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末年，汉室衰微，皇帝沦为傀儡，政令难出宫门。天下大乱，各路诸侯蜂拥而起。袁绍坐拥冀州，兵强马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官渡之战大破袁绍后，势力迅速扩张；孙策、孙权兄弟在江东开疆拓土，奠定东吴根基；刘备则在诸葛亮辅佐下，入蜀占据益州。各方势力多年混战，魏、蜀、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皇帝沦为傀儡，政令难出宫门。天下大乱，各路诸侯蜂拥而起。袁绍坐拥冀州，兵强马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官渡之战大破袁绍后，势力迅速扩张；孙策、孙权兄弟在江东开疆拓土，奠定东吴根基；刘备则在诸葛亮辅佐下，入蜀占据益州。各方势力多年混战，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
魏国占据北方，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军队庞大，实力最为雄厚。蜀国据有益州，沃野千里，凭借山川险阻，易守难攻。吴国占据江东，以长江天险为天然防线，水军强大。三方相互制衡，荆州这片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战略要地，成为三国激烈角逐的核心。荆州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地理位置关键，谁掌控荆州，谁就掌握战略主动权。
在三国纷争的宏大叙事里，白衣渡江是极具戏剧性与影响力的关键事件，彻底改变荆州归属，重塑魏蜀吴三方战略态势，而这其中，孙权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背盟奇袭，荆州易主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率蜀汉主力北伐襄樊，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斩杀庞德，威震华夏，曹操惊恐万分，几欲迁都。此时，东吴孙权觊觎荆州已久，与吕蒙等密谋偷袭荆州。
孙权作为东吴的最高决策者，在白衣渡江事件中起到了主导与推动的关键作用。荆州对东吴意义重大，它不仅是长江防线的关键节点，更是东吴拓展势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要地。孙权深刻认识到，若荆州一直被蜀汉掌控，东吴的长江防线便存在巨大隐患，随时可能遭受来自上游的军事威胁 。所以，从战略布局角度出发，孙权早就有夺回荆州的想法，白衣渡江事件正是他战略意志的集中体现。
吕蒙深知关羽勇猛且警惕，正面交锋难以取胜，便定下一套极为精妙且大胆的战术与战略计划。在战术层面，第一步是诈病之计，吕蒙对外宣称自己病重，向孙权请求回建业调养，推荐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陆逊接替自己。此计利用关羽对吕蒙的忌惮心理，以及对陆逊的轻视，成功麻痹关羽，属于典型的“示形动敌”战术，通过示弱隐藏真实意图，让对手放松警惕。孙权积极配合吕蒙，批准其诈病请求，让这一迷惑关羽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陆逊上任后，马上写信给关羽，信中满是谦卑之词，对关羽的战功极力吹捧，表达自己对关羽的敬仰，还表示自己只愿保境安民，希望关羽不要对东吴有所疑虑。关羽看信后果然愈发轻视东吴，觉得陆逊不足为惧，放心地将荆州大量守军调往襄樊前线。这是心理战在战术上的巧妙运用，进一步瓦解关羽的防备心理。
见关羽中计，吕蒙立即实施第二步计划——伪装奇袭。他率领东吴精锐，将战船伪装成商船，让士兵身着白衣，扮作商人模样，日夜兼程沿江而上。荆州江边烽火台守军以为是普通商船，毫无防备，吕蒙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占领荆州诸多要地。这是出其不意战术的极致发挥，选择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和时间发动攻击，达成战术突然性，迅速突破敌人防线。
从战略层面来看，吕蒙此次行动契合东吴长期以来“全据长江”的战略构想。荆州位于长江中游，是东吴长江防线的关键环节。控制荆州，东吴便能将长江天险化为完整的防御屏障，增强自身战略纵深，提升国防安全系数。同时，夺取荆州可以削弱蜀汉实力，改变三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使东吴在三国博弈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吕蒙为何未入武庙
在军事历史的长河中，武庙是对古代杰出军事家的一种至高荣誉象征。然而，吕蒙尽管在白衣渡江这一事件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却未能进入武庙，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军事成就的全面性来看，吕蒙的军事生涯主要集中在对荆州的争夺上。虽然白衣渡江一战成名，但与武庙中的诸多名将相比，他的战功略显单一。武庙中的军事家往往有着更为丰富多样的军事经历和广泛的战略成就，例如孙武著有《孙子兵法》，其军事思想影响深远，且在多场战争中展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吴起不仅在军事上屡立战功，还在政治、军事改革方面有着突出贡献，使魏国成为当时的强国。相比之下，吕蒙的军事成就局限于特定区域和特定战役，缺乏在更广阔战场上的全面表现。
其次，道德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吕蒙的评价。如前文所述，白衣渡江是一次背信弃义的行动，尽管从东吴的战略角度有其合理性，但这种违背盟誓的行为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相悖。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不仅重视军事才能，也强调将领的品德和忠义。武庙中的名将大多以忠诚和正义著称，吕蒙的行为在道德层面上受到了质疑，这可能使其在武庙的评选中处于劣势。
再者，吕蒙的军事理念和影响力相对有限。武庙中的许多名将都有着独特的军事理念和深远的影响力，他们的军事思想和战术创新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韩信的“背水一战”体现了其灵活多变的军事策略，为后世军事家提供了经典的战例和思路。而吕蒙的军事行动主要基于当时三国的具体形势，其战术和理念在后世的传播和应用相对较少，缺乏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此外，历史评价的主观性也不可忽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评价者对将领的评价标准可能存在差异。在一些历史记载和评价中，吕蒙可能没有得到足够高的评价，这也影响了他进入武庙的机会。例如，一些史家可能更看重将领在对抗外敌、保卫国家统一方面的贡献，而吕蒙的战功主要是在三国鼎立的内部纷争中取得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历史评价中的地位。
在三国纷争的宏大叙事里，白衣渡江是极具戏剧性与影响力的关键事件，彻底改变荆州归属，重塑魏蜀吴三方战略态势，而这其中，孙权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吕蒙的军事行动也成为了历史上的经典战例，但他未能进入武庙也成为了军事历史中的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关羽的战略失误
关羽在此次事件中存在诸多战略失误。首先，他对东吴的威胁预估严重不足。尽管孙刘联盟存在利益分歧，但关羽过于相信双方表面的和平，忽视了东吴对荆州的觊觎之心。在北伐襄樊时，没有对东吴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将大量兵力调往北方前线，使得荆州后方空虚，给了东吴可乘之机。
其次，关羽在外交上处理失当。蜀汉与东吴本应是盟友关系，共同对抗曹魏，但关羽为人傲慢，轻视东吴。他曾说出“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之类的狂言，严重损害了孙刘联盟的关系，使得东吴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对蜀汉动手。
再者，关羽对战场形势判断过于乐观。水淹七军后，他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考虑到曹魏与东吴联合的可能性，也没有及时巩固荆州防线，对潜在的危险缺乏警惕。
刘备集团没有及时支援的原因
刘备集团未能及时支援关羽，原因是多方面的。地理因素是首要难题，益州与荆州之间崇山峻岭相隔，交通极为不便。当时的道路条件和通讯手段落后，信息传递缓慢，刘备在益州很难及时准确地了解荆州的危急情况。当关羽北伐襄樊初期取得胜利时，刘备可能并未意识到局势会急转直下，等到荆州告急的消息传来，已经错过了最佳支援时机。
此外，刘备集团内部刚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刘备在益州立足未稳，需要时间巩固统治，处理内部事务。同时，刘备刚刚在汉中与曹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虽然取得胜利，但自身也损耗巨大，兵力、物资都需要时间恢复和补充，短期内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支援力量。
从战略协调上看，刘备集团可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战略协同机制。关羽北伐襄樊，或许是他的自主军事行动，没有与刘备、诸葛亮等核心决策层进行充分沟通和协调。这导致刘备集团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无法迅速做出统一、有效的应对策略，错失救援良机。
改写战局，三国易势
蜀汉——“隆中对”美梦破碎
从蜀汉角度来看，荆州是诸葛亮“隆中对”战略规划的核心要点。按照设想，蜀汉要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兵北伐中原、兴复汉室。失去荆州，蜀汉不仅失去大量人口、土地与资源，更失去从荆州北伐的战略支点。此后，蜀汉只能偏居益州，从汉中艰难北伐。汉中道路崎岖，粮草补给困难，兴复汉室大业愈发遥不可及。同时，蜀汉内部也遭受重创，关羽所部是精锐力量之一，这支部队的覆灭让蜀汉军事力量锐减，人才储备出现断层，严重影响后续发展与军事行动。
东吴——利弊参半的豪赌
对于东吴而言，得到荆州实现“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极大增强防御纵深。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掌控此地后，东吴长江防线得以完整，面对北方威胁时，有更多缓冲空间，能更好地凭借长江天险抵御外敌。而且荆州的人口和资源，也为东吴发展提供助力，增强综合国力。
但这一行动彻底破坏孙刘联盟。刘备得知关羽被杀、荆州丢失后，倾全国之力发动夷陵之战。虽然东吴在陆逊指挥下取胜，但吴蜀两国实力均受损严重。战后，两国元气大伤，难以再合力对抗曹魏，东吴外交陷入孤立，不得不重新审视与蜀汉和曹魏的关系，调整战略布局。而这一系列连锁反应，都源于孙权对荆州的战略决策，他必须为东吴后续的发展方向负责。
曹魏——坐收渔翁之利
曹魏在白衣渡江事件中看似是局外人，实则是最大受益者。原本蜀汉和东吴联合对曹魏形成的战略压力，因白衣渡江和随后的夷陵之战大幅减轻。关羽北伐时，曹魏几近崩溃边缘，而东吴的偷袭解了曹魏燃眉之急。吴蜀交恶后，两国实力受损，曹魏不仅解除南方巨大威胁，还获得战略主动权。此后曹魏可根据吴蜀情况，灵活调整战略，或分化瓦解，或各个击破，在三国博弈中占据上风，为日后司马氏统一三国奠定基础。
白衣渡江的劣质性
从道德层面看，白衣渡江是一次背信弃义的行动。孙刘联盟在当时是对抗曹魏的重要基础，双方曾多次联合抗曹，共同抵御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然而东吴为了一己私利，不顾此前的盟友情谊和共同抗曹的大义，趁关羽北伐曹魏、后方空虚之际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基本的道义准则，遭到蜀汉及后世众多秉持正统观念人士的唾弃。
从长远战略稳定性而言，白衣渡江打破了三国之间微妙的平衡。虽然东吴短期内获得了荆州，实现了“全据长江”的目标，但却引发了蜀汉的疯狂报复，夷陵之战让吴蜀两国实力双双受损。这使得三国鼎立的均势被打破，曹魏成为最大赢家，原本三国相互制衡、相对稳定的战略格局被破坏，为后来曹魏（晋）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东吴此举可谓是因小失大，为了眼前的领土利益，牺牲了长期的战略稳定和联盟关系。
从政治影响角度出发，白衣渡江事件使得东吴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它让东吴在道义上蒙羞，成为破坏联盟的一方，在舆论和政治形象上遭受巨大损失。此后，东吴在与蜀汉和曹魏的外交博弈中，都面临着信任危机，难以再轻易构建稳固的联盟关系，这对东吴后续的发展和战略布局产生了诸多限制 。
“江南鼠辈”：情绪化的贬称
“江南鼠辈”这种称呼，带着强烈贬义与愤怒，大多出自蜀汉及部分拥刘人士之口。在他们看来，孙刘联盟是抗曹的坚固基石。然而，东吴为一己私利，不顾盟友之情与抗曹大义，趁关羽北伐、后方空虚时偷袭荆州，这种行为是小人行径，是对盟友的背叛。他们觉得东吴行事毫无道义，只贪图眼前小利，鼠目寸光，不顾抗曹大局。在蜀汉民众心中，东吴此举令人不齿，“鼠辈”之称便是宣泄这种愤怒与轻蔑情绪的直接体现。
但从东吴立场出发，荆州地理位置险要，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荆州地处长江中游，一旦被他国掌控，东吴长江防线就形同虚设，随时可能遭受来自上游的攻击。从战略角度考虑，巩固自身防线、夺取荆州确实有其合理性。孙权作为东吴之主，从国家利益出发做出决策，虽在道义上备受指责，但从东吴的生存与发展来看，也有其无奈与必然。只是在道义与战略的艰难抉择中，东吴选择后者，这种重利轻义的做法引发极大争议，也让东吴落下千古骂名。
白衣渡江对后世军事战略的启示
白衣渡江事件为后世军事战略提供了诸多宝贵启示。其一，战略目标的明确与坚定至关重要。东吴围绕“全据长江”这一战略目标，长期谋划并果断行动，虽引发争议，但达成战略目的，警示后世决策者需清晰界定战略目标，不为短期利益或道义束缚所动摇。
其二，战术的奇袭与隐蔽性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因素。吕蒙通过诈病、伪装等手段，实现战术上的突然性，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后世战争中，出其不意的奇袭战术常能扭转战局，如二战中德军突袭波兰，利用闪电战迅速突破防线。
其三，心理战在战争中的作用不可忽视。陆逊以谦卑书信麻痹关羽，瓦解其心理防线，为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现代战争中，心理战同样是重要作战手段，通过舆论、宣传等方式影响敌方士气和决策。
其四，战争中的外交与联盟关系复杂微妙。东吴破坏孙刘联盟虽得荆州，却引发夷陵之战，削弱自身实力，凸显联盟关系对战争走向的深远影响。后世国家在战争中需谨慎处理外交关系，权衡联盟利弊，避免因短视行为破坏战略平衡。
来源：天津港亮亮说进口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