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口的老槐树上终于换了新春联，去年那副早就被雨水浸得看不清字了，却一直挂到了冬天。

今年的春节，我回了趟老家。

村口的老槐树上终于换了新春联，去年那副早就被雨水浸得看不清字了，却一直挂到了冬天。

王婶子还是老样子，五点半就起来了，裹着那件褪了色的蓝棉袄，拿着生了锈的铁锹去清理自家门前的积雪。

“老三啊，你回来啦？”王婶子看见我，眯着眼睛笑。她总是这么叫我，虽然我爸是老四，我也不是老三。但村里人都习惯了，也没人纠正她。

“王婶，这雪我来铲吧。”我伸手去接她的铁锹。

“不用，不用。”她把铁锹往身后藏，“这点活我干惯了。”

王婶子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镶着黑泥，那是二十多年田地劳作留下的印记，怎么也洗不掉了。

那时候，村头的供销社经常有货车来卸货，司机们就喜欢往王婶子家的小卖部跑。不为别的，就为看她一眼，买包烟时多聊两句。

王家的小卖部早就没了，那地方现在堆着干草和农具。偶尔能从墙角发现几个褪了色的易拉罐，上面的商标都是二十多年前的老款式。

“猜猜看咱家老三带啥回来了？”我妈一大早就在炕头唠叨，“给你拿了城里最补的那款阿胶糕，听说吃了气色好。”

王婶子摆摆手，“哎呀，你们太客气了。每年给我拿这么多东西，我这心里过不去。”

她嘴上这么说，但笑得很开心，露出几颗已经松动的牙齿。过年谁家不图个喜气？何况王婶子家向来冷清。

“吃饭没？”我妈问她。

其实是想问问她今年准备怎么过年，一个人在家寂寞不寂寞。

“吃了吃了，稀饭就着咸菜，暖和着呢。”王婶子说完，顿了顿，“你家后院那棵枣树…”

话没说完，村头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来，是村支书在通知今年的年货发放时间。王婶子就把后半句咽回去了，拄着铁锹听完了广播。

我注意到王婶子的棉袄肘部磨出了一块白斑，那是布料磨薄的地方。她的裤脚上挂着几根草屑，提醒着我她早上可能去喂过那头老黄牛。

那头牛我认识，都十二岁了，早就不能干活，但王婶子说舍不得卖，因为那是她男人留下的唯一活物。

当然，除了她自己。

村里人都知道王婶子的故事。二十五年前，她男人王大山突然消失了，只在桌上留了张纸条：别找我了，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那年，王大山四十岁，王婶子三十五岁，他们的儿子王小山刚满十岁。

后来村里有人说在省城见过王大山，说他在那边开了个小饭馆，还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媳妇。

也有人说看见他去了南方，在广东的工地上做小包工头，腰里别着大哥大，一天进账上千。

王婶子从来不问这些事，她只是低着头种地、喂牛、照看小卖部，把儿子拉扯大。

“你吃了没？”我妈又问了一遍。

我这才意识到王婶子还没回答第一个问题。

“哦，白粥，咸菜，热乎着呢。”她重复了一遍，声音低了些。

“中午来我家吃饺子吧，我和你三婶昨天包了一大冰箱。”

王婶子笑着点头，但我知道她不会来。二十多年了，她从不上别人家吃饭，哪怕是年三十。

我妈叹了口气，转身回家了。

我看着王婶子弯下腰，继续铲着门前的雪。她的背弯得很低，像是驮着什么看不见的重担。

“小山有消息了吗？”我跟着妈妈往家走，小声问。

小山是王婶子的儿子，也是王大山留给她的另一样”活物”。

“唉，那孩子，高中毕业考上省城大学就再没回来过几次。”妈妈摇摇头，“听说在上海买了房，可王婶子连个照片都没见着。”

“他不回来看看？”

“嗨，年轻人嘛，忙。”妈妈顿了顿，“你别跟王婶子提这事，她心里有数。”

我点点头。村里这点事，大家都懂，都不说，却都记得。

墙边贴着的选举海报已经褪色了，上面的日期是去年四月。风一吹，海报的边角翘起来又落下去，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你爸买的那个血压计…”妈妈突然想起什么，但话音又被一阵摩托车声打断了。村西头的张老三骑着他那辆改装三轮，载着刚从镇上采购回来的年货，摩托车叫得震天响。

“那血压计怎么了？”等摩托车声远了，我问。

“没事，就是按钮有点硬。”

我知道她本来想说的不是这个，但也没追问。乡下人说话就是这样，话题随风飘，有的事说半句就够了。

去年，王婶子的那两亩地闹了水灾。

一夜暴雨，山上的水冲下来，淹了半个村子。王婶子家的玉米刚种下没多久，全泡汤了。

村里人都来帮忙排水、清淤，但那片地还是废了。村支书提议让她领低保，但王婶子拒绝了。

“我还能动弹，用不着。”她弯腰在淤泥里摸索着，找回了几粒没被冲走的种子。

那天，她的老花镜掉进了泥水里，再捡起来时，一边镜片已经裂了。但她还戴着那副眼镜，一直到现在。

左眼看东西时，那道裂痕就像一条小溪，流过她所有的看见与看不见。

“今年村里给每家都发了五十斤大米，二十斤面粉。”妈妈说，“王婶子家多发了两袋面粉，说是补贴她去年受灾。”

“她收了吗？”

“收是收了，但听说她分给了村东头那个残疾老李家。”

我不意外。王婶子就是这样的人，宁可自己吃苦，也要把能给的都给出去。

午饭后，我去王婶子家帮她修理漏风的窗户。

她家的窗框已经老化变形，冬天北风一吹，呜呜作响。去年我买了密封条准备给她装上，一直没找到时间。

王婶子家的院子很干净，泥地被扫得一尘不染。角落里堆着整齐的干柴，够她烧到春天。

一个破旧的铝盆倒扣在墙角，盆底被磨出了一个洞，补了块胶布。那是她洗脸的盆，用了至少二十年。

“婶，我来给你装密封条。”我拿出工具。

“哎呀，不用麻烦，我用报纸糊上就行。”

但她还是笑着让我进了屋。

屋里很冷，却很干净。土炕上叠着厚厚的棉被，被面已经洗得发白。墙上贴着一张2008年的日历，那是她儿子高中毕业的年份。

炕桌上放着一个黑白电视，天线上包着锡纸，信号不好时她就调整锡纸的角度。一个塑料罐子里插着几支干枯的野花，大概是去年秋天摘的。

最显眼的是炕头挂着的一张照片，王婶子、王大山和小王山的全家福，照片已经泛黄，边角还破了一点。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照相。

我低头干活，不敢多看那张照片。

“你爸的腿…怎么样了？”王婶子突然问。

“好多了，医生说再锻炼半年就能完全恢复。”

她点点头，又说：“你二叔家的驴…”

话没说完，她就起身去厨房倒水了。

我搞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问起我二叔家的驴。那头驴三年前就死了，全村人都知道。

等她端着茶水回来时，我注意到她的右手微微发抖，水从杯子里溢出来一点，洒在她深色的袖子上，很快就不见了。

“婶，你冷吗？”

“不冷，习惯了。”她把茶杯放在我面前，“你慢慢修，不着急。”

然后她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看着我干活，时不时点点头。阳光从漏风的窗户缝隙照进来，落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

修完窗户已经是下午三点多。

我正准备走，突然听见村口传来汽车喇叭声。在我们村子，除了拖拉机和三轮摩托，很少有车经过。

“是不是卖年货的车又来了？”王婶子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往窗外看。

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进村里，在泥泞的路上颠簸前行。那是辆奔驰，车身干净得反光，在乡下土路上显得格格不入。

车在王婶子家门口停下了。

村里几个小孩立刻围了上去，好奇地打量着这辆豪车。几个老人也站在自家门口往这边张望。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纸袋，看起来像是城里人。

“是卖保险的吧？”王婶子喃喃自语，“上次那个卖保险的说交五千能报销医药费，骗人的。”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个男人朝我们走来。

他在院门外停下，环顾四周，目光最后落在了王婶子身上。

“您是…王淑兰吗？”男人问，声音有些发颤。

王婶子愣住了，这是她的大名，村里人很少这么叫她。

“是我，你是…？”

男人深吸一口气，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妈，是我，小山。”

院子里一片寂静。

王婶子站在那里，像是被定住了一样。她的手紧紧抓着门框，指节泛白。

“你…你是小山？”她的声音几不可闻。

男人点点头，眼睛里已经有了泪光。

“对不起，妈，我…我回来晚了。”

王婶子慢慢向前走去，双腿有些不稳。她伸出手，轻轻触碰男人的脸，像是在确认这不是一场幻觉。

“真的是你啊…”她忽然踉跄了一下。

我赶紧上前扶住她。

“妈，小心点。”小山也伸手扶住了她的肩膀。

我退到一边，准备离开，给他们母子空间。但王婶子叫住了我：

“老三，别走，帮我把炉子添点柴，屋里冷。”

我点点头，回到屋里添了炭火，然后坐在院子的角落，看着这对阔别多年的母子重逢。

“你瘦了。”王婶子说，声音平静得出奇。好像小山只是出门几天，而不是消失了七八年。

“妈，您…”小山想说什么，但看到母亲苍老的面容和粗糙的双手，一时语塞。

“我很好，”王婶子笑了笑，“就是这几天天冷，老毛病又犯了。”

她指了指自己的腿，那是年轻时在田里摔伤的旧伤，每到冬天就疼。

小山红了眼眶：“妈，我接您去上海住吧。我在那边买了房子，有三室两厅，阳台还能看到黄浦江。”

王婶子摇摇头：“我哪都不去，这是我的家。”

“妈，上海医疗条件好，您的腿可以…”

“我不去。”王婶子的声音突然变得坚定，“你爸当年就是去上海，再也没回来。”

小山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一旁感到有些尴尬，但王婶子似乎忘了我的存在，而小山也没在意多一个听众。

“妈，爸他…”

“别提他。”王婶子打断儿子的话，“二十五年了，提他干什么。”

她弯腰捡起院子里一片落叶，顺手扔进了角落的垃圾桶里。那个垃圾桶是用废旧油漆桶做的，外面刷了一层绿漆，已经剥落了大半。

“进屋坐吧，外面冷。”王婶子说。

屋里的气氛比外面更凝重。

小山坐在炕边，目光在简陋的房间里扫视，最后停在了那张全家福上。照片里，十岁的他站在父母中间，笑得灿烂。

“您还留着这张照片…”小山声音哽咽。

王婶子没说话，只是去厨房端来了一壶热水和两个杯子。一个是她平时用的搪瓷杯，一个是很久以前存放的一个玻璃杯，杯壁上还贴着一个褪色的卡通贴纸。

“这是我小时候用的杯子？”小山认出来了。

王婶子点点头：“我一直留着，就想着你哪天回来了，还能用。”

她的语调平淡，却让小山的泪水终于落了下来。

“妈，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王婶子打断他，“你有出息了，比你爸强。他走了就再没回来过，你至少还记得回来。”

小山抹了抹眼泪：“妈，我不是故意不回来。我…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您。”

王婶子给两个杯子倒上热水，动作缓慢而稳定。

“高中毕业那年，我就知道你会走。你像你爸，受不了这地方。”她顿了顿，“我没怪你，真的。”

小山从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妈，这是我在上海的家，还有我的妻子和儿子。那小子今年四岁了，特别调皮。”

王婶子接过照片，戴上那副裂了的老花镜，认真地看着每一张。照片上的房子宽敞明亮，窗外是城市的高楼大厦。小山的妻子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

“这孩子长得像你小时候，”王婶子摸着其中一张照片说，“眼睛大大的，嘴巴也像。”

“他叫小虎，特别聪明，已经会背唐诗了。”小山自豪地说。

“好，好。”王婶子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放在一边。

我默默站起身，准备告辞。

“婶，我先回去了。”

王婶子好像这才想起我还在，连忙说：“哎呀，老三，你吃了晚饭再走吧。”

“不了，我妈在家等着呢。”我朝小山点点头，“你们慢慢聊。”

走出门前，我听见小山问：“妈，这老三是谁家的孩子？”

“就村西头老张家的，你小时候还跟他一起放过牛呢，不记得了？”

我没听清小山的回答，只觉得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晚饭后，我爸拉着我去村口下棋。

经过王婶子家时，那辆黑色奔驰还停在门口，车灯亮着，似乎随时准备离开。

“小山回来了？”爸爸问。

“嗯，下午来的。”

“真是出息了，听说在上海当经理，年薪几十万。”

我点点头，没多说什么。

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老人已经摆好了棋盘，正热火朝天地厮杀着。灯光下，他们的脸上布满皱纹，但神情却很专注。

“王大山当年走了，谁能想到啊，”一个老人一边落子一边说，“要不是他走了，王婶子也不至于吃这么多苦。”

“那可不一定，”另一个老人反驳，“王大山在的时候不也是整天赌博喝酒，地都荒着。”

“听说他前年在广州病死了，死前连个照片都没给家里寄回来。”第三个老人加入讨论。

“嘘，别说了，”有人注意到我和爸爸过来了，朝王婶子家的方向扬了扬下巴，“人家儿子回来了，别提这事。”

大家立刻换了话题，开始讨论今年的小麦价格和村里的修路计划。

我和爸爸在一旁看着，没有加入棋局。

“你知道王大山为什么走吗？”我小声问爸爸。

爸爸沉默了一会儿：“谁知道呢，也许是厌倦了乡下的生活，也许是和王婶子感情不和，也许…有别的原因。”

“什么原因？”

爸爸摇摇头：“年轻人，有些事不是非要弄明白的。”

他拍拍我的肩膀，加入了棋局。

我看向远处王婶子家的灯光，想象着他们母子重逢的场景。二十五年来，王婶子独自一人守着那片薄田，度过了多少个寒冬酷暑？儿子的归来，能否填补她心中那道深深的裂痕？

第二天一早，我被引擎声吵醒。

透过窗户，我看见那辆黑色奔驰在村口缓缓启动，扬起一路尘土。

小山要走了吗？他不在家过年吗？

我匆忙穿上衣服，走出院子。王婶子站在村口，目送着那辆车远去。她穿着那件蓝棉袄，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大概是给儿子准备的路上吃的东西。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旁。

“小山走了？”

王婶子点点头：“他得回上海陪媳妇孩子过年。”

“他…没留下来陪你过年？”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王婶子语气平淡，“他媳妇还有小孩在上海等着呢。再说了，他三天后还得去新加坡出差，耽误不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默地陪她站着。

“他给我留了二十万，说是这些年欠我的生活费。”王婶子突然说，“还要给我在县城买房子，让我搬过去住。”

“那…挺好的。”我有些惊讶。

“我没要，”王婶子摇摇头，“这房子是他爷爷留下的，我住了一辈子，走不了。”

“但县城医疗条件好，您的腿病…”

“死不了，”王婶子笑了笑，“再说了，我这一辈子都在这村里，认识的人都在这，去了县城，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多孤单。”

风吹过来，有些冷。她把棉袄拢紧了些。

“他跟我保证会经常回来看我，还说今年夏天带他媳妇孩子一起来。”王婶子的声音里有一丝期待，“他媳妇是上海人，挺漂亮的，孩子也聪明。”

“那就好，”我由衷地说，“到时候村里可热闹了。”

王婶子笑了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是啊，我得准备一下，把院子收拾收拾，把那间西屋也打扫出来，给他们住。”

说着，她转身往家走去，脚步比平时轻快了些。

“对了，老三，”她突然回头，“我今天要去你家吃饺子，你妈昨天邀请的。”

“好啊，我妈肯定高兴。”

王婶子点点头，继续往家走。阳光照在她瘦小的背影上，在地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晨风把她的塑料袋吹得”哗啦哗啦”响，那声音在安静的村子里格外清晰。

那天中午，王婶子真的来我家吃饭了。

她换了一件深红色的棉袄，那是她过年才穿的衣服。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还别了一个塑料发卡，发卡上有个小小的蝴蝶结，已经褪色了。

她带来一小碗自己腌的咸菜，说是下饺子的时候可以搭着吃。

“小山走了？”我妈问。

“嗯，他得回上海过年。”王婶子说，语气很平静。

我爸和我妈对视一眼，没再多问。

我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王婶子吃得很慢，每一口都细嚼慢咽，好像在品尝什么珍馐。

“这馅儿真香，”她赞叹道，“你三婶的手艺就是好。”

“哪里哪里，”我妈笑着说，“还是你做的好吃，记得你以前包的饺子，皮薄馅大，一咬就爆汁。”

王婶子笑了：“那是年轻时候了，现在眼睛花，手也不灵活了，包不出那么好看的了。”

饭后，王婶子帮着我妈收拾碗筷，动作麻利，像是突然年轻了十岁。

“小山说要在县城给我买房子，”她对我妈说，“但我不想去。这村子住了一辈子，走不了。”

“买房子好啊，”我妈说，“冬天冷的时候可以去住几天，暖和。”

王婶子摇摇头：“那房子留着给小山他们回来住吧。他说了，夏天要带媳妇孩子一起来。”

我妈点点头，没再劝她。

离开时，王婶子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纸包，塞给我：“过年了，给你的压岁钱。”

我连忙推辞：“婶，我都这么大了，不用给我压岁钱。”

“拿着，”她坚持道，“当年你上学那会儿，没少在我家拿饼干吃，我记着呢。”

我最终还是收下了。打开一看，是一百块钱，整整齐齐的一张新钞。

今年春节，村里格外热闹。

大家都知道王婶子的儿子回来了，开着豪车，还要在县城给她买房子。邻居们纷纷上门拜年，顺便打听小山的情况。

王婶子倒是一点都不避讳，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脸上掩不住的自豪。

“我儿子在上海当总经理呢，管着几百号人。”

“他媳妇是上海本地人，大学老师，特别有学问。”

“我孙子今年四岁了，已经会背《三字经》了，聪明着呢。”

村里人听得啧啧称奇，羡慕不已。

“王婶子算是熬出头了，”村口的老人们议论道，“守了二十多年，总算等到儿子有出息了。”

“是啊，小山有孝心，这就难得。现在的年轻人，能记得回来看看就不错了。”

王婶子这些天精神抖擞，每天早早起来打扫院子，把那间西屋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还特意去镇上买了新被褥和枕头，说是夏天给儿子媳妇孩子用的。

我在院子里遇到她时，她正在检查屋顶有没有漏的地方。

“婶，小心点，别摔着。”

“没事，”她笑着说，“我得把房子修好，不能让城里人住得不舒服。小山媳妇是城里长大的，哪住过这

来源：自由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