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战国末年的风云变幻中，有四位人物宛如璀璨星辰，闪耀于世，他们便是名震天下的战国四公子。彼时，千军万马的力量，竟不及他们的一句诺言；他们权倾朝野，却终究难以逃脱历史那公正而严苛的褒贬评判。
在战国末年的风云变幻中，有四位人物宛如璀璨星辰，闪耀于世，他们便是名震天下的战国四公子。彼时，千军万马的力量，竟不及他们的一句诺言；他们权倾朝野，却终究难以逃脱历史那公正而严苛的褒贬评判。
当孟尝君依靠鸡鸣狗盗之徒逃离秦国时，与信陵君冒死窃符救赵的壮举形成鲜明对照；当平原君在诸多事务中展现出优柔寡断的一面时，与春申君日益膨胀的野心相互映衬，我们看到，战国四公子在盛行的养士之风里崭露头角，却又在复杂的人性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苦苦挣扎。孟尝君的狡黠、平原君的平庸、春申君的荒诞，他们或是野心勃勃的弄权者，或是墨守成规的守成者，在时代的洪流中，有人成为了时代的荣耀勋章，有人却沦为了权力欲望的可悲祭品。他们虽都参与到养士、合纵抗秦的时代浪潮中，手握看似相同的“剧本”，但为何唯有信陵君被司马迁盛赞，奉为“公子天花板”呢？接下来，让我们深入对比，一探究竟。
我们先看孟尝君田文。总体而言，他广纳门客，却又私心过重，本质上可视为一位热衷于玩投机游戏的跨国政客。他的养士之举充满“功利性”，鸡鸣狗盗之徒在他这里都能成为可用之“刃”。他借助冯谖焚烧债券收买民心，又依靠刺客的帮助逃出秦国。其门下的门客大多因利益而聚集，一旦利益消散，便作鸟兽散。
孟尝君身为齐国宗室，继承了父亲田婴的封地薛邑，凭借自身独特的个人魅力与权谋手段，成为了齐国的权臣，其名字在后世常被用来形容那些急公好义之人。他的主要事迹包括焚券市义、鸡鸣狗盗、狡兔三窟以及五国伐齐等。孟尝君的核心战略是以门客为重要资本，在齐、秦、魏三国的相位之间游走周旋，一心追求个人权势的最大化。表面上看，他似乎促成了齐秦之间的短暂和解，然而，其政治上频繁跳槽的本质，实则是贵族分封制与当时逐渐兴起的极权趋势之间冲突的体现。
司马迁曾评价他“窃符救赵，携外援以自重”，认为他的行为稀释了旧贵族在新秩序面前的军事力量。后来，孟尝君遭到秦昭王的猜忌，竟然联合韩、魏两国攻打秦国，险些致使自己的母国齐国灭亡，这彻底暴露了他将贵族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顽疾。在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中，他被评价为“奸人之雄”；司马迁也认为他好客之举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刺激需求，批评他重利轻义；北宋的王安石更是直接评价他为“鸡鸣狗盗之雄耳”，完全否定了他的治国能力。
再看平原君赵胜。对他的总体评价是忠诚勇敢，但能力有限，属于深陷平庸困局的宗室贵族。他是赵国宗室利益的典型代言人，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他的养士行为更多是一种“符号性”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维护贵族的体面。就拿毛遂自荐这一典故来说，实际上是门客毛遂主动打破僵局，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的门客群体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政治装饰品，并未能真正转化为推动赵国改革发展的动力。
平原君赵胜是赵国的宗室成员，为赵武灵王之子，其最为人熟知的事迹便是毛遂自荐。在邯郸被秦军围困之时，他挑选门客前往楚国求援，毛遂勇敢自荐，最终成功说服楚考烈王与赵国结盟抗秦，共同解了邯郸之围。这一事件既彰显了平原君门下宾客众多，且藏龙卧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原君善于识别人才、任用人才的特点。然而，他始终无法突破贵族特权优先的固有思维定式，这充分体现了旧贵族在军事极权化时代的尴尬处境。他既无法像廉颇、李牧那样统领军队，在战场上建立赫赫战功，又难以抵挡新兴士人阶层崛起的冲击。
接着看看春申君黄歇。对他的总体评价是广散钱财以扬名，却结局悲惨，是一位被权力幻觉所迷惑的寒门枭雄。他的养士行为带有很强的“投机性”，将门客当作政治筹码，然而却未能有效把控门客的质量，最终这些门客在权力游戏中成为了一颗危险的“炸弹”。春申君黄歇是楚国人，凭借出色的辩才闻名于世。他曾作为楚国使者出使秦国，并协助太子熊完回国继位，因此被封为相国，号春申君。在楚国主持国政期间，他积极推行改革，努力加强楚国的实力，不断扩大楚国的疆域，还致力于水利建设等，为楚国的繁荣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春申君并非王族出身，却能掌握楚国相位长达二十余年，这体现了战国后期血缘政治逐渐松动的历史趋势，他是寒门子弟实现阶级突围的典型代表。但令人惋惜的是，他的结局极为悲惨。他因贪恋权力，陷入了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为了延续自己的权势，他试图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段，让李园之妹怀孕后献给楚王，最终却被自己的门客反噬。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寒门贵族在制度缺失环境下的脆弱性，也深刻体现了楚国旧贵族与新兴势力之间的激烈内斗，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楚国在秦统一战争中的崩溃。
最后，我们重点说一说信陵君魏无忌。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战国四大公子之中，无论是从人品、能力才华、格局心胸，还是统兵才能等方面进行比较，信陵君无忌公子都堪称一骑绝尘，远远胜过其余三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唯独在写信陵君的篇章时，不写封号，而是命名为《魏公子列传》，并且通篇都以“公子”相称，“公子”一词共计出现了一百四十七次，而在撰写其余三人的篇章时，都采用封号，即某某君列传。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真正能够完全做到这五个字的人屈指可数，而信陵君魏无忌便是其中之一。此后，司马迁更是在文中借平原君之口，给予了信陵君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公子天下无双”。即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深切感受到司马迁对信陵君那满满的赞叹与仰慕之情。汉高祖刘邦年少时，就多次听闻信陵君的贤名。等到刘邦成为天子之后，路过大梁时，还专门为信陵君举行祭祀活动。在高祖十二年，又专门为信陵君设置了五户人家守护他的坟墓，让他们世世代代祭祀不绝。当时，信陵君窃符救赵，声名远扬天下，十年之后，他又率领五国联军直逼函谷关，打得秦军不敢出战。史书记载“秦十年不敢动”。
在刘邦还是孩童的时候，信陵君就已经名满天下，成为东方六国中抗击秦国的英雄，其威名传遍四方，就连当时乡下的小朋友刘邦也多次听闻信陵君的大名。在那个没有报纸、电视等传播媒介的时代，信息传播全靠人们口口相传，由此可见信陵君威名之盛、传播之广。也正因如此，刘邦年少时便慕名投奔了信陵君曾经的门客张耳。张耳在尚未成名之时，曾担任魏国的外黄县令，早年也是信陵君的门客。刘邦在投奔张耳期间，与张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忘年之交，这足以彰显张耳的不凡气度以及刘邦的卓越眼光。
让我们再来详细看看信陵君的卓越表现：其一，在窃符救赵、击杀晋鄙之后，他号令军中：“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战争意味着死亡，他这一举措是在为士兵家族留下血脉。在那个传宗接代被视为头等大事的时代，这无疑是史料记载中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在邯郸之战中，信陵君率军杀敌十万，成功挡住了秦军妄图吞并天下的脚步，使得秦国十年间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李白写诗称赞道：“大梁贵公子，气盖苍梧云。救赵复存魏，英名天下闻。”
其二，十年之后，秦军攻打魏国，魏王派人来请信陵君回国救援。信陵君不仅不顾安危，舍命返回，还从赵国带回了八万赵军。原本，他也担心魏王会因之前窃符杀将之事进行报复，毕竟杀将乃是灭门大罪。然而，门客中的薛公、赵公劝说道：“倘使秦破大梁而毁先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而立天下乎？”于是，信陵君毅然屈驾归魏，再次展现出舍生取义的高尚品质。
其三，当初秦军攻打赵国时，魏王下令援军按兵不动，信陵君苦苦劝说魏王无果后，竟然召集门客，准备了百余乘车骑，欲奔赴秦军阵营，与赵国共存亡。虽然这看似是飞蛾扑火之举，但令人震撼的是，竟有百余乘车骑的门客愿意跟随他一同赴死。要知道，大家不过是为了谋口饭吃，却愿意如此拼命，足可见无忌公子的人品、信誉以及强大的号召力，这正是“道义性”养士的价值所在。
其四，在偷取虎符之时，如姬为了信陵君，二话不说便冒险去偷取。如姬身为宠妃，怎会不知此事的严重后果，一旦事发，牵涉的将是全族性命，但她依然义无反顾地承担了巨大风险。大力士朱亥在十万大军之中，毫不畏惧地击杀大军主将，这同样是有死无生的灭族大罪，可他也是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而出主意的侯生，因年老无法跟随信陵君前往军中，最终选择面向北方自刎，以表明为知己者死的决心。从无忌、朱亥、侯生到如姬，他们人人都能做到为知己者死，这种情义令人动容。
其五，信陵君归魏之时，除齐国之外，其他五国纷纷派兵支援，共约四十万大军联营百里。而当时魏王也曾派遣使者向诸侯求救，却一兵未得。在这场战役中，信陵君担任统帅，大破秦军主力三十余万，斩首十万，秦军主帅蒙骜率领残部退回函谷关，紧闭城门，不敢出战。
其六，最后，在吕不韦的反间计之下，信陵君被剥夺兵权。心灰意冷的他回到家中，闭门不出，与宾客美女日夜饮酒作乐，如此持续了三年。当时，信陵君名震天下，如日中天，以他的威望和实力，不要说把控朝政、架空魏王，即便废掉魏王自己取而代之，也是轻而易举之事，而且六国出于共同对抗秦国的利益考量，也都会支持他。然而，拥有仁义礼智信光环的无忌公子，断然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虽然我们也不禁遐想，如果信陵君真的做了魏王，历史是否会因此改写，嬴政是否就无法成为秦始皇。信陵君魏无忌是一位在乱世中悲壮突围的理想主义者，他所信奉的政治哲学已超越了狭隘的一国之念，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窃符救赵之举突破了狭隘的国家主义束缚，完美契合了战国士人“士为知己者死”的崇高价值观。邯郸解围、函谷关大捷，这两次重大胜利成功打断了秦国东进的步伐，有力地证明了合纵战略的可行性。与其他三公子相比，孟尝君与春申君将养士工具化，门客沦为他们达成个人私欲的棋子；平原君则暴露出旧贵族养士的形式化，使其沦为一种身份象征的行为艺术；而信陵君则将养士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让士人与主公之间形成了坚不可摧的精神共同体。
从现代视角重新审视，孟尝君可看作早期跨国政客的雏形，同时也是旧秩序的破坏者；春申君是寒门逆袭失败的典型样本，也是新秩序的早产儿；平原君则是旧贵族体系的“活化石”，更是旧秩序的守墓人；而信陵君则是中国式英雄主义的原型，更是新旧时代交替过程中的殉道者。随着战国四公子的相继谢幕，仿佛奏响了一曲恢宏而又悲壮的贵族政治晚歌。当信陵君在酒色中逐渐凋零，当春申君的头颅滚落棘门，他们用生命印证了韩非子的预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属于贵族的优雅时代已然终结，而冰冷残酷的极权铁律正从函谷关外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
来源：小汪胡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