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炎热的七月，老槐树下的石桌旁挤满了人。塑料茶壶壶嘴已经缺了口，倒出的茶水总是往左边飞溅一点。村东头的张老四被溅到裤腿，也懒得擦，摇着蒲扇继续他的话题。

炎热的七月，老槐树下的石桌旁挤满了人。塑料茶壶壶嘴已经缺了口，倒出的茶水总是往左边飞溅一点。村东头的张老四被溅到裤腿，也懒得擦，摇着蒲扇继续他的话题。

“哎，你们听说了吗，咱们村支书徐国强被抓了。”

“咋又提这事？都仨月了。”王二拍死腿上的蚊子，眯着眼睛看了看手掌心。蚊子没拍着，手掌倒是红了一片。

“这不是今天又有新情况嘛。”张老四挪了挪屁股下裂了缝的塑料凳子，那凳子发出”吱呀”一声响，好像在抗议他的体重。

我刚从城里回来探亲，还不太了解情况，便插了句嘴：“徐支书？就是那个总穿中山装的？”

石桌旁的几个人都笑了，李大爷咧着嘴说：“就是他，你才离家几年，就开始城里人了是不？我们这都叫西装了，哪还有人说中山装。”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示意他们继续。

徐国强是我们青山村的支书，已经干了十二年了。按张老四的说法，这支书当初也算是为村里做了不少事。先是把村里的水泥路修好了，然后又帮着村民们联系销路，把山里的土特产卖出去。日子过得好了，大伙儿也就都挺拥护他。

“那他怎么就走上贪污的路了呢？”我问。

王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人心不足蛇吞象。”

李大爷敲了敲桌子：“别打岔，让老四说完。”

原来三年前，县里决定在我们村后山建个工业园区，需要征用一大片地。这下子可让徐国强有了可乘之机。他先是在村民会议上说征地补偿每亩只有两万，其实县里给的是三万五。后来又在登记亩数时做了手脚，多报了不少面积。这一来二去，愣是让他贪了三百多万。

村民们也不是傻子，慢慢地有人起了疑心。特别是村头的刘老汉，他侄子在县国土局上班，偶然提到了真实的补偿标准。刘老汉先是暗地里打听，又跟几个村里的老人商量，最后决定去县纪委举报。

就在调查即将开始的时候，出事了。

“他媳妇查出肺癌，晚期。”张老四喝了口茶，茶壶又漏了一点在桌上，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小水洼。

我愣住了。徐支书的老婆杨丽我是见过的，那是个很朴实的女人，经常给村里孤寡老人送饭，人缘特别好。

“然后呢？”

李大爷接过话头：“然后啊，徐国强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故事还得从三个月前说起。那天是周三，徐国强正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数钱，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谁啊？”他不耐烦地问。

“我，老杨。”是村里的卫生员杨卫国。

徐国强赶紧把钱塞进抽屉，开了门。杨卫国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徐支书，嫂子她，她晕倒了，现在在县医院。”

徐国强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也顾不上锁门，拔腿就往外跑。

到了医院，看到平日里健康的老婆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呼吸急促，徐国强的心像是被人揪住了一样。

“医生，我老婆这是怎么了？”

值班医生推了推眼镜：“血常规有些异常，我们怀疑是肺部有问题，建议做个全面检查。”

接下来的三天，杨丽做了各种检查。CT、核磁共振、穿刺活检…徐国强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一宿又一宿，屁股都坐麻了。他看到护士站的塑料花上落了一层灰，想起家里那盆杨丽精心照料的吊兰，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第四天，检查结果出来了。

“徐先生，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爱人是肺腺癌，已经是晚期了，转移到了肝脏和骨骼。”

徐国强感觉天旋地转，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生办公室的。走廊上有个孕妇正在笑着打电话，告诉对方检查一切正常。擦身而过时，他突然恨起那个笑容。

“需要多少钱才能治好？”回过神来，徐国强对着医生的背影大声问道。

医生转过身，眼神复杂：“现在主要是延长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保守估计，化疗、靶向药物，加上后续护理，至少需要二百万。”

“二百万…”徐国强喃喃自语。

他在医院走廊尽头的座椅上坐下，掏出了烟。医院的禁烟标志就贴在他面前的墙上，但他像没看见似的，颤抖着点燃了一支。

“这里不能抽烟。”一个清洁工拖着拖把从他面前经过，提醒道。

徐国强看了他一眼，默默掐灭了烟，却没有起身离开。他的目光落在了清洁工胸前挂着的工牌上——陈学明。工牌的一角已经卷起来了，看得出已经戴了很久。

“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徐国强突然问道。

清洁工愣了一下：“七年了。”

“工资高吗？”

“一个月两千八，不高，但是稳定，还有保险。”清洁工继续拖地，拖把在地面上画出一道道水痕。

徐国强点点头，不再说话。此时，他的手机响了，是村委会的小李，说县纪委的人来村里了，正在找他。

他没有回电话，而是起身走向了医院大厅的ATM机。插卡、输密码，余额查询：39,826元。这是他和杨丽的积蓄，远远不够支付医药费。

当天晚上，杨丽醒了过来。徐国强强忍着泪水，握着她的手，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老徐，有话跟你说。”杨丽的声音很虚弱。

“你别说话，好好休息。”

“不，你听我说。”杨丽喘了口气，继续道，“我知道县里征地的事，我也知道你拿了不该拿的钱。”

徐国强的手颤抖了一下。

“村里人都在传，我早就知道了。”杨丽的眼睛湿润了，“老徐，咱们在一起三十年了，我知道你不是坏人。你只是…迷失了。”

“丽子，对不起，我…”

“别说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无论如何，做人要有良心。那钱，不是咱们的。”

徐国强低下了头，泪水滴在了医院的瓷砖地面上，很快就被蒸发了，没留下一点痕迹。

第二天一早，清洁工陈学明来拖地时，发现徐国强还坐在同一个位置，眼睛红肿，胡子拉碴。

“你一夜没回去？”陈学明问。

徐国强摇摇头：“我在想事情。”

“想通了吗？”

“嗯，想通了。”

陈学明拖着拖把走开了，他肩上的工作服有一块补丁，看起来很不协调。

徐国强掏出手机，拨通了县纪委主任赵建国的电话。

“赵主任，我是青山村的徐国强。关于征地款的事…我想坦白交代。”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徐支书，你知道自首可以从轻处理，但不会免除责任。”

“我知道，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好，你什么时候能来一趟纪委？”

“现在不行，我老婆生病了，我得照顾她。但我可以先把钱退回来。”

当天下午，赵主任和两名纪委工作人员来到了医院。在病房外的走廊上，徐国强交出了一个黑色背包。

“里面是三百零五万，比我贪的还多了五万，那是利息。”

赵主任接过背包，表情复杂：“徐支书，你…你为什么现在才决定坦白？”

徐国强苦笑了一下：“人到了绝境，才看清自己的心。我老婆得了癌症，需要钱治病，可我却发现…那些钱我一分都不敢花。因为它们不干净，用它们救命，良心会痛。”

村里人听说这事后，议论纷纷。有人说徐国强是怕东窗事发，想先下手为强；也有人说他是真的悔改了。但更多的人是为杨丽感到惋惜，觉得她这辈子嫁给了一个不值得的人。

“后来呢？徐支书被抓走了吗？”我问。

李大爷叹了口气：“被带走调查了。不过因为他主动交代，又退了全部赃款，可能会从轻处理。”

“那杨丽呢？”

张老四抹了把额头的汗：“还在医院治疗，村里人凑了些钱，但远远不够。现在她住的是最普通的病房，连靶向药都用不起。”

听到这里，我沉默了。虽然徐国强做错了事，但他最后的选择，多少还是让人有些敬佩。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一阵骚动，抬头一看，是徐国强的儿子徐小山，骑着电动车匆匆从村口过来。

“小山，你爸的事我们都听说了，节哀啊。”王二说。

徐小山停下车，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和茫然：“谢谢大伙儿关心。我刚从医院回来，给我妈拿换洗衣服。”

“你爸现在怎么样了？”李大爷问。

“还在看守所。昨天允许我去见了一面，他瘦了很多，但精神还行。”徐小山顿了顿，“他让我转告村里人，说他对不起大家，希望得到原谅。”

“那你妈呢？病情怎么样？”

徐小山的眼圈红了：“不太好。医生说最多还能撑三个月。”

我们都沉默了。夏蝉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李大爷突然说：“小山，告诉你妈，明天我们去看她。就说是村里人去的，不是因为你爸的事，是因为她一直是个好人。”

徐小山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谢谢您，李大爷。”

“对了，还有个事，你可能不知道。”张老四忽然神秘兮兮地说，“昨天，县民政局的人来村里了，说要给贫困重病户发救助金，第一个就把你家列上了。每个月有三千块钱补助，还能报销百分之七十的医药费。”

徐小山一愣：“真的？我怎么不知道？”

王二插嘴道：“这事我也听说了。好像是赵主任找关系安排的。他说你爸虽然犯了错，但最后选择了正确的路，值得帮一把。”

“赵主任？就是县纪委的那个？”徐小山难以置信地问。

李大爷点点头：“就是他。听说赵主任还偷偷去医院看过你妈一次，虽然你妈当时在睡觉，没见着面。”

一阵风吹过，老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私语。

七天后，我去县医院看望杨丽。病房里挤满了人，都是村里来探望的。杨丽躺在床上，脸色依然很差，但精神似乎好了一些。

病房的窗台上摆着几盆花，是村里人带来的。还有一个很旧的收音机，正播放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杨丽最爱听的。

“小张来啦。”杨丽看到我，微微一笑，“听说你在城里工作得不错，有出息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哪有，就是普通上班族。”

“来，坐。”杨丽指了指床边的椅子。

我坐下后，她忽然压低声音问我：“那个…老徐，他还好吗？”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知道他在看守所。”杨丽叹了口气，“其实他不是坏人，就是经不起诱惑，走错了路。”

“阿姨，您别想太多，好好养病。”

“我时日不多了，心里很清楚。”杨丽的目光落在窗外，那里有一棵开满花的洋槐树，“我只希望他能想开，服完刑后重新做人。”

这时，病房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护士长的声音响起：“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

紧接着，我们看到了让所有人都惊讶的一幕：徐国强，穿着囚服，戴着手铐，在两名警察的押送下出现在了门口。

“老徐！”杨丽挣扎着要坐起来。

“别动！”徐国强快步走到床前，单膝跪地，“丽子，是赵主任帮忙，让我来看你一眼。”

病房里的人都愣住了，包括我。只见徐国强泪流满面，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看起来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

“老徐，你怎么…”

“丽子，对不起。”徐国强哽咽着，“我辜负了你，辜负了大家的信任。”

杨丽伸出手，抚摸着丈夫的脸：“傻子，你回头是岸就好。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了解你，你本性不坏。”

徐国强抓住妻子的手，额头抵在病床边：“我认罪伏法，最快也要五年后才能出来。可你…”

杨丽笑了笑：“别担心我，村里人都很照顾我。再说了，咱们儿子已经长大了，他能照顾我。”

“爸！”徐小山站在门口，一脸震惊，他刚从外面买药回来。

徐国强站起身，看着儿子，一时语塞。父子俩相对无言，空气仿佛凝固了。

最后，还是徐小山先开口：“爸，妈会好起来的，您…您放心服刑，家里有我呢。”

徐国强的眼泪夺眶而出：“儿子，爸对不起你们…”

身后的警察提醒道：“时间到了，该回去了。”

徐国强点点头，最后看了妻子一眼，然后跟着警察离开了。

病房里的人都沉默了，只有收音机还在播放着越剧，女主角正唱到”十八年后又相逢”。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没有完美的结局，有的只是不完美中的真情实感。徐国强做错了事，但他最终选择了承担责任；杨丽可能熬不过癌症，但她的善良感动了整个村子。

两个月后，我回城前，又去了一趟医院。杨丽的病情恶化了，但她仍然坚持要听收音机，那台旧收音机的天线已经断了一截，用胶带缠着。

病房的墙上贴满了村里小学生画的画，角落里放着一个保温桶，上面贴着一张纸条：“丽姐，这是我做的鸡汤，记得趁热喝。老刘家”

“小张，你要走了吗？”杨丽问我。

我点点头：“明天一早的火车。”

“那我托你带个东西给老徐。”杨丽从枕头下掏出一个信封，“这是我写给他的信，你找个信得过的人捎给他。”

我接过信封，感觉很轻，却又似乎很重。

“阿姨，您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临走前，我鼓起勇气问道。

杨丽想了想，说：“人这一辈子啊，难免会犯错。但只要心还是好的，就值得原谅。你告诉村里人，别太恨老徐了，他已经付出了代价。”

走出医院，暮色四合，天边的晚霞格外绚烂。我站在那里，望着远处的青山，心中百感交集。

这就是生活，有悲有喜，有错有对，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事，只有真实的人间百态。

在回城的火车上，我掏出手机，给徐小山发了条信息：“照顾好你妈，有困难随时联系我。”

手机很快震动了一下，徐小山回复：“谢谢，我会的。对了，今天县里又来人了，说要把我爸的案例列为警示教育片，拍成短片在全县播放。”

我想了想，回复道：“这不是坏事，或许能警醒更多人。”

徐小山又发来一条：“我妈同意了，她说希望老爸的错误能让更多人受益。村里人都说我妈是个善良的人，我以她为荣。”

窗外，夜色渐浓，远处的山村星星点点的灯光，如同夜空中的繁星，温暖而坚定。

几天后，我收到了一条新闻推送：《村支书侵吞征地款案例警示教育片在全县播放》。我点开观看，片中有杨丽的采访片段。她坐在病床上，面容憔悴却神情坚定：“我不恨他，我只恨那些诱惑他的东西。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做个清清白白的人。”

镜头最后定格在徐国强跪在医院走廊的一幕，他的表情既忏悔又决绝。旁白响起：“金钱买不来良心的平静，也买不来生命的延续。做人，须有所敬畏。”

三个月后，我接到徐小山的电话，说杨丽去世了。临终前，她握着儿子的手说：“告诉你爸，我在那边等他，等他重新做人。”

葬礼那天，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就连县纪委的赵主任也来了，他带来一个特别的批复：允许徐国强在警察押送下参加妻子的葬礼。

雨中，徐国强跪在妻子的墓前，一跪就是两个小时，直到膝盖浸透了泥水。他没有哭喊，只是默默地念叨：“丽子，我对不起你，我会好好改过，等我出来，一定会做个好人。”

村里人看着这一幕，有的叹息，有的抹泪，但再没有人咒骂徐国强了。因为在这个生死离别的时刻，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个悔过的丈夫和一个失去挚爱的人。

生活就是这样，没有绝对的黑白，有时候对错之间，只隔着一念之差；有时候原谅与否，只在一瞬之间。

村口的老槐树依旧，只是又多了一道年轮；村委会的门口贴了新的标语：“清正廉洁，从我做起”；村里人的茶余饭后，徐国强和杨丽的故事，偶尔还会被人提起，但更多的时候，大家已经在讨论新的话题——县里要在青山村建设旅游项目了，听说能带动不少就业。

生活，总是在悲欢离合中继续向前。

来源：清爽溪流ikhZi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