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连续第四年提出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的议案，呼吁降低社保参保门槛、优化缴费机制。这一议题的持续发酵，折射出我国新经济形态下约2亿灵活就业群体的生存困境。

深度解析灵活就业人员生存困境：社保制度与生存现实的双重挤压

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连续第四年提出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的议案，呼吁降低社保参保门槛、优化缴费机制。这一议题的持续发酵，折射出我国新经济形态下约2亿灵活就业群体的生存困境。

首先，让我们来弄明白灵活就业人员的构成。

截至2025年3月，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规模约为2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27%，占城镇就业人员的43%。这一群体的构成包括传统灵活就业人员（如或大或小的个体工商户、各行各业的临时工）和新型灵活就业人员（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等）。

2亿人口构成了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既是实体经济和平台经济的“燃料”，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人”。

一、社保制度的现实困境：高门槛与低覆盖的矛盾

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的社保困境，核心在于制度设计与实际需求的不匹配。企业职工社保由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而灵活就业者需全额自付费用，导致其缴费压力远超普通职工。以北京为例，2024年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为6326元/月，个人需承担20%（约1265元），而企业职工个人仅需缴纳8%（约506元）。这种差异使得许多月收入不足5000元的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直接放弃参保。

此外，险种覆盖不全与缴费机制僵化加剧了问题。当前仅有少数城市允许灵活就业者参与工伤和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更是几乎全面受限。而年度固定的缴费档位申报制度，与灵活就业者收入波动剧烈的现实形成冲突。例如季节性用工群体在淡季时往往被迫断缴，导致社保权益中断。

二、新业态下的生存悖论：高流动性与低保障性

平台经济的崛起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但用工关系模糊化使劳动者陷入“无雇主”困境。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虽与平台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却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被排除在传统社保体系之外。2025年京东、美团宣布为骑手缴纳社保的举措看似进步，但实际操作中仍面临“全职”与“稳定兼职”的界定难题。有骑手透露，平台通过算法调整接单量，使多数人难以满足“稳定兼职”的参保条件。

更值得警惕的是收入不稳定与社保负担的恶性循环。某外卖平台数据显示，约35%的骑手月收入在3000-5000元区间，扣除房租、生活开支后，社保缴费成为难以承受之重。而断缴社保又导致他们无法享受医保报销等权益，进一步加剧抗风险能力脆弱性。

三、政策突围的尝试与局限

李东生作为中国最有良知的企业家，更是一位有最有责任感的人大代表，他提出的三大建议直指问题核心：降低统筹基金费率、建立动态缴费机制、取消险种限制。这些建议若落地，理论上可将灵活就业者社保负担降低30%-40%。但深层次矛盾仍需突破：

1. 财政可持续性挑战：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压力下，单纯降低费率可能加剧统筹账户压力，需配套国有资本划转等长效机制；

2. 制度创新滞后：现有社保体系基于工业化时代的稳定雇佣关系设计，难以适应零工经济“去劳动关系化”特征，急需探索个人账户主导、政府补贴托底的新型模式；

3. 平台责任缺位：头部企业年营收超千亿却未承担雇主责任，需立法明确平台缴费比例，如参考德国“类雇员”制度，将算法控制权与社保义务挂钩。

四、社会结构性矛盾的镜像

灵活就业者的困境本质是数字经济重塑生产关系引发的制度性阵痛。当平台通过算法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时，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滞后放大了社会不公。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三大深层矛盾：

资本扩张与社会公平的张力：平台经济依赖劳动力弹性化降低成本，但社会成本却由劳动者个体承担；

户籍壁垒与人口流动的冲突：异地参保难、转移接续不畅，使农民工等流动群体成为社保“夹心层”；

代际福利的代偿危机：年轻灵活就业者当前低参保率，可能在未来引发养老、医疗等系统性风险。

结语：重构社会保障的“弹性安全网”

解决灵活就业者生存困境，需超越技术性调整，进行系统性制度重构。这包括建立“基础保障+商业补充”的多层次体系，推动社保全国统筹打破地域分割，并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参保、缴费、待遇发放的全流程弹性化。更重要的是，需重新界定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关系，让平台企业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算法囚徒”们继续在发展与保障的裂缝中挣扎。

2亿灵活就业人员，因其构成的特殊性，生活和工作流动性大，这个庞大的社会阶层的稳定，直接关乎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长治久安。李东生代表的提案，本届政府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来源：生活观察家猛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