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经历了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之后，“七国”之一的秦朝完成了古典意义上的“中国”的“大一统”，而他的继承者汉朝更是一度让“中国”走上了巅峰。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独特的规律——政治上错综混乱的时期与比较安定的时期，总是以巨大的周期交互更替。
在经历了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之后，“七国”之一的秦朝完成了古典意义上的“中国”的“大一统”，而他的继承者汉朝更是一度让“中国”走上了巅峰。
汉匈之战示意图
遗憾的是，伴随着的东汉统治的崩溃，在“中国”的疆域内，再度出现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割据局面。
尽管由司马炎建立的晋朝在266年再度完成了“中国”的大一统。但是，伴随着他在290年四月的离世，这个国家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迅速陷入到了不可思议的大混乱时期。
316年，匈奴首领刘曜率兵攻打西晋都城长安。
面对城内弹尽粮绝的惨淡局面，被困于城内的愍帝司马邺只能出城投降，历尽屈辱。据史料记载，“（刘）聪欲观晋人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执盖，（晋人）多有涕泣，或失声者”。
次年初，司马邺被杀，西晋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与此同时，“五胡”集团几乎控制了几个中原，并将司马家族的残余势力尽数驱逐出了秦淮以南。
“五胡”入主中原示意图
但在今天看来，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迎来了一次持续几百年的“从崩溃到扩大”的历史进程。
首先，继承了“（夏商）—周—秦—两汉—三国（魏）—西晋”发展脉络的东晋王朝，迅速将原本的“蛮夷之地”江南地区视为“根本之地”。
一方面，这片尚待开发的广袤土地得到了充分地开发，当地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显著发展。
另一方面，居于巴、蜀、楚、越等地，被中原人士视为“貉子”的“蛮、獠、溪、俚”等“非汉”族群，或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汉化”进程。可以说，带有族群内涵上的“汉”的范围，也有了显著扩大（拓展阅读：简单聊聊：“南蛮”何以成为“汉族”？）。
东晋开发江南图解
其次，在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乱（尤其是疯狂的“冉闵之乱”）以后，北方各族之间的憎恶之情日趋缓和，同时朝着胡汉融合的方向发展。至此，“五胡”诸国也从混乱、崩溃渐渐向收敛和统一的方向转变。
最初登场的主角是由鲜卑人慕容皝建立的前燕与氐人苻坚建立的前秦。不久，又被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所继承。
439年，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率兵攻克凉州，俘获了北凉国君沮渠牧犍。至此，自永嘉之乱（311）以来政局混乱几乎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北方终于实现了统一。
北魏与南齐
需要指出的是，在北魏完成北方的大一统时，继承了东晋衣钵的“南朝”的政治体制却日趋僵化。简单地说：
“察举制”被发展为门阀政治，一度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尴尬局面；流民沦为了豪族的私属，朝廷无法掌握，以至于“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增长”。
同样是世家大族，但北朝比南朝更重现实政治能力，因为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同样是经学，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同样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
另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的创新，似乎更加符合“当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最终，全面继承了最后一个“北朝”——北周衣钵的隋朝，在589年一举攻克了“南朝”陈朝的首都建康（今南京），并在时隔近三百年后再度完成“天下中国”的大一统。当然，倘若站在“南朝”的角度看，这也意味着以之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彻底崩溃。
完成大一统的隋朝疆域
完成了“大一统”使命的隋朝，不仅完成了第一次全民清查编户，还开创了科举制度的先河，更让古典意义上的“中华文明”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徐徐完成了“崩溃与扩大”的历史进程，升级到了2.0版本。
取隋朝而代之的唐朝，更是一度将“中华”的影响力发展到了极致。正如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所感叹的那样：
纵观有唐一代，世界主义、国际性与开放性，既来自唐朝国家的本质，即唐朝本来就是由汉民族与异民族混血、文化融汇所产生的能量而缔造的国家，与后世的蒙古帝国、现代的美国是相通的。
其结果就是，“唐朝的统治者对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毫无抵触心理，只要有能力，不分出身地域等一律平等地加以重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唐朝境内既生活着从“北朝”时代就给中国带来巨大麻烦的突厥人，也有以商人身份活跃的粟特人与波斯人，还有像高仙芝、慧超那样的朝鲜半岛人，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那样的日本人。他们无一不是熟练地操着自身固有的语言和汉语两种语言，一些人还可能使用第三种语言。
“天可汗”李世民主题绘作
实际上，维系唐朝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也大多带有浓郁的“非汉”元素。但历史的演进就是这样，当一大批目不识丁的“非汉”武将，被宰相李林甫任命为守备边境的最高长官——节度使时，一个不安的种子就此埋下。
755年底，安史之乱爆发。纵观“安史之乱”的整个过程，非常多的“非汉”人士登上了历史舞台。
首先，反叛的安禄山是带有突厥与粟特血统的“杂胡”，史思明是突厥人，麾下官兵大多是以“曳落河”为首的“非汉”人士出身。
其次，唐军序列中不仅有哥舒翰（突骑施人）、高仙芝（高句丽人）以及仆固怀恩（铁勒人）等众多“非汉”将军指挥作战，还有大量来自回鹘、西域乃至黑衣大食等地的士兵跟随他们冲锋陷阵。
另外，鉴于西部防务空虚，吐蕃趁机占领了陇右与河西的大片地区，还多次攻入都城长安，甚至一度摧毁了北庭与安西两大都护府。可以说，“安史之乱”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些“非汉”人士的能量释放提供了一个广大的空间。
“安史之乱”示意图
微妙的是，为“安史之乱”画上句号的“非汉”将领仆固怀恩，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和评价，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怀疑。
自觉走投无路的他，在与回鹘和吐蕃取得联系后，于自己的大本营宁夏灵武引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等人众合计十万余人，向中央发起了挑战。只不过，他在进军途中暴病而死，所部也被郭子仪击败。
由此可以推断，唐朝的统治阶层决心抑制过度活跃的“非汉”民族，重新建立以汉人为主轴体制的心理倾向。最终，汉人出身的郭子仪成为了最有实力的将领“成为了实际的独裁者”，儒家思想与汉文化的地位水涨船高。
藩镇割据的唐朝
但不可否认的是，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早已无法与“大唐帝国”相提并论。
一方面，唐朝逐渐从一个“自己筹措调配军事力量的武力国家”转变为了一个“使用金钱来购买和平的财政国家”。
另一方面，衰弱的中央政府只能依靠受宦官集团节制的“神策军”来维系自己的统治。毫不客气地说，唐朝皇帝已经与“军阀”没什么两样。
907年，军阀朱温强迫哀帝禅位。至此，“巨龙走向了衰亡”，昔日灿烂无比的大唐帝国被一个从叛军投降来的暴发户断了香火。
伴随着唐朝的覆灭，2.0版本的“中华”再度“崩溃”了。
灭亡唐朝的朱温，小时候就不招人待见
进入10世纪以后，欧亚大陆上陆续出现了辽(契丹)，西夏，带有沙陀元素的后唐、后晋和后汉政权以及河西与高昌回鹘政权、喀喇汗王朝乃至更遥远的伽色尼王国、塞尔柱帝国等国家。
对此，森安孝夫认为，“从公元前1000年前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骑马游牧民族，终于在进入10世纪以后，陆续找到了用少数人来对拥有众多农耕民和都市民人口的地区实施稳定统治的方法”。
至于“稳定统治的方法”，包含并不局限于“军事统治制度、税制、人才选拔制度、商业以及信息网络、文字的导入、文书行政、都市建设”等方方面面。至于“支撑这些的最大的基础”，是“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以及基于丝绸之路的财富积累”。
日本平凡社于1966年绘制的“10—11世纪的亚洲”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种族和人种的区别，实际上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强烈。
就拿北方的辽朝来说，境内不仅生活着契丹的近支奚、霫等部族，还有世居于东北的渤海人、女真人以及西北的党项人、吐谷浑人以及带有突厥、回鹘、粟特因子的人众。除此之外，不少居于华北的汉人也逐渐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不可缺少的成员。
在今天看来，不论是在其核心权力的构成方面，还是在统治多地域的领土方面，辽朝都是个通俗意义上的多种族国家。
尽管辽朝的统治阶层坚持以草原地域为核心区，但它既不是纯粹的游牧国家，也不是一开始就一味向农耕文明倾斜的国家，而是以游牧部族联盟为基础，组合畜牧、农耕和定居特质，带有“一国两制”特质的混合体国家。
12世纪初的中国局势
就拿官僚系统来说，辽朝设置了“北面官”和“南面官”等两套领导班子，所谓“兼制中国（中原），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就是这个意思。
“北面官”系统主要负责游牧民族的管理，实行固有的“宗法部族制度”，负责“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北面官”系统内部，官员依然存在“南北之分”，这与中原王朝的“左右之分”比较类似。就拿“枢密院”来说，“北枢密院”可视为兵部，“南枢密院”可视为吏部。
“南面官”系统主要负责居于南部的定居民管理，负责“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设枢密院和三省、六部等职，“不分南北但分左右”，与中原王朝几乎如出一辙。有学者认为，这是深度参考可“唐朝旧制”的产物。
辽朝壁画中的汉官形象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尝试，也是开创新时代的前奏，更像是一个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历史的“试作”。
只不过，鉴于其始终没有实现对“中国”的大一统。所以一提到“辽朝”时，往往容易故意将之视为“契丹国家”。不得不说，源于西方的“民族观”以及“国民国家”理念的思想钢印，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我们的历史认知。
以后唐为首的带有沙陀元素的北方“五代”政权，其“混合”的色彩更为浓厚。
众所周知，沙陀尽管在一开始被视为“突厥别部”，但从崛起之初，就有不少粟特人与吐蕃人混居进来。
他们在“定居”代北之地后，一方面从当地居民中纳入“养子”或“义子”，另一方面也像辽朝一样吸收着带有突厥、党项、吐谷浑乃至主动脱离辽朝统治的契丹、奚等部落。除此之外，他们还与盘踞于镇州的王氏家族等华北军阀保持着积极联络。
但与辽朝相比，这些北方割据政权不仅缺少明确的国家计划，而且始终没有具备足以战胜其他势力的绝对军力、能够调集周边势力的“国家”形象和政治威望。换言之，他们更像是一个在无休止的夺权斗争中苟延残喘的“过渡政权”。
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三人，都有沙陀血统
有趣的是，尽管后唐、后晋与后汉的统治者都是沙陀人，但人们似乎从未将之视为“沙陀政权”或“异族政权”。我感觉，这或许与之一直以“中国君主”自居，存在着密切关系。
继承了后周的北宋，在相继横扫了后蜀、南汉、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后，与辽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
对“五代乱局”耿耿于怀的北宋统治者们，基于巩固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的双重需要，积极推行“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其结果就是，与巅峰时期的汉唐相比，北宋的军事实力已经变得极其衰弱。
坦诚说，与辽朝签订“澶渊之盟”，或许听上去有点丢面子，但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军事压力与财政负担（拓展阅读：理智看待：宋朝军队到底能不能打？）。
古画中的北宋骑兵
与辽朝类似，作为部族联盟与多种族的混合体的西夏与金朝，在游牧/渔猎与中原农耕的二元融合层面，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当然，基于国家规模和文化多元性等层面看，金朝远比西夏大得多。须知，巅峰时期的金朝，领有东北三省和华北全境以及蒙东的大部分地区，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超生态系统的南北纵深”的庞大国家。在巅峰时期，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人口数量，居然都超过了北宋最为繁盛的时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朝有可能在继承辽朝先行“历史尝试”的基础上得到更为正规的发展。
原因很简单，金朝和西夏、南宋一起，共同再现着继辽、北宋、西夏三国鼎立以来多个国家并存的形式，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其系统化。这在亚洲东方的历史上是个极为突出的事例，有着较为深远的意义。
13世纪初的中国局势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金朝，依然没能实现统治系统内部的充分整合与组织化，也没有完成南北统一。因此，金朝自始至终都没能迎来真正的鼎盛期，并最终迅速地消逝于蒙古兴起的怒涛当中。
倘若基于“国家”或“权力”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时期的“中国”，用非常宏观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逐渐从“割据”走向“大一统”。
用杉山正名的话说，这也是“游牧文明和中原定居文明超越生态系统与种族界限、被统一于一个可称为‘多元复合超域帝国‘’这样一个巨大网络中的过程”。
历史告诉我们，完成这一使命的，正是崛起于13世纪的蒙古帝国。
在全面吸收了西辽与中亚诸伊斯兰政权等先行者的智慧、经验、技能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既向陆地也向海洋全力发展。于是，这个疆域庞大的帝国，“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天下中国”乃至整个中央欧亚地域的“整合者”。
学界普遍认为，蒙古帝国是一个罕见的对于自己以外的种族、宗教、文化等不抱有蔑视、特殊偏见和狭隘的排他意识的帝国。作为对比，他们特别热心于掌握信息、知识、科学和技术，优待和尊重具有这方面能力的人。
成吉思汗的帝国
于是，身为蒙古帝国“长支”的元朝，不仅完成了“天下中国”的大一统，还打破了欧亚大陆从陆地和海洋的“文明圈”的框架，实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充分对接，进而形成了一个庞大且严密的交流系统。
一方面，中原文明所积累的各种各样的智慧、技术、手段，很多都在蒙古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然后被散布并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无论是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的传播，还是纸币的广泛使用、以银本位核算的经济形式、海洋与航海的组织化、跨国境自由通商等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失误，也是从这一时期走向了“世界化”。
另一方面，中东以西的知识、学术、思辨和技能也整体进入到了中原大地。
显然，人类史和中国史在这六百多年间都大大地向前迈进了。这既是人类史上头一回实现了整体统一的“时代”，也可以说它是欧亚大陆世界史上的一个终点，同时又是开启下一阶段全球化时代大门的起点。
一言概之，“天下中国”变得更为开放，“中华文明”进入了3.0时代。
元朝，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帝国”
遗憾的是，大致从14世纪20年代开始，由于长期的气候变化，欧亚大陆各地相继出现了大规模的干旱、饥荒乃至地震、洪水、瘟疫等“天灾”；再加上统治阶层的无能与腐化堕落，包括元朝在内的蒙古系政权迅速走向崩溃。
伴随着捕鱼儿海之战的惨败，蒙古帝国这个大一统的国家逐渐淡薄了身影，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与此同时，原本维持着空前和平和繁荣状态的欧亚大陆东西方，形势开始大幅逆转，重新滑向了“被封闭的世界”。
在我看来，“元室北迁”无疑意味着3.0版本的“中华”的迅速崩溃。
其结果就是，在故元疆域内，分别出现了“中央”明朝、“北方”北元、西域察合台系政权，西藏吐蕃诸部等交流与对峙并存的时代。
明初的中国局势
当然，明朝在立国之初，尽管对蒙古以“胡元”相称以示蔑视，并以“中华”自居。但现实情况是，它始终处于其浓厚的影响之下。
其中，他试图将东北地区的南部以及云南、贵州直接纳入版图、对包括西藏高原在内的周边地区施加影响力的一系列尝试，不外乎是元朝政策的延续（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明朝人是如何评价元朝的？）。
时光荏苒，进入17世纪以后，后金崛起，同时向北元与明朝发起了挑战。
1634年，身为蒙古大汗的林丹汗被后金联军追击至青海大草滩后染痘疾而死，卒年43岁。次年四月，林丹汗之妻苏泰及其子额哲率部投降，同时奉上了元朝传国玉玺。至此，北元政权彻底划上了句号。
十月，皇太极统一族称为“满洲”。十二月，群臣“请皇太极早正大号”，
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盛京（沈阳）天坛祭天，然后“践天子位”，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蒙古汗号为“博格达彻辰汗”，改元崇德，定国号“大清”。有学者认为，“大清帝国”是作为“元朝”的继承者而宣告建立的。
林丹汗“传国玉玺”的复制品
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大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宣告灭亡。四月初九，摄政王多尔衮携多铎、阿济格等王公大臣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
次日，由他率领的十万大军，打着“为崇祯皇帝复仇”的旗号，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盛京（沈阳），兵锋直抵山海关。
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城。九月，时年只有六岁的顺治皇帝抵达北京。十月初一，在多尔衮率领的诸王及满汉大臣的劝进下，他在南郊天坛祭天并再次于皇极门（太和门）即皇帝位，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
至此，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正式开启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0多年的专制统治。
伴随着平准战争（1755—1757）以及二次平定大小金川（1776）、越南之战（1789）、两次廓尔喀之役（1791、1792）的结束，“中华”迎来了属于他的4.0时代。
1811年，清廷命穆彰阿等主持再修“大清一统志”以及绘制最新版本的《皇舆全图》等事宜。经过多方努力，最新版本的“大清一统志”于1842年完成。因所辑资料以嘉庆二十五年、即1820年为断，故名《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皇朝舆图（《嘉庆重修一统志》，上海涵芬楼景印清史馆藏进呈写本）
学界普遍认为，“嘉庆志”所附《皇舆全图》中的疆域，“是中国数千年来内在发展、自我完善、最终形成的产物”。
简单地说，这一时期的清朝领土与主权不仅“金瓯无缺，空前绝后”，还得到了沙俄等西方国家的普遍认同。因此有学者指出，“嘉庆志所辑资料终断之年（1820），当是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
至此，原本含混不清的中原王朝的边界变得日趋清晰，并逐渐完成了近代主权国家的蜕变。由此可见，与其说“大清帝国奠定了中国版图，倒不如说“奠定中国版图的责任，交到了大清帝国的身上”。无疑，当代中国也是4.0版本“中华”的直接继承者。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