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字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至关重要。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字义稳定,不受读音变化影响,使不同时空的人们能通过汉字沟通,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凝聚力。相反,“表音文字”随语音变化而改变,导致不同时空的人们沟通出现隔阂,文化认同感和政治凝聚力也相应减弱,进
汉字所承载的“讯息”主要体现在时空超越性、价值意向性和思维整体性上,这些特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原文 :《汉字: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
作者 |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张卫/教授 于广莹/博士研究生
图片 | 网络
文字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至关重要。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字义稳定,不受读音变化影响,使不同时空的人们能通过汉字沟通,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凝聚力。相反,“表音文字”随语音变化而改变,导致不同时空的人们沟通出现隔阂,文化认同感和政治凝聚力也相应减弱,进而分化为不同语言体系和民族共同体。对比欧亚大陆东西两侧,在大致相同面积的地理区域里,中国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而欧洲却分布着多个民族共同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因汉字而统一,欧洲因字母而多元。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汉字作为一种沟通媒介,其本身就是一种“讯息”,它所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它传播的特定内容”。汉字所承载的“讯息”主要体现在时空超越性、价值意向性和思维整体性上,这些特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汉字的时空超越性
“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是世界文字体系中的两种重要类型。“表意文字”遵循“据义构形”的原则,即字形构造基于语言传递的意义,而非发音的物理属性,发音的改变不会直接导致字形的变化。就算持有不同语言的人,只要识字就能知道其传达的意义。与“表意文字”不同,“表音文字”遵循“依音构形”的原则,即根据语言的发音变化选择与之相对应的字母进行组合,进而传达语言意义。当文字发音改变时,字形也会随之改变,进而形成具有全新意义的文字。因此,“表音文字”受语言的严格限制,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很难通过它顺利交往。汉字作为一种典型的“表意文字”,它在跨时空的沟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从时间维度看,汉字沟通着古今文化交流。汉字的字形、字意千百年来变动很小,尽管历经朝代更迭与社会巨变,但汉字的基本结构仍相对稳定。追溯汉字的演变历程,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尽管字体和字式多次变化,但字形与字意的对应关系基本稳定。这种稳定性有赖于汉字的象形特征,即汉字通过视觉形态直接传达字意。视觉上的直观性源自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深入观察、生活体验和常识认知,因而即便汉字简化后,视觉与意义之间的关联仍被保留且变化不大。另外,汉字在唐宋之前基本上属于通用文字,此后虽出现了少数民族文字与汉字融合使用的局面,但少数民族造字往往会仿照汉字,如借用汉字的字形和笔画创制的“契丹大字”和“依仿汉人楷字”而成的“女真文”等。特别是自清末文字简化至今,汉字的使用一直相对稳定。因此,始终如是的汉字为今人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媒介。通过汉字,现代人能够阅读并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展开与古圣先贤的思想对话。这种跨时空的交流促使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在汉字这个统一的书写系统中找到了自我生命的根基和共鸣,从而加深了对共有文化的认同,凝聚起了民族的向心力。
从空间维度看,汉字的“同形”为各民族提供了交流的基础。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在各自的生活区有不同的语言特色,形成了七大方言区,各个方言区下面还有多个亚方言区。若仅依靠发音,各方言区之间难以进行交流,但汉字相对稳定的字形结构使其能跨越语言界限,帮助人们顺利沟通。字形是汉字存在的形式,它通过“象形达意”的方式传达信息。信息的传达又依赖汉字的字式,即结构方式,侧重从内部的构件组合来交流和理解,如“氵”部首通常关联水的概念,而“礼”字则引人思考礼仪和道德价值。正如加拿大传播学家罗伯特·洛根所言,汉字“有一个有趣的特征,方言不能互通的人交谈时无法沟通,但如果诉诸笔端,他们就能读懂同样的文字,并将其译解为自己的方言”。这种强大的沟通功能甚至不限于汉语内部,还可拓展到使用汉字的不同语言之间,比如中国人在不懂日文的情况下,也能凭借汉字的表意功能猜测出日文汉字所要表达的基本意思。
汉字的价值意向性
鲁迅先生说汉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在意的层面,汉字之“意”通常是在“形”的基础上辅之以“音”,这也是为什么在不知道某字读音的情况下也可大致猜出其所表之意的原因。在音的层面,汉字的“读音”据“形”而来,它是对“形”所表之“象”的理解。这意味着读音变化不会影响字形,就算有些汉字本身就是表音,其也是以基本的“形”为基础。比如“蛇”字就是根据蛇发出的声音而创制,其构形所取之“象”却来自蛇本身的样子。在形的层面,汉字的构形并不仅是对自然之物的描述,而是根植于“见鸟善蹄迒之迹”的直观体验。因此,意、音、形三个层面构成了汉字自身的“讯息”,体现出独特的价值意向性。
一般来说,不同体系的文字负载的价值意向性不尽相同。“表音文字”的“异音异形”特征使其负载“独立排他”的价值意向性。这种文字强调字形对语言的适应性,主要根据语言的发音规律选择与之适应的字母组成“以音达意”的文字。这使“表音文字”的每种形式通常只适用于一种语言,语言的变化会直接导致发音的改变,进而需以另外的文字形式来表示。囿于语言间的区隔,这种文字并不能与其他语言的文字兼容。因此,使用“表音文字”的特定共同体内仅能存在一种类型的文字,除非其他类型的文字选择被同化。这种排他性赋予了“表音文字”非兼容的价值意向。受此意向影响,多民族间的和谐共处相对困难。
而汉字“同形异音”的特征使其负载“和而不同”的价值意向性。与同质化的融合不同,“和而不同”是在尊重各民族独特性的前提下,经由思想的相互嵌入孕育出的深层共同感。此特征主要体现为汉字的“同形”与“异音”,它使各民族能够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进行表达。也就是说,汉字在多民族交流中的作用不是同化或排斥其他民族,而是在推动统一的基础上,保持着民族多样性。这与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格局呈现出鲜明的一致性。负载这种价值意向性的汉字,使各民族在依托其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不仅能感受到彼此间的共有身份,还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由此,各民族会深化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认同,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汉字的思维整体性
不同类型的文字会形塑出具有明显差异的思维方式。“表音文字”由于强调语音的逻辑顺序,更容易形成分析性的逻辑思维;而汉字受其表意特性和二维结构的影响,更容易培育出一种综合性的直觉思维。对于“表音文字”来说,理解字意需先掌握字母组合与发音之间的规律,此规律主要通过字母的组合和排序来体现。字母按照发音规律从左到右排列,其顺序反映了发音的因果逻辑。受此影响,“表音文字”使用者在思维上通常更偏向于逻辑分析,若缺乏这种逻辑联系,则各元素便是独立的实体,由此形塑了个体性、原子式、分析性的西方思维。
汉字是由各种笔画组成的块状结构,这种结构在视觉上具有直观性。当人们看到汉字的块状结构时,会自觉将其与自己生活中的体验相联系,进而感受、体会并联想到特定汉字所表之意。与这种理解模式相关的是非逻辑的直观体验或直觉思维,强调的是在有机联系中把握事物的整体性思维。这种思维更注重集体感、大局观,将个体与他人、家庭以及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种超越个体边界的“大我”意识,这种意识使中华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辜鸿铭在《论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称其为“用心”思维,并强调这种思维具有“同情的力量”,使中国人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与同胞之间的情感纽带,这种纽带激发了各民族之间的内在情感联系,帮助中华民族共同渡过诸多危难时刻。
总之,汉字作为中华民族长期采用的统一文字,不仅为各民族之间的顺利沟通搭建了桥梁,而且加深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的那样,“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我们要珍惜汉字这一宝贵的文化媒介,增强文化自信,进一步发挥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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