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浏阳县的具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于1926 年的8 月和9 月相继成立。8 月12 日，在县城曾子庙召开的全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告浏阳县总工会的成立，选举县泥木工会委员长朱建盛为总工会委员长。不久，朱建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
中共浏阳县委成立
相继成立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和共青团委
浏阳县的具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于1926 年的8 月和9 月相继成立。8 月12 日，在县城曾子庙召开的全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告浏阳县总工会的成立，选举县泥木工会委员长朱建盛为总工会委员长。不久，朱建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929 年9 月在保卫井冈山黄洋界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5 岁。1926 年9 月上旬，在县城文庙召开的浏阳县的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县农民协会，选举罗纳川为委员长。罗纳川是平江人，后任浏阳工农义勇队参谋长。罗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县农民协会成立后，立即派人分赴各区指导工作，帮助建立区、乡的农民协会。
中共浏阳县委和共青团浏阳县委，分别于1926 年的10 月和1927 年的2月成立。在成立县委前，浏阳的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都称作为特别支部。中共浏阳县委是1926 年10 月在县城文庙秘密召开的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会议选举潘心源为县委书记，张侃（组织部长）、张启魁（宣传部长）、郭起（工人部长）、罗纳川（农民部长）、黄颐（妇女部长）、于汉雯（秘书长）为委员。浏阳县第一次团代表会于1927 年2 月在县城的澄中高小举行，由蔡邦友主持。会议宣告团县委成立，并选举徐骐为书记，蔡邦友为宣传部长，邹敬萍为组织部长。
浏阳县妇女运动的兴起也比较早，妇女界的领导人有宋克若、陈昌甫（团省委书记田波扬的爱人）、邵振维、邹园华等。1927 年2 月在县城礼乐局召开全县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由省妇女运动特派员黄颐主持。黄颐是长沙县金井人，曾担任过省党部的妇女部长。经过选举，黄颐任浏阳县妇女联合会委员长，宋克若为副委员长。
加入C·Y 和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暑假期间，金江高小时的同班同学熊振华从长沙的长郡中学回到浏阳家里，约我交谈。当听到我对旧社会种种弊端怀有强烈不满后，对我讲：只不满现状是不够的，而要行动起来，并带动更多的人一起行动起来，革旧社会的命。经过多次交谈后，他向我谈到，现在有一个以反对旧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宗旨的革命组织，叫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向我介绍了C·Y 的性质和组织纪律，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他愿意作我的介绍人。我听后感到兴奋，说愿意参加，并表示了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不久，他通知我说，长沙方面已批准我加入C·Y，嘱我先在当地从事农民运动，如何过组织生活，以后再通知我。从此，我便一面教书，一面从事农民运动。
有一位叫刘少龄的人从长沙回浏阳，我们相遇后谈得很投机。他向我宣传一些革命道理，说要革命，一个人不行，许多人团结在一起才有力量，譬如，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几十根筷子捆在一起就折不断，搞革命要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当他知道我已由熊振华介绍加入C·Y 以后说，他同熊振华很熟，可以立即通知他将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浏阳。
1926 年秋，浏阳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王德吾（共产党员）来到冲和区所在地帐冲，筹建区农民协会。他找许多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以确定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人选。我向他推荐区劝学所的宋子枚，我说此人不错，是合适人选。王德吾问我愿不愿当。我说，如果要我当，我也愿意。听说宋子枚向他推荐我，说他年龄大了，不如我出任合适。之后，王德吾召开区各界人士座谈会，工人、农民、学校、劝学所、团防局等各方面都有代表参加，共数十人。经过协商研究，正式确定我任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从此，我辞去了教书的职务，全力从事农民协会的工作。此时，由于我C·Y 的组织关系尚未转到浏阳，县农协召集各区农协委员长开会时，我只能参加公开会议，而不能参加党的秘密会议。当我的组织关系转到浏阳后，便开始参加党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同时在浏阳县城孔庙内第一次参加C·Y 的组织生活会议。为了便于公开活动，更好地开展农民工作，组织决定我同时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冲和区分部的宣传委员。区分部的主任委员是国民党右派，叫胡征吾。
与此同时，省农民协会特派员欧阳晖受县委委派，到冲和区筹建党的区委。他对我讲，区委人手太少不行，建议我由C·Y 转党。我听后高兴地答应了。由欧阳晖向县委写报告，县委批准我转入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让我兼任区共青团的特支书记。当时，党、团员的人数很少，我们积极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优秀分子中发展党、团员。区劝学所的宋子枚就是此时被发展入党的，我二哥宋骍臣也在晚些时候被吸收入党。发展党员是很严格的。深夜，人们都睡了，关上门，在墙上挂一面党旗，新党员在党旗前举行简单而又隆重的入党仪式。人人都要念誓词，前面几句的大意是：革命，遵守纪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后面两句我记得最清楚，是“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入党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讲，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妻儿。入党前后也读一部分马列主义的书，我读过的有《唯物史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中共冲和区委成立时，区委书记欧阳晖，组织委员宋于臣，我任宣传委员。
积极参加农村大革命
减租减息退押，分田分地真忙
1926 年到1927 年，在北伐战争和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湖南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在湖南，浏阳又是群众发动得最为广泛、斗争最为激烈的县份之一。谈到当时湖南农运，往往有平（江）、浏（阳）、醴（陵）之称。
1926 年7 月，作为北伐军先头部队的叶挺独立团到达浏阳，继又有程潜率北伐军第六军过此。当传来叶挺独立团进抵长沙的消息时，浏阳人民就奔走相告，热烈盼望北伐军早日到来。7 月24 日，叶挺独立团由醴陵进入浏阳，人民群众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欢迎北伐军。群众一见到这支面貌全新、士气高昂的军队，非常兴奋，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向北伐军送茶送水、赠送慰劳品的人群络绎不绝，还为北伐军当向导带路、挑东西等。北伐军入城的当晚，在县城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群众代表向北伐军赠送了“革命先锋”的锦旗。叶挺团长代表北伐军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浏阳人民的欢迎和支持。次日，大街上张贴告示，要求全城商民对北伐军“须得平价出售，毋得高抬时价，致失军民携手之意。”北伐军纪律严明，尊重当地风俗，维护群众利益，不乱拿群众一针一线。北伐军在浏阳作短暂停留后，经浏阳的东乡到平江。群众被北伐军严明的纪律和革命的精神所感动，含泪送别北伐军。北伐军给浏阳人民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教育课。农民运动支持了北伐军，北伐军又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湖南省委和浏阳县委对农民运动的兴起十分重视，省农协派特派员到各县进行指导，潘心源、罗纳川、张启龙、欧阳晖、慕容楚强等许多同志都是以省农协特派员身份到各地开展工作的。县农民协会召集各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开会听取汇报，交流经验。在浏阳，我所在的西乡反动势力比较大，一贯敌视农民群众、狠毒狡诈的反动分子张梅村一伙就主要在西乡普安区所在地的普迹一带活动。其他乡，特别是东乡和北乡农民运动的兴起比较早，农民协会的工作也搞得好。我担任西乡冲和区农协委员长后，对如何开展工作，开始心里没有数。我们一方面学习其他乡的做法和经验，一方面走访农民群众，同农民主要是佃农和半自耕农商量，农民协会首先应当做哪几件事情？
其实，当时并不懂得什么大道理，而是农民运动的实践教育我们遇事一定要同群众商量，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是农民运动逼着我们这样做的。
他们说，租金太重，不堪负担，要减租。当时，浏阳的地主豪绅对农民收的租率很高，一般为60％，有的竟高达70％。农民辛勤劳动所得的收获，自己只能得到30％—40％。农民们说，利息太高，还不起，要减息。贫苦农民由于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常常要向地主借债。地主便乘人之危，重利盘剥。
一般收年息3 分到5 分，即年初借10 元，按5 分息计算，年底须还15 元。借谷的则实行“借一还二”，即春荒时借谷一石，到新谷成熟时要还二石。农民们还说，租地收押金，不合理，要退押。当时，农民租地主的田所收的押金往往比租金还多，这是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贫苦农民为了交付押金，常常被迫典当、出卖家产和牲畜，或借高利贷。到新谷上场，既要交租，又要还贷，自己所剩无几。调查了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后，我们区农民协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减租、减息、退押”（有的地方减押）。此时，几乎全体农民都组织在农民协会之中，农民运动势不可挡，昔日威风不可一世的地主劣绅们对于农民协会提出的要求，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减租、减息、退押成功后，农民扬眉吐气，农民协会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了。下一步搞什么呢？我们又去同农民商量。农民提出这样一些要求：一、修路。他们说路太窄的要加宽，太弯曲的要取直，太坏的要修整。二、清理大而富有饲堂的族产。当时这些祠堂的族产帐目混乱，被一些人任意挥霍以至贪污，农民意见很大。农民还提出一个问题：在地主的田和农民的田之间种的一些大树挡住农民田的阳光，影响收成，应当砍掉。农民协会照农民提出的上述要求进行工作，农民很高兴。到1927 年，农民开始提出了分田的要求。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开展了分田运动，首先丈量土地，接着按人口和劳动力平分土地，在地里插竹牌作为标杆，写上分给那个农民的名字。在基础不大好的地方，分田运动井没有开展起来。随着农民运动的不断深入，农民的觉悟日益提高，他们提出为了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农民协会缴了民团的枪，并将其改造为农民自卫军。1927 年上半年，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妇联等群众团体出面联合召开全县民众大会，到会的有数十万之众，许多人带着梭镖，有的背着步枪，威武庄严，声势很大。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我们自己还加了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当时还认为县委有点右，其实是我们幼稚，不懂得政策。大会通过决定缴了县警卫队的枪，其起因是县警卫队队长唐秉忠私自放走了民愤极大的西乡劣绅张梅村。群众严厉责问唐秉忠，并要求县长肖骧下令处决唐秉忠。肖骧是国民党右派，对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一直采取对抗态度，此时他竭力狡辩，但慑于群众压力，不得不下令枪毙了唐秉忠。群众认为肖骧和唐秉忠是一伙的，不能再继续当县长，立即罢免了他的县长职务，选举县总工会妇女部长邵振维担任县政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县长）。我们根据省政府提出的意见，把肖骧押往长沙，交省政府查处。这就是浏阳轰动一时的“驱肖运动”。
邵振维是浏阳北乡人。 1925 年，由潘心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8 月，在浏阳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妇女部长。1927 年2 月，被增补为中共例阳县委委员。她当选为浏阳县长时，年仅21 岁。她是浏阳第一位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女县长，也是当时全国第一位共产党员女县长。马日事变后，邵振维被反动派逮捕，惨遭毒刑，但她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反动派遂对她下毒手。临刑前，她已奄奄一息，仍高呼“共产党万岁！”邵振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是浏阳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
毛泽东同志于1927 年初在湖南实地考察一个多月后，热情讴歌和高度评价了湖南的农民运动，批评了党内党外对待农民运动的错误观点。毛泽东称赞湖南的农民运动是“空前的农村大革命”，说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迹。”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是我们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
当时我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各方面都不成熟。在党、团组织的引导下，在轰轰烈烈、急风暴雨式的农民运动中接
受了革命的洗礼和锻炼。
自卫队员“反水”，侥幸脱险，告别家人去部队
1927 年5 月21 日，许克祥率三十五师一个团，在湖南长沙袭击并解散了省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就是“马日事变”。何键、许克祥一伙在湖南进行血腥镇压，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人”。地方反动势力纷纷进行反攻倒算。被杀害的不仅是共产党员，还杀害了非党的进步群众以及无辜人民，如接替我担任冲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的宋菊溪并不是党员，也惨遭杀害。甚至有些剪了巴巴头的妇女，也被无辜地杀了。白色恐怖笼罩湖南全省。
此时，县委将欧阳晖从区委调到县里工作，让我留在冲和区坚持。欧阳晖把全区的党员名册留下来交给我，团员名册就由我掌握，还有农民自卫队的十多杆枪。在由民团改为自卫队以后，我们虽然进行了一些工作，发展了个别的党员，也派一些进步的农民进去，但是总的来说对这支武装的改造抓得不紧，领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我们手里，普迹的张梅村同冲和区原民团队长孙玉衡暗里串通一起，由他们策划在班长池明德操纵下，十多名自卫队员“反水”了。一天，吃完晚饭后我刚从区农民协会出来，门外已布置了岗哨，他们把其他人都放过了就是不让我走，让我折回去。我说为什么？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捆绑起来，我问他们这又是为什么？他们蛮不讲理地说，不用问为什么，枪毙了你再说。后又改说不枪毙也可以，你去给我们十几个弟兄搞伙食钱来。我问要多少？他们说要一大笔钱。此时，我身上有全区党、团员的名册，一直在暗中盘算，怎样才能保证这两份名单不落到他们手里。万一他们要搜身，可就麻烦了。为了应付他们，我说好吧，我设法去借钱。他们押着我走了好几家商店，都推说没有钱。后来，找到一家姓徐的杂货铺老板，我向他保证日后由农民协会如数还清，他才答应借了五十块大洋。这些人拿到钱后，押送我过浏阳河，在一个向小冲方向去的路上找了个人家住下过夜。
我在里面睡，他们在外面看守。我放下帐子，睡在床上用尿把党、团员名册弄湿，揉碎，趁晚上起来小便时扔进了尿桶。这下，我才放心了。
第二天早上，他们押着我回原区农民协会驻地，但不敢在此地住，把我押到八角亭。这是一块高地，大哥家曾在这里住过，我过去也曾在此处读过一两年私塾。当时，虽然“马日事变”已经发生，但是浏阳县农民运动的形势仍然对我们比较有利，全国也并未完全被反动势力所控制，他们尚不敢轻易向我下毒手。我对他们讲，你们不能总是把我关在屋里，也让我出去活动活动。他们答应了。几次外出散步，我都返回了，他们放松了对我的戒备。
一次外出散步，我趁他们不备，猛地跑到山下，摆脱了这些人。到哪里去呢？回家不行，到舅舅家也不行，他们一定会到这些地方去找我，早就考虑要到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去处才安全，这个地方就是我姐夫的姐姐付骏三的家，这家过去很有钱，他们不知我有这个关系，想必他们不会找到这里来。吃了晚饭，未敢久留，就离开了。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我绕道十多里从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渡口过了浏阳河，偷偷回到家里。我对父母亲和三哥说，我回来只能向你们告别一下，马上就得离开，越快越好，不然有危险。他们见情况紧急，虽然不忍，也不好挽留。我就从此长期离开了家。
我只身一人往县城赶，天快亮时离县城还有十多里路。此地一个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叫何明，为人很好。一到这里，我就感到安全了。在何明家吃罢早饭，赶到县城。先到县农民协会找到欧阳晖和罗纳川，请他们向县委报告。不久，他们告诉我：你的情况县委都知道了，你休息一段时间，等待县委分配工作。此时，平（江）、浏（阳）、醴（陵）等十多个县准备攻打长沙的农民军已经奉命撤回。县委决定分配我到军队工作。
以枪杆子对枪杆子，
参加浏阳工农义勇队
浏阳工农义勇队是1927 年3 月正式成立的。此前，有农民自卫队，这是农民协会的自卫武装，也是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武装，以大刀、梭镖为武器。其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他们受压迫深，反抗精神强，很有战斗力。此外，还有1926 年10 月就成立的工人纠察队，这是浏阳最早的全县性的革命武装组织，也很有战斗力，武器开始也是大刀、梭镖、棍棒一类，后来补充了少数枪支。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共浏阳县委深感必须进一步加强武装建设，把全县的工农武装统一起来，以适应未来斗争的需要。于是，在县委的周密部署下，采取速战速决的办法，收缴了全县各团防局的700 余支枪，初步解决了所需的武器问题。浏阳工农义勇队就是以上述两支革命武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部分旧民团的人经过改编也加入了工农义勇队。成立时，总共不到一千人。不久，被编为湖南工农义勇队第四团队，团队长苏先骏，党代表潘心源，参谋长罗纳川，下设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另有一个直属特务连，连长是原县总工会主席朱建盛。我被分配到一大队二中队任党代表。
工农义勇队这支武装的存在，对反动势力是严重的威胁，对广大人民群众是强有力的支持。
“马日事变”后，西乡普安区普迹镇以张梅村为首的反动武装很嚣张，县委决定派原省工会特派员戴仙岳同志（湖南叙浦县人）率一小股部队前去。
一进普迹镇即遭张梅村反动武装包围，除个别同志脱险外，大部分英勇牺牲，戴仙岳同志也在这次行动中英勇献身。
一大队二中队由团部派驻在浏阳北乡北盛仓区，对付反动武装的前哨部队。后调我们去打西乡张梅村的反动武装。在离我家不远的马家湾，我二中队和反动武装备占一个山头对峙，都打了枪，但没有大的交火。这是我第一次打仗。我大哥宋骏臣就是在马家湾战斗后被敌人杀害的。这次交火后，我二中队仍返回北乡原驻地。
“马日事变”后，武汉汪精卫政府与蒋介石反动政府同流合污，共同实行坚决的反共政策，党中央决定，浏阳工农义勇队同平江工农义勇队一起赶去参加南昌起义。
来源：白马茶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