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日读了几篇有关当年北京“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这让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的“知青”老师。回顾一生，我读过小学、中学、大学，工作后还接受过各类培训，教过我的老师可谓数不胜数，然而只有北京“知青”朱曼平老师让我终生难忘。朱老师身上有几个标签：一是北京“知青”，二是“工
今日读了几篇有关当年北京“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这让我又一次想起了我的“知青”老师。回顾一生，我读过小学、中学、大学，工作后还接受过各类培训，教过我的老师可谓数不胜数，然而只有北京“知青”朱曼平老师让我终生难忘。朱老师身上有几个标签：一是北京“知青”，二是“工农兵”大学生，三是高中数学教师，四是创造过教学奇迹。朱老师仅仅执教过三年高中，却改写了两届学生的命运，影响了不计其数的学弟学妹，关键是让一所籍籍无名的厂矿子弟学校（小学到高中一贯制）一跃成为当地的标兵。朱老师曾一度在朔县（现朔州市）教育界成为传奇，几乎家喻户晓，尤其是她那别具一格的教育方法、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忘我无私的奉献精神，即便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人们依旧津津乐道。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朱老师吧！
朱曼平老师，摄于2019年
一、走出田间，迈向讲台
1977年春，神头电厂子弟学校新建的教学楼尚未完全竣工，我们高一年级就在工人们的叮叮当当声里开学了。伴着上课铃声，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教师推门进入，微笑着走上讲台，喧闹的教室立马鸦雀无声。只见她戴着一副眼镜，梳着两条麻花辫，身着蓝布翻领上衣和方口布鞋。她迅速在黑板上写下“朱曼平”三个字，接着用标准的普通话开始自我介绍：“我叫朱曼平，从今天起担任你们的班主任兼数学课老师。我是北京知青，毕业于山西大学，朔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汴子疃村插了6年队……”当朱老师说到“汴子疃”这三个字时，台下发出一阵惊讶声。
“汴子疃”对我们而言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小学语文课本里就有一篇关于汴子疃村的课文。那篇课文特别感人，讲述的是在汴子疃村插队的北京女知青徐小宁（只有17岁，还未成年），在打麦场脱粒时，看到脱粒机卡了秸秆，伸手去疏通，结果被脱粒机绞住，瞬间，手掌和胳膊从出粒口飞出，鲜血喷射，几个年轻人合力掐紧断肢（止血）。徐小宁当场昏死过去，在人们的大声呼唤下，她睁开了眼睛，没有呻吟也没有哭泣，而是问大家：“机器能运转了吗？”每每想起这篇课文就令人不寒而栗。
看到讲台上的朱老师，联想到她那位失去胳膊的同学，我很害怕。要是当时疏通脱粒机的是朱老师，那么讲台上朱老师拿粉笔的右手很可能就换成左手了。后来得知：朱老师1967年毕业于北京西城区丰盛中学（女中），1968年12月28日和同学们乘火车到朔县汴子疃村插队落户，那时她只有17岁。由于朱老师在汴子疃村吃苦耐劳、积极进取，1974年被推荐上了大学（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毕业后分配到了离汴子疃村20里远的神头发电厂子弟学校。朱老师从田间走向讲台整整经历了8个年头。
二、狠抓基础，绝不懈怠
我们班是神头电厂子弟学校开设的首届高中班，名为“高中第一班”。学校在高中教学方面毫无经验，完全是一片空白。老师是从电厂工人里抽调的，仪器是用车间废料拼凑的，学校既无图书馆也无实验室。招收的学生没有门槛，基本由电厂职工子弟、建设单位职工子弟以及附近村子里的农民子弟构成。学生成绩参差不齐，虽说在教学楼建成前上过一学期高中课（学校原来是平房，后被工程指挥部占用），但由于教学楼迟迟未能交工，已经有六个月没上课了。开学了，我们本该上高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要是换作其他老师，很可能会按部就班地衔接上学期课程。然而朱老师却不这样，她要对学生、学校和自己负责。面对这种状况，朱老师犯难了，到底该怎么办呢？经过数日的苦思冥想，她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即“先摸清底子，再因材施教”。
一天的数学课上，她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求√a²的值（计算a平方开方的值）”，让大家解答。大部分学生都不知如何下手，只有极少数学生的答案是“√a² = a”（应该=|a|，并进行判断），朱老师看后摇了摇头，说道：“全班30多名同学竟然没有一人答对，看来得从初中课程学起。”然后当场出了5道初中的“列方程解应用题”，结果只有三位同学得了满分。于是朱老师破天荒地给高一学生补习初中课程。朱老师一边讲解一边让大家做习题，不辞辛劳地进行一对一教学，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教学，初中数学全部补习了一遍。又用一个月的时间把高一第一学期的数学课重新温习了一遍。到暑假时，我们已经学完了第二学期的全部课程。
子弟学校全体教师合影，朱老师在前排右二
三、夜传喜讯，树立信心
1977年下半年，我班全体同学顺利升入高二。记忆深刻的是10月12日的晚自习，朱老师手里提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气喘吁吁地跑进教室，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高考恢复了！高考恢复了！”她缓了口气接着说：“国务院刚刚宣布，从今年起全国正式恢复高考了！”出乎老师的预料，教室里异常安静，没有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同学们一时没把自己和高考联系起来，或许同学们觉得即便高考恢复了，就凭当时的成绩也很难考上大学。同学们普遍对高考缺乏信心。
为了增强学生们的高考信心，朱老师四处搜集1966年以前的历年高考试卷，从中摘选出我们学过的内容，还在每道题后标注年份，然后拿到课堂上，先让我们做一遍，再详细讲解。渐渐地，我们也能做对一两道题了，每当这时，朱老师总会发表一番鼓励：“看看，要是那年你参加高考，也肯定能考上大学。”随着朱老师一次又一次的鼓励，同学们的高考信心逐渐增强。
很快就到了1977年12月，我国中断了11年的高考终于在10日至12日正式开考。这便是著名的“1977年高考”。我们是1978年的应届毕业生，没有资格参加1977年的高考，实际上我们还没学完高二第一学期的课程。12日高考一结束，朱老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份数学试题，连夜刻蜡版并油印好试卷，第二天一大早就把试卷发到了每位同学手中。由于1977年的考题难度不大，虽然有一半考题内容我们没有学过，但还是能做对一些题的。这给我们增添了极大的信心。
四、秣马厉兵，迎战高考
雁北的冬天寒冷而漫长，那时电视机尚未走进家庭，每到半夜，电厂生活区漆黑一片，唯有满天星斗和学校教学楼的一扇窗户透着亮光。亮灯的窗户常常映出一个身影，时而伸伸懒腰，时而来回踱步，人们都晓得那是朱老师的宿舍。恢复高考后，最为匮乏的便是课本和教材，我们手头的课本都是“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不但内容简单而且偏向生产，例如数学里包含育种的“优选法”，物理更侧重于农业机械，根本无法用于高考。于是，朱老师利用休息时间挑灯夜战，把“文革”前的课本刻成蜡纸，再翻印给同学们。
巧的是，朱老师有个妹妹和我们一样，也打算参加1978年的高考，她就读于北京的中学，资料丰富、信息广泛，朱老师怎会错过这个难得的机遇呢，于是，她常常与妹妹联系，让妹妹把北京的资料和模拟考题邮寄过来，以弥补我们资料的欠缺。记得有一次刚收到考题，朱老师挑了一道较难的考题让我尝试，结果我竟然做出来了，朱老师当即鼓励道：“你真厉害！”
1978年初，朱老师从县教育局得知全国将要举办一次中学数学竞赛的消息，她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练兵机会。很快，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朱老师负责组织了一次中学数学竞赛，并依据成绩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为了鼓舞全校士气，校领导专门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校长亲自将金芯钢笔颁发给获奖者。没过多久，朱老师便带着从竞赛中选拔出来的6名同学参加了朔县中学生数学竞赛，县里的这次竞赛实际上是“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的预赛。由于竞赛内容涵盖高中的全部课程，很多章节我们还没学到，尤其是立体几何部分，结果我班没有一人进入省里决赛，也就无缘参加5月21日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总决赛了。虽然参赛成绩不太理想，但对于厂矿子弟学校来说，却极大地提升了全校师生的信心。
高考日期日益临近，学生们摩拳擦掌，老师们全力以赴。在班主任朱老师的感染下，物理老师李锡明、化学老师王大为等老师也不辞辛劳，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几乎每个晚自习都能看到数理化三科老师的身影。作为班主任，朱老师不但重视学生的成绩，更关注学生的身体，她在学校掀起了群众性排球运动，发明了一种能让更多人参与的新玩法。这种玩法是：学生们围成一个大圆圈，都往对面传球，排球尽量不打出圈外，让每个同学都有接触排球的机会，即便接触不到，随着排球的起落，也都会运动起来，同学们在不知不觉中锻炼了身体。一时间，整个学校，上课时读书声此起彼伏，下课后打球声砰砰作响。
朱老师除了关注学生的身体和成绩之外，还格外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高考给学生们带来的压力实在太大了，1977年的高考录取率仅有4.7%，大家都清楚，绝大多数人是考不上大学的。朱老师不愧是数学老师，她把我班的学生比作“纺锤”，中间大两头小。最上面的要冲刺高考，争取当年考上大学；最下面的也不能松懈，等待毕业后的招工考试；中间的要分阶段分层次考入大中专院校。具体而言，她又将中间的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把高考当作练兵，然后复读，争取第二年考上大学；第二部分复读后报考下一年的中专技校；第三部分毕业后报考电视大学或职工大学。朱老师为每位同学量身定制，指明了奋斗方向。她一再强调：“无论是全国高考，还是工厂招工考试，或者工作后的成人高考，都需要高中知识，大家一定要学好高中课程。我们班同学在学习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朱老师与高中第一班的学生们，第三排左四是朱老师
五、首战告捷，再接再厉
清晰地记得，1978年7月19日（高考前一天），朱老师带着我们班29名同学（有几位没有参加），乘坐电厂专门安排的解放牌大卡车，径直奔向朔县城内的考点。看过考场后，朱老师又带着我们住进了县城招待所，并且在招待所上了高中的最后一堂课。最后，她说道：“我对大家提一个要求，今天晚上不许看书，要好好睡一觉。”可是，朱老师自己却一夜未眠。
经过一个月的耐心等候，高考成绩终于揭晓了。教导主任拿着成绩单，跑到朱老师的办公室，说道：“朱老师，恭喜你啊！你给咱们学校放了一颗大卫星。”真没想到，我们班29名参加高考的学生中竟然有3人超出了录取分数线，还有1人差8分就达线了，录取率高达10.3%（1978年全国高考达线率是6.5%）。而朔县某所知名中学的10个应届毕业班近400名学生却无一人达线。后来才知晓朔县地区达到录取线的大多是往届学生（或许全国都是如此）。朱老师一下子成了名人，在朔县地区被广为传颂，几乎是家喻户晓。神头电厂的领导层专门为此召开了会议，决定给朱老师破格晋升一级工资。这在神头电厂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在山西电力系统也极为少见。
高考这一战，神头电厂子弟学校一举成名，朔县地区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以及一些高考落榜生，托关系走后门想要进入子弟学校读书，只是因为教室和师资有限，学校只能接收一小部分学生。很快，朱老师又重新投入工作了，这次她依旧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她没有忘记上一届“纺锤”形成绩分布留下的学生，她要将更多的学生培养成“纺锤”的尖部。果然，1979年朱老师又取得了更大的成绩，9人达到了高校录取线，达线率为23%（1979年全国高考达线率是4.3%），8人达到了中专技校录取线，还有几位同学招工后考入了电视大学和职工大学（没有考上的同学经过再复读，大多数都如愿了，个别同学选择了参军和自谋职业）。她的“纺锤”理论进一步得到了验证。
六、顺应潮流，返城回京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197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终结，在神头电厂工作的北京“知青”们陆续调回北京。朱老师尽管在教学岗位上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绩，可她北京“知青”的身份标签依然存在。眼见着和她一同来山西插队的“知青”相继离去，她不禁涌起孤独之感。她曾多次决意要在山西扎根一辈子，然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她，29岁时依旧孤身一人，已然错过了寻觅对象的最佳年龄。朱老师的父母为此心急如焚，执意要把她调回身边，于是，1980年，朱老师满怀眷恋地离开了她的第二故乡。
朱老师离开那天，她的学生们早早赶到学校，簇拥着她前往火车站。送行的队伍挤满了站台，朱老师逐个与同学们握手道别。登上火车后，她并未走进车厢，而是站在车门踏板上向学生们挥手。火车启动时，朱老师将头转向车厢，她是怕学生们看到自己的泪水。
朱老师回到北京后，进入北京市供电公司工作，由于该公司没有子弟学校，朱老师便告别了她热爱的中学讲台，转而从事自己并不熟悉的职工教育和职工培训工作。
对神头电厂子弟学校来说，朱老师的离去虽是学校的一大损失，但她的精神和教育方法却影响了该校数十年，使得该校在朔县地区每年的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
七、两次返校，课堂依旧
时光仿若白驹过隙，转瞬便到了1998年。随着固定电话的普及，我们和朱老师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得知朱老师想要回“第二故乡”看看后，同学们决定在神头电厂举办一场“高中第一班师生聚会”。在盛夏的某一天，朱老师与同学们终于在神头电厂相聚了。座谈会上，朱老师点名让每位同学做自我汇报，就像20年前的一次班会。朱老师认真听完所有同学的汇报并予以点评，最后她说道：“二十年来，同学们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是什么岗位，大家都很努力，我非常满意，当初的约定已经兑现，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的二十年继续努力！到时候我还会点名的哟。”
1998年师生聚会，前排右二是朱老师
又过了20年，确切地说是20年零10个月，我们与朱老师按照约定，于2019年5月2日再次相聚在神头电厂。这次聚会，同学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有标题、主题、会徽、会旗，还有课堂穿越环节。在课堂穿越环节里，我们找到了40年前上课的那间教室。走进教室，仿佛一下子就穿越回了高中时代。大家按照原来的位置坐好，朱老师推门而入，班长喊道：“起立！”同学们齐声说：“老师好！”朱老师回应：“同学们好！请坐！”接着朱老师开始点名，和上学时不同的是，那时朱老师点名要看花名册，而这次她没有看，是看着人头来点的，她想测试一下自己是否还记得每位学生。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这不是剧本），正在点名的时候，突然门外有人喊：“报告！”朱老师立刻回应：“请进！”这时朱老师真的像穿越了一样，看到进来的是张国政同学，便说：“张国政，你怎么又迟到了？”张国政说：“老师对不起，我刚刚上厕所去了。”刹那间，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这次聚会以一首诗《聚》作为结束：“一九七八年，高中全毕业，正值风华日，浪潮推向前。毕业二十年，我们又相见，举杯赞英雄，家国做贡献。今跨四十年，我们来相见，无论成与否，潇洒才神仙。再过二十年，我们还相约，一个不能少，携手看三泉（神头名泉）。”
2019年师生聚会，前排右二是朱老师
2019年朱老师在班里点名
2019年朱老师与学生们畅谈人生
朱曼平老师的故事，是时代洪流中一簇不灭的星火。在知识断层与命运动荡的年代，她用数学公式为荒芜的土地播种希望，以知青的坚韧在讲台上重构了教育的尊严。她的“纺锤理论”不仅是升学策略，更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深刻诠释——无论身处时代的哪一层褶皱，都能在知识的滋养中找到向上的力量。四十年后，当白发学子仍能在教室中喊出“老师好”时，当神头电厂子弟学校的传奇仍在朔州口耳相传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教师的成就，更是一个群体在历史夹缝中撑起的精神穹顶。那些被朱老师改写的命运轨迹，最终连缀成改革开放初期最动人的教育图景，见证着：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时代的注脚，而是点燃时代的火种。
来源：无穷小与无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