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异域传说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民族关系的缩影。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古代域外知识体系历经传承与更新。在此过程中，中国、阿拉伯古籍出现了相似的关于朝鲜半岛的知识传统和美好想象。始于先秦的东方“君子国”传说，唐代时与新罗形成联结。阿拉伯东方文献中，新罗亦作为

刘亚惟

摘要

Abstract

异域传说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民族关系的缩影。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古代域外知识体系历经传承与更新。在此过程中，中国、阿拉伯古籍出现了相似的关于朝鲜半岛的知识传统和美好想象。始于先秦的东方“君子国”传说，唐代时与新罗形成联结。阿拉伯东方文献中，新罗亦作为“远方乐园”的经典想象的代表，使“黄金地”等母题复合成为稳定的叙事传统。异域传说是群体想象的投射，较史料而言，更为直接地反映和形塑着社会观念。跨区域、异文化的两种记载体系，既体现出市舶贸易与朝贡贸易的视角特征，亦诉说着各国人民经由古代海上丝路友好交往的历史。

关键词： 异域传说 君子国 黄金地 新罗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民智慧与勇气的结晶，以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为主的海外贸易通道，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与阿拉伯是航线两端重要的经济文化体。经由海上丝路，舶来珍宝进入了宫廷与士庶生活，远方民族的风俗形貌亦成为人们传述的对象，由此产生了诸多具有传说性质的异域记载。

中国与朝鲜半岛地缘相亲，文缘相通，二者之间的政治、贸易关联自古便十分密切。《史记》《汉书》认为此地是“故燕人”，《后汉书》《隋书》则溯至“箕子避地”。唐代时，中朝间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后，新罗移民渡海而来，在山东半岛建立新罗坊、新罗院等聚居场所，许多新罗使节、僧侣、留学生也经北方海上丝路进入唐朝。《宋史》《高丽史》均有大量高丽商舶登陆明州（今浙江宁波）、登州（今山东蓬莱）的记载。《元史》《明史》外夷亦均以朝鲜为首，体现了其在朝贡体系里的独特地位。新罗王朝更一度享有“君子国”的美誉。

政治、经济影响之外，海上丝路促进了异域民族间的交往，带来的文化影响更为深远。古代朝鲜半岛是东方海上丝路的重要参与者，与外界在人员、物品交流方面的迫切需求，催生了多样化航路的开辟。同时，使朝鲜半岛深刻地融入了世界海洋贸易之中。

至少自9世纪起，大食商贾即通过海洋航路抵达朝鲜半岛。以市舶贸易为动力，阿拉伯地区海商带着东西方珍奇物产往返于海洋，也带来了许多异域知识与见闻。据统计，9—16世纪间，31位穆斯林学者撰写的60余种阿拉伯、波斯史地志中都曾出现新罗相关记载。它们几乎一致地对新罗抱以异域乌托邦式的美好想象。许多学者对此已有讨论，特别是关于新罗生产黄金的记载。如梁二平认为阿拉伯人的黄金梦促进了东方航海贸易的发展。伊朗学者大流士·阿克巴扎德（Daryoosh Akbarzadeh）指出，在萨珊王朝后的波斯语和阿拉伯—波斯语文献中，新罗是东方非常重要的地名，其他地名无法“相提并论”。亦有学者借助此类记载，窥见彼时新罗的地理环境、物产矿藏以及外交关系。

一、东方君子国：古代神话与新罗的想象结合

域外记载中，古人常以外貌、风俗、文化等角度审视殊方外邦，以此形塑和巩固“我者”的族群观念。以“君子国”一称形成固定联想之前，朝鲜半岛在史书中多以野蛮、神异为主要想象特征，如“好祀鬼神”“无长幼男女之别”“性多诡谲”等。下文将通过梳理，呈现作为传说之地的君子国与真实存在的新罗国形成联结的过程。

原始神话思维常以将某种特征极端化的方式来传述异域民族。以道德完美为特征的理想乡“君子国”，先秦时期即出现于异域想象中。如《山海经·海外东经》云：“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据考证，“其人好让不争”及后句乃晋代郭璞所注，并非经文。因此，原经文更关注外形特征，未涉及礼俗，流传中经、注混合，使得后世对君子国的想象并陈其中。

异域传说的流传中，对符合异域想象的元素进行不断叠加的现象是世界性的。伴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素朴的原始想象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世界，于是为其增添内容。宋《太平御览》引西汉《括地图》云：“君子民带剑，使两文虎，衣野丝。土方千里，多薰华之草，好让，故为君子国。薰华草，朝生夕死，大极山西有采华之草，服之乃通万里之言。”西晋《博物志》又多出“民多疾风气，故人不番息”一句。“好让有礼”的内涵诠释之外，“君子国”的外部环境也得到补充描述，充满奇异芬芳、具有超凡功效的香草生长于斯，更符合人们的期待。

《山海经》将君子国记载于《海外东经》，未知所依何据，不过后世流传中，这一经典神话之国始终出现于东方想象里。东汉《说文解字》（100—121）认为“东方君子国”是神鸟凤凰的故乡：“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崐崘，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后汉书》（432—445）在“东夷”论述中也提及君子之国：“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这似乎是后世对《山海经》等地理经典记载的一种解读，即回答为何美好的君子国、不死国存在于东方。

以上诸书中，“君子国”仍属于传说之地，即便有模糊的东方、东夷的描述，但未对应至确切地点。初始形象中的佩剑特征，或与早期游牧民族文化关联密切。更为确定的是，在先秦文献里朝鲜已是有具体方位记载的真实之国。《海内经》《海内北经》都提及朝鲜，如前者云“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人”，呈现了早期的异域民族观察。

唐代以降，新罗渐被赋予了“君子国”的称呼，这或始于唐玄宗之语。唐自建朝之时，便与新罗建立了朝贡关系。《新唐书》载，唐玄宗开元年间，新罗曾数次入朝进贡。渤海靺鞨掠登州，新罗君主金兴光（691—737）击退敌军，封宁海军大使。开元二十五年（737）金兴光薨逝，唐玄宗命邢璹以鸿胪少卿吊祭，诏曰：“新罗号君子国，知诗、书。以卿惇儒，故持节往，宜演经谊，使知大国之盛。”

这是史书记载中，首次将“君子国”与新罗联结的记录。

除此之外，唐玄宗亦曾多次赞扬新罗的仁义忠诚。高丽时期编纂的《三国史记》（1145）中记载，731年春，新罗遣使入唐贺正。玄宗降诏曰：“卿二明庆祚，三韩善邻，时称仁义之乡，世著勋贤之业。文章礼乐，阐君子之风。纳款输忠，效勤王之节。固藩维之镇卫，谅忠义之仪表。岂殊方悍俗，可同年而语耶？”

得益于大唐相助，新罗在与百济、高句丽的纷争中取胜，实现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局面。

安史之乱时玄宗避难蜀地，新罗仍遣使入唐。玄宗颇为感动，天宝十五年（756），御书五言十韵赐新罗王，褒奖其岁修朝贡，克践礼乐名义。诗中如“兴言名义国，岂谓山河殊”“使去传风教，人来习典谟”“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等句，反复赞扬新罗的忠信道义，强化了此地知衣冠仪礼、有诗书之教的异域印象。

帝王的态度，既令此传说之语映射出时局变化，也推波助澜地帮助此种美好形象自上而下地为士民大众所接受。新罗人善习诗书礼教的形象，常为同时期诗文所书写。

派遣使节是与新罗朝贡往来的官方途径。送别唐使前往新罗的诗歌中，纷纷表达了对异邦知习礼俗的肯定，如“始觉儒风远，殊方礼乐新”“异俗知文教，通儒有令名”等。此外，遣唐留学生是新罗朝与唐朝社会互动的主要群体。他们来唐求学，学习诗书礼仪，参与科举考试。学成归国后又把所学带回母国。唐诗中，如“登唐科第语唐音，望日初生忆故林”“礼乐夷风变，衣冠汉制新”等，都体现了唐人对新罗的观察与想象。

玄宗时期的唐朝与新罗政治、文化交往密切，因此赋予其“君子国”的赞誉。即便在漫长的历史时间中，两国关系亲疏时有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形象特征对后世记载具有持续影响。

南宋《诸蕃志》（1225）中，新罗国亦被描述为一个颇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向中国学习礼仪，屋宇、器用、官署等皆仿中国，治峻法以绳下，社会安定。此地“道不拾遗，婚娶不用币，人知书喜学，厮役之家亦相矜勉”，同设科举之制，故号“君子国”。《新唐书》“新罗号君子国”的记载，亦被多书转录，如南宋类书《玉海》（1271）、宋元《文献通考》（1307）、晚明《裔乘》（1615）及清代官修《续通典》（1783）等，影响力持续至清代。

需补充说明的是，这并非意味着“君子国”成为新罗及朝鲜半岛的唯一意象。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后人的传述与理解呈现出传说的层累现象。作为“被传说者”，出使明朝的朝鲜士人李睟光（1563—1628）也曾听闻此说。他认为是“好让不争”以及多生槿花的特点，使唐玄宗称新罗为“君子之国”。又进一步评论道，“君子”之称可能源于另种“善人”传说：

东方朔《神异记》曰，东方有人焉，男皆缟带玄冠，女皆采衣。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誉而不相毁。见人有患，投死救之。仓卒见之如痴，名曰善人。余谓东方，盖指我国。而善人之风，今不得而见矣。安得与斯人为友也哉。

李睟光意识到传说之地存在古今差异，将此解释为古时旧称，如今已无“善人”之风，故“君子国”一称也失传了。由此可见，面对经典记载，即便是传说当地之人，也未必能予以否认鉴别。

四夷慕化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之一。新罗“君子国”的想象，呼应着朝贡体制与时局变化，是对民族关系的一种浪漫化表述。同时，古代对于异域知识常缺乏核实的能力与动力。在博物观念的影响下，多数书籍会将古今记载兼收并蓄。因此，域外传说进入知识体系后，常随载录书籍的流传而被后书转录。这使得古代域外知识更多地表现出继承前代典籍、遵循叙述传统的特点，而非新知识的全面更替。因此，“君子国”之语在史书中似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却长远地影响着后世的异域印象。

二、古阿拉伯地理知识体系中的“黄金地”传说与新罗想象

朝鲜在古代中国的异域想象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意外，朝鲜半岛自古即与中原民族关系密切。不过在阿拉伯记载中，新罗的乐园想象尤为凸显，却颇为奇特。古代史地学者笔下，新罗常被赋予诸多美好特征，成为少有的远方乐园的象征。“黄金地”则成为最常与新罗结合的异域传说类型。

（一）盛产黄金的东方之地

8世纪起，古典阿拉伯地理学兴起，经海上丝路商人、水手不断增补，于9—11世纪达到鼎盛期。新罗盛产黄金的想象，至少在9世纪时已出现，如成书于844—848年间的地理学著作《道里邦国志》记载道：

在中国的边缘地带，在和甘州遥遥相对的地方，有一山国，名叫新罗，割裂为数个公国。国中盛产金子，所有前往的伊斯兰教徒均永久定居下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得到了各种好处。再远方便不知道有什么国家了。

该书作者曾任阿拔斯王朝的邮政总管，对于地理知识和域外往来较为了解，此书亦成为后世许多同主题地理志的基础，地理学家伊本·罗斯特（Ibn Rosteh）《珍宝志》（903）即转录了相同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与某地（中国）相邻、盛产黄金，在此时期似是一种固定的叙事模式。书中另两处地点也存在类似记载：

在中国的东方，是瓦克瓦克诸国，国中金子极多，故国中之民用其制作栓狗链条，或作猴子之脖环，······他们从事买卖绣金长内衣的贸易。

（印度的拉赫玛王国）再往后便是迦摩缕波王，其王国与中国接壤，盛产金子。

此时中国在阿拉伯的异域知识里是较为熟悉的东方之国，因此可作为地理方位的参考坐标。同部书中即出现了三处黄金之国：印度的迦摩缕波王国、中国东方的瓦克瓦克国、中国边缘的新罗。“瓦克瓦克”故事中黄金制作狗链的情节单元，此后记载中亦常与新罗黏合。

穆塔哈尔·本·塔希尔·马克迪西是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大食人。966年，他应西吉斯坦大臣要求编写史书《创世与历史》。据此书，“在中国的东方有一城，气候宜人，阳光充足，土地干净，饮水甘甜，居民温柔，当地之住宅以丝绸锦缎装饰，居民使用金器皿，故凡是前往的人均不再离开。”又言：“据说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一块产金片的土地，金片好似植物一样从地里长出来。在拂晓时分，金子似万盏灯火，闪闪发光，太阳升起时即消失。”此处则是另一种“黄金地”相关的情节单元，即黄金如植物般生长。

古代阿拉伯地理志体系收录了许多航海水手、商贾等的异域见闻，多数记载源自口传故事。可以说，当时往来海上的不同身份、多元文化的参与者，曾共享着某种传说资源库，这些传说又时而作为远方的一手资料而被记录。

巴格达书商编纂的《书目》（988）将新罗误认为中国疆域：“在中国，新罗是最美丽、最富饶的地方，那里产金子最多。”为西西里诺曼国王编纂的地理书《诸国风土记》（1154）中，新罗是一个数目很多的群岛，其中有座安国城（Ankuwa），土地肥沃，财物富有，以致于前往旅行的外国人纷纷定居，不舍离去。“这里金子数量之多，岛民用之造栓狗之链条和猴子之颈链，并用金丝做衣服，拿去出售。同样，我所说的大量的金子，在瓦克瓦克群岛也不例外。”

新罗王朝推崇黄金，墓葬中多见黄金制作的皇冠、冠帽、腰带等，有“黄金之国”的美称。普罗普在研究神奇故事时总结道，极远之国是金子之国，是一种极为典型、极为牢固的特征。极远之国的想象常伴随着黄金，如黄金宫殿、金鬃毛的小猪、金羽毛的鸭子、金角鹿，即便动物的肢体没有黄金，那么它的配饰鸟笼、篱笆等也会是金子做的。新罗在阿拉伯地理体系中，曾一度成为“东极之地”的代表。因此，或许“世界东极”的想象，使阿拉伯人将黄金相关故事与新罗结合。

不过需注意的是，“黄金地”是古阿拉伯人异域记载中的一个常见类型，它的发生地并不惟一。上述记载多数出自费琅辑录的东方文献，部分研究依照此书而推测朝鲜半岛的地理、人文等历史状况。如果将目光泛及整个记载体系，便可发现此“黄金地”之记载，更多应作为一种异域传说或知识传统看待，而非史料。

（二）北非的“黄金地”故事分支

阿拉伯异域记载体系亦常将“黄金地”传说放置于古代北非，这一地区与阿拉伯世界往来更早。正如学者指出：“（古代的）阿拉伯学者总是被有关苏丹之地的黄金的故事弄得神魂颠倒。”北非加纳与此传说的关联确实有现实依据，此地盛产黄金，直至今日黄金仍是其重要的矿藏。

较早期如雅库比（？—897）记载，在西吉马萨（Sijilmasa）附近村庄，黄金在这像植物一样，据说它们会被风吹走。加纳（Ghāna）的黄金像胡萝卜一样从沙子里长出，日出时分即可摘收。

《时代史》（akhbār al-zamān，约1031年）中，某位国王占领了埃及，他想去更远的地方寻找尼罗河的源头，他经过了黄金之地，那里长着金秆（stalks of gold），便是加纳。伊斯兰学者比鲁尼（973—约1050）也认为故事发生于尼罗河附近。黄金像胡萝卜一样生长于这片荒地上，只有在日出光线的照耀下人们才能发现它。这片荒地是两座高山的沉积物，山上富有黄金，水的力量把大量黄金冲刷下来。因此尼罗河也被称为黄金之地。

卡兹维尼亦记载伊本·法基赫（Ibn al-Faqīh）的说法：黄金地在马格里布南部，在这个国家里，黄金从沙子中长出，就像胡萝卜在我们的土地上生长一样。此地炎热，白天人们躲在地洞中，太阳下山才出来拔取黄金。他们的首领穿着黑豹皮，这种动物在此地很常见。加纳是人们进入黄金地的必经之路，这里商人云集，是世界诸国中最富有黄金之地。它靠近黄金源头，黄金从那里输向全世界。

除非洲外，黄金如植物生长的情节单元，也出现于东方航路的其他地点。《述要》（约1000年）先记录了瓦克国的“黄金地”传说：“瓦克国及其岛屿位于中国东部。那里盛产金子，以致于当地居民的坐骑之缰绳、武器、狗链均用金子制造，而且穿金线绣织的衣服。他们还制作非常美丽之雕像。尚有芦荟、乌木和樟属植物以及各式各样的商品和珍物从这里输出。”又在“西部诸岛”一章记载“女人岛”：位于中国海最边缘，据说全部岛民皆女人，由风受精繁殖，而且只生女孩···还传说，在该岛上，金子像竹子一样生长，呈杆状，岛民以金子为食。

黄金项圈等异域传说情节也曾在欧洲流传。居住于西班牙的学者巴克里（？—1094）记录道：加纳国王坐在拱顶帐篷中听取朝政，帐篷周围有十匹穿金衣的马，他的10个仆从手持镶金宝剑站在他身后。皇族之子衣着华丽，编发中缠入黄金。有良犬守卫着国王，这些狗都带着金银项圈。

异域传说在文化交流中非常活跃，频繁出现于不同文化的早期地理民族志中。实际上，黄金锁链的情节单元，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30/前420年）《历史》中已有记载。书中描述，埃塞俄比亚人因沐浴一处散发着紫罗兰香气的泉水而长寿，那里有一座监狱，所有枷锁都由黄金打造。无论黄金项圈、黄金枷锁、黄金发饰，都是以夸张化的方式表达远方之地的富裕与奇特。

由此可知，“黄金地”传述及黄金如植物般生长、黄金项圈等相关情节，在古阿拉伯异域记载中是常见内容。当讲述者意图叙述某地富产黄金时，便可能被黏贴其中。古典小说与民间文学研究中有“箭垛人物”的说法，古阿拉伯文献中的“新罗”已然脱离了作为政治实体的新罗王朝，而更像是一个“箭垛地点”，代表着和平、富裕的远方形象，从而使诸多美好的异域故事母题投射其上。在海洋贸易的动力驱使下，黄金矿产是阿拉伯人与新罗接触初期最为关注的资讯之一。对东方的美好想象促使各种黄金相关故事黏合其中。新罗在异域知识体系中渐趋成为具有代表性的“黄金地”，并在不断传述中愈加夸大。

三、远方乐园与职贡之首：两种新罗异域想象的流传影响

在想象的背后，异域传说的建构与流变，实则与不同时期的各国海洋政策密切相关。区域内局势的变化，必然影响着阿拉伯人关于东方的信息来源。在异域资讯减少时，人们只能依赖旧有资料进行传述；当局势变化，新信息再度进入时，又可能激发新的兴趣与想象。这使得异域传说常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与阶段性。

无论有意塑造或自然产生，新罗在唐代与大食的异域记载中均形成了稳定的美好形象。不过，新罗王朝在935年灭亡，自此理应不会再产生新的传闻。那么在此之后，已然存在的异域传说又会发生何种变化？下文将分述“黄金地”与“君子国”两种异域想象的流变与差异。

（一）无病无忧的远方乐园

古代阿拉伯地理志中，虽然“黄金地”的情节单元出现于多个地点，但只有新罗的“黄金地”传说带有异域乌托邦式的情感寄托。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故事的稳定内核是新罗是富有的、令人不愿离去的美好远方，这尤其体现于13世纪以后的记载中。

卡兹维尼的《各国建筑与人情志》中，“新罗”被描述成一处无病无灾的福地：

这是一座居住起来非常舒适的城市，地处中国的边缘。那里空气纯洁，流水甘甜，到处是一片如此吉祥之地，以至于在那里根本就不会有人染病卧床。当地人是世界上体貌最优美的民族，而身体也最为健康。据传闻，当他们用水喷洒自己房舍的时候，便会散发出一种琥珀的清香味。在那里，小恙或疾病是非常罕见的，苍蝇和爬虫也极为稀少。当有人在其它岛屿染疾患恙之后，一旦把病人运往新罗岛之后，就会化险为夷，立刻康复。

脱离病痛困扰是人们面对自然规律最原始的渴望，因此将新罗视为远方的美好乐园时，健康无忧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心灵寄托。如前文所述，这些传说未必来源于真实的新罗经验，它们仅仅是用诸多美好事物，去描述或证明此地是令人向往的乐土。

出生于埃及的努伟理（？—1332）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法学家、书法家，他编纂的百科全书《阿拉伯文苑》中记录：

在中国的东部以及非常靠近中国的地方，共有六个岛，人们称之为新罗群岛，据说岛上的居民是阿里的后裔，他们是为了摆脱倭马亚（白衣大食）人的迫害而躲避到这些地区的。据说，一旦外来人在这个地区定居后，就永远再也不想离开了。即使他们可能生活在接近于贫困的状态中也罢。这里的空气多么洁净啊，而且流水又是多么清澈啊！

新罗洁净宜居的想象在15世纪初仍可见，如巴库维写道“它是中国末端的一座城市，那个地方是如此之清洁，以至于使当地的居民从不生病”。

古代各民族都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是世界中心，是最好的地方。新罗想象的流变却展示出，人类对于现世中存在人间乐园的期待也是共通的。异域传说的叙事重点，并不是远方之地的物产民风，而在于它们所代表的不同内涵，如遥远之地、异域乐土、奇异之境等。在此种叙事目的的推动下，相关故事母题常被黏合其中，以附和既有印象。经过长期积累，成为一种稳定的叙事传统。

（二）仪章服饰皆习的职贡之首

与阿拉伯记载体系执着于强化新罗美好之地的印象不同，明清流传中，人们既延续了新罗知仪礼、具儒风的君子形象，又对此进行区分与辨析。值得注意的是，相关图像显示出超越文字的传播力，影响泛及日本及欧洲。

异域传说令人遐想，异族形象亦是人们乐于了解的信息。明代流传着一组图文并茂的异域民族图志，目前可见如《异域图志》《新编京本赢虫录》（1555）等，亦为《三才图会》（1609）及晚明日用类书等书收录。它们祖本或为一本名为《赢虫录》的佚书，围绕此书的重编、翻刻、流传，形成了一个影响着明代的“裔夷图谱”体系。

异域人物图谱体系内多存在承继关系，因此编者对域外民族的排序，尤其体现着天下观与异域观。此类图谱中，朝鲜（高丽国）常被列为首位。日用类书翻刻繁多，笔者统计包含“诸夷门”的11种书目，其中高丽国居首位的有9种。即便非首位，也均列第二或第三，足见此国的重要性。“诸夷门”等古代民族图谱深受朝贡观念影响，将由职贡国构成的天下秩序与世界观念带人民间社会。

因各书图像大致相似，本文以《文林妙锦》（1612）为例。高丽国既列居首位，图注篇幅亦明显多于其他，人物着靴、戴冠，与其他蓬发跣足的异域之国形成鲜明对比，比较日本、小琉球等图即可略见。（图1—1、2、3、4）朝鲜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仿习中原礼乐教化的特征。

日用类书中，朝鲜图像较为不同的是《万锦全书》。首先，国名题为“朝鲜国”，而非如其他诸书之“高丽国”；其次，人物图像异于其它日用类书，身体右倾而左望，与《异域图志》《三才图会》更为接近。再次，多出“冠随中国宽衣”的图注。

在朝贡视野下，服饰仪制是华夷之别的一种重要体现。结束元人统治后，明代尤为重视冠服样式。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1328—1398）便下令禁胡服、复衣冠如唐制，明初冠服样式均由礼官儒臣考察古制，再依圣意定夺。明代朝贡使臣之间也深知服饰所包含的夷夏之别。万历年间，朝鲜士人李睟光诗即言“休道衣冠殊制度，却将文字共诗书”。

值得注意的是，图中“作揖”的礼仪绘法与“君子国”相仿，似乎沿用了同一想象形式。目前存世最早的《山海经》异族图像见于《永乐大典》（1408）。此书为皇家辑录编纂，显然在元代或更早期此种图像已有流传。《永乐大典》残卷中，存有15幅《山海经》远国异人图像。君子国是唯一衣冠服饰接近中原民族的传说之国，图中人物束发，作揖状，左右二虎相伴，佩剑。明代“君子国”图像均与此相似，沿袭着同一图像系统，如《三才图会》仅人物未佩剑一处显著不同。（图2—1、2）服饰是礼仪规范的象征，着衣蔽羞既是人兽之别，也有产生文明之意。

借助《事林广记》幼学、圣贤类图像，亦可对上述外族人物形象有更深入的理解。（图3—1、2）学习礼仪是幼学的重要内容，即便未束发及冠，仍可通过习礼进行进入社会的准备。比较“圣贤图”亦可见，君子国与朝鲜人物图像中的揖礼形态是相似的，而冠帽不同。礼仪法制可以学习，衣冠却是身份之别，仍要区分鲜明。

至清代乾隆年间，民族图像的收集整理已更接近现代民族志，神话之民几乎不见其中。清代傅恒（1722—1770）等主持编纂的《皇清职贡图》以朝鲜国为首，分为朝鲜国夷官、官妇、国民人、国民妇四图，并记“王及官属俱仍唐人冠服”。（图4）这种列举男女服饰外貌的方式，受到了同时期欧洲民族图谱的编制方式影响，图像内容仍继承“裔夷图谱”的绘制传统。

流传影响中，朝鲜人物图像因在服饰、仪礼方面均体现着对明代绘图方式的继承，易代后清朝服制变化，反而令图像体系中的朝鲜人物形象更为接近明代儒士。朝鲜也因沿袭大明衣冠，颇有自居中华正宗之感。朝鲜“君子国”“小中华”的民族想象及其图像也影响到日本、欧洲，并呈现出两种图像分支。

第一种以《和汉三才图会》朝鲜国图像为例。图中人物袖手，与《三才图会》《万锦全书》显然出自同一体系，形似《皇清职贡图》中的朝鲜国民衣冠。（图5—1、2、3）这一分支在流传中亦受到其他版画作品的吸收与再绘，如《万国人物之图》是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1602）在日本流传的仿制品，它将各国人物以小方框的方式附列图侧。这种在地图边缘装饰异域民族图像的形式，是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世界地图影响。再如传统棋盘游戏“双六”图版《万国人物图会》，以螺旋型排列了42幅异域图像。比较可见，朝鲜国人物图像既参考前图特征，又经过了艺术加工。

第二种以万治元年（1658）刊《异国物语》为例，其图像与《文林妙锦》体系更相近。（图6—1、2、3）此种图像分支亦受到版画创作者的吸收与运用，如康熙年间的姑苏版画作品《四方夷人图》，即以4行12列的48个方格分列各国人物，兼具知识性与装饰性。更为重要的是，此图在流传海外后，受到欧洲画家的摹绘，收藏于萨克森宫廷之中。这反映出明清图像的文化输出与域外影响。

古代裔夷图像的制作，既存在无法亲见天下各国人物的限制，又需体现各族外形服饰之别，故而多数因袭旧有的制图传统，图像间的流传影响关系更为直接。传播过程中，朝鲜图像中隐含的职贡之首的地位及君子、儒生的形象，也随之进入民间乃至海外人士的视野。

比较可见，中、阿关于朝鲜半岛的异域想象在流传后期走向殊途。朝鲜半岛长期处于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双方必然有着诸多真实往来。然而，这并不影响相关记载的想象成分。多数中国士人、作家及图像创作者，并无亲历朝鲜或与朝鲜人接触的经验，同需借助前人著述。另一方面，古阿拉伯东方地理志与海洋贸易关联密切，一则作者常具有异域经历或接触异域见闻的便利，一则著书目的包含对航海与贸易的指导作用。中世纪的朝鲜半岛涵括于海上丝路中，许多朝鲜人以船员、翻译等身份服务于海上丝路贸易。阿拉伯人虽鲜少到达朝鲜，却始终对东方想象着迷，因此将前人记载不断传述、演绎。

因此，古代异域想象虽看似失真，却往往蕴含于真实。传说性质的异域记载，更为直观地反映出海上丝路中市舶贸易与朝贡贸易的视角特征，也侧面反映着古代文化交流中的集体性想象与情感。

结语

从东方君子国的神话地理时代，到新罗君子国的传说地理时代，远方样貌伴随着对乐园的美好期待不断变化，亦保持着稳定的故事内核。有关朝鲜，古代中国与阿拉伯记载中，出现了“君子国”与“黄金地”两种相似想象。在众多以蛮野为特征的异域之国中，新罗成为少见的、共性的异域乐园。

受市舶贸易影响，在阿拉伯地理知识传统中，新罗成为一种富裕美好的远方象征，使诸多“黄金地”的想象与之相连。值得注意的是，黄金狗链、黄金如植物生长等情节单元，在阿拉伯异域传说中十分常见，亦曾被黏贴于其它远方国境。13世纪后，即便航海能力较传说产生初期大为提升，新罗“异域乐土”的想象仍未更改，反而固化加深，成为无病无忧的远方乐园。

同受朝贡观念影响，唐朝一度将新罗赋予“君子国”之称。受其影响，中文记载体系中的朝鲜多见知礼仪、知诗书等描述，在众多职贡国中尤显特殊。明清“裔夷图谱”体系中，朝鲜（高丽）多作为职贡之首国，人物图像礼俗仿习中华，又具衣冠之别。朝鲜形象也因图像体系的传承关系进入民间，流传日本及海外。

较史料而言，异域传说更为直接地反映着社会观念与情感。东西方参与主体从自身视角出发的叙事方式，展现了海上丝路活跃、包容、多元的特点，也诉说着世界人民经由古代海上丝路友好交往的历史。从这种角度来看，由诸多异域传说构成的古代异域知识“资源库”，仍有许多研究价值尚待发掘。

在朝向当下的视野里，今日依然流传着许多有关外国人、事、物的传说。援用经典，可将“他文化”元素中的精神内涵，利用到自身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中，这对于当代文化交流亦有启示作用。新罗或许无意塑造自身形象，但借助与“君子国”“黄金地”等当地文化传统中的经典想象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长期影响力的国际形象。在倡导“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中，或许也应注意到他国文化中可为我所用的元素。

【作者简介】

刘亚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原载《海交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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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3期编校人员

陈丽华、陈少丰、李静蓉、林仪

王丽明、肖彩雅、张恩强

图文编辑：李文慧

审核：陈少丰

终审：林 瀚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