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3年4月下旬的一天，春光明媚，成都望江楼下杨柳依依，19岁的巴金和20岁的三哥李尧林，将乘舟东下。到码头送别的人不少，二叔和大哥对巴金兄弟说：“你们这次离家求学，到上海后抽空去趟浙江嘉兴李家祠堂——那是我们的祖籍老家啊！”
1923年4月下旬的一天，春光明媚，成都望江楼下杨柳依依，19岁的巴金和20岁的三哥李尧林，将乘舟东下。到码头送别的人不少，二叔和大哥对巴金兄弟说：“你们这次离家求学，到上海后抽空去趟浙江嘉兴李家祠堂——那是我们的祖籍老家啊！”
少年巴金
四川成都正通顺街上，那座坐北朝南、富丽堂皇的“李公馆”，巴金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好的18年。
巴金听长辈们说过：祖父李铺当过知县、知州，宦囊丰厚，所以在那条街上买地皮修建了气派的李公馆。当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时，李铺已赋闲在家当“老太爷”了。祖父李铺和父亲李道河为巴金取名“尧棠”，字“芾甘”，出自《诗经》中《召南·甘棠》。李铺能诗画，给后辈取名字，当然要引经据典。老爷子想不到的是，日后名震华夏的，不是李尧棠或李芾甘，而是这个后辈1928年自己取的笔名“巴金”。
巴金兄弟一月后才到上海，找到了称为“大叔”的远房堂叔李玉书。1923年6月3日，由李玉书陪同，巴金弟兄俩到浙江嘉兴，来到四伯祖李熙平家。李熙平已80岁，是个须发皆白的私塾先生。巴金急切地问：“四伯祖，我们祖辈老家在哪里？”
角里街
李熙平拉着两个侄孙的手，泪湿老眼，他告诉巴金：我们李氏祖籍在浙江嘉兴县，世居角里街。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李文熙游宦入蜀，后来定居四川，才有你们的曾祖李璠、祖父李镛、父亲李道河……而嘉兴李氏呢，李文熙有个兄长叫李寅熙，别号秋门，晚年一直住在嘉兴，是一位风雅诗人，著有《秋门草堂诗钞》四卷……郊外塘汇还有个李家祠堂，是你们的二伯祖李忠清在前清同治年间建的。
李氏祠堂
两天后，由四伯祖李熙平和堂叔李玉书引路，连同巴金和三哥李尧林共四人坐船去嘉兴近郊塘汇镇祭扫李家祠堂。到了李家祠堂，情景苍凉。巴金1925年写的一篇《塘汇李家桐堂》残稿（此文未收入巴金著作），他满含伤感地描述道：“由四伯祖口中才知祠堂因斐卿二哥管理不善，加以年久失修，实在败坏不堪。并且斐卿又吸鸦片烟，有时没有烟钱，便把祠堂的东西拿去卖，连嘉兴塘汇镇李家祠堂旧址变卖，到了现在简直不成样子了……我一团火热的心听了这话已冷了一半！”“又像破庙的大门一样”，“神龛前放了一张破烂的桌子”，“屋顶是漏的，拾头可见着青天……这就是我们的祠堂！”四伯祖将蜡烛燃起，他们祭奠后，巴金快然写信回川告知祠堂的可怜现状。
不久，由二伯父李清城出资，委托嘉兴族人修复祠堂。这时，巴金兄弟俩考入了上海南洋中学。1924年1月13日，巴金兄弟第二次到嘉兴，目的是检验修整好的祠堂。
祠堂中供着李氏始祖及李忠清等牌位。墙壁上新嵌的石碑刻着“蓉州二伯祖”出资建祠堂的缘起。为防止管理祠堂的族兄李斐卿再典当供桌，新供桌用砖砌成。李斐卿取出一张皱巴巴的“当票”，巴金兄弟俩花钱把已被典当出去的祠堂大门赎回来。怕这个吃鸦片烟的老兄烟瘾发了再拿门去当，巴金到隔壁棺材铺叫来一个木匠，用铁钉铁圈把门钉牢。那木匠、面钉钉一面嘻笑着说：“现在总取不下来了！”
这次，巴金在四伯祖李熙平家住了十天，经常带堂妹李德妤和李德娴去槐树头玩，买玩具皮球。到1991年，80岁的李德妤回忆起当年的巴金，笑着说：“堂哥人真和善，就是四川话有点难懂。”老家”祠堂虽已修好，但巴金在“老家”人眼中，已是地道的四川人了。
巴金祖辈入川详情，即李氏入川经过如下：巴金祖籍是浙江嘉兴县，李氏世居角里街。高祖李文熙（号介庵），1786年随长兄李寅熙（号秋门）到北京，后来教过书。李文熙儿子李璠在《醉墨房仅存稿·先府君行略》中说：介庵公李文熙因为课徒有方，被学生家长感恩，代为“捐布政司‘照磨’一官报之，分发四川…….为“从八品”文官。李文熙有了这个“前程”，在1818年“宦游”入川。他当过青提渡盐场大使、崇庆州“同知”等职，后定居都。射洪县有个叫青提渡的集镇，是传说中目连和尚修证成地藏王菩萨的故里。李文熙先在此当过管理盐场的小官吏，后慢慢升为正五品的“同知”……
李文熙生有儿子李播，为巴金的曾祖父。据李治墨先生说：“李墙历署四川南溪、筠连、兴文、富顺等多县，并卒于定远县任上。”
此后是巴金祖父李铺，他在成都正通顺街购建了森严堂皇的“李公馆”。徐开垒先生在《巴金传》中说：“（李铺的原配和续弦）两位夫人为李铺生下了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中一子二女早年夭亡。李铺在前两个夫人谢世后，又讨了两个姨太太，为他带来一个足以做他的孙子的第六个儿子。”巴金曾这样回忆李镛：“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曾祖父死后，做了多年的官，后来“告归林下’，他买下了不少的田产，修了漂亮的公馆，收藏了好些古玩字画。他结过两次婚，讨了两个颇太太，生了五儿一女，还见到了重孙。”
巴金父亲李道河，当过清朝四川广元县最后一任知县。巴金已是李氏一支迁蜀后的第五代人了。
巴金高祖李文熙，熙字与“火”有关（熙下四点通火）；曾祖李璠，璠字与“土”有关（玉通土）；祖父李镛，“镛”字与“金”有关。李铺有李道河等五子一女，名字之中都有“水”；而巴金（李尧棠）及他的兄弟们，名字中都有“木”…….
这明显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五行学说的影响，“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李文熙自入川后，就定下为后辈取名的“五行相生”的顺序，以祈求在四川能子孙繁衍、生生不息……
青年巴金
李高祖的愿望没落空。仅巴金这一代，巴金就有两兄、两姊、两弟、三妹。整个大家庭有长辈近20人，兄弟姐妹30余人，男女仆人四五十人。这就是被巴金称之为“二三十个‘上等人’和二三十个‘下等人’”的大家族。
巴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即1966年8月将保存了四十几年的大哥尧枚的一百多封信件全部烧掉，同时被毁的还有1923年至1931年间的家信及大哥自杀前写的绝命书及其他许多抄本等……虽然少了被“批判”的罪证，却损失了许多研究巴金的珍贵史料。
到了20世纪80年代，《嘉兴科技报》总编丁士选先生碰上了一件他大叹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原来，曾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的汪胡桢，籍贯是浙江嘉兴。汪胡桢和丁士选常有信件联系。1985年12月14日，汪胡桢寄来一封让丁士选“惊得跌落眼镜的信！”信中说：1955年中国派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郭沫若为团长，巴金和汪胡桢都在代表团内。途中闲谈时，巴金告诉汪胡桢自己也是嘉兴人，是后来定居到四川的。汪胡桢要丁士选查实一下，还说：“如调查属实，真的可算是一条大新闻了！”
丁士选立即带一名记者走访杨柳湾，访问百岁老人。丁士选说：“在我所看过的巴金著作中，也没有丝毫提及过嘉兴是他祖居地之类的话。”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真话集》中有篇1978年写的《西湖》，才讲到过：“我们家原籍浙江嘉兴。”该书1979年8月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当时国内看到的人不多。
丁士选的访问没有结果，忽然想到巴金还健在，何不请他本人亲自核证呢？于是他通过上海《收获》杂志社给巴金转寄了一封信。没想到就在发信这个月的26日，巴金即亲笔回信：“来信读悉，我出生在成都。至于我的‘家世’，我在随想录《真话集》中写着。我们家原籍浙江嘉兴（我的高祖李介庵去四川），在嘉兴，过去（在塘汇）有一所李家祠堂……我有病，写字困难，不多讲了，请原谅。附笔：伯祖父的名字我也早忘记了。”
老年巴金
近80高龄的巴金抱病写信，《嘉兴科技报》编辑部同人们很感动。丁士选先生感叹：“凡炎黄子孙，对自己祖先生地都有一种浓厚情谊。这位世界文学巨匠，也不例外！”
为考证巴金的祖籍，当时嘉兴市志办副主任徐云飞和编辑陆明，多次逐村访问，最后在塘汇镇西找到李家祠堂得以证实。巴金得悉后十分高兴，于1991年1月9日向嘉兴市赠送了他1923年写的《塘汇李家柯堂》手稿。此文记述了当年他去嘉兴祭扫祖先祠堂的情形，写毕即寄回成都家中，从未发表过。1991年2月23日，《嘉兴日报》副刊才首次发表此文。巴金笔下李家祠堂早已被拆除，没留一点痕迹。
当然嘉兴市很看重巴金祖籍这个“文化资源”，2001年在嘉兴角里街民丰会堂对面大榆树下，修了一座“仰甘亭”，旁边的石碑上写着：“文学家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浙江嘉兴。据巴金曾祖父李璠撰《醉墨房仅存稿·先府君行略》：李介庵（即巴金高祖李文熙）‘浙江嘉兴府嘉兴县人，世居甪里街’。嘉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所立。辛已年夏。”
来源：天有余而补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