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编自大米所著同名小说的《小巷人家》，去年播出时，收到观众的广泛关注。

改编自大米所著同名小说的《小巷人家》，去年播出时，收到观众的广泛关注。

剧中讲述的20世纪70年代末，苏州棉纺厂家属区的庄家、林家、吴家三个家的生活变迁，更是让很多人找到了参照，产生了共鸣。

剧中黄玲和庄超英这对夫妻的生活状态，更是撕开中国式家庭的遮羞布。

尤其是，在面对亲情时，两口子如何用“穷”对抗吸血式亲情，更是耐人寻味。

《小巷人家》里黄玲和庄超英这对夫妻，堪称“反孝道先锋”。

婆婆要钱治病？装聋！小叔子借房结婚？装死！

他们用“破罐子破摔”的姿态，硬生生在80年代的上海弄堂里，劈出一条“穷人有资格自私”的血路。

他们为啥会出现如此行径呢？

“工资全上交，吵架腰杆硬”是黄玲的“经济独立”密码。

剧中黄玲是棉纺厂会计，庄超英是中学老师，双职工月入合计不到100块（按80年代物价），却敢对婆家狮子大开口说“不”。

其中主要关键就在黄玲死死攥着钱袋子，手握财政大权。

面对每月的发薪日，黄玲直接从庄超英工资袋抽走30块交房租水电，剩下的才归丈夫零花，彻底堵住“私房钱接济婆家”的漏洞。

婆婆要钱买药，她当场掏出空钱包：“妈，超英这个月奖金被扣了，要不您先把上次借的5块还我们？”

这种哭穷的演技，真的是让人汗颜。

话说赡养老人本身就是应该做的事，治病更是不能含糊的事情，在他们这里，就显得这么没有亲情感。

黄玲的这种做法，在历史上也有参照。

比如，宋代“河东狮吼”柳月娥，也是靠掌控陈家财务，才治住丈夫陈季常的纨绔习气。

经济基础决定了家庭的话语权，古今皆同。

剧中的庄超英，非常懦弱，这正好成了“黄玲”。

这个上海弄堂的男人，活成了“妻管严”的活教材。

当婆家要抢他们单位分房给小叔子结婚时，庄超英蹲在墙角擦皮鞋，全程由黄玲输出：“房本写我名，谁敢动试试？”

面对一边是妻子，一边是父母、弟弟，庄超英他不知如何选择，只能在这场分房大战中装起了哑巴。

婆婆骂黄玲不孝时，庄超英小声嘟囔：“妈，我工资卡在她那……”，表现出很无奈借口推卸责任。

复旦婚姻研究专家沈奕斐曾指出：“中国式婚姻里，丈夫的‘无能’往往迫使妻子成为‘恶人’，这种角色分工是底层家庭对抗宗族压迫的生存策略。”

庄超英的这种无能，不正让黄玲成为了“恶人”么。

我们知道，80年代那会家中的双职工，是新中国第一代“断亲族”。

黄玲们的底气，藏着大时代馈赠。

单位分房，搬出去去，疏远了原有的宗族居住理念。

国企福利房打破“三代同堂”传统，物理隔离催生心理疏离。

1982年《宪法》明确“男女同工同酬”，黄玲们不再是被休弃的“无根浮萍”，而是成了妇女顶半边天的真实写照。

据上海社科院统计，1985年上海双职工家庭达67%，较1950年暴涨400%。

这显示当时妇女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她们成为了新时代的女性，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

这时的她们不在唯唯诺诺，有资格也敢于对婆家说“不”。

“比狠？我们无产阶级光脚不怕穿鞋的！”

当婆家祭出“不孝”大旗时，黄玲的应对堪称教科书。

她先发制人，赶在婆婆开口前哭诉“超英评职称又被黑了”；

同时，她还祸水东引，“二叔不是刚升车间主任吗？让他多尽孝”；

最后，她使出终极杀器，抱着孩子往婆家饭桌一坐：“妈，孩子饿两天了，给口饭吃吧”。

这招像极了《红楼梦》探春反击赵姨娘——用“我穷我有理”对冲“我老我有理”，把孝道困局打成比惨大赛。

黄玲们不是天生凉薄，而是看透了传统孝道的剥削本质。

当庄超英的工资撑不起婆家的欲望，当弄堂的蜗居装不下三代人的算计，“破罐子破摔”就成了弱者的生存智慧。

正如编剧王小枪借剧中人之口点题：“这世道，穷人不耍横，难道等着被吸干骨髓吗？”

因此，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当你的钱包比良心还干净时，该不该用“穷横”守住最后尊严？”

没钱的时候，搞钱才是关键，其他都是浮云。

你要懂得，你穷得时候，没有多少人跟你讲尊严的。

没钱的时候，面子、尊严都没啥用，要敢于放下面子、尊严，去努力搞钱。

来源：那个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