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师范大学黄艳红教授在阅读后评价道：“今天，这片土地上不同族裔和国家之间的芥蒂与冲突依然没有消除，而里德当年的观察对于理解当下，无疑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最近，“好望角”书系最新力作《东线之战：1915年穿越巴尔干之旅》如约而至，关注这本关于巴尔干新书的书友们，终于可以一睹为快了！

翻开这本书，你不仅能看到一部历史著作，还会看到一位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一部冒险家的游记散文。

本书作者约翰·塞拉斯·里德（John Silas Reed，1887-1920）是美国记者、诗人及共产主义者，他曾以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闻名于世。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里德前往东线战场，他虽错过了所有重要的战争，但却在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后方，开启了一场冒险之旅。

里德对细节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喜欢政治八卦，具有冒险精神，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事件留下了非常精彩的记述。

上海师范大学黄艳红教授在阅读后评价道：“今天，这片土地上不同族裔和国家之间的芥蒂与冲突依然没有消除，而里德当年的观察对于理解当下，无疑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打开那只“巴尔干火药桶”

文 | 约翰·塞拉斯·里德

来源 | 《东线之战：1915年穿越巴尔干之旅》

1914年8月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我立即以《大都会杂志》记者的身份动身前往欧洲，在此期间，我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目睹了其中3个国家军队的作战。1915年2月，我回到纽约；1个月后，博德曼·罗宾逊（Boardman Robinson）与我一同前往东欧。本书就是这第二次旅程的记录。

这是一趟原本计划为期3个月的穿越之旅：我们本将看到意大利参战，威尼斯被奥地利人摧毁；由于及时抵达塞尔维亚，我们将目睹塞尔维亚人的最后一战；看到罗马尼亚陷入冲突之中；我们会停留在“陷落的君士坦丁堡”待命；跟随俄国军队向柏林方向进攻；在高加索花一个月的时间报道哥萨克和土耳其人之间的野蛮战争。

但事实上，在7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宏大战争中的这些戏剧性高潮。除了混在俄国军队的大撤退中，以及在德国参战之初轻松地穿越巴尔干半岛之外，我们十分幸运地在战事相对平静的时候，安全地抵达了各地。也许正因如此，我们得以更好地观察到东方各国在长期战争的持续压力下更日常的生活状态。在突如其来的入侵、绝望的抵抗、占领和攻陷城市的动荡刺激中，人们似乎失去了独特个性或种族特色，而在争取民主的混乱斗争中变得愈加相似。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已经把战争当作一项事业，开始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开始谈论和思考其他事情。

预防斑疹伤寒（尼什）

当我们抵达意大利时，平静的气氛笼罩着这座城市，这让我感到失望。但是，此时我们听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谣言——君士坦丁堡即将被攻陷。我们放下了手头的一切，坐船启程前往德迪加奇（Dedeagatch）。然而，当我们还在萨洛尼卡（Salonika）时，来自土耳其的消息同样平静得让人不安，我们在萨洛尼卡下了船，前往塞尔维亚，那里当时正在遭受斑疹伤寒的摧残，即便如此，这个国家也正逐渐从上次奥地利入侵的可怕创伤中恢复。

听到罗马尼亚正在动员的消息后，我们火速赶往布加勒斯特（Bucarest）——当地虽然浓烟滚滚，但是鲜少发生交火。

君士坦丁堡坚守住了。因此，我们决定去俄国短暂停留，等达达尼尔海峡的局势变得有趣时再回来。俄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礼貌而含糊其词地应付我们，他说，我们必须前往彼得格勒，通过美英两国大使向俄国政府正式请求，才能获准去往前线。然而，3名令人厌烦的记者听从了俄国大使的建议，真的前往彼得格勒，并在那里待了3个月，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沮丧。俄国人已经开始从喀尔巴阡山脉撤退，在北部的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附近，也就是俄国、奥地利和罗马尼亚边境的交界处，发生了战斗。布加勒斯特的美国公使好心地给了我们一份美国公民名单，让我们在进入俄国后寻找这些人。凭借这个微不足道的借口，我们在夜间乘小船渡过普鲁特河，在俄军前线登陆。

高喊的军团

记者在俄军前线出现的这种情况前所未有。俄国政府的命令异常严格，从不允许记者进入这些地区，但该命令又准许来自北方的记者进入前线。我们是从南方来的，俄国人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就把我们送到北方去了。我们经过了布科维纳（Bucovina）、加利西亚（Galicia）和波兰，绕到了俄军前线后方，在那里，我们被关进“监狱”两周。最终，我们获释，并来到彼得格勒，结果发现自己刚爬出油锅，又跳入了火坑。彼时，当地官员已经决定枪毙我们，而美国使馆对我不闻不问，好在出生于加拿大的罗宾逊向英国大使馆请求帮助，最终，英国大使馆出面周旋，我们两人终得以平安地离开了俄国。不用说，我们去不了高加索了。

再次来到布加勒斯特以后，我决定去君士坦丁堡看看，那里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平静和安全。罗宾逊无法前往，因为他持有的是英国护照。一开始，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同意让我前往加里波利（Gallipoli）前线；但在两个星期的等待之后，他表示，美国人将不再被允许跟随土耳其军队，原因是有一名记者返回巴黎后发表了关于土耳其军事堡垒的细节描述。大约在同一时间，我得到一则非正式通知，让我最好离开土耳其，因为警察看到我与太多亚美尼亚人交谈。

在保加利亚边境，我被拦截并被告知需要返回土耳其，因为我的护照上没有签证。然而我身无分文，粗暴无礼的保加利亚警察局长既不与美国大使馆联系，也不允许我继续入境采访。所以，当开往索非亚（Sofia）的火车驶出车站时，我趁机跳上了火车，骑着栏杆，跳上不知哪位乘客的行李，爬上了火车车顶，当火车停下来即将接受士兵搜查时，我又逃进了田野。

在布加勒斯特，我遇到了罗宾逊，然后我们一起去了保加利亚。这座城市[索非亚]当时正处于战争的边缘。当宣布动员时，我们逃到了塞尔维亚，这是因为一来罗宾逊是英国人，二来新闻局通知我，记者不允许直接与军队联系。

布加勒斯特胜利大道

我们本以为会在塞尔维亚受到热烈的欢迎，却发现塞尔维亚人都读过我们之前写过的关于他们的两篇文章，而他们不喜欢这些文章。事实上，我们被告知，当战争爆发时，我们很可能会被驱逐出境。那时我们也已经在巴尔干半岛待够了，所以就离开了塞尔维亚。

显然，萨洛尼卡什么都没发生，我们在那里待了四五天，并没有收到比平时更多的消息，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于是，我们准备登上前往意大利的船只，打算从意大利坐船回家。

我们离开时，德国和奥地利军队正对塞尔维亚发起入侵行动，在后方，保加利亚正向塞尔维亚发起进攻，英国和法国军队距离萨洛尼卡只有6个小时的航程。但是，我们放弃了去报道战争，任由它们各自的命运发展，随后在10月下旬前往纽约。

1915年10月塞尔维亚人撤退一瞥

当回顾这一切时，对我来说，了解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事情似乎是了解不同的民族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的传统，以及他们所做和所说的具有启发性的事情。在和平年代，很多人的诸多品质被掩盖了，而这些品质在严重的危机中才会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在巨大的公共压力下，很多个人特性和种族特性都被湮没了。在这本书中，我和罗宾逊只是试图将我们在1915年4月至10月间在东欧国家所见到的人或事记录下来。

J. R.（约翰·里德）

1916年3月20日，纽约

来源：近现代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