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周，你这是又想起啥心事了？一个人坐院子里发呆。＂老伴儿钱秀兰端着一杯热茶，走到我身边。

晚秋静思

＂老周，你这是又想起啥心事了？一个人坐院子里发呆。＂老伴儿钱秀兰端着一杯热茶，走到我身边。

那茶热气腾腾的，在初秋的微凉中冒着白烟，像极了我此刻纷乱的心绪。

＂没啥，就是想想咱们这一辈子，咱们图个啥呢？＂我接过茶杯，望着院子里那棵我亲手栽下的老槐树，它已经有我胳膊那么粗了。

十五年前栽下这棵树的时候，孩子们还小，我还想着等树长大了，树下可以乘凉，孙子孙女们可以在树下玩耍。

如今树是长大了，可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我和老伴两个人的身影。

我叫周德才，今年七十二岁，曾是县里国营机械厂的技术员。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计划经济，吃的是大锅饭，但干活的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我这人倔脾气，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

当年进厂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

那时候，一提起周德才这个名字，厂里上下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我不光手艺好，还爱钻研，灯光下看技术书籍到深夜是常有的事。

厂里好几项技术革新都有我的一份功劳，连厂长都说我是厂里的＂宝贝疙瘩＂。

要放在现在，怕是早就成了工程师，说不定还能评个高工。

可那时候，评职称哪有那么容易，能在厂里有份稳定工作，已经是不知多少人羡慕的事了。

厂区东头的家属楼就是我们的家，七十多平米的房子，两室一厅，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

夏天屋顶漏雨，冬天墙角渗风，可这里承载了我和钱秀兰大半辈子的记忆。

我和钱秀兰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周建国，女儿周建华。

建国出生那年，正赶上我们厂搞＂爱国立业＂活动，我一时兴起，就给儿子取了这么个名字。

两年后，建华出生，沿用了这个风格。

那时候大家都讲究一个＂红＂字，名字里带着国家和民族的期望。

两个孩子都争气，建国天生就有做生意的头脑，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我让他复读，他却说想去闯荡。

起初我不同意，又气又急，还动了手。

可拗不过他的决心，最后还是让他去了省城，跟着我一个战友学装修。

没想到他真有那个本事，很快就开始独立接活，后来干脆自己成立了建材公司，据说年营业额都过了千万。

建华比哥哥安分，也更爱学习，高考那年全县前十名，被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录取。

那天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和钱秀兰高兴得一晚上没合眼。

如今她在一家外企做部门经理，月薪听说有两万多，比我当年一年的工资还多。

这些年，子女们每逢过年过节都会回来看看我们，也常给我们寄钱寄东西。

冰箱里的补品堆得满满当当，柜子里的衣服大多都还挂着标签。

可我总觉得，凭他们现在的条件，应该能帮我和老伴过得更好些。

我和老伴住的还是厂里分的老房子，楼道里灯泡坏了没人修，电梯从来就没有过。

周围老同事们，有的孩子早就给换了大房子，有的每月都有固定的赡养费。

就说我们隔壁的李大爷，儿子前年在城西新小区给买了套一百二十平米的电梯房，阳台上种着花，客厅里摆着鱼缸。

王师傅更了不得，三个子女每月按时往他卡上打钱，一个月下来能有六千多。

想到这些，心里总不是滋味。

＂德才，你又想孩子们的事了？＂钱秀兰看穿了我的心思，轻声问道。

她总是能看透我的心思，大概是朝夕相处了大半辈子的缘故。

＂你说咱们供他们读书，供他们上大学，图啥？不就是盼着他们有出息，也能让咱们过得好点儿吗？＂我叹了口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

＂你看李大爷，儿子刚在城西买了新房，一百二十平米呢，还给他们老两口单独留了一间卧室。＂

我越说越激动，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

钱秀兰拍了拍我的手：＂孩子们各有各的难处，建国那公司听说最近资金周转不太顺畅，建华在北京买了房子，每月光还房贷就得上万。＂

她总是这样，处处为孩子们开脱，好像我的要求有多过分似的。

＂那他们过得比咱们好多了啊！建国都有三套房子了，建华在北京年薪都二十多万了，他们怎么就想不到给咱们换个房子呢？＂我有些激动，茶杯都差点拿不稳了。

这事我憋在心里好久了，像块石头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去年建国回来，我专门带他去看了李大爷的新房子，暗示再明显不过了；前几个月建华回来，我又提起王师傅每月能从三个子女那里领到六千块钱的赡养费。

可他们都像没听懂似的，只说＂爸，您和妈缺啥就说＂，却从来没有实际行动。

有一回，建国来电话，我试探着说：＂你爸我这辈子没啥追求，就希望晚年能住个宽敞点的房子，冬天不受冻，夏天不挨热。＂

电话那头，建国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爸，我明白您的意思。公司这阵子资金有点紧张，等过段时间好了，咱们再商量这事。＂

这种回答，我已经听了不下五次了，每次都是＂再等等＂，可这一等就是好几年。

建华倒是大方，每次回来都给我们塞钱，三千五千的。

可我和她妈就穿不了那些名牌衣服，也用不着那些稀奇古怪的保健品，我们真正需要的，她好像总是看不见。

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我们把孩子教育得太独立了，让他们忽略了对父母的责任？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心里的失望也越积越多，像那口老水井，越积越深，越积越浑浊。

直到那天，我在收拾老箱子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沓泛黄的照片。

那是厂里1985年技术革新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站在第一排中间，脸上带着自豪的笑容。

照片上的我还很年轻，浓眉大眼，身板挺直，穿着厂里统一发的蓝色工装，胸前别着一朵大红花。

那是我职业生涯最辉煌的时刻，因为改良了一项关键技术，为厂里节省了大量成本。

那时，上海一家大厂来挖我，许诺给我涨三倍工资，还解决家属工作和孩子入学。

多诱人的条件啊，要知道，那时候能去大城市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可我拒绝了，因为建国才上初中，建华刚上小学，我不愿让他们换学校，也舍不得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我记得当时厂长劝我：＂德才啊，这是难得的机会，你就去吧，对你对家里都好。＂

我却固执地摇头：＂孩子教育要紧，再说了，咱们厂有困难，我不能在这时候走。＂

现在想来，如果当初去了上海，或许我们全家的命运就不一样了。

我又翻出一张照片，是建国十岁生日那天，我送给他的一辆二八自行车。

那年我们家经济紧张，为了买这辆车，我和秀兰整整攒了半年钱，还是差了二十块，最后是找同事借的。

记得那天下着小雨，我撑着伞把车推回家，车把上还系了个红丝带。

建国看到自行车时，眼睛亮得像星星，一蹦三尺高，嚷嚷着要马上学骑。

雨停后，我扶着他在厂区的小路上来回练习，摔了好几跤，膝盖都擦破了皮，仍兴奋得不肯回家。

看着照片里儿子那张笑得合不拢嘴的脸，我心里一阵发热，像是干柴碰上了火星。

还有一张是建华小学毕业时的合影，那时她在班里是文艺骨干，经常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我和秀兰特意给她买了一条新裙子，虽然是地摊货，但在当时已经是很漂亮的了。

照片上的建华扎着两条小辫子，穿着那条花裙子，羞涩地笑着，那是我记忆中最美的笑容。

钱秀兰不知何时走到我身后，看着我手中的照片说：＂那些年，真不容易啊。＂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些许的感伤，仿佛那些辛苦的日子就在昨天。

＂是啊，＂我点点头，想起那些艰难的岁月，喉咙有些发紧，＂记得建国上高中那年，厂里效益不好，发工资都不准时。咱们愣是从嘴里省出钱来，没耽误他一分钱的学费。＂

那时候，为了省钱，我连烟都戒了，中午就在厂里食堂对付一碗面条，晚上回家才吃一顿像样的饭。

＂建华上大学那会儿更难，＂钱秀兰接过话茬，眼角有些湿润，＂学费一年四千多，那时咱俩工资加起来才三千多。你还记得吗？咱们连续三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

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时我的工装都洗得发白了，袖口破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钱秀兰一针一线缝好。

她的手艺很好，缝补得几乎看不出痕迹，可我知道她每次熬夜缝衣服，第二天都要顶着青黑的眼圈去上班。

为了省电，我们常常早早就睡，晚上九点一过，整栋家属楼就几乎没有亮着的灯了。

可建华的房间常常亮到深夜，那个爱学习的女孩，用功得让我们心疼又骄傲。

我沉默了。记忆像潮水一般涌来，那些省吃俭用的日子，那些为了孩子们能有更好未来而咬牙坚持的时光，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咱们那时候图啥？＂钱秀兰轻声问，手轻轻搭在我的肩膀上，＂不就是希望他们以后能过得比咱们好吗？现在他们真的都过上好日子了，咱们应该高兴才是。＂

我愣住了，这话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是啊，当年含辛茹苦把孩子们拉扯大，不就是希望他们能过上好日子吗？

现在他们事业有成，生活稳定，这不正是我们当年最大的心愿吗？

可为什么我现在反而不满足了，总想着他们应该给我更多回报呢？

正想着，院子里传来了邻居刘大妈和她儿子吵架的声音。

＂我不管！你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凭啥不给我换房子？我当年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刘大妈的声音尖利刺耳，隔着墙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妈，我已经给您买了冰箱彩电，每个月还按时给您打钱，您怎么还不满足？＂刘大妈的儿子语气中带着无奈和怒气。

＂那点钱算什么？才一千块，够干啥的？你表弟家给他妈买了套一百多平的新房，你咋就这么不争气？＂刘大妈的声音拔高了几分。

＂妈，您能不能别总拿我跟别人比？我家里还有一大堆开支呢！孩子上学、媳妇看病，哪样不要钱？＂刘大妈儿子的声音也提高了。

＂你这个白眼狼！当初要不是我，你能有今天？我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现在你倒好，翅膀硬了，连妈都不管了！＂

＂我没不管您啊！可您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啊！＂

争吵声越来越大，最后是刘大妈的儿子摔门而去，留下刘大妈在院子里骂骂咧咧。

隔着墙，我仿佛能看到刘大妈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以及她儿子离去时沮丧的背影。

这一幕，让我心里不是滋味。

刘大妈和我年龄相仿，她儿子小时候和建国还是同学，如今也在省城有份体面工作。

可每次刘大妈儿子回来，总是一脸不情愿，走的时候也像逃难似的。

周围邻居们都说刘大妈苦了一辈子，现在儿子有出息了，应该好好孝敬她，可是谁又知道他们之间的真实情况呢？

看着刘大妈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不是也在慢慢变成刘大妈那样的人？

那种对子女总是不满足，总觉得他们给的不够多，做的不够好的老人？

这个念头让我心里一惊，像是被针扎了一下，又痛又麻。

我不想变成那样的人，不想让孩子们回家成为一种负担，更不想让他们像刘大妈儿子那样，逃也似地离开。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刘大妈和她儿子吵架的场景，还有钱秀兰说的那句话：＂现在他们真的都过上好日子了，咱们应该高兴才是。＂

晚间新闻里正播放着某地老人将子女告上法庭，要求更多赡养费的报道。

我关掉电视，心里五味杂陈。

过了几天，我在街上碰见李大爷，他正推着自行车从菜市场回来，车筐里装满了菜。

＂老李，今天买这么多菜啊？＂我打招呼道。

＂是啊，儿子一家周末要回来，我得多备些。＂李大爷笑呵呵地说，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寒暄几句后，我好奇地问他：＂听说你儿子给你们买了新房子，住得还习惯吗？＂

李大爷叹了口气，脸上的笑容淡了下来：＂新房子是挺好，可离得太远了，儿子他们离我们有二十多公里，想见一面都难。我和老伴住在那边，街坊邻居都不认识，每天关在屋里看电视，比在老房子还闷得慌。＂

他的话让我有些意外，我一直以为新房子肯定比老房子好。

＂那你们...＂我欲言又止。

＂我们啊，上个月就搬回老房子了。＂李大爷苦笑道，脸上有些无奈，＂儿子媳妇不理解，觉得我们不知好歹。可老房子住了大半辈子，街坊四邻都熟悉，下楼就能找到说话的人，这才是家啊。＂

他的话像一盆凉水，浇在我心头。

原来，住新房子并不一定就幸福，熟悉的环境、老朋友、生活习惯，这些才是真正的安慰。

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李大爷的话。

路过小公园，几个老人正在下象棋，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我想起自己退休后的日子，每天早晨和钱秀兰一起去公园锻炼，下午到老友家打牌聊天，日子虽然简单，却也充实。

也许，对我们这些老人来说，房子大小并不是最重要的，亲情和友情才是晚年最大的财富。

到家后，我翻出了孩子们的电话号码，拨通了建国的电话。

＂爸，有事吗？＂建国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想必是工作很忙。

＂没啥大事，就是想问问你最近忙不忙？＂我试着让自己的语气轻松一些。

＂挺忙的，公司最近接了个大项目，天天加班。＂建国叹了口气。

我突然意识到，儿子的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轻松，他也有自己的压力和困难。

＂那你要注意身体啊，别太累了。＂我轻声说道，不再提换房子的事。

挂了电话，我又给建华打去电话。

她比哥哥热情许多，问东问西，还说下个月要回来看我们。

听着女儿兴奋的声音，想象着她在北京的生活，我心里突然升起一股暖流。

春节前，建国和建华先后回来了。

今年的冬天格外冷，院子里的老槐树光秃秃的，只剩下枝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我没再提换房子的事，也没再暗示要更多的赡养费。

建国带回来一家人，儿子今年上小学二年级，虎头虎脑的，很是机灵。

看着孙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我心里充满了欣慰。

我帮建国修理他小时候骑的那辆二八自行车，想送给他儿子骑。

车子已经生锈了，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修整得像新的一样。

看着建国教儿子骑车的背影，我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前，那时的建国也是这般年纪，在厂区的小路上学骑车。

建华回来后，我们一起翻看她小时候的作文本，那些稚嫩的文字，勾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爸，你当时真的把我这些作文都保存下来了？＂建华惊讶地问，手轻轻抚过泛黄的纸页。

＂那当然，你写的每一篇我都看过，都记得。＂我笑着说，心里满是骄傲。

她小时候就爱写作，常常在灯下写到深夜，每次拿到好成绩，我和钱秀兰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爸，谢谢你和妈这么多年的付出。＂建华突然说，眼圈有些红。

我愣了一下，拍拍她的肩膀：＂傻孩子，这都是做父母应该的。＂

除夕夜，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

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都是钱秀兰精心准备的，有红烧肉、清蒸鱼、拔丝地瓜，还有建国和建华最爱吃的狮子头。

屋外寒风呼啸，屋内却温暖如春。

酒过三巡，我端起酒杯，看着儿子女儿，真心实意地说：＂爸爸妈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你们过得好。现在你们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就是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咱们这老房子虽小，但承载了太多回忆，住着也挺好。你们各自的家有各自的难处，不用太惦记我们。＂

说这话时，我感到无比轻松，仿佛多年的重担突然卸下，心里像是灌了蜜一样甜。

建国和建华眼圈都红了，建国站起来给我倒酒，建华抱住她妈的肩膀。

＂爸，您放心，我和姐一定会照顾好您和妈。＂建国有些哽咽地说。

＂是啊，爸，您和妈辛苦了一辈子，现在该您们享清福了。＂建华附和道。

我摆摆手：＂享什么福，我和你妈身体都好着呢，自己能照顾自己。只要你们过得好，我们就满足了。＂

钱秀兰在一旁偷偷抹眼泪，我知道她是感动的泪水。

过完年，建国主动提出要在县里给我们换套大房子，建华也说要增加每月的赡养费。

我笑着拒绝了：＂你们的心意爸爸领了，但真的不用了。这房子住了大半辈子，街坊四邻都熟悉，住着挺好。你们有需要时，爸爸还能帮上忙呢。＂

建国不解地问：＂爸，您不是一直想换大房子吗？＂

我拍拍他的肩膀，感受着儿子结实的臂膀：＂人到晚年才明白，啥都不重要，开心最重要。看到你们过得好，比啥都强。＂

建国和建华对视一眼，眼中满是感动和理解。

那天送走孩子们，我和钱秀兰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看着夕阳西下。

初春的阳光暖洋洋的，照在身上舒服极了。

槐树上已经冒出了嫩芽，昭示着春天的到来。

我突然明白，为人父母最大的欣慰，不是索取到了多少物质回报，而是看到子女们健康快乐地生活，看到他们成为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

这才是我们一生的心血没有白费，这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老周，你这是想通了？＂钱秀兰问我，眼中带着笑意。

＂嗯，想通了。＂我笑了笑，握住她的手，＂咱们这辈子，不就是为了看他们过得好吗？现在他们真的都过上好日子了，这不就够了吗？＂

钱秀兰点点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一朵绽放的花。

听着院子里熟悉的声音，闻着槐树淡淡的香气，望着日落时分金色的余晖，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和满足充满了我的心。

原来，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它一直都在，只是我们有时看不见罢了。

隔壁院子里，刘大妈又在和谁说话，声音依旧尖利。

我不由得为她感到有些难过，她大概永远不会明白，子女的心是留不住的，只能用爱来吸引。

太阳渐渐西沉，院子里的影子越拉越长。

钱秀兰起身去准备晚饭，留下我一个人坐在树下，回味今天的感悟。

我想起那些年的辛苦，想起孩子们的成长，想起我们一家人的点点滴滴。

人生就像这槐树，扎根在土地上，经历风雨，最终枝繁叶茂。

而我们做父母的，不就是这树下的土地吗？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老周，你这是又想起啥心事了？一个人坐院子里发呆。＂老伴儿钱秀兰端着一杯热茶，走到我身边。

来源：天涯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