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诞生近9年之后，一个特殊的小群体——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英文名称Asset Investment Company，下称“AIC”）迎来设立主体、投资范围和投资资金来源的快松绑和大扩容。

诞生近9年之后，一个特殊的小群体——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英文名称Asset Investment Company，下称“AIC”）迎来设立主体、投资范围和投资资金来源的快松绑和大扩容。

2025年3月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融监管总局”）向各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的通知》（下称《通知》）。根据《通知》，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均被支持设立AIC；AIC股权试点投资的地理范围由此前的18个试点城市扩展至这些城市所在的14个省份。与此同时，成本较低且投资期限较长的保险资金可成为AIC的负债来源。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向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解读新政时称，新政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设立AIC，将进一步调动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参与其中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试点范围从城市扩展到所在省份，将显著提升AIC发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灵活性和覆盖面，有助于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降低基金运作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相关松绑新政亦吻合金融资本促进科技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的目标。

新政立意昭然，商业银行对此有何反应？又面临哪些待解课题？AIC是否将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国有投资主力军？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为此以五大行AIC为研究样本，并调研了相关从业人员和业内专家。调研发现，低调的五大AIC各方面数据显示都“活得滋润”。但政策松绑之后，AIC如何建立真正的股权投资容错机制，避免受母公司信贷文化影响是其长远发展的关键。

松绑加快

所谓AIC，是指主要从事银行债权转股权及配套支持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设立初衷在于鼓励银行探索“投贷联动”，突破商业银行不能直接进行股权投资的政策限制。

2017年，在原中国银保监会、科技部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相关政策指引下，包括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和交行在内的五大国有行相继设立全资AIC，对应的机构简称分别为工银投资、建信投资、农银投资、中行资产和交银投资，注册初始资本均在100亿至120亿元之间。随后的2018年6月，原银保监会公布《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明确阐明设立AIC的政策目标，即推动市场化、法治化银行债权转股权及配套业务。AIC成为新一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与AMC相配套，共同推动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工作。

“AIC最初成立的使命是承接商业银行‘债转股’业务，降低企业负债杠杆。”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任涛向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介绍称，其早期使命与AMC（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的目的相若。但后因AMC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AIC应运而生。较之成立之初的AMC，AIC的设立主体、业务范围及负债来源均存在较大差别。

金融业智库法询金融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杨瑾长期关注并研究此领域，她在接受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调研时称，从时间线来看，自设立至此次新政出笼之前的近9年中，首批五家AIC历经了2020年2月和2024年9月两个关键节点。前一个时间节点，原中国银保监会批准五大AIC通过其附属机构在上海开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重点参与开展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和长三角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和协调发展相关的企业重组、股权投资、直接投资等业务。这意味着AIC的业务范围在“债转股”的基础上得以扩张，成为商业银行间接试水股权投资的重要途径。

4年多之后的2024年9月24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的通知》与《关于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的通知》，五家AIC股权直投试点范围由上海扩大至国内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南京、杭州、合肥、济南、武汉、长沙、广州、成都、西安、宁波、厦门、青岛、深圳、苏州等18个重要城市，同时被放宽股权投资金额和比例限制。AIC表内资金进行股权投资的金额由此前不得超过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4%提升至10%、投资单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金额由此前不得超过该基金发行规模的20%提升至30%。

时隔仅5个多月，金融监管总局再出新政，拓展了AIC的设立主体，负债端来源及股权投资试点范围。尤其是长期保险资金则可以认购AIC发起的私募基金、参股AIC或其发行的债券，成为AIC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

杨瑾认为，新政对AIC机构及商业银行施行股权投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体现了管理层对AIC行业发展的呵护之情。

闷声发财

作为银行系股权投资群体的先行者，五大AIC的经营状况对商业银行施行效仿之举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2017年诞生至今，它们的经营状况如何？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翻查五大行2017年至2023年年报相关数据发现，在过去的8年内，工银投资、建信投资、农银投资、中行资产和交银投资在资产规模、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等重要的指标方面均取得了较为亮眼的成绩。尤其2023年，五大AIC净利润均突破25亿元关口，其中工银投资和建信投资净利润均超40亿元，数倍于同属于母行的兄弟子公司理财子公司利润。

关于总资产一项，截至2023年，工银投资、建信投资和农银投资资产总额均突破千亿元大关。五大AIC资产总额已10倍于2017年年报披露数据。

体现盈利能力的ROE指标亦颇为亮眼。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以五大行2023年ROE值作为参照项对比发现，同期，五家AIC机构ROE均值已超出母行同期指标均值。

在业界颇为低调的AIC何以快速发展？

任涛认为，AIC 超预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层面的支持。过去几年，监管层出台的政策从监管指标和业务开展范围等方面都形成较大支持。例如，AIC 的杠杆率不得低于6%，这虽然高于商业银行的4%，但低于资产管理公司8%的杠杆率要求。再比如，AIC 持有市场化债转股形成的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为250%，并非1250%；与此同时，AIC还能通过发行债转股计划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AIC的资金压力。

拆解AIC运营模型可以得知，表内业务一项，除债转股相关业务外，AIC资产端还可以做同业业务、投资固定收益类证券等，而其负债端业务基本上概括了除存款以外的多种业务品类；表外业务则主要以私募资管业务为主。多元的业务范围对其盈利形成支撑。

杨瑾亦认为，相比于AMC历经大起大落的市场洗礼，AIC实际上一直处于实验室的恒温恒湿保护之下，并未真正经历市场磨练。此种情况下，其经营业绩大幅增长亦在情理之中。

大中型银行或率先成行

政策闸门打开后，银行业对此有何反应？

一位股份行投行部人士对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称，倘若获准设立AIC，银行相当于拿到了私募股权牌照。这个通道对母行剥离不良资产和发展科技金融业务均能提供较大的助益。因此银行对申请牌照一事肯定持积极态度。

该人士进一步解释说，受限于政策，商业银行不能直接投资股权。而传统信贷的放款逻辑亦与当前监管机构力推的科技金融业务存在较大背离。此种情境下，投贷联动才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法器。相比于与外部私募股权机构合作，母行与子公司之间开展投贷联动可避免很多合约上隐藏的风险，会顺畅许多。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期调研得知，除与外部机构进行投贷联动外，通过旗下银行理财子公司进行直接股权投资亦是部分银行进军科技金融的方式之一。例如，杭银理财成立科创投资部专注开展科创投资业务，通过“募投管退”全周期服务，帮助近1300家初创型科技创新企业完成融资。但此方式同样存在较高门槛，一方面需要银行具备理财子公司牌照，另一方面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股权投资的理财计划需向特定合格投资者发行，亦即私募理财计划资金方可参与。

中国理财网公布的最新一期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私募理财产品存续规模仅1.52万亿元，与28.43万亿元的公募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形成鲜明对比；从理财产品投资的底层资产来看，包括债券、现金及银行存款等稳健型标的仍是理财产品的主要投资标的，权益类资产占比仅2.6%。系列数据均说明，理财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规模十分有限。因此，对比于旧有模式，申请设立AIC是商业银行更为名正言顺的股权投资渠道。

杨瑾分析称，在申请设立AIC事宜上，有两类银行的积极性会比较高。一类是有金融集团背景的股份行，例如中信、兴业等，其母公司几乎持有全部金融牌照，集团内证券、基金等投资机构本身就有雄厚的投资专业实力和人才储备，母公司又有较强的资金统筹实力，增加AIC渠道，能够更完善其投资版图。与此同时，集团提供的各类资源更易于产生协同效应，可以保障这类银行设立的AIC能够比同行更有优势。

另一类是地方城商行。地方城商行绝大多数由地方政府实控，本身就代表地方政府运营地方最主要的金融资源。此次AIC扩容的政策意图是为了给科创型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渠道，扩容的试点地区也都是有一定产业升级潜力的战略地区。其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意愿发展当地新兴科创产业。若想在这轮地区竞争中拔得头筹，由本地城商行设立AIC承担起这一重任对于各地方政府来说是极好的机会。

曾刚和任涛亦认为，基于发展科技金融及对应的投贷联动业务的目的，银行对申请设立AIC一事会非常感兴趣。但任涛亦对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称，考虑到《通知》系由金融监管总局中的大型银行监管司起草，且发文对象面向各大型银行与股份行，据此判断此次政策开闸或仅局限于全国性银行，地方性银行基本没戏。他分析称，国有大行中的邮储银行及体量相对较靠前的股份行均有可能获得这一资格。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调研得知，2018年以来，包括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和广州农商行在内的4家银行均以公告形式明确公布AIC成立计划。其中，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拟成立独资AIC，平安银行和广州农商行则希望与其他投资人成立合资AIC。虽尚未有一家成行，但公示之举亦表明这些商业银行对设立AIC一事意愿强烈。

摆脱信贷思维

较之于在传统信贷领域的“长袖善舞”，股权投资是商业银行并不熟悉和擅长的领域。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调研五大AIC过往基金设立情况发现，虽被允许在18个城市开展投权投资业务，但截至2024年，五家AIC仍以债转股业务为主，出资纯股权类项目的金额占比不足1%。在纯股权业务投资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业务规模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但可以预见的是，此次松绑和扩容之后，AIC或将凭借母行丰富的客户资源以及与母公司投贷联动的经营模式成为股权投资市场一支具备诸多法器的奇兵。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在2024年的“科技金融”专题调研中发现，投贷联动确实是AIC特有的优势。

事实上，在2024年9月新政落地后，18个试点市争先恐后地与五家AIC签约。如，杭州宣布其成为全国首个与五大AIC实现全面合作的城市。五家AIC和在杭分支机构，分别与杭州市、区两级相关国企签署合作协议，意向落地基金规模达900亿元；南京市则与五大AIC全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合作基金总规模达300亿元。AIC受宠可见一斑。

在项目资源和资金端较为乐观的氛围中，AIC将给商业银行带来哪些考验与新课题？

“改变传统业绩考核方式是银行系AIC亟须解决的问题。”南方一线城市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层人士对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称，相较于市场机构，由银行发起设立的股权投资机构天然存在诸多“行政因子”。与此同时，相比于贷款回收本息的商业银行传统模式，股权投资机构更多看重“与企业一起成长”的长期价值。

杨瑾则表示，风控上的差异是银行系AIC需要重点攻克的难题。银行的风险偏好与股权投资风险偏好几乎是两极相悖。即便AIC是独立的法人机构，和母行做了法律上的风险隔离，但由于资金来源于银行，在管理体制、风控制度和考核制度上多少都受母行影响。为改善这一局面，在股权投资地业务架构上，AIC应尽可能地多充当资源整合方和管理人的角色，允许其他风险容忍度更好的资金充当主要投资者。另一方面，银行内部相应的管理指标，如考核机制、股权投资风险权重等也应进行适当调整。

任涛则认为，银行系AIC应进一步开拓AIC股权投资的中期资金来源渠道，降低其资金成本。并加强行业研究，以先进产业资本、政府引导基金等股权投资机构作为对标研究对象，优化考核体系，深挖股权项目投资机会，积极探索股权退出路径。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认为，AIC应摆脱源于母体的信贷文化，向市场化股权投资公司的高容错率靠近，并完善与之相配套的考核体系。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琰 实习生 江菀楠 王淳

责编 丰雨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