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叶眉舒，咱俩这辈子能成，八成是上天跟咱开了个大玩笑。＂王建国笑呵呵地说这话时，我正端着他亲手做的木碗喝汤，一口汤差点喷出来。

＂叶眉舒，咱俩这辈子能成，八成是上天跟咱开了个大玩笑。＂王建国笑呵呵地说这话时，我正端着他亲手做的木碗喝汤，一口汤差点喷出来。

那碗是他用黄杨木精心打磨的，边缘处刻着细密的花纹，手感温润，像是有生命一样。

八十年代末的教室里，阳光总是透过玻璃窗照在泛黄的课本上，黑板上的粉笔字在空气中飘散着细小的粉尘。

那年头，学校里什么最值钱？成绩。

我叶眉舒就是拿成绩说话的主儿。

小学三年级，我已经是全班公认的＂小教导主任＂，老师不在时都让我维持纪律。

班上有个男生叫王建国，瘦瘦小小，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书包永远歪歪扭扭挂在肩上，一侧的背带总是松散着。

他的作业本角常被他揉得起毛，卷子上的红叉比星星还多，每次发卷子时，他都低着头，悄悄地把卷子对折再塞进破旧的书包里。

记得有一回，陈老师让大家对照默写＂静夜思＂。

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教室的木地板上，我刚把＂床前明月光＂写完，就听见王建国在后座小声嘀咕：＂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我气不打一处来，猛地转过身：＂是＇床前＇不是＇窗前＇！你怎么连这都记不住！＂

王建国挠挠头，脸上浮现出那种特有的憨笑，眼角挤出几道细纹：＂哎呀，床前窗前，不都差不多嘛。＂

＂才不一样！＂我翻了个白眼，心想：这孩子没救了。

陈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鬓角已有几缕白发，总是穿着朴素的蓝色工装，却掩不住她眼中的温柔。

她倒是经常夸王建国：＂这孩子心眼实诚，人缘好。＂

有次班里的花盆打碎了，别的孩子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背黑锅，只有王建国二话不说，拿来簸箕和扫帚把碎片清理干净，还主动掏腰包买了新的花盆。

我撇撇嘴，心想好人缘有啥用，考试不还是垫底？

八十年代末，收音机里常播着＂知识改变命运＂，大院的墙上贴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标语，我爸妈天天跟我说：＂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出人头地。＂

我把这话当成了圣旨，课本几乎不离手，就连吃饭时都在背单词。

那时候的村子还很落后，土路上一到下雨就泥泞不堪，夏天的蚊子多得像是专门来消遣人的，可我从不抱怨，因为我坚信，好好学习就能离开这里，去更大的世界。

小学毕业那天，操场上摆满了桌椅，每个人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校长在台上讲话，阳光炙烤着水泥地面，热浪一阵阵地往上冒。

王建国悄悄走到我身边，手里捧着一个小木头笔筒，歪歪扭扭刻着＂前程似锦＂四个字。

＂眉舒，这是我送你的毕业礼物。＂他脸上带着羞涩的笑容，眼睛却亮晶晶的。

我接过来看了看，心里嫌它做工粗糙，边缘还有毛刺，比起我得到的印着明星照片的精美文具盒差远了。

＂谢谢。＂我干巴巴地说，顺手就塞进了书柜底层。

谁能想到，这个笔筒会在多年后重新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成为我最珍视的物件之一？

中考那阵子，我拼了命地学。

家里的灯常亮到深夜，我妈心疼我，总偷偷把闹钟调慢，怕我起得太早。

爸爸骑自行车带我去学校，即使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他也从不抱怨，只是把手套摘下来给我戴。

那年的夏天特别闷热，考场上汗水浸透了衣背，可我心无旁骛，顺利考上了省重点。

王建国连普高都没考上，去了技校学木工。

听说这事时，我心想：这不是意料之中嘛，学渣的归宿。

我妈却说：＂这孩子选得不错，一技之长，吃饭不愁。＂

那时的我不以为然，总觉得只有考大学才是正道。

那几年，改革开放的热潮席卷全国，电视里播着《渴望》《北京人在纽约》，人人都想奔向新世界。

商店里开始出现彩色的包装盒，街头的录音机放着邓丽君的歌，年轻人谈论着港台明星，一切都在悄然变化。

我埋头苦读，全心全意为高考做准备。

我妈说我跟着了魔似的，饭都顾不上好好吃，碗里的菜常常凉了也没动几筷子。

可这有什么办法？大学是我的目标，我得踩着独木桥过河。

我们班有个女生，学习也不错，可高二就辍学去了南方的电子厂，据说一个月能挣好几百。

班主任在班会上叹息：＂眼前的小利不要被迷惑啊，知识才是最大的财富。＂

我把这话牢牢记在心里，哪怕同桌偷偷看言情小说，我也从不为这些分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九三年的夏天，我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

那天全家人高兴得像过年，爸爸特意杀了只鸡，妈妈包了一锅饺子，就连平时严肃的奶奶也笑得合不拢嘴。

临行前，我妈说隔壁李婶家儿子在北京打工，让我有困难可以找他。

我一听那名字——王建国，顿时没了兴趣：＂妈，咱就别麻烦人家了，我能自己搞定。＂

妈妈叹了口气：＂你这孩子，从小就倔，能靠的人多点儿有什么不好？＂

我懒得争辩，只想快点踏上北上的列车。

那时的火车又挤又闷，绿皮车厢里弥漫着汗味和方便面的香气，我挤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大学四年，我依旧是那个成绩拔尖的学生，只是人缘不如从前。

宿舍里的女生周末约着去逛王府井，看场电影，或者去什刹海划船，而我总是抱着书本，戴着耳塞，对她们的邀请视而不见。

室友们私下管我叫＂女强人＂，约我出去玩总被我一句＂我要复习＂挡回去。

渐渐地，她们不再叫我了，我也乐得清静。

毕业那年，长安街上的银杏叶金黄一片，我拿到了知名外企的offer，起点比同学们高出一大截。

同学聚会上，大家边喝啤酒边羡慕地说：＂眉舒这么优秀，将来肯定前途无量。＂

那会儿我真以为，人生就该这样一帆风顺，像我这样的尖子生，就该比别人活得更出彩。

可老天偏偏喜欢捉弄人，从不按套路出牌。

2003年夏天，北京刚刚经历了非典，街上的人比往常少了许多，口罩成了必备品。

一个闷热的傍晚，我接到老家的电话，说我妈突发脑溢血住院了。

我连夜赶回老家，坐在疾驰的出租车上，看着窗外模糊的灯光，心跳快得像是要蹦出胸膛。

医院的走廊上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我站在病房外，第一次体会到了无能为力的滋味。

＂眉舒？＂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

我一回头，见到了许久未见的王建国。

他比记忆中高了不少，身板也结实了，穿着一件朴素的格子衬衫，只是那憨厚的笑容依旧没变。

＂你妈情况咋样？＂他问，声音里满是关切。

＂医生说...说需要长期护理。＂我声音哽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王建国点点头：＂别担心，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他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种踏实的力量让我突然找到了依靠。

我本想客套地推辞，可那几天实在焦头烂额，脑子里像是浆糊一般，连最简单的表格都填不好。

王建国二话不说，帮我跑前跑后办住院手续，陪我去药房买药，还帮我联系了病房里的护工。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专门做了个木质靠背椅，带着工具来医院组装，让我妈躺着舒服些。

看着他娴熟地装卸椅子，手法精准，一点不马虎，我忽然意识到，曾经那个默写总错字的男孩，如今已经有了一技之长。

那段日子，王建国常来医院看望我妈。

医院的走廊上总是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药味和消毒水的气息，他却总能带来一丝温暖。

有回他带来自己做的糖醋排骨，装在保温盒里，还热乎着。

我妈吃得津津有味，脸上久违地露出了笑容：＂建国手艺真好，不光做家具，连饭都做得香。＂

王建国不好意思地笑了：＂叶阿姨，这都是小菜一碟，您身体要紧，好好养着。＂

那天傍晚，我和王建国并肩走在医院门口的小广场上。

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

我问他这些年过得怎样，他挠挠头说：＂刚开始在家具厂打工，后来自学了点设计，现在有个小工作室，做点定制家具。＂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匠心居，让生活更有质感＂。

卡片是淡黄色的，上面印着一把木椅的剪影，朴素却不失品味。

我有些诧异：＂你还学设计了？＂

＂嗨，也不是啥正经设计，就是看了些书，又跟老师傅学了些手艺。＂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掌心有些粗糙的茧子，那是常年与木头打交道留下的印记。

＂对了，听说你在大公司当经理，真厉害。＂他的眼神里满是真诚的赞叹。

那一刻，我第一次没觉得他在恭维我，反而感到一丝愧疚。

想起小时候对他的嘲笑和不屑，我心里突然滋生出一种莫名的感觉，像是多年的成见被轻轻撬开了一道缝。

我妈出院后，我不得不回北京。

临走前的那个早晨，雨刚停，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

妈妈拉着我的手说：＂眉舒啊，建国这孩子不错，踏实肯干，还有孝心。＂

她语气里有种试探，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笑着打断她：＂妈，您别打这主意。我俩不是一路人。＂

＂瞧你说的，我就随便一说。＂妈妈笑了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人这辈子啊，不光要看长相学历，还得看品性。没吃过苦的人，不知道甜是啥滋味。＂

我当时只当她是老人家的唠叨，没往心里去。

回北京后，我投入了更疯狂的工作节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写报告到凌晨，周末加班成了常态，领导交代的任务，我总是第一个完成。

同事们背地里说我是＂工作狂＂，可我不在乎，只要能升职加薪，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值了。

谁知道风水轮流转，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了整个行业。

公司裁员的消息像瘟疫一样在办公室蔓延，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忧虑。

我以为凭我的业绩能躲过这一劫，可人算不如天算，我的名字赫然在裁员名单上。

十年职场生涯，换来一纸解约书。

那天走出公司大楼，初冬的寒风吹得我浑身发抖，我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该往哪儿飘。

失业在家的日子，我整个人都垮了。

租的房子在五环外，狭小的空间里只有电视机的噪音作伴。

窗外高楼林立，人来人往，可没人知道这小小的单元房里，住着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职场精英，如今却连房租都发愁。

简历投了无数份，要么没回音，要么薪资大打折扣。

三十岁出头，在北京这座城市里，我突然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一类人。

有天我听到楼下的老太太说：＂现在的年轻人，光有文凭没本事，一遇到困难就不行了。＂

我蒙住头，把自己埋进被子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天晚上，我接到王建国的电话，说他来北京谈生意，问我有没有空见面。

他声音依然温和，像是多年前在医院走廊上那样，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心感。

我们在西单附近的一家小馆子见面。

店里的灯光昏黄，墙上贴着各种家乡小吃的海报，几张木桌子摆得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烟火气。

他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夹克，头发利落地剪短，见到我就咧嘴笑：＂哎呀，大城市就是不一样，连人都比咱家乡水灵。＂

我勉强笑了笑，知道他是在给我捧场。

镜子里的我，眼下有明显的青黑，脸色也不如从前红润。

几杯啤酒下肚，酒精的作用下，我竟把失业的事说了出来，连带着这些年的委屈、迷茫，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

＂小时候，我总觉得只要学习好，就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我才明白，人生哪有那么简单。＂我喝着啤酒，苦笑道。

王建国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杯中的啤酒泛着细小的泡沫，在灯光下闪烁。

忽然他说：＂要不...来我这儿干？＂

我愣住了：＂你这儿？＂

＂我这两年把生意做大了些，在北京也开了家店，专做原木定制家具。＂他说话的样子很认真，眉头微微皱着，＂正缺个会管理的人，你要是不嫌弃...＂

我本想一口回绝，骄傲让我无法接受曾经看不起的学渣的帮助。

可转念一想，这段时间四处碰壁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现实的残酷。

思量再三，我答应先去看看。

第二天，王建国带我去了他在北五环外的工作室。

那是个初冬的上午，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洒进来，落在各式木材上，反射出温暖的光泽。

说是工作室，其实是个不小的厂房，里面摆满了半成品家具，十几个工人正忙着干活。

有的在打磨木料，有的在组装，还有的在上漆，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有条不紊。

他给我看他设计的家具，有简约风的书架，有中式的罗汉床，还有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助力椅。

每一件作品都透着匠心，看得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对家具的要求也高了。我就琢磨着，家具不光要好看，还得实用，对不？＂王建国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装满了星星，＂我这儿虽然比不上你原来的大公司，可咱们做的是良心活。＂

看着他的热情和干劲，还有工人们忙碌却不慌乱的样子，我竟有些动心。

就这样，我开始在＂匠心居＂负责市场策划和客户对接。

起初，有些老员工对我这个＂空降兵＂有些抵触，背地里嘀咕：＂听说这是老板从小学就认识的人，估计是走后门进来的。＂

我装作没听见，埋头工作。

一开始我还担心自己搞不定，毕竟卖家具和做金融是两码事。

可没想到大公司的经验派上了用场，我帮工作室梳理了客户管理系统，优化了销售流程，还利用以前的人脉资源联系了几家高端酒店。

不到半年，我就帮工作室拿下了几个大单子，那些曾经质疑我的员工也开始刮目相看。

这期间，我才真正了解了王建国这些年的经历。

他从技校毕业后，一心钻研木工技艺，从学徒做起，一点点积累经验。

他说：＂我从小就喜欢摆弄木头，觉得它们有生命，在手里变个模样，特有成就感。＂

晚上没活的时候，他就去夜校学习设计和经营管理，一点一点把小作坊做成了现在的规模。

＂那你为什么选择在北京开店？＂我好奇地问，＂家乡的房租便宜多了。＂

王建国笑了：＂在北京能见到更多新鲜事，学到更多东西。再说了，家乡那边谁会花大价钱买手工家具？都喜欢便宜实惠的。＂

慢慢地，我发现他身上有种特别的魅力—踏实、专注还有不服输的劲头。

记得有次去山东采购木材，我们开车穿过连绵的山路，路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松树。

突然下起了大雨，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车顶上，像是打鼓一般。

雨越下越大，山路开始泥泞，我们的车陷在了半山腰，只好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借宿。

村里条件差，泥巴路湿滑难行，学校的桌椅都破破烂烂，有的甚至只剩下三条腿，孩子们趴在上面写字，歪歪扭扭的。

王建国看了，二话不说，借了工具，用当地的木头给学校修了几张桌子。

他的手法娴熟，像是在弹奏一首无声的乐曲，木料在他手中变成了结实的桌腿和平滑的桌面。

他还教村里的孩子们简单的木工活，告诉他们怎么辨别木材的纹理，如何使用锯子不伤到手。

看着他耐心地指导孩子们，蹲下身来与他们平视，眼神中满是真诚和关爱，我的心突然软了一下，像是一块顽石终于被雨水浸透。

那年冬天，我们一起去河北调研市场。

路上遇到大雪封路，白茫茫的雪地里，我们的车像是一艘孤船，周围除了呼啸的北风，再无他物。

只好在小旅馆住下，那是个山区的小镇，处处透着破旧和寒气。

晚上停电了，我裹着被子直哆嗦，牙齿打架似的咯咯响。

王建国敲开我的门，手里捧着个小火盆：＂我从老板那借的，煤火，暖和。＂

他的脸被冻得通红，鼻尖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可笑容依旧灿烂。

火光映照下，他的脸忽明忽暗，笑容依旧憨厚。

他小心翼翼地把火盆放在安全的地方，又嘱咐我注意通风，细心得像个老妈子。

那一刻，我忽然发现，他的眼睛很好看，像是秋天的栗子，温暖又深邃，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

公司慢慢有了起色，我们的合作也越来越默契。

他负责设计和生产，我负责销售和管理，就像是一架精密的钟表，各自的齿轮相互咬合，一起前进。

有天整理文件，我在柜子底层发现了那个许多年前他送我的笔筒。

我一眼认出了那歪歪扭扭的＂前程似锦＂四个字，不由得鼻子一酸。

当年的我有多骄傲啊，看不起他的木工活，嫌弃他学习不好，可如今，他的木工却成了我们的饭碗，而我引以为豪的学历，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一切都是那么讽刺又那么奇妙。

我把笔筒放在了办公桌上最显眼的位置，每天看着它，像是提醒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公司里的人都注意到了我和王建国之间的变化。

有次开会，我提出了一个营销方案，他第一个鼓掌支持，眼神里满是赞许和信任。

茶水间里，有人悄悄打趣：＂老板和眉舒经理是不是有啥？＂

＂有啥不好？两人般配着呢。＂另一个人笑着说。

我听了假装生气，心里却像是灌了蜜似的甜。

去年夏天，公司举办了五周年庆典。

会场布置得简单却不失格调，主色调是原木色和淡蓝色，像是森林和天空的结合。

员工们穿着统一的T恤，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庆典结束后，王建国神神秘秘地拉我到后院，给我看他亲手做的一套红木家具。

那是张四方桌和两把椅子，做工精细，上面雕刻着缠绵的藤蔓花纹，每一道线条都流畅自然，像是有生命一样。

＂这是...？＂我有些不解，手抚上去，感受着木头的温度和纹理。

＂咱结婚用的。＂他挠着头，憨笑着，脸红得像是喝了二两白酒，＂眉舒，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觉得...咱能成不？＂

我愣住了，心跳快得像是要蹦出胸膛：＂你这是...求婚啊？＂

＂不像吗？＂他紧张地搓着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琢磨了好久，想着与其买个钻戒，不如亲手做点有用的东西。＂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木盒，打开来，里面是枚用木头雕刻的戒指，上面镶着一颗小小的钻石，简单却不失匠心。

我笑出了声，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像断了线的珠子。

这么多年，我从看不起他，到佩服他，再到依赖他，现在...是爱上他了吧？

那种感觉就像是春日里的一杯清茶，温暖却不灼热，回味悠长。

＂嫁给我吧，我保证，一辈子对你好。＂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却坚定无比。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曾经被我嘲笑过的学渣，如今站在我面前，眼神清澈，肩膀宽厚，是那么可靠。

＂好。＂我点点头，泪眼朦胧中，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下那抹熟悉的、温暖的笑容。

婚后，我们开办了＂童心木坊＂，专门为留守儿童提供免费的木工课程。

工作室里常常充满孩子们的欢笑声，他们在木头上刻出自己的梦想，有的是一座房子，有的是一艘船，还有的是简单的＂爸爸妈妈＂几个字。

看着那些孩子们专注的表情，我常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那时候的我，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纯粹的梦想？

人生啊，真是讽刺又奇妙，兜兜转转，让你明白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前几天收拾旧物，我又翻出了那个小笔筒。

阳光透过窗帘照在上面，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在岁月的洗礼下，显得更加珍贵。

王建国从背后环抱住我，下巴轻轻抵在我的肩膀上：＂还记得吗？那是我第一次刻字，手都抖得不行。＂

＂记得。＂我靠在他怀里，感受着他胸膛的温度，＂那时候我觉得你笨手笨脚的，作业总是错，字也写得难看。＂

＂那现在呢？＂他的声音里带着笑意，像是已经知道答案。

＂现在我觉得，这辈子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嫁给了当年最看不上的学渣。＂我转过身，望进他的眼睛，那里面有星辰大海，有岁月静好。

王建国哈哈大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叶眉舒，咱俩这辈子能成，八成是上天跟咱开了个大玩笑。＂

是啊，这大概就是命运。

它让我在最骄傲的时候跌倒，又让我在最无助的时候遇见了最可靠的依靠。

人生的答卷，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不只是分数和文凭，还有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最为珍贵的东西——善良、踏实和爱。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