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中野狼形象变迁的童年隐喻

摘要：在以儿童为主要目标读者的童话中，往往隐含着成人真实的童年想象。童话中的野狼因其野性而常与文明秩序构成冲突，人们对待野性的态度与对待前社会化的儿童之态度具有某种同构性，因此野狼形象也往往象征着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之关系。从单一的恶狼到多元化的狼，从可怕的狼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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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传坤

在以儿童为主要目标读者的童话中，往往隐含着成人真实的童年想象。童话中的野狼因其野性而常与文明秩序构成冲突，人们对待野性的态度与对待前社会化的儿童之态度具有某种同构性，因此野狼形象也往往象征着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之关系。从单一的恶狼到多元化的狼，从可怕的狼到被驯化的狼，从成人化的狼到儿童化的狼，童话中野狼形象的变迁隐喻着现代童年话语颠覆与重构之间、野性与规训之间、欣赏无知与超越无知之间的张力或矛盾。这一变迁也在深层意义上折射出现代童年观的困境与可能。

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无论哪种文明制度下的人类社会，“都会建立起一种对于动物世界的想象场域”[1]。而这一想象场域，经常存在于神话、传说、童话、寓言、小说等文本中，动物们的符号象征意义也借此逐渐建立起来。其中，童话由于“专门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常含有了解自我和待人处世之道的不朽规范”，“在杜撰的外观底下，童话预备我们跨入真实世界的能力”[2]，对儿童及其童年的建构意义深远。“野狼”是童话中常见的动物形象，并因其野性而常与文明秩序构成对立冲突，人们对待野性的态度与对待前社会化的儿童之态度具有某种同构性。因此，野狼形象也往往隐喻着野性与文明教化之间、童年与成年之间的复杂关系。那么，与古代童话中的野狼相比，当今的野狼形象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具有怎样的童年隐喻？对现代童年观的反思有何意义？

本文基于搜集到的一百多个（部）关于狼的童话故事展开探讨，有纯文字的童话文本，也有图文共同叙事的图画书。其中，主要是以儿童为目标读者的创作童话，以及遵循“儿童性”“文学性”标准改编后纳入儿童文学范畴的民间童话。以成年人为目标读者的“成人童话”，例如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黑暗系”童话，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同时，鉴于全球化背景之下低幼儿童事实上在共享中西方的大量童话资源，文中所涉及国外童话也皆为中译本，因此童话文本分析不再做中外的区分比较。

一、童话中野狼形象的古今之变

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童话里的狼长期背负着“恶狼”的名声，无论是德国的《小红帽》《狼和七只小羊》，英国的《三只小猪》，还是中国的《狼外婆》，其中的野狼无不凶残狡猾，而作恶的下场也都很悲惨。其实，“狼与羊原本只是自然界中处于食物链上下环节的两类动物，本无所谓的善恶之分”[3]，吃与被吃亦是遵循大自然法则的“天经地义”，只是透过人类道德习俗的眼光，这些动物才有了善恶之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应该“感谢大地上所有的狼，它们把自己的好名字借给我们，用来代表活生生的‘坏人’”[4]。所以，童话中的狼作为“恶”的原型，只是一种“普遍的象征”，反映着人类观念中的另一种现实。

（一）从单一的恶狼到多元化的狼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童话中的狼基本都在扮演“坏蛋”的角色。进入21世纪，古老的恶狼童话仍在流传，只是有些童话由纯文字故事变成了各种版本的图画书，有的还融入了现代生活元素。这些作品中的狼虽然改头换面，但邪恶的本质未变。例如，取材于中国古代狼外婆故事、假扮成外婆的狼（《狼婆婆》）；与兔子捧读的同名图画书交相辉映、导致兔子下落不明的狼（《大野狼》）；因做坏事被关进监狱的狼（《灰灰狼不哭了》）；假扮成骑摩托的猎人、最终被警察抓捕的狼（《再见小红帽》）；拥有旧汽车回收厂、诱骗小红帽却被小红帽的妈妈用斧头制服的“狼先生”（《不做小红帽》）等。这类童话可以看作根深蒂固的“恶狼”形象在今天的赓续。

从善恶的维度看，当今童话中野狼形象逐渐多元化，颠覆了此前单一的“恶狼”形象。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与“恶狼”针锋相对的“好狼”。如《三只小狼和一只大坏猪》，讲述三只可爱的小狼盖房子，大坏猪却来搞破坏，反转了“恶狼好猪”的既有模式；《一只好狼的故事》里的狼采集鲜花和药草给动物们治病，最终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爱戴。其中，也包括“变好”的狼，如《狼大叔的红焖鸡》《圣诞快乐，大野狼》《大野狼和三只小猪的化装舞会》《走出森林的小红帽》等，这些故事中的狼开始都是恶狼，想要吃掉母鸡、小猪、小红帽等，但阴差阳错都没吃成，反倒被对方的真诚友善所感化。不管本来就好还是因感化变好，“好狼”形象完全打破了古典童话中对狼的刻板形塑。

二是坏得不彻底的狼。以《大灰狼才应该小心》为例，大灰狼出门找吃的，边走边翻看与狼有关的图画书，因为知道了故事结局，所以遇到小猪、小羊、小红帽都未敢吃掉，饿了一天肚子还庆幸安全回到家。狼的第一人称叙事与画面都强化了其“人格化”特征，显得有几分落魄可怜。再如《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即便读者能通过图文结合识别狼的“伪善”本质，但仍然不能否认他对奶奶的“孝顺”。《小狼请客》中的大狼是大坏蛋，由于爱儿子而不忍心对儿子的朋友下手，还把贮存的食物都拿出来款待客人。这些童话里的狼因恶中带有一定的“人情味”，容易引发读者的情感认同，区别于传统童话中彻头彻尾的恶狼。

三是跳脱善恶关系框架的狼。这类童话摆脱了“吃与被吃”的关系模式，甚至并不以人物的善恶斗争为主旨，而是关注人与自然、自我与族群、人性弱点及其超越等现代性命题，立意也更为深远。《牧羊人与狼》以牧羊人和狼的口吻分别讲述，故事也从封面与封底分别展开，在中间汇合，寓意人类与狼可以共享大自然、彼此包容、和谐相处的理念。《狼来了，人来了》将人和狼的视角并置，又将成人与儿童的视角对照，重新定义了儿童因为无聊而“撒谎”的非道德性，也暗示了人类与狼两个平行道德世界的可能性。《天涯一匹狼》更像现代个体的心灵寓言，世界上最后一只小野狼始终孤独却也骄傲地行走着。《雪地里的脚印》则让人联想到人性中那些难以克服的弱点，“好狼先生”自创好狼的故事，看到鸭子却又忍不住流口水。《暴风雨之夜》系列讲述一只狼与一只羊为了维持违背族群禁忌的友谊而经历的悲欢离合，揭示了族群界限、本能与友谊、习俗禁忌与个体欲望之间的碰撞冲突，也折射出现代人性的复杂。

（二）从可怕的狼到被“驯化”的狼

作为拟人化的原始野性的象征，传统童话中的野狼往往是可怕的，其非死即伤的结局和历史上“屠狼”的事实相呼应，表明人类对于野性毫不妥协的态度，也映射着野狼带给人的无尽恐惧。如果说传统童话中的野狼通过肉体消灭而化解了人类的恐惧，那么，驯化野狼则是童话中人类弱化或控制这一恐惧的新方式。当今童话中野狼的被“驯化”大体有以下类型。

一是被“驯化”出于对文明的积极适应。在《一只有教养的狼》中，大野狼偶然闯入一座专为“有教养的动物”建造的农场，里面的小动物都在专心读书，根本不搭理也不怕他，受了刺激的大野狼通过读书学习由粗鲁野蛮变得优雅有教养。《别走！再讲一遍嘛！》突显了故事化育野性的魔力，狼被人类的故事书吸引、爱上阅读，从此与小动物们和睦相处。《狼饿的时候》《狼宝上学记》《狼爸爸的烦恼》《与众不同的小狼》等，也都以圆满幸福的结局暗示了文明优雅之于粗鲁野性的优越。

二是被“驯化”透露出诸多失落甚至悲剧感。《我是野狼！》中，遵循本能生活的野狼因人类的驱除而走投无路，只得逐渐褪去动物的野性，变得温和有礼，成为人类的一员。然而，人类的这份“胜利”带来的却是不置可否的喜悦和难以释怀的失落：大野狼一步步嵌入文明秩序的框架后，时常怀念起“当我还是大野狼的时候”。故事结尾之所以能直击心灵，或许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大野狼”。《北方的狼》与《城市里的狼》中，“北方”作为野狼生存并最终离开的地方，也是蛮荒与野性之象征，野狼离开或失去草原丛林进入“南方”与城市，等待它们的却是陷阱和牢笼。野性被囚禁，生命被毁灭，不再是恶有恶报的正义胜利，而是生命中自由、尊严、力量被泯灭的悲剧。

三是完全“驯化”导致难以忍受之“重”。《灰狼家的小饭桶们》讲述一群被称为“饭桶”的灰狼又脏又吵、不讲礼貌、制造麻烦，导致没有动物愿意和他们做朋友。灰狼们努力学习改头换面，可是动物们又受不了被有教养的狼盯着挑剔言行举止，开始想念曾经的小饭桶们，最后大家在狂欢中充分享受放松的生活。但我们无法确定，狂欢过后的某一天，灰狼们的那些“恶习”会不会又令动物们想念有教养的他们？

四是无需“驯化”的野性可以妥善安置。《我的妹妹是只狼》从更加平和包容的立场，进一步将“野性”常态化、普遍化。故事将爆发负面情绪的妹妹比拟为暴躁野蛮的狼，暗指每个人都可能有极端的负面情绪；同时，每个人内心也都可拥有属于自己的、能够接纳和释放情绪的世外桃源，从“狼”重新变回理性的自己。亦有作品对于野性表现出更具建设性的态度，如《小狼孩史蒂夫》。由狼养大的孩子史蒂夫，第一天上学就在教室里不停地嗥叫、撕碎走廊的横幅等，后来在妈妈鼓励下发现融入集体的好办法：把敏锐嗅觉用在帮大家找失踪的仓鼠，把灵活好动用到课间休息，把嗥叫用在音乐课，把力气用到劳动课，逐渐适应了学校生活。

（三）从成人化的狼到儿童化的狼

传统童话中的恶狼基本都是成年男性的化身，而最近几十年儿童化的狼逐渐多起来。从“大野狼”到“小野狼”，不变的是其中之“野”，但因二者“大小”有别，人们看待“小野狼”的眼光也有所不同。儿童化的狼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是“笨”狼。代表作如长篇童话《笨狼的故事》以及“笨狼家族”其他童话。“笨狼”有多笨呢？因为没人喊笨狼的名字，笨狼就把自己“弄丢了”；笨狼误以为尾巴晾丢了，就挖个坑把屁股埋进去浇水施肥，要让尾巴重新长出来。从成人的角度看，笨狼的这些行为想法不无荒唐可笑，但在笨狼眼里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他不是故意“搞笑”，也不会认为自己“有趣”。与其相似的还有一只“傻狼”——“亲爱的小狼大傻”童话系列，又憨又笨的小狼大傻经常闹笑话、捅娄子，但又善良乐于助人，深受朋友们的喜欢。

二是有“小缺点”的狼。《小坏狼》里精力充沛、喜欢恶作剧的小狼想尽办法要弄出些乱子，却总是被猪太太不动声色地化解，尴尬窘迫的小坏狼活脱脱一个淘气未遂的小男孩形象。《贪心的小狼》想要把绵羊公园的肥羊都抓走，一只只数下去导致把自己数睡着，半夜醒来已是羊去园空。《会编造理由的狼》因嘴馋而不断编造各种理由吃掉送给外婆的美食。《小狼帕里》口口声声要吃掉不乖、不吃饭、不睡觉的小孩，可它自己恰恰就是这样的小狼，在结尾面临狼爸妈的“修理”。

三是滑稽可笑的狼。这类狼从形貌上看不一定是小狼，但不管大或小，其心理或行为却具有不同程度的儿童特点，常因其无知、蠢笨、倒霉而显得滑稽可笑。戏弄可怕之物，让其显得荒唐可笑，曾经作为消除恐惧的方式，在西方狼文学中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动物寓言和民间故事，例如《列那狐传奇》中的伊桑格兰狼。当今童话中滑稽可笑的狼呈现出更为轻松幽默的喜剧色彩，对其弱点的嘲笑讽刺也比较温和，凸显了其娱乐化功能。例如马里奥·哈默斯的大野狼三部曲中，自认为最厉害、最帅、最聪明的大野狼，却每每以狼狈尴尬的结局与开始时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宫西达也《1只小猪和100只狼》《三只饿狼想吃鸡》《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等图画书中的野狼几乎都是“饿狼”，控制不住贪吃的欲望却又因愚笨、懒惰、健忘而落空。类似的还有《扑通！》《艾乔狼和波罗熊》、“孤独狼”童话系列、“小猪普莱墩儿的故事”系列等。

无论笨狼还是有缺点的狼、滑稽可笑的狼，都并非通常意义上儿童文学中“模范儿童”的写照。这些儿童化的狼进一步淡化了狼的生物习性，抛开了生物链条上的层级关系，突显了作为人类儿童的身份特点。

二、野狼形象隐含的童年观念

（一）野狼形象多元化：儿童是更自主、更有能力的“人类成员”

童话里的野狼形象从单一走向多元，无论是好狼、恶中有善的狼，还是跳出善恶关系框架的狼，每一种新形象都对古典童话中的“恶狼”形象构成颠覆，打破了童话叙事的惯例与陈规，传达了富有新意的伦理观与价值观，大都体现出后现代叙事的艺术特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曾经的恶狼形象提供了明确而绝对的伦理规范与道德立场，小读者很容易就能看清谁好谁坏，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然而，多元化的野狼形象则试图摒弃明确、绝对、唯一的价值判断，将其模糊化、相对化或者悬搁。那么，成人创作这样的文本给儿童阅读，意味着对“读者儿童”——作为读者的儿童，抱有怎样的想象或期待？

根据接受美学理论，所有文本都会有一个“隐含读者”，即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预先设定和希望的读者，包括设定读者的“阅读口味和兴趣”，假定读者拥有一套理解文本所需的“知识集”，“因此，隐含读者不仅仅是文本的一个特性，而且是文本中隐含的一个角色，它邀请读者去扮演。”[5]23-24隐含读者也是最能理解和回应该文本的“理想读者”，它邀请现实中的读者去扮演这一角色，以此建构具有隐含读者品质特点的现实读者。例如前面提到的《雪地里的脚印》，它的开放式结尾表明作者放弃了对故事的主控权，而是假定读者能够自主想象其结局并参与主题意义的生成。而在《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中，狼的口述属于“不可靠叙事”，需要现实读者像隐含读者一样，能够与叙述者保持距离，在陌生化效果制造的新奇感中保持清明理性，借助图画看穿狼的谎言，体会其中的反讽意味。

可见，童话中多元化的野狼形象，给予读者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具挑战性的要求，鼓励读者与文本展开平等对话，获取基于个体知识与阐释能力的文本意义，并以其隐含读者“召唤”故事外的读者儿童：超越二元对立的价值观，跳脱人类中心立场，拥有更加丰富的视角，具备相应的辨识力与判断力，避免思维方式的固化，等等。唯其如此，对野狼形象内涵的理解也才更合乎情理。显然，童话中野狼形象的多元化，暗含着成人对于读者儿童的一种全新想象：它相信“儿童是”或者认为“儿童应该是”更具自主性、也“更有能力”的读者。

同时，多元化野狼童话的主题内容更为宽广深刻，诸如自然生态、族群界限、立场与真相、个体与群体关系等，将现代性中这些宏大命题呈现于儿童，也表明一种更加博大的童年观：“不再以儿童的身份捍卫儿童自主和儿童特殊世界的不可侵犯性，而是以人类的身份来捍卫儿童自主。儿童和成人都扎根在唯一的和相同的世界里。”[6]这意味着，一方面儿童作为“儿童”，其区别于成人的“独特性”应该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儿童作为“完整的人”，不是只能等待成人保护的被动存在，儿童也是人类的一员，有权利也有必要去认识并关心这个美好与困境并存的世界。反之，如果只是强调儿童相较于成人的“差异性”甚至“差距”，忽略二者之间的共通性，将儿童隔绝于真实的世界之外，必将导致儿童的进一步“幼稚化”“贫乏化”。在全球化时代，基于博大童年观的儿童文学有助于建构视野开阔、精神富足、具有悲悯情怀及有更多发展可能性的儿童。

（二）野狼的被驯化：重思童年“野性”的意义

野狼的野性既是可怕的，也蕴含着某种诱惑，抑或因其诱惑而更加可怕。就像格林童话中的小红帽，经受不住野狼的花言巧语，离开大路进入象征着野蛮未开化的丛林而使自身陷入险境。《小红帽》中的野狼既是对“不要脱离文明生活的轨道”的警示，也透露出“人类一种脱离野蛮时代之后的心理深处的恐惧感，生怕再次堕入野性与野蛮的深渊”[7]90。抵御原始野性的诱惑与驱逐恐惧的努力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初涉人世的童年，携带着未经文明秩序雕琢的野性，一边享受着遵循本能原则行事的快感，同时也隐含着失控的危险，驯化野性从而成为现代社会秩序建构的内在要求。

然而，驯化野性的过程中，我们既体会到文明之于野性的优越感、成就感，也意外获得了更为复杂内隐的情绪体验，比如失落感。那么，这种失落从何而来？正如用拉康心理分析的读法来看《灰姑娘》等文本，可能会逆转表面的意义：“当灰姑娘接受教母所变出能立刻派上用场的各种东西时——那些东西又使她变成合宜女子的传统形象——她自己已变成想像中符合别人期待的样子。从拉康镜子阶段（mirror stage）的概念来看，她已把自己想成从镜中及别人眼中看到的那个局限的自己，因此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有限的想象以外的世界与人事。对拉康来说，那种失落是必然的。”[8]206同样，童话中的野狼最终变成了符合人们“期待的样子”，那个“合宜”却也是“局限的自己”，从生命力肆意张扬的状态转变为剔除野性之后的普通人之“常态”，原本的整全与丰富可能不复存在，失落感便油然而生。

因此，野性的驯化也往往导致对野性的怀念。当灰狼家的小饭桶们由粗鲁变得涵养十足，大家同样难以忍受。借用齐格蒙·鲍曼的说法，现代性的展开是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新出现的园丁这一角色，负责计划和管理园中的植物，剔除多余的“杂草”。然而，若将杂草全部清除，土壤也将变得贫瘠不毛，“无论如何，园丁必须把他移走的东西归还，保持土地肥沃。”[9]199以此观之，大家之所以怀念“灰狼家的小饭桶们”，因为它们的“野性”恰恰也是人性土壤得以肥沃的重要成分。这也意味着：“每当一种严格的纯洁模式强加于我们的生活并被我们严格遵守时，它要么让人感觉非常不适，要么会使人陷入矛盾之中。……生活中的其余部分，也就是那些不能整齐地纳入公认范畴的部分，仍旧存在并需要关注。”[9]200野性作为“被否定”的无法“整齐地纳入公认范畴”的部分，不应被彻底清除，否则严格的“文明秩序”这一“纯洁模式”就会产生负面效应。

童话以特有的方式呈现了驯化野性的合理性，同时也提供了审视童年野性的更多可能。如果放任野性，会对自身及他人带来怎样的后果？如果将野性完全驯化，身处文明秩序中的人会是怎样的体验？如果每个人在特定时刻都可能是“野狼”，我们如何安然往返于野性与文明社会之间？这些都激励我们重思野性的意义，探寻野性融入文明秩序的多重路径。小狼孩史蒂夫暗示我们，即使在充分现代的语境中，野性只要用在恰当的地方，“适得其所”或“适得其用”，它就可以作为文明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但不可怕而且还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小狼孩史蒂夫在用另一种方式成长，这依然是对文明生活的适应，但并不以驯化野性为前提和代价。

（三）野狼的儿童化：无知成为一种童年美德

动物作为形象或符号，经常充当人类文化的“他者”，以动物来象征儿童，也是儿童文学的突出特点。大人经常将小孩想象成动物，要教导他们做个文明人，童话中许多角色都是动物，借此暗示读者：“孩子和动物一样，都是幼稚的，都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都需要成人的主导。”[10]239阅读既是建构儿童也是儿童进行自我建构的重要方式。当读者沉浸在故事中、将自我认同为某角色时，他就多了一重身份：“当孩子说那些关于他们可能是谁，希望自己是谁，想像自己是谁的故事时，他们正在尝试扮演别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将来终究会变成自我的一部分。”[11]这也解释了童话中的动物为何、如何象征儿童，以及象征的意义何在。

在小笨狼、小傻狼故事中，小狼没有因为笨傻而吃苦头被规训，也没有以其笨傻去反衬成人成熟理性的优越，“笨”或“傻”本身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存在，是儿童原始思维或曰诗性思维的体现。对于小狼的笨傻，故事并未在二元对立的道德框架里作评判，或者说是超越了狭隘的道德评判，使其具有了更为丰富的象征意义。这类小狼因为“笨”或“傻”而且“小”，所以“有权”理直气壮地“罔顾事实与事理逻辑”，从而制造出稚拙的幽默效果，让读者深感其“可爱”。

对于儿童的“缺点”，曾有不少童话将孩子的性格品行问题投射在小动物身上，通过缺点—倒霉—醒悟—改正的情节结构，教化儿童做个“好孩子”。这类作品基本属于教育工具论主导下的“糖衣药丸”，即把某种教训的苦药丸包裹上故事的外衣，吸引孩子在欣赏故事时不知不觉吞下苦药丸，达到改正缺点毛病的目的，其中隐含的童年观曾被批评是“与童年为敌”[12]。越来越多的童话放弃了这一训诫模式，就像前面故事中那些有“小缺点”的小狼，它们的“嘴馋”“恶作剧”“贪心”等，与其说是被当作“缺点”来描写以教导读者引以为鉴，不如说是作为儿童的天性、本真来欣赏。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主要不是“教训”，而是小狼们因其“缺点”而导致的“可笑”复“可爱”。

这些笨头笨脑、品行习惯不佳、滑稽可笑的儿童化的狼，不但不会引发读者的厌恶感，反而散发着同一的“可爱”之魅力，这其中又隐含了怎样的童年期待？这种“笨”或可笑的“缺点”，很大程度上可以命名为“无知”，它是对科学事理、文明秩序、理性原则的无知。换言之，是人生伊始缺乏丰富生活经验的无知，是无法借助概念、判断、推理进行逻辑思维的无知，是尚未被充分社会化、更多遵循本能原则行事的“自然人”的无知。

历史地看，对待儿童的无知，人们的态度相当不同，自柏拉图之后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知识即美德。1697年法国夏尔·贝洛版的“小红帽”还因为无知而被狼吃掉，寓示孩子无知的危险；19世纪上半叶，德国格林童话中的“小红帽”出门前妈妈已告知她可能的危险，她被狼吃掉是因为“不听大人的话”，而被猎人救出的小红帽主动承诺以后要“听话”。概言之，贝洛时代小红帽的无知是致命的“缺陷”；对格林时代的小红帽而言，无知即使不要紧，算不得缺点，但也算不上优点；而现如今，笨乎乎傻乎乎的小狼们变得如此招人喜欢，表明无知已经成为一种“童年美德”。相反，孩子如果知道得太多、过于理性，则会被视为“成人化”、不可爱。从这个历史脉络里考察，“因无知而可爱”显然属于现代童年美学的范畴。

三、现代童年观的困境与反思

（一）野狼形象颠覆与重构的限度及其平衡

肯定那些价值判断模糊化、悬置或者相对化、多元化的野狼形象对儿童的意义，是否意味着要否定传统恶狼童话的价值？作为一种认知方式的“善恶分明”，传统童话中二元对立的主题与结构，对涉世未深、经验有限的儿童是否亦有其积极意义？孩子面对故事时是否需要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边，认同谁？加拿大早期儿童教育学者基兰·伊根就主张，二元对立模式符合幼儿的思维，并建议教师以二元对立为结构特征的故事形式筹划课程；但反对者认为，“他这样做显然是以有儿童思维这么一种东西、它不同于成人思维、其主要差异必须与较低程度的复杂性相关、二元体是一种不太复杂的思维习惯为基础的。”[13]242这无疑洞悉到了前者观点的逻辑假设，并质疑了其对儿童思维较为简单低级的假设，但批评者也并未证实儿童不具有这样的二元化思维方式。

正如后现代理论批评现代儿童发展理论总是将儿童想象成“发展中”的、以“欠缺”为主要特点的“不成熟”的个体，然而这并不能完全推翻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儿童发展阶段理论，仍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童年的阶段性特征并非完全与生物学年龄无关，“在基于生物因素的儿童身体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特定的普遍性”[14]。也正是这些基于身心成熟度与有限经验等的“特定的普遍性”，构成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界限的基础。

那么，儿童首先建立起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念，形成最基本的认知框架，在感知黑白的基础上了解灰色，在感知绝对的基础上体会相对，不断丰富体验与认知，形成更高的审美能力与更敏锐的道德感，或许仍然不失为一种可取的阅读方式或认知方式。而且，后现代童话叙事中的价值多元化、多种可能、多种答案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正确、有同等价值，这同样需要读者相应的判断力；而判断力的基础——儿童的知识经验、审美能力及道德感水平需要被顾及，否则就可能造成儿童道德判断与审美情感的无所适从。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具有后现代叙事色彩的颠覆性童话，“其最重要的美学价值不在于以一种反抗性的生活观念或价值替代原文本中的观念和价值，而是通过一种具有反抗性的叙事话语与其反抗对象之间的互补，让读者意识到故事叙述的更为多样的可能性。它所提示的实际上也是我们生活的更为多样的可能性。”[15]所以，当今多元化的野狼形象与其说是对“恶狼”形象的反叛性替代，毋宁说是对野狼形象的丰富与补充，是对“狼”的意义符码更多可能性的拓展。这类新型野狼童话几乎都建立在与传统恶狼童话的互文性基础之上，不了解曾经的恶狼故事，就无法充分理解新形象的意义，这使得新童话在颠覆传统野狼形象的同时，也可能强化读者对恶狼形象的原型认知。

因此，我们需要辩证看待野狼形象的新与旧。“一方面，儿童文学在形式上需因循守旧，它担负了将少儿读者引领进本国主流的文学、语言和文化符码的崇高责任。另一方面，……通过挑战儿童文学传统的文学形式和打破既有的符码，掌握了各种文体形式，从而有效地拓展了少儿读者的文学视野和疆域。”[10]319亦如在儿童文学的固守与创新之间应维持平衡，我们也应对童话故事的颠覆与重构把握分寸。童话中的野狼形象从一元到多元，隐含着对童年更为复杂多样的理解与期待，无论作为更自主、更有能力的个体，还是更有责任担当的人类成员，新的童年建构都需要在童年的可能与限度之间进行平衡。

（二）张扬野性与规训间的张力

人类文明总是习惯用征服荒野来衡量进步，“蛮荒的景象象征着混乱，人类必须从中创建秩序”[16]，以此驱逐恐惧。在新秩序的建构中，童话中的野狼除了死亡，也成为可以驯化的他者。然而，驯化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更非越彻底越好。“尽管无序的混乱会扰乱模式，但它也会提供模式的原材料。秩序意味着约束；在全部可能的材料中做出有限的选择。……无序的含义就是无限，在其中没有实现过任何模式，但是它形成模式的潜力也是无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尽管致力于创造秩序，却也不会简单地诅咒无序。”[9]119蛮荒或野性对既有的文明模式既具有破坏性，也具有巨大潜能。野性与无序一样，既象征着危险，也象征着力量。

童话中野狼形象的变迁，从野性的贬抑到野性的张扬，这一转变意义重大。问题在于，当我们重新确认了野性的价值，在“野性的呼唤”之后，能否仍然警惕“狼性的深渊”？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文化脉络里，“狼性”文化土壤并不深厚。晚清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如果说“究武而暴”的西方文化需要“范之以文”，那么，“好文而衰”的中国文化则需要“振之以武”[17]，由此我国文学中“有狼的风景”[18]才得以显现。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人的文学”，其中的“人”意指加入了西方的“狼性”、把“上下身”结合起来、“灵肉一致”完整的人，而“狼性”作为一种新的精神象征发挥了反对封建礼教、解放人性的作用。难能可贵的是，从王国维到鲁迅，在倡导狼性文化的同时，也清醒敏锐地意识到“狼性”所内隐的“魔鬼”一面。这一点在《狂人日记》“人吃人”的恐惧中已现端倪。

儿童文学中的野狼形象却明显滞后，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迎来质变：“曾经被用作指斥敌人的恶狼形象，已稳步地转换成了对正面性自我的一种指涉，其中饱含着独立品格、顽强意志、奋发精神与伟大成就。”[19]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只有少量童话在同情、颂扬“狼性”的同时展现了其“魔鬼”之维的危险，将“狼性”的正负之维置于同一故事框架中予以深刻揭示。童话中的野狼书写，有必要重温一个世纪前先贤的提醒，谨记“当文学强调自己的‘身体’时，也不能不警惕‘狼性’的深渊”，因为“‘有狼的风景’，并不等于狼是这片风景里的主角。”[7]227换言之，欣赏野性的力量与警惕野性的危险应并行不悖。

随着现代社会对自然的掌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实中的野狼对人类已构不成威胁，但野狼童话依然绵延不绝，“这表明恐惧并不是来自现实的威胁，说到底，真正的恐惧是植根于人们心灵深处的”，“大灰狼并不是大人凭空编造出来吓唬孩子们的谎言”[20]，野狼象征着一种来自于荒野、长存于人类内心的真实恐惧。它既是对兽齿类动物的吞噬恐惧，更是人类对自身本性中的欲望、贪婪和暴力难以抑制的恐惧——这也正是“狼性的深渊”。

野性与人性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人类能够坦然面对动物以及自身的动物性时，就会在人性上更进一步。”[21]正视并接纳野性，不但不会减损人性，反倒会增益人性的光辉。那么，我们是要儿童成为完全的文明人，还是“文明的野兽”，抑或“野蛮的文明人”？笼统地给出答案、做出选择或许并不难，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任何一种可能性的边界。在欣赏“有狼的风景”的同时警惕“狼性的深渊”，在野性与文明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而那个所谓的平衡之点并非不言自明，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尝试与探索。

（三）欣赏无知与超越无知的矛盾

无知作为“童年美德”，表明了成人对童年无知的欣赏，亦表明孩子的无知也越来越合乎成人期待中的样子：作为孩子，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才是正常的、可爱的。故事似乎召唤小读者在小狼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镜像”，学习做个“像孩子”的孩子：“会说人话的动物国度正象征着人类的童年国度。在那个国度里，儿童必须学着周旋在两者之间，一者是像动物般顺从身体欲望的驱策，另一者则是遵从成人的要求，压抑欲望，以社会许可的方式来作为。”[10]241-242而前者是比较隐性的，它通过故事角色来教孩子怎样做才像小孩，包括非理性地顺应自己的天性欲望，安于自己的无知或不成熟状态。

然而，对于故事中儿童的无知，读者需要比角色更聪明、更成熟、知道得更多，才能看透角色的“无知”从而体会到“无知”的可爱。与故事中无知的野狼处在同等认知水平的儿童，大概从中只能再次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不会觉得那很可爱，故事中的笨狼也并不认为自己“笨得可爱”。这意味着读者要超越故事角色的无知，才能真正读懂故事。

为儿童提供的那些无知而可爱的野狼形象，一方面鼓励儿童根据成人看待他们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将其无知视作一种美好状态，保持自己的天真；另一方面又期待孩子消除自己的无知，像成人那样能够欣赏角色的天真。换言之，这类蕴含互斥观念的文本是“邀请读者几乎同时既用纯真之眼去看，又越过那种纯真去看”[13]26，显示出成人既要孩子维持“孩子气”，又想让孩子摆脱“不成熟”的矛盾心态。而这也是现代童年观与生俱来的矛盾。在这样的现代童年话语框架之下，或许只有“长而不大”的童年才是理想化的童年，但显然这只是成人荒诞的乌托邦幻想。儿童确实应该享有童年，但儿童终究要走出童年，走向更成熟的阶段。

进而言之，小狼的无知带给读者可爱之感，也表明可爱确实与“神圣、完美”相对立，是“某种世俗、不完备、不成熟的事物”；同时，“当受到成熟的保护时，不成熟才会散发出‘可爱’之光”[22]。那么，为何受到保护的“不成熟”才显得“可爱”？或者说，成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以“审美”的眼光去欣赏而不是惩诫不成熟？试想，如果不成熟潜在的危险超出成人的控制力，成人还能有从容的心态去“审美”吗？因此，对无知的欣赏里暗含着成熟对不成熟的强大掌控，确保无知既不会伤及儿童自身也不会危及成人。这不但可能强化儿童对自我“无知”“不成熟”的价值认同，也可能强化儿童对成人掌控必要性的认同。我们需要对潜隐的童年控制有更为清醒的自识与反思。

另一方面，无知仅仅是“童年”而非“成年”的美德，这暗示了童年与成年之间质的差别，保持不成熟的存在亦是在维持一种界限，这种界限不但是定义现代童年的前提，也是现代成年自我定义的基础。所以，当无知之“可爱”凝练成一种美学意识形态，它在宣扬某种童年样态时，可能也压抑或遮蔽了童年其他样态的真实存在。同时，对“无知”“不成熟”的欣赏不应止于浅表。童话中小狼们的无知往往蕴含着天真、善良、诚实、勇敢、好奇、活力、乐观、同情、希望、正义感等人性的基本品质，而这些品质，“不是任何只具有观赏性的审美对象，而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文化从中生长起来的那片最初的人性土壤”[23]，由此，无知才能真正成为生命最初未经雕琢的本然状态的美好象征。从这个层面去欣赏儿童的“无知”，才更具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小结

从单一的恶狼到多元化的狼，从可怕的狼到被驯化的狼，从成人化的狼到儿童化的狼，童话中野狼形象的变迁隐喻着现代童年美学颠覆与重构之间、野性与规训之间、欣赏无知与超越无知之间的张力或矛盾，折射出现代童年观的困境与可能。这些对抗、张力与矛盾构成的二元论话语，也是后现代思想所质疑的，“即对有序与无序、自然与文化、理性与非理性、思想与情感之间的二元对立提出质疑，认为它们之间应当是‘两者都与和’的关系，而非‘非此即彼’的关系。”[24]这是现代童年话语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因为“一旦制造出这些类别，并使彼此对立，我们往往就会将其中一个看得比另一个好”；“若能抵御这种阶级化的思考方式，而努力把所有明显相反的都囊括进来，并公平地看成是具平衡性结论的一部分，事实上是更明智的”[8]188，比较好的儿童文学通常设法含括相反的价值观，去平衡那些二元对立。

对童话中野狼形象变迁的多维度分析，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同时重视二元体之间的整体性、相互依赖性、关联性与连续性，有助于我们反思既有的童年观念。美国学者艾里克·A·基梅尔曾指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为它的儿童所生产的那种类型的文学，最好地标示出那个社会所理解的儿童究竟是什么样子。”[25]这意味着，儿童文学中隐含着成人最真实的童年想象。童年观作为特定时代和社会中人们对于童年的普遍看法——认为童年是怎样的、应该怎样及可能怎样，它是整个现代童年话语的基础与原点。童年观从根本上影响儿童教育的立场、理念以及实践，也影响儿童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建构。

因为童年观不只是一种形而上的观念假设，它还具有一种“实践力”[26]。比如，当我们假设儿童只能阅读短小浅显的作品，就会把复杂深刻长篇的作品从孩子身边拿走，这样也就剥夺了儿童成为相反情况的可能，儿童能读到的就是根据这一假设提供的文学，久而久之他就只会欣赏短小浅显的作品，其阅读能力和审美趣味也就变成我们假设的样子。因此，透视野狼形象变迁中的童年观，反思现代童年观的困境与可能，重新审视童年与成年、野性与文明的关系，不但对儿童教育意义重大，也关涉人类与文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米歇尔·帕斯图罗.狼的文化史[M].白紫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

[2] 凯瑟琳·奥兰斯汀.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M].杨淑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作者序.

[3] 严秀萍.童话中的反动思维——以狼和女巫形象之递嬗为讨论中心[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167.

[4] 杨志成.狼婆婆[M].林良，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1.

[5] 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M].陈中美，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

[6] 艾格勒·贝奇，多米尼克·朱利亚.西方儿童史·下卷(自18世纪迄今)[M].卞晓平，申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94.

[7] 殷国明.漫话狼文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8] 佩里·诺德曼.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M].刘凤芯，译.台北：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2000.

[9]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剑波，卢忱，柳博赟，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10] 彼得·亨特.理解儿童文学[M].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

[11] 苏珊·恩杰.孩子说的故事：了解童年的叙事[M].黄孟娇，译.台北：成长基金会，199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