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对俗文学研究的推动

摘要：“整理国故”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思想和运动。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整理国故与中国现代俗文学研究的兴起”（19AZW021）指出，“整理国故”运动通过研究方法的开辟、教育制度的保障、出版业的兴起推动了中国现代俗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整理国故”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思想和运动。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整理国故与中国现代俗文学研究的兴起”（19AZW021）指出，“整理国故”运动通过研究方法的开辟、教育制度的保障、出版业的兴起推动了中国现代俗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原文：《“整理国故”对俗文学研究的推动》

作者 |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鲍国华

图片 | 网络

“整理国故”是新文化背景下出现的一场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运动。这场运动上承章太炎、刘师培等前辈对“国故”与“国粹”的倡导，中经胡适、钱玄同、顾颉刚、郑振铎等人的合力推进，下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的学科建制与学术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存在。1919年1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了“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文化建设之纲领，既指向新文化运动的未来道路，又从学理上开启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大潮。“整理国故”运动一经出现，随即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支持者视之为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反对者则视之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尽管产生了不小的争议，但“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现代俗文学研究的推动，不仅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俗文学研究的方法

作为现代中国学术之新范式的建立者，胡适在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中均做到了开风气之先，对于中国小说史学而言亦如是。作为胡适大力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小说史研究不仅承载着提升白话文学地位的文化使命，而且体现出以小说为社会史料的阅读趣味。以《〈水浒传〉考证》和《〈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与胡适的大部分学术著作一样，具有“教人以方法”的典范意义，其学术思路与写作策略，启发并规范了几代学人。胡适对小说史研究的学术期待与文化诉求，不仅在他本人的著述中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呈现，更经其弟子和学术追随者顾颉刚、郑振铎、孙楷第、周汝昌等人的进一步倡导与发挥，逐渐蔚为大观。尽管随着小说史资料的不断发现和小说史观念的日益更新，后世的研究较之胡适有一定的突破与超越，胡适的一些学术论断，尤其是对作品的审美判断，也常常遭到诟病，但其基本思路为后学所承继，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胡适对中国小说史学的贡献，不在于某些具体论断的确凿不移，而在于开辟了一条新的学术路径，并最终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学术路径与品格，从而在“整理国故”的大视野中，确立了以小说史研究为代表的俗文学研究的策略和方法。这一方法不仅贯穿于胡适的学术生涯，还对同时代和后世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实绩。

胡适“整理国故”的代表性论著——“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系列论文不仅是其研究旨趣和治学方法的集中代表，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建立了一种研究范式，而且在中国本土的“考证之学”和杜威的“实验主义”之间寻求交集。胡适一方面取法西方，另一方面不肯轻易放弃本土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无论是其终生信奉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还是对中国古代“汉学”方法的肯定，在胡适的言说中都具有中西合璧的色彩。尤其是后者，属于胡适钟情一生的方法问题，而且对“考证之学”的关注，更是早在赴美留学之前，并在接触实用主义哲学后，与之相印证，发掘出考证方法的科学性，将其与实验的方法相类同、相对举。胡适在这方面最杰出的贡献和最具有典范意义的工作，在于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与考证方法的聚合。

俗文学如何讲授

在促成俗文学研究之兴起的诸多因素中，除视野开阔、才华卓著的先驱者的大力倡导和苦心经营外，制度的保障也至为关键。其中，现代大学教育与“文学”学科兴起之关联，尤为引人瞩目，成为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中国现代大学学制之于文学学科之兴起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这一论断迄今为止已基本上达成共识。作为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俗文学，其地位在晚清民初的日渐上升也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关系密切。晚清以降，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类逐渐进入教育管理者的视野，这就为其日后登堂入室，成为教学与研究的对象奠定了基础。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正式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类纳入中国大学的课程体系之中，从而进一步为其文学和文化地位的有效提升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北京大学率先开设小说、戏曲讲座和相关课程，这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一方面，它促使晚清以降渐受重视的小说和戏曲等俗文学文类正式进入现代中国知识与学术生产的机制之中，俗文学研究也由此获得了现代学科的专学属性，并由于顺应了新文化和“整理国故”运动倡导者的理念与趣味，吸引更多学人参与其中，逐渐成为显学。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大学通过制度性设计，鼓励教师开设俗文学课程，并从事俗文学研究，不仅使俗文学进入最高学府，而且培养了以俗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新一代研究者，实现了学术的薪火相传。可见，现代大学制度之建立对俗文学研究之兴起的促成与保障，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众多发现和主张如何以制度化的方式得以落实的一个显著案例。吴梅、鲁迅分别在北大开设戏曲、小说课程，不仅促进了作为俗文学文类的小说和戏曲地位的提升，制度的保障又使他们在北大的课堂内外如鱼得水，在实践层面不断磨练和提高自家的创作水平，并从理论层面及时总结研究之心得，完成了自家的学术著作。这无疑体现出制度与人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成全。同时，除名目繁多的各类课程外，课程之外的演讲也值得重视。前者作为现代学科建制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后者则作为俗文学课程的延伸和补充，与之共同组成现代中国众声喧哗而又精彩纷呈的俗文学课堂，更因此促成相关学术著作在文体上的差异。课程、演讲及相关著作之间的关联和缝隙尤其值得关注。

俗文学研究与出版

除大学教育外，促进俗文学兴起的另一制度性因素是出版。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兴起对传播新文化、发动新学术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者借助出版传播其学术观念，出版机构也希望通过刊行知名学者的著作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无论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商务印书馆，还是与之竞争的中华书局和泰东图书局，还是后起的亚东图书馆和北新书局，在“整理国故”的背景下都出版了大量的俗文学原典和论著，特别是经由学人参与的原典刊行，引导读者以新的眼光和趣味阅读俗文学，重新绘制了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图景，并由此重构了学人、作家和读者眼中的俗文学观念。

在众多出版机构中，亚东图书馆的俗文学出版尤其值得关注。从1920年起，亚东图书馆开始出版中国古典小说的系列标点本，除对小说文本进行标点和分段外，还邀请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徐志摩、孙楷第等人撰写具有导读性质的序文，置于小说文本之前。“亚东本”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堪称出版人和学人精诚合作的范例。亚东图书馆借助这一系列中国古典小说标点本的出版，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益，也在出版行业内和广大读者中树立了良好的文化口碑。这对一个规模较小的出版机构而言，实属难得。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者通过对“亚东本”中国古典小说出版的热情参与和积极扶植，将“整理国故”的理念植入其中，使这一出版行为构成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有力推进，进一步提升了作为俗文学文类的小说在读者心中的文化地位，并向读者提供了阅读的“范本”和“规则”。经过标点、分段和名家导读的中国古典小说由此成为新文化的载体，使“整理国故”的理念实现了物质化，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传播。“亚东本”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对出版人和学人而言，取得了双赢的效果。“亚东本”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历时近30年，而且多次再版，成为亚东图书馆的重要品牌。作为一家规模较小的出版机构，亚东图书馆在其40年的发展历程中危机不断，历尽沧桑，但高质量的编辑和不计成本的投入，使“亚东本”足以被写入中国现代出版史，为亚东图书馆赢得了荣誉和尊严。“亚东本”中国古典小说是出版与学术良好合作的典范，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俗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