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至1865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以测量局前局长乔治·埃弗勒斯之名命名此山，“埃佛勒斯峰”这一称呼才在西方流传开来。然而，此时“珠穆朗玛”这一名称在中国已沿用数百年。

珠穆朗玛峰，这座世界最高峰，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它不仅是地理上的奇迹，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价值。

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处。在中国，其名为“珠穆朗玛峰”，藏语中意为“圣母”，此称谓在18世纪的藏文古籍中便已存在，足见其在西藏文化中的重要性。

西藏人民视其为神圣的象征，它在藏传佛教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根基。而尼泊尔对其的称呼为“萨加玛塔”，该名称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正式确定。

西方对珠穆朗玛峰的认识相对迟缓。19世纪50年代，英国测量局才初次确认其存在，并赋予其“XV号峰”的代号。

直至1865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以测量局前局长乔治·埃弗勒斯之名命名此山，“埃佛勒斯峰”这一称呼才在西方流传开来。然而，此时“珠穆朗玛”这一名称在中国已沿用数百年。

中国对珠穆朗玛峰高度的测量历史悠久。清朝乾隆年间，中国就已着手对珠峰高度进行初步记录，尽管当时技术受限，数据不够精准，但这种积极探索的态度为中国在国际珠峰研究领域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步入现代，中国多次主导珠峰高度的精确测量。2020年，中国成功将珠峰高度精确测定为8848.86米，该数据迅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在登山路线方面，珠穆朗玛峰有两条主要路径：北坡路线始于中国西藏，南坡路线则从尼泊尔出发。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众多西方探险家在早期的珠峰探险中选择从中国西藏一侧展开考察。

当时，英国殖民者掌控着印度，尼泊尔因担忧被英国吞并，对外国人实施严格的防范措施。而清朝末期的中国，尽管国力衰微，但对西藏地区外国探险者的管控相对宽松。

1921年，英国登山队在珠峰探险时，队长霍华德·伯里于北坡发现了通向山顶的潜在路线。他对北坡壮丽景观的描述以及所拍摄的照片，通过《国家地理》等杂志传播至全球。

当世界首次在杂志上目睹珠峰时，呈现的正是中国一侧的壮丽风光，这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颇为有趣的是，尽管1953年希拉里和丹增·诺尔盖通过尼泊尔南坡成功登顶，但在此之前，七次主要的珠峰探险尝试均是从中国北坡进行的。

媒体在塑造人们对珠峰的认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中期起，大量有关珠峰的纪录片和照片涌现，其中不少将焦点集中在北坡。

北坡陡峭的主壁、壮观的冰川以及标志性的冰床，通过媒体的镜头展示在世人面前。《国家地理》等知名媒体在制作珠峰专题时，常常选取中国一侧作为取景地。

他们凭借生动的画面和精彩的解说，向观众呈现了珠峰北坡的独特魅力。观众通过这些媒体作品，仿佛亲身感受到了珠峰北坡的雄伟与神秘，从而在心中建立起珠峰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旅游开发的差异进一步加深了珠峰的中国印象。中国的珠峰大本营建设完备，游客能够乘车直达海拔5200米的观景平台，较为轻松地欣赏到珠峰的壮美景色。

相较之下，尼泊尔的大本营需要游客徒步多天才能抵达，这对许多游客而言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因此，更多普通游客倾向于通过中国一侧来认识珠峰，使得“珠峰=中国”的印象愈发深刻。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珠穆朗玛峰占据着重要地位。小学教科书中明确提及，珠穆朗玛峰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与尼泊尔交界处，着重强调了“我国”，使孩子们自幼便对珠峰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有清晰的认知。

这种教育方式培养了孩子们对祖国壮丽山河的自豪感和热爱之情。

除了教科书，各类文化产品也成为强化珠峰中国属性的重要媒介。纪录片将珠峰的雄伟身姿和神秘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镜头下，珠峰的皑皑白雪、陡峭山峰以及变幻莫测的气候，让观众领略到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同时，纪录片通过讲述中国登山队征服珠峰的故事，彰显了中国人的坚韧与勇气，进一步加深了珠峰与中国的情感纽带。

在邮票和纪念币等文化产品上，珠峰的形象频繁出现。这些精美的设计不仅展现了珠峰的壮丽景色，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珠峰，感受到其所代表的中国精神。中国通过在教育和文化产品中的持续强化，成功占据了珠峰的“文化所有权”。中国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传承，将珠峰融入国家文化体系，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对珠峰文化所有权的主张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国通过举办各类与珠峰相关的文化活动、学术研讨会等，向世界展示了珠峰的独特魅力和中国对珠峰的深入研究成果。

同时，中国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分享珠峰的故事和文化内涵，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珠峰文化领域的影响力。

来源：濮达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