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1月12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召开2025年监管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4年工作，部署2025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2025年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切实提高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能力。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强

探寻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之路

编者按：2025年1月12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召开2025年监管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4年工作，部署2025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2025年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切实提高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能力。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强化资产负债联动管理，苦练内功、降本增效，着力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

近年来，受经济周期、宏观政策、金融结构和银行经营战略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金融市场进入低利率时代，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面对经济增长和利率中枢移动趋势性放缓的宏观形势，商业银行一方面需要持续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大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不断提升经营效率及盈利能力，持续做优做强，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银行业如何科学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及根本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如何立足自身特色，实现高质量的差异化发展，都是迫切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为此，本期特别关注栏目邀请业内专家围绕这个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参考。

前言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降准降息作为宽松货币政策常规操作，在增加信贷资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对赚取净息差（Net Interest Margin）的银行盈利模式也形成挑战。净息差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因存贷款利率的非对称上升或下降而动，做好净息差管理、增强盈利能力是银行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命题。

国外学术界关于银行净息差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在墨西哥，平均运营成本和勒纳指数（Lerner Index）是银行利差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银行的市场竞争力较强，就会设定一个更高的中间利差，而运营成本较高的银行通过向信贷客户收高利息、向存款客户支付低利息的方式获得更利差（Maudos et al.，2009）。从拉丁美洲来看，金融自由化进程改变了银行业结构，并消除了资本进入壁垒、利率上下限和信贷配额等各种限制，更加高效和竞争的市场结构是利差走低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经济增长对利差贡献减少的同时，增加贷款在总资产中的份额可扩大利差（Chortareas et al.，2012）。低利率环境对银行的利息收入的影响比对利息支出的影响更大，相对于资产负债表期限较长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期限较短的银行受到的影响更大（Claessens et al.，2018）。负利率政策会使银行的利差和盈利能力下降，同时，其下降的程度也与银行的规模、资金结构、业务模式、资产重定价和产品线专业化等有关，大型银行通过对冲和贷款多样化、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业务模式调整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负利率政策的影响，而小银行受负利率政策的影响则相对更大（Molyneux et al.，2019）。

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银行净息差管理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净息差与非利息收入在我国银行业总体中互为负向的替代关系（刘莉亚等，2014），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申创，2020），而黎梦和廉永辉（2020）的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净息差具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另外，银行风险承担与净息差也呈现倒“U”形关系，服务实体经济可以获得与其风险承担相匹配的净息差收益，银行稳定发展源自实体经增长（孙青志和刘锡良，2023）。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优化市场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完善监管S机制，可以促进银行业净息差稳定在合理区间（熊启跃等，2024）。

国内外学者关于银行净息差的研究重点集中于金融市场环境和银行经营管理方面，尽管有学者关注到服务实体经济对净息差的影响（孙青志和刘锡良，2023；熊启跃等，2024），但未深入剖析净息差与产业利润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生息理论，银行利润来自产业利润，净息差反映了“产业—银行”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但鲜有文献沿着马克思利息论深入研究银行净息差管理实践。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金融思想中国化的新成果，在分析银行净息差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低利率环境下银行做好净息差管理、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银行净息差的发展趋势与理论简析

银行净息差的发展趋势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推进，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差异化成为竞争常态，各银行净息差的差距也逐渐形成。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银行监管指标，截至2023年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69%。图1是根据Wind数据计算的2008年至2023年银行机构的平均净息差，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净息差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国有大型银行由2.95%降至1.63%，下降1.32个百分点，降幅达到44.75%；股份制银行由2.91%降至1.76%，下降1.15个百分点，降幅达到39.52%；城商行由3.94%降至1.69%，下降2.25个百分点，降幅达到57.11%。依照最新监管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末，商业银行整体平均净息差已降至1.52%的历史新低。

银行净息差的理论简析

净息差是利息收入减去利息支出后与生息资产的比例，借贷利息是银行利息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利息支出由存款性负债产生，故净息差作为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相对指标，主要受存贷款利率变动影响。利率市场化改革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管制，净息差的影响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存贷款平均市场利率和银行风险承担能力是影响净息差的主要因素，风险承担能力与净息差具有倒“U”形关系（孙青志和刘锡良，2023）。按照资金来源决定资金运用原则，净息差与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的平均利差正相关，存贷款市场利率的非对称变动影响净息差空间。

根据马克思的生息理论，借贷利息由利息率和借贷资本量决定，最终来源于产业利润。因此，净息差反映了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降低净息差是银行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让利过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对银行来讲就是要向企业让利，以合理净息差增加信贷供给，支持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适度参与“产业—银行”的利润分配过程。

合理净息差应与经济发展阶段和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相适应。当前，支持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是银行的历史使命，合理净息差水平首先要保障实体企业稳健发展，其次兼顾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净息差过高，银行分配到更多的产业利润，但不利于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企业的创业投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会受阻。净息差过低，企业分配到更多的产业利润，有利于吸引耐心资本参与产业创新，培育各类创新企业；但银行可能面临风险覆盖的不足，甚至出现银行风险承担与净息差边际效应为负的现象，这就会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动力，长期还会形成风险积累进而影响银行的稳定。

随着适度宽松货币调控政策的实施，仍存在贷款利率降幅大于存款利率降幅的可能性，净息差收窄的压力依然未减，在“产业—银行”的利润分配机制中，政策与市场仍倾向银行对企业让利。因此，低利率环境下做好净息差管理、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这是银行经营实践中需要面对的战略命题。

低利率环境下银行净息差管理的挑战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新增经济总量足使各银行获得期望的净息差。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绿色发展，降低了发展速度，提升了经济质量。此时，经济效益之外的社会环境责任已上升为企业的发展战略，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企业积极承担社会环境责任，需要银行向企业让利，伴随低利率的净息差收窄给银行经营管理带来挑战。

资产负债结构的挑战

资产负债结构是决定利差的重要因素。依据人民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末，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为51.44%，存款占总负债的比例为75.67%，存贷款业务在银行资产负债中居重要位置。图2是以Wind数据为基础，计算出的银行定期存款和公司活期存款分别占总存款的比例，2010年至2023年，高成本的定期存款占比呈上升趋势，国有银行定期存款占比由41.01%上升到57.77%，股份制银行定期存款占比由47.4%上升到55.81%。而低成本的企业活期存款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国有银行企业活期存款占比由30.09%下降到20.92%，股份制银行企业活期存款占比由38.49%下降到31.21%。存款结构定期化趋势使得银行付息成本上升，加速净息差收窄。

从贷款结构来看，我国信贷资源高度集中于房地产、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文书洋和刘锡良，2018）。图3的Wind数据显示，国有大型银行的个人贷款余额占比持续上升，由2010年的24.09%上升到2021年的41.28%，可能主要是住房按揭贷款增长较快所致，但对企业贷款会形成挤出效应。金融房地产及建筑业贷款余额占比较为平稳，平均占比保持在8.89%。上述两类贷款没有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形成新质生产力，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对银行净息差产生负效应。直接用于价值创造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占比呈现出下降趋势，占总贷款的比例由2010年的17.8%降至2023年的11.76%，这可能是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制度约束与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所致，也可能是绿色低碳循环类制造业信贷供给不足，产能替代转换滞后所致，这必然对银行净息差产生直接影响，在低利率环境下会进一步压缩银行的息差空间。图4的Wind数据显示，上述信贷资金投放领域，在股份制银行总贷款中的占比，表现出了与国有大型银行高度同质化的发展趋势。同质化的信贷结构在降息周期会加剧竞争，压缩银行净息差空间，影响银行业稳定。

收入成本管理的挑战

从收入结构来看，银行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两部分。图5是依据Wind数据计算的银行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近年来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表明银行服务创新对收入的贡献下降。2016年以来，国有大型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已降至30.3%；股份制银行的非利息收入降至25.94%，非利息收入对银行效益的贡献逐步下降，进一步增强了银行对净息差的依存度。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转轨期，国家实施低利率政策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使得高度依赖净息差的盈利模式受到挑战。

从成本结构来看，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应控制在35%以内。图6是依据Wind数据计算的成本收入比均值，2010年之后，各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呈现下降趋势，逐步满足35%的合规要求；但2020年达到低点后再次向35%的监管标准趋近。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资产规模差距巨大，但成本收入比的发展趋势高度同质化，规模总量与成本收入比未呈现负相关关系。人民银行的信贷收支表显示，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由2010年末的47.92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末的242.42万亿元，增长5倍之多。2023年末，银行机构的总资产达到471.29万亿元，总负债为383.12万亿元。与该期间的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大幅上升相比，银行的运营成本并未呈现出规模经济效应，而是持续保持在30%-35%之间。在低利率环境下，净息差对银行盈利的贡献下降，而成本管理却表现出刚性特征，给净息差管理带来更大挑战。

客户结构与区域经济的挑战

在政策利率下行导致净息差收窄的同时，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表现出国有化趋势，议价能力较强、政策红利较多、资金相对富裕的央企和地方国企一直是各银行竞争的优质客户，信贷资源闲置或转贷子公司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银行息差收益。议价能力较弱、市场话语权不足、发展潜力巨大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常因社会资金成本高或银行信贷资金供给不足，影响技术改造与创新发展，而不利于银行提升净息差。

在经济发达区域，市场环境好且外部干预较少，企业经营发展稳定，经营效益持续增长，各银行在信贷资源配置上给予更多的利率优惠和授信支持，竞争使得发达经济区域的贷款利率继续下行，压缩银行的息差空间。在经济滞后区域，新兴产业、绿色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起步较晚，市场化程度低，风险较高，银行信贷供给常有不足，对企业技术改造和经济结构转型形成制约，不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效益贡献，银行失去通过风险溢价获得较高净息差的机遇。

定价能力的冲击

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完成，但银行要完全依靠市场利率竞争发展，仍面临较长的创新探索之路。目前，LPR以代表性银行报价的方式通过全国银行间市场发布；存款利率通过自律机制的定价行为管理，定期评估银行存款付息率偏离度和落实存款利率合意调整幅度情况，以保持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定价能力成为银行净息差管理的决定性因素。全国大型银行具有风险管理、资金管理、决策信息等优势，有利于形成较强的定价能力，在存贷款市场显示出较强竞争优势，能够较好管控净息差。而对于定价能力较弱的区域中小银行，市场竞争压力较大，常通过降低贷款利率、上浮存款利率与大型银行竞争优质客户资源，对净息差管理产生较大冲击。

向企业让利的压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生息资本理论，银行资本以特殊的流通形式贷给企业形成职能资本，企业生产出产品并出售赚取收入，用于偿还贷款和利息后作为利润。文书洋等（2023）结合马克思关于“利息来源于利润”的经典观点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金融为实体产业提供服务，并适度分享利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如果金融业分享的利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阻碍产业资本积累，损害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轨，不仅面临“双碳”目标、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等绿色转型压力，更要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技术创新应用的挑战，需要银行缩小净息差空间向企业让利，以较低的利率向实体产业提供更多的资金，以承担经济社会环境责任。

近年来的持续降准降息，从资金总量和利率两个途径，银行积极支持企业降本增效、做优做强。净息差收窄正是银行向企业让利、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体现，在低利率环境下银行需要与企业共同应对转型发展挑战。

低利率环境下国外银行的净息差及管理措施

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

为应对金融危机和全球新冠疫情，美联储实施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减缓经济下行压力。新冠疫情期间，企业效益下降，失业率上升，东方财富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失业率达到14.08%的历史高位，经济持续陷入衰退，美联储重启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并再次将联邦基金利率下限降至零，对银行净息差产生较大影响。

图7是银行年报中披露的净息差，受零利率政策影响，美国三大银行净息差在2021年降至低点。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最低为1.84%，较2018年下降156个基点,主要原因是贷款平均收益由4.4%降至2021年的3.2%，贷款占生息资产比例由47.12%降至35.18%；债券资产的平均余额上升，但平均收息率由1.26%降至-0.03%。花旗银行（Citi Bank）次之，为1.99%，较2018年下降70个基点，主要是生息资产平均利率由4.08%降至2.36%，下降172个基点。虽然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净息差为2.05%，但此间也下降86个基点,主要是贷款平均利率由4.66%降至3.32%，下降134个基点；贷款平均余额占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的比例由54.37%降至49.03%；债券资产平均余额占比基本持平，但收息率由3.02%降至1.84%，下降118个基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和零利率政策，使得美国三家银行的净息差在2011年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2022年初美联储开启加息政策，银行净息差才得以回升。

欧元区银行业的净息差

受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12年欧洲央行开始执行零利率政策，2014年进入负利率时代，持续至2022年。长期负利率对银行净息差产生较大影响，图8是欧洲央行发布的净息差，2023年之前欧元区银行业的整体净息差在1.6%之内。其中，法国银行业净息差均值为1.08%，长期处于下降趋势，2021年之后更是低于1%；德国银行业净息差只有4个季度超过1.1%，净息差均值为0.99%；比利时银行业净息差呈现上升趋势，但其均值仅有1.16%，2023年起净息差稳定在1.3%以上；荷兰和意大利银行业的净息差相对较高，均值分别为1.45%和1.52%，好于法国和德国。总体来看，欧洲央行的长期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使得银行业的净息差在低位运行，随着2022年欧洲央行进入加息周期，银行业的净息差有所回升。

日本银行业的净息差

日本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2%，受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影响甚至出现负增长，为应对经济停滞与通缩，日本央行在金融危机之后实施零利率政策，并于2016年执行负利率政策，到2024年3月才调整为0.1%的上限，7月再度上调至0.25%。长期零利率与负利率政策，使得日本银行净息差长期低于1%。例如，2020—2023年，三菱银行（MUFG Bank）年报披露的国内净息差分别为0.44%、0.4%、0.4%和0.67%；瑞穗银行（Mizuho Bank）年报披露的国内存贷利差不足0.7%。

国外银行应对净息差收窄的管理措施

利率是发达国家调控经济、应对失业、治理通胀的成熟货币政策工具。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降息政策是常用的应对举措，银行净息差随之收窄；为治理通胀，常用加息政策，银行的净息差就随之上升。面对利差收窄，国外银行主要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改进产品服务质量、提高业务国际化程度、降低经营成本、放松监管政策等措施（熊启跃等，2023）。

加大非利息收入，改善收入结构，保持较强的盈利能力是低利率环境下国外银行应对净息差收窄的主要措施。银行年报数据显示，花旗银行通过扩大客户交易性业务增加收费，2021年该项业务的服务费收入较2019年增长17.54%，缓解了净息差收窄对银行经营的冲击。富国银行通过扩大存款服务、投资顾问、经济业务、受托管理等收费类业务，应对净息差收窄冲击，2021年上述业务的手续费收入较2018年增长45.7%，总的非利息收入增长17.3%。以非利息收入弥补净息差收窄的盈利缺口，减缓了净息差收窄的冲击，保障了银行的稳定发展。

拓展海外业务是低利率环境下国外大型银行应对净息差收窄的战略举措。通过面向全球范围提供金融服务，配置金融资源，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应对净息差收窄带来的盈利压力。根据2020至2023年年报数据计算的日本银行海外业务，三菱银行净息差分别为1.65%、1.48%、1.44%和1.52%，较国内净息差高出1个百分点；瑞穗银行的存贷利差逐年上升，分别为0.89%、0.97%、1.1%和1.17%。在国内净息差极低的情况下，通过加大海外业务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保障了低利率环境下日本银行的整体盈利能力。

低利率环境下银行净息差管理建议

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银行继续向产业让利。当前经济环境下，银行应如何管理净息差进而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是每家银行经营管理需要面对的实践难题。适应低利率环境，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通过差异化竞争和特色化服务，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适度分享产业利润，是银行做好净息差管理、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主动管控净息差

首先，在资产方面，一是结合资本实力，按照风险承担与净息差边际收益非负原则，选择配置生息资产，提高风险溢价，实现净息差管控目标。二是创新金融产品，减少“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供给，以风险承担能力增加专精特新、绿色低碳和数字科技等领域的信贷供给，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净息差新来源。三是调整流动性管理预期，宽松货币政策下，市场流动性充足，银行可依据自身声誉与市场影响力，适度减少流动性高、收益率低的资金运用，增加信贷资金运用，提高资金收益。

其次，在负债方面，一是充分应用移动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改善金融服务效率和效果，通过多样化的代理服务，增加客户活期资金沉淀，降低存款性资金付息率。二是优化负债结构，合理控制主动负债与被动负债组合，降低负债业务成本，管理利差空间。三是满足客户财富增值需求，做好理财产品与存款产品的衔接，通过理财规划实现客户期望的高收益目标，逐步扭转存款定期化趋势。

最后，在资产负债的整体重定价管理方面，结合自身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可以加大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在降息周期，应适当延长资产久期，降低负债久期，调整资产负债重定价频率，创造流动性溢价。

加强成本收入管理，缓解盈利压力

首先，扩大收入来源。一是扩大受托与经纪人务，为企业客户提供流动性管理、投融资管理等专业咨询，做零售客户消费支付、财富管理的全能管家，增加非利息收入，弥补净息差收窄对经营效益的冲击。二是支持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以优惠利率对企业的社会环境贡献进行补偿，支持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培育未来收入增长点。

其次，要降低营运成本，实现规模经济。通过建立绿色银行、加大移动终端应用、丰富自助银行功能、改进远程智能服务、采用AI介入等，加大信息技术应用，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使规模越大的银行有更低的成本收入比，走规模经济发展之路。

调整风险偏好，提升风险容忍度

当前，经济稳定向好趋势明确，但距预期发展目标和新质生产力水平还有差距。银行可结合企业经营状况和转型升级潜力，分类调整不同区域、产业的风险偏好，以差异化的风险容忍度支持实体企业发展。逐步实现风险承担与净息差的边际效应为正，以更高的风险容忍度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以赚取稳定的净息差，保持稳定发展（孙青志和刘锡良，2023）。

另外，适应经济周期，创新探索逆周期风险偏好的管控机制，增强风险承担能力。一方面，适度调整风险偏好指标，例如，客户违约率、不良贷款率、资产迁徙率等资产质量指标可适度大于经济繁荣期；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可适度低于经济繁荣期。另一方面，加速风险资产的转化处置，增强资产负债表对新增风险损失的承载能力。

通过有效管控风险偏好，合理分布风险容忍度，优化客群选择和行业布局，建立与自身风险承担能力更加吻合的信贷供给机制，满足实体企业创新发展的信贷需求，达到支持企业发展和稳定净息差的双重效果。

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可持续的净息差管理机制

做大规模是经济高速增长环境下银行发展模式，短期效果显著，长期发展面临挑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银行更应重视长期发展目标，做好长期资金运用规划，与企业共享长期利润。

首先，深耕金融“五篇大文章”，优化信贷供给结构。依据自身优势和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基础，在资金运用、贷款资源配置、风控标准、市场定位等方面，制定“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S金融”长期发展战略，精准满足客户融资需求，精准导向企业转型升级，精准提升长期价值贡献。

其次，创新建立银行与企业的利润分享机制，做好长期净息差管理。适应技术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要求，与市场潜力巨大、技术创新前沿、绿色低碳环保等轻资产或创新企业建立可持续银企关系，做企业耐心资金的供给者，在企业发展成长过程中共享长期发展成果，获得长期稳定的净息差。

最后，优化ESG考核激励机制，强化ESG发展责任。信息披露有利于深入了解企业在环境（E）、社会（S）和治理（G）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状况，逐步将ESG评价引入银行经营决策与考核机制，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责任传递到经营管理过程，同步增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实现差异化净息差目标

基于差异化竞争，差异化净息差具有两层含义。分机构来看，大型银行、中小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市场竞争力，差异化净息差是防止过度竞争的保护性策略。分行业区域来看，经济结构与区域优势是净息差管理的基础，银行通过信用溢价与期限溢价组织组合，实现差异化净息差管理。

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实力雄厚，市场影响大，风险承担能力强，是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的核心，应增强传导宽松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的责任与义务，做中国式现代化金融服务和企业耐心资金供给的引领者。对国家关键技术领域和重大战略规划提供长期信贷资源配置计划，培育优势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转型过程中分享产业利润。净息差管理应结合关键技术领域与重大战略规划研发创新的投资周期长、现金流量少和国计民生影响大等特征，在经济效益之外，探索创新社会环境效益对净息差的补偿机制。

中小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避免与大型银行的同质化竞争。业务布局应紧盯区域经济特色化发展道路，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加大专业特色领域的耐心资金供给力度，与中小微企业共享发展成果，逐步增强发展潜力并改善经营效益。净息差管理应结合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实施分类净息差管理模式。对竞争优势产业和效益较高的企业增加信用溢价，提高信贷利息收入；对市场竞争能力较弱的小微企业以支持发展为己任，通过利率优惠向企业让利。

农村金融机构具有先天的农业特质，应以落实国家提出的“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为发展导向，制定农业产业化金融服务规划，深耕城乡金融市场，逐步改善农业受自然和市场因素影响大、投入成本高、产出效益低的现状，在微利经营中加大“三农”产业的耐心资金供给，以低净息差分享长期利润。同时，将金融服务与农业技术应用推广进行绑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提升净息差增长空间。

大型银行应积极发展国际化业务，从高息差经济体赚取收益

相对国内净息差收窄的趋势，世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收益会高于国内水平。大型商业银行具有强大的跨国资源配置引领效应，应积极参与国际化竞争，提升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增加净息差较高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份额，以国际发展平衡银行整体效益增长。法国巴黎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中通过国际化的金融板块联动实现了超过20%的收入贡献，日本大型银行在负利率政策环境下，加大国内外资产负债的错配力度达到稳定净息差的目标（熊启跃等，2024）。发展国际业务，增强全球资产配置力度，是国内大型银行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应对国内净息差收窄的历史机遇。

此外，在监管层面，要适应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探索建立适度宽松的监管环境。首先，探索放松监管政策的方式路径，可以分类调低部分监管标准，也可以按照单家机构确定监管指标，改善银行合规经营成本，为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更多的信贷资源。其次，发挥逆周期资本缓冲作用，根据银行经营发展状况，优化逆周期资本调节机制，帮助银行缓解净息差收窄带来的资本压力。第三，宽松货币政策下市场流动性充裕，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较低，依据银行经营稳健程度和区域经济的回升速度实施差异化的流动性要求。第四，探索存款准备金制度与存款保险制度的组合搭配，有效协调宽松政策环境下银行救援制度安排，释放信贷资金，降低财务成本，增强银行的信贷资金供给能力。第五，持续优化监管政策激励约束机制，在创新难度大、转型周期长的领域，针对企业发展和经济转型的瓶颈制约，激励金融机构深耕细作、守正创新。同时严厉打击违规违法谋利行为，进一步消除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长期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结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银行资本及其生息理论，净息差是银行分享产业利润的调节器。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低利率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银行的借贷利息也随之减少，表现为净息差收窄，实质是银行通过向企业让利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金融思想对银行净息差收窄的创新解释。银行应依据经济社会环境责任，通过优化信贷供给结构引领社会资本参与产业创新，在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过程中，多措并举形成自身发展特色与竞争优势，以合理净息差适度参与“产业—银行”利润分配，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监管部门应结合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导向，有序规范或放松监管标准，严惩违规经营谋利行为，优化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准入条件，释放更多金融资源，为银行传导宽松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来源：银行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