这样的民意基础上，特朗普才承诺在上任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并迫使乌克兰偿还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3500亿美元军事援助（实际上，军事援助和非军事援助在1200亿左右）。
最近一个月的民调显示，美国社会在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支持乌克兰的问题上出现显著党派分歧。CBS/YouGov的调查显示，68%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不应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在民主党人中，仅28%持相同看法。哈佛CAPS/哈里斯民调发现，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绕过乌克兰和欧洲领导人，直接与俄罗斯谈判以结束战争，而民主党人则普遍反对这一做法。此外，民调显示，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应以其分享稀土开采收入为前提，而民主党人反对。民主党选民普遍反对乌克兰在和平协议中让步领土，共和党选民则大多支持。
美国社会在诸多问题上已然严重分裂，选民对问题的看法不基于事实和道理，而基于党派忠诚。这使特朗普只要坚守40%的选民基础，便不会遭遇太大的民意压力。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美国的通胀与经济问题相对较稳定的背景下，如果经济发生衰退或通胀再次失控（现在这两者的信号都出现了，美国通胀回潮，消费者信心大跌，也正在经历一场股灾），选民对共和党与特朗普的忠诚开始下降，那么外交问题的困境就会出现。在那个时候，很多问题才会出现真正的转机。
至于作为“第四权”的媒体，已随党派分裂而彻底分化。民主党倾向的媒体持续批评特朗普的政策与外交，而顶流播客、X（原推特）以及福克斯新闻（Fox News）则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他。美国率先进入了一个诡异的公共舆论环境转型期，在这个周期中，缺乏能够在不同受众之间调和的公共舆论空间，媒体几乎全部成为“同温层媒体”，彼此强化支持者的信念，却很难真正影响对立阵营的民意。
真正的变量在于特朗普2024年大选期间塑造的选民联盟是否会发生分化。而核心就是经济——是美国经济先跌落，还是全球秩序率先恶化，尤其当前乌克兰战场的局势令人担忧。不过我依然有希望，相比于乌克兰战场的失利，特朗普和马斯克们毫无章法的治理带来的美国经济失序，或许会更快到来。
来源：青年志Youth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