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宁波博物馆举办的“东方的起点——宁波与西安：海陆丝绸之路跨时空对话”展，是迄今国内首次同时展示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大运河三大线性文化遗产的展览，共计展出481件（套）与丝路有关的文物。位于西北内陆的西安与东南沿海的宁波由“丝路”这一关键词一线相连，讲述

景德镇窑青花折枝山茶纹扁壶 明永乐

湖蓝色玻璃杯 东汉

金灶 东汉

◎王建南

展览：东方的起点——

宁波与西安：海陆丝绸之路跨时空对话

展期：展至3月23日

地点：宁波博物馆

宁波博物馆举办的“东方的起点——宁波与西安：海陆丝绸之路跨时空对话”展，是迄今国内首次同时展示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大运河三大线性文化遗产的展览，共计展出481件（套）与丝路有关的文物。位于西北内陆的西安与东南沿海的宁波由“丝路”这一关键词一线相连，讲述了从史前文化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对外交通、贸易和交流的故事。

扬帆出海自宁波

本次特展在宁波博物馆举办，宁波自然是主场，丝路的故事当然先从宁波港开始。宁波港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春秋时期称句章港，唐朝称明州港，元朝称庆元港，明朝开始称为宁波港。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陆、海丝绸之路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宁波地区的史前考古发现便提供了重要证据。

距宁波市区约25公里的余姚河姆渡遗址为新石器遗址。8000多年前，这里是汪洋大海，为古宁波湾的一部分。迄今为止，这里一共出土了46把船桨，其中35把发现于田螺山遗址，展览现场展出的木桨即来自于此处。出土的木桨与现代木桨十分相近。木桨的柄符合人体工学原理，握起来比较舒服。木柄下部逐渐加宽加厚，而接近于水面的部分则比较薄，后面需使力的部分比较厚实。田螺山遗址还发现了制作船的作坊以及陶制的船模。

此外，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淡水动植物以及鲨鱼、金枪鱼等海生动物的遗骸。井头山遗址是埋藏最深、年代最早、保存遗物最丰富的贝丘遗址，清晰显示了8000多年前井头山人以大量海生贝类为食，丢弃之后的贝壳经长期的堆埋形成今天的贝丘。

这一切都说明，住在河姆渡一带的原始居民已经能制造船桨，使用舟楫，航行于河湖港湾和近海进行生产活动。这也证明了河姆渡是宁波造船和航海事业发源地，河姆渡原始居民的航海活动是中国最早的航海活动。

这还证明了聚落的存在与管理的复杂性。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又称象牙蝶形器，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装饰器物中最为精美的一件，其上方有几个圆孔，供穿绳用，应为氏族首领挂在胸口的一件饰品，毫无疑问这是身份地位的标志。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开拓句章成为港口。这里顺流可入甬江经镇海入海，是越国重要的通海门户。从战国到隋朝近千年中，军队从句章港出发，进行海上军事活动，屡见于史册，但鲜有海上贸易的记载。句章港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军港之一。

唐代“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中心不得不南移，“陆上丝绸之路”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海上丝绸之路从北至南依次为扬州、宁波、福州、泉州、漳州、广州、合浦（今北海）。从唐晚期开始，中国对外交通史上的北线航路转为以南线为主，古明州的海外交通迅速崛起，跻身当时的四大港口之列。从宁波出发的商船，分为通往日本的东海航线和通往东南亚及印度的南海航线。

北宋建立时，明州港已呈现出繁荣景象。北宋政府为了加强对明州港的管理，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在明州正式设置市舶司，管理港口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宜，类似近代的海关。设置市舶司的同时，北宋政府还制定一整套制度，用于管理国内商船驶往海外的贸易。明州市舶司的创设和相关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民间的港口贸易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明州港因此进一步繁荣起来，正式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港口。

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定都临安(今杭州)。不少外来的船舶因钱塘江浪大潮高不敢直通杭州，大部分货物是由明州港转运。在南宋政府的政策鼓励下，加之明州商人善于经商，明州的江厦码头，风樯林立，商舶往来，货品繁多，盛况空前。

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后，推行比南宋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此时的宁波地区按照元朝政府的划分，设置为庆元路，相应建立庆元市舶司，明州港改名庆元港，成为与泉州港、广州港并立的元朝三大对外贸易港之一。

公元1364年，朱元璋改庆元为明州，后为避明国号之讳，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明州为宁波府，宁波港的称谓由此开始。然而，自晚唐开始兴盛的东方大港却进入了幽暗期。明初采取“海禁”政策，只允许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以“朝贡”形式来中国贸易，并限定宁波港只能接待日本的贡船，其他各国船只鲜被允许进港，这一局面持续了近300年。

清军入关，明朝灭亡，清初采用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宁波港的海上贸易和渔业生产活动几尽消亡。随着天下的安定，康熙朝有所松动。然而好景不长，乾隆时期又严格起来，宁波港只好转向国内，与沿海诸港发展贸易往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宁波港才迎来了久违的航运盛世。

迄今为止，宁波地区共出土了六艘古代沉船，分别为现保存在江东庆安会馆的唐代龙舟、东门口发现的北宋古船，和义路出土的南宋古船、慈溪潮塘江的元代沉船、象山县涂茨的明代古船和象山小白礁的清代沉船，恰好象征着宁波作为港口经历了唐宋元明清的沧桑巨变。

从北至南，多港口共谋出海

宁波港的兴盛得益于有利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中国沿海各港口的中间点，背后不远即与京杭大运河相连，将内陆航运与海运相连十分便利。不过，说到大运河的便利，宁波比不了扬州，隋唐时期，扬州港曾经比宁波港更为风光。

隋代开凿大运河，促进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唐代对运河的进一步开发，使扬州逐渐成为南北水陆交通的总枢纽、漕运中转的大港，陆上丝绸之路延伸至扬州，使这里成为陆、海丝路的交汇点，内陆商品海外出口的首选之地，加之唐朝空前的开放政策，吸引了大批海外商人云集扬州，使这里跃升为国际大都会。扬州成为与广州、泉州、交州齐名的东方大港。本展有来自扬州博物馆的多件长沙窑瓷器，多为古扬州城遗址出土。长沙窑依靠扬州城的兴盛而达到生产销售的高峰，也随着扬州城的衰败而衰落。

在中国古代的港口中，泉州历来大名鼎鼎。刺桐是泉州市花，也成为泉州的别称。10世纪来泉州的西亚人将“刺桐”音译为阿拉伯语“zayton”,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泉州的别名，多见于外国侨民碑铭、西方文献和古地图中。

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置泉州市舶司，这是泉州海外交通史上的里程碑。自此之后，外商云集此处，尤其是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这里迎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期。泉州港的海外贸易航线依靠季风，每年3-4月，航船顺着西南季风可行至东北亚；每年10-11月，利用东北季风，可下南洋到东南亚、南亚、波斯湾，甚至远达东非沿岸。宋元时期，泉州还是中国海船的制造中心，代表着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

提到中国的大港，广州必不可少。广州是当之无愧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距今六七千年前起，环珠江口地区已有人类生活，先民以沿海或海岛的浅滩、沙丘、低岗等地为营，以渔猎和采集为生，面向大洋不断探索，创造出富有开放性的海洋文化。

到了先秦时期，广州地区已经能够扬帆出海了。赵佗统治下的南越国国都就设在广州的番禺。汉武帝夺取这片土地后，进一步拓展了海洋航线。从内地迁移来大量人口，定居于此。仅在当地考古发掘中，就出土了1400多座汉墓。从两汉墓地出土了2万多枚珠子，其中有一万多颗玻璃珠子。这些珠饰证明了广州在两汉时期已经开始了非常广泛的贸易，因为珠饰制作工艺与样式涵养了印度-太平洋地区、地中海地区和西亚地区。本展展出了不少这样的精美舶来品。

至唐代，在广州生活的胡人已达到10万人之众。公元741年（唐开元二十九年），广州城西开设了供外国人（主要是阿拉伯和波斯人）侨居的社区——蕃坊,并设蕃坊司和蕃长进行管理。

瓷器是宋代对外贸易中最重要产品之一。广州西村窑是宋代广州海外贸易的重要见证。明清时代，广州在海外贸易的地位更是突出。明代长时间实行“朝贡贸易”，明成祖重开广州、泉州、宁波三地，专事朝贡接待。可以说，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广州一直通过海上交通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北非等地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再往南便来到交州，说到交州的港口，先要清楚交州之所在。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发兵灭掉南越国后还设立了交州，下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个郡。其中的合浦即为港口，今为广西的北海。

当地的汉墓考古发掘证明，这里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本展从合浦汉文化博物馆借来了出土的汉代玻璃、琥珀、水晶、玛瑙、花球形金串饰、绿柱石混合串珠等文物，它们的原产地分别是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要求此地设置合浦郡，从此出海。经过对合浦汉墓中的一件湖蓝色玻璃杯进行科学测试，其成分为钾玻璃，符合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材质特征，因为中国本地产的绝大部分为铅钡玻璃，此杯应是东南亚或南海贸易圈的舶来品。合浦距离首都长安何其遥远，可出土文物却有力见证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回到陆上丝路起点长安

毫无疑问，长安（今西安）是一个与丝绸之路联结最为紧密的城市，这里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点和目的地。自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通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这条陆路丝路上的故事是本次特展讲述的另一个重点。

来自于宁夏固原博物馆的北周鎏金银壶出土于北周大将军李贤墓。从外观看，这是一件波斯萨珊王朝的典型金属手工艺品，已有1500多年历史。器身上锤揲（音同协，锤揲为一种金银器成形工艺）出了六个人物，分成三组图案，刻画了古希腊故事中帕利斯的裁决、掠夺海伦和回归的场面。颈部、圈足中部和底座的连纹珠采用了波斯金银器的焊接工艺。壶把上端的人头像取自希腊传统，壶身和壶把上的凹槽可联想到古希腊建筑中的廊柱，而壶身故事里的人物和他们的服饰又有印度造型的特点。众多文明符号融合在这样一个胡瓶之上，折射出丝绸之路上文化艺术交融的景象。

来自中国钱币博物馆的一枚由纯金制成的钱币发行于拜占庭帝国时期。正面是查士丁皇帝的半身像，背面铸造了长有双翼的女神像。这枚金币在东罗马时期的地中海及西亚地区具有极好的流通性。在宁夏出土，说明当时从新疆到长安的当地人也在使用。

隋代酒神图驮囊陶骆驼，出土于西安与咸阳交界地带，其两侧的驮囊上各模印一组人物，中间醉酒男子形似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陶俑因此得名。骆驼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骆驼俑在沿线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发现，但是希腊“酒神”题材与本土骆驼题材的结合实属少见，制作者可能是当时粟特工匠或西亚的工匠。

西安博物院藏东汉金灶是一件小巧玲珑的随葬品，由灶门、灶膛、灶台面、釜和烟囱组成。灶台上置一釜，釜内盛满粟米。灶门上方镶嵌一颗绿松石。金灶上非常细小的金珠或银珠被精细地焊接在表面，旁边饰以掐丝花纹。这种焊珠工艺传自中亚地区，非中国本土所创，大约在公元三、四世纪末才被中国工匠掌握。金灶底下刻有两个篆字“日利”，是中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露。

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后，汉武帝设置了四郡，以利于管理，并派重兵把守。甘肃武威雷台汉墓群出土的“铜车马组仪仗队”体现了中央政权保卫该地区的决心与气势。本展借来其中一件铜轺车。整个车由青铜铸造，车身、车轮和车棚以写实手法铸成，是当时汉代贵族出行的一种便利交通工具，可用于公务交通。此墓还出土了著名的铜奔马。雷台位于甘肃武威市，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结点，是军事重镇，战略地位险要。

从丝绸之路的陆路核心城市西安到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宁波，一件件的文物折射出古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互鉴上的生动历史，再次阐明连接了东亚、中亚、印度、西亚、地中海等世界几大文明圈的丝绸之路，对于推动世界文明进程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

图源/宁波博物院·宁波博物馆

来源：环球网海外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