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意大利女性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2500万选民中,有1300万是女性。《还有明天》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一个被家暴的女人,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走进市政厅去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
几天前的妇女节,KnowYourself 和 NYU 校友会,联合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观影:
1946年,意大利女性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2500万选民中,有1300万是女性。《还有明天》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一个被家暴的女人,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走进市政厅去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
女主角迪莉娅早上刚醒来,就挨了丈夫的一巴掌,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这就是她忙碌而慌乱的日常:
一天打四份工,打针、修伞、补衣服、洗床单,拿到微薄的收入后赶回家做饭,任何一个冲突的苗头都可能引来丈夫的毒打......除此之外,她还经常陷入自己「不够美」,可能让女儿丢脸的窘迫。
影片黑白复古的色彩提醒着我们,迪莉娅的遭遇是历史的、遥远的,但在二战背景之下,她所经历的种种伤害——付出与牺牲是被隐形的、美是一种义务、生育是完整自身的标志……却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然如历史照进现实一般的、令银幕前的观众深深共情。
它也再一次印证着,上野千鹤子提出的「女性是一种处境」。某种程度上,这种处境不分语言和地域,平等地困住了世界上接近一半的人群——
它是《出走的决心》中的李红付出了十多年的无偿家务劳动,却不能决定自己何时可以远游。是《好东西》中的王铁梅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却被人审判是个不合格的单亲妈妈。
不同的是,关于「女性处境是如何被结束的」,《还有明天》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了更残酷却也更直抵真相的答案:
01
是在「女性职能」之外
拥有「做自己」的闲暇时刻
看完电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女主角真的很难闲下来。
迪莉娅一直处于一种忙碌的状态:不是辗转于不同的地方打零工,就是在厨房为一家人忙碌餐食。她是用打针、洗床单、修雨伞来谋生的人,也是要在肉食店门口祈祷有粗通心粉的母亲、妻子和儿媳。
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女性职能」,让迪莉娅自己陷入了时间贫困。时间贫困是社会心理学家凯茜·霍姆斯提出的概念,指一个人因为劳动时间过长而无法满足休息和闲暇需求的现象[1]时至今日,时间贫困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病,但这似乎在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项研究表示:女性平均每周家务劳动时间是21小时,是男性的两倍。同时,她们还需承担全职工作,导致总劳动时间比男性多8小时[2]。对女性而言,闲暇不仅是单纯的休息,也意味着更高的幸福感。
因此,电影中少有的闲暇时刻显得格外珍贵——迪莉娅和好友玛丽莎在菜摊子前闲聊、并肩坐在街边箱子上晃着腿抽烟、独自一人在天台上望着远处抽烟,背后迎风飘荡的床单像是迎战的军旗。
因为我知道,只有在这些「停下来」的时刻,她不必驱动自己去扮演一个社会角色,这是全然的她自己。
02
是一次次忍耐家暴时
女儿劝自己「逃走」的呼喊
电影中,迪莉娅已经习惯了丈夫日复一日的殴打,从未想过要反抗、逃离,直到受到女儿的影响,才让她渐渐苏醒:挨打时,除了忍耐,还有其他可能的选择。
女儿玛塞拉是对母亲的处境最为敏感的角色:
她听到父亲对自己说「你结婚后家里就没有女人了」时感到惊愕和荒谬,因为父亲毫不掩饰地忽视了母亲的存在。
她也会在迪莉娅每次被打后冲到她面前质问「你怎么还不逃」。
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本质上是女儿始终认为迪莉娅仍然「有得选」,也是在表达「如果你真的离开,我支持你」。在迪莉娅又一次被打后,两个弟弟对此熟视无睹而玛塞拉呆坐在床边难以入睡时,这个家庭的女性同盟已经悄然结成。
就像现实生活中,一些女儿在目睹母亲不幸的婚姻生活后,主动劝她选择离婚。这其实是陷入无助的母亲非常需要的一种社会支持——我支持你选择自己的命运,哪怕是离开这个家庭。
03
是用沉默的母爱
亲手「摧毁」女儿危险的婚姻
长期经历家暴的迪莉娅太习惯于忍受,甚至下意识地将「被打」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意外,已经深陷于习得性无助的她可能会这样过完自己的一生。
转折点在于迪莉娅目睹了女儿玛塞拉和男朋友朱里奥的互动,两人在嬉戏打闹时,朱里奥开玩笑似的扼住了女儿的脖子,这让迪莉娅想起,丈夫对自己的暴力,也是从这种看似无害的「打情骂俏」中日渐粗暴起来的。
当她意识到女儿有可能踏上和自己一样的人生,习惯了在拳头下唯唯诺诺的她,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怨恨与愤懑。
就是这样的她——总是被女儿指责不争气、总是默默咽下被家暴的苦果,却比所有人更早、更敏感地预见了女儿爱情的走向,并果断地冒险策划了一场「事故」,成功拆散了女儿和男友的关系。
迪莉娅默默投下一枚炸弹,在这段关系的毒性尚未发作之前,切断了女儿滑向悲惨命运的可能性。即使引爆的瞬间会给女儿带来痛苦,但迪莉娅已经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看清,真正爱你的人比你自己还明白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不是婚姻,而是自由;不是婚纱,而是未来。
04
是在工作中看见性别的真相
再把婚纱换成学费
电影中有一段剧情令人印象深刻:迪莉娅在雨伞店教新来的男实习生修雨伞,却在聊天时得知这个新人的工资,比从不间断来这工作了三年的她还高。
这一幕让迪莉娅更清醒地看到了性别的真相,仅仅因为自己是女性,就无法得到她应有的报酬。
弗朗西斯.福山在《身份政治》中写道:身份来源于独特的体验[3]。是的,「女性」对自己身份的觉察,就来源于每一个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性别而生出的所有微小而又确定的「不舒服」。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书籍、网络接收很多先进的思想和流行的观念,但是那些流经你生命的、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才会成长为更坚实的根基。就像迪莉娅在听到男实习生工资时发现了关于性别真相后的怅然表情一样——它痛苦,却也非常真实。
看到这里我不禁感叹:即使辛苦,但幸好迪莉娅有四份工作。
这不仅关乎我们生命经验建构的真实性,也关乎金钱带来的话语权。也正是这份话语权,推动着迪莉娅攒够了8000里拉,再把它换成了女儿的学费。
这一次,她不用再理会瘫痪的公公批评自己「话太多」,她也无需再去解释缘由,因为行动就是她的表达。
尽管现在关于「职业倦怠」和「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的声音越来越多,也有更多的人强调家庭生活的珍贵,但我相信对女性而言,一份全职工作的含金量仍旧在上升。
05
是打破困境的代际托举
互送一份名为「可能性」的礼物
电影在展示了迪莉娅触目惊心的日常生活后,安排她遇到了年少时的恋人。前男友邀请她一起私奔,命运似乎给了她一张通往新生活的车票。
当所有人都猜测,迪莉娅会把和一个男人私奔当作救赎,落入「王子拯救了公主」的叙事时,迪莉娅选择了比再赌一次「相信爱情」更奢侈的未来——
1946年,意大利女性第一次被允许参与政治投票,在此之前,长期受天主教教义影响的意大利不允许女性离婚,这次投票给了她们机会掌握自己婚姻的主动权。
迪莉娅冒着被丈夫毒打的风险来到投票站前,拥挤的人群冲散了她和丈夫,却不妨碍女儿在人群中一眼锁定她,逆着人潮穿过层层阻碍,将选举必备的证件递到了母亲手里。
正是在这里,这对母女终于完成了对彼此的理解、救赎,互相赠送了一份名为「可能性」的礼物。女性可以不要婚纱,不要私奔,只要明天。
曾经,玛塞拉的逃离指向的是一个新的婚姻。她一次次质问母亲「为什么不逃跑」,其实是对自己未来的宣言:我和你不一样,我会离开这里。但本质上,这种逃离最终的归宿仍然是一种依附,那就是找到一个和自己爸爸不同的「好男人」。
而没有鼓起勇气逃离的迪莉娅,从始至终想的都是送自己的女儿离开。最初,她每天攒钱想送女儿一身新婚纱;后来,她借邻居的桌布送女儿一个尽量体面的订婚宴;再后来,她决定送她一个读书的机会。
故事最后,投完票无声凝视丈夫的迪莉娅转头对上女儿的目光,两人相视一笑。这一次,她身体力行送女儿一种新的人生可能性——要抗争而非逃离。这几乎是一个母亲能送给女儿的最好的礼物。
谁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当这对母女在彼此身上看到真正的自由在何处时,留下来一起抗争,才是女性在代际中共同书写的史诗。
06
是能自己决定
「何时抹去口红」的主体性
电影里我最喜欢的镜头,是导演有意安排的一组关于「抹去口红」的微妙对比。
第一次是玛塞拉与朱利奥在打闹时,朱利奥用看似玩笑的语气强硬地抹去玛塞拉的口红。在后续迪莉娅的记忆闪回中,这一幕像极了她大着肚子在灶台边做饭时被丈夫伊万诺抹去口红,因为这是未经他允许的打扮。
第二次是迪莉娅在投票之前郑重地换上新衣、涂上口红,但这次也没能保留太久,因为一个男性工作人员提醒她们「沾上口红的选票可能会被作废」。于是她们再一次抹掉了口红,但这次是为了她们自己。
口红这个意象的选择十分巧妙,因为它一直以来就与女性形象紧密相连,而它在历史上的每次意义演变,都映射着女性形象的变迁。
20世纪初期,在争取选举权的浪潮中,口红就成为了妇女参政者的标志。
1913年3月,近5000名涂着口红的女性游行经过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也是因为妇女参政者将口红作为对传统的反叛和表达抗争的方式,口红也一改之前与妓女、歌舞女郎相绑定的状况,涂抹口红逐渐在社会上流行起来[4]。1919年7月31日法国周刊La Baïonnette的封面
到了好莱坞黄金年代,荧幕上的女明星塑造了口红=美的概念,这种风向持续多年,口红成为消费主义话语中的时尚单品。
中文互联网的女性主义逐渐发展起来后,许多品牌将口红的意义从「取悦异性」转变为「表达个性、展示多元」。
就像许多大学和商场里卫生间的代孕广告总会被口红遮住一样,这一管7-9厘米之间的膏状体不仅是一个女性彰显美丽的方式,更是我们对「自己是谁」的回答。
07
是不再恐惧成为无助的个体
而是要成为「历史的一员」
走出影院,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还有明天》不够「爽」。的确,迪莉娅并不是一个我们最期待的「大女主」,她一直在忍耐、言听计从、逆来顺受。也有人问,投票了又如何,回家不是要继续挨打吗?
抹掉口红、投入选票,无足轻重的抗争,甚至改变不了晚上回家挨一顿毒打的惯例,这一切有意义吗?
迪莉娅的故事也许没有童话般逆袭的结局,这不仅是因为时代背景的限制,更因为也许《还有明天》不想用一名女性被男性救赎的侥幸,湮没「女性共同体」的隐忍、互助与抗争。
与迪莉娅同住一个院子的几位女性,会主动为她借出自己的高级桌布,好让她准备女儿的订婚宴。即便与迪莉娅发生过口角的女邻居,也会在迪莉娅被打时露出不忍的表情,并让玛塞拉坐到自己身边。
电影最后,站在投票箱前的是来自不同阶级、不同年龄、从事不同职业的女性。无论她们穿着何种材质的衣服,都主动擦去口红、投下自己的一票。
投票结束走出市政厅的迪莉娅迎面遇到气急败坏的丈夫,楼梯上来来往往的不知名的、陌生的女性们停下脚步,与她一起凝视反击。
是的,迪莉娅回家后可能还是要面对一顿毒打,但这种看似不彻底的反抗,恰恰破除了传统女性叙事的幻觉——真正的解放远不止一个高光人物的瞬间觉醒,而是许多普通的、没有姓名的女性在历史的褶皱中凿出光源。
选择出逃、或者反抗丈夫的迪莉娅或许会成为一个为人称道的例外,但是留下来、去投票的迪莉娅会成为一个创造历史的动词。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ly woman. I want to be one of many.
最后
《还有明天》的答案是残酷的:
它不仅告诉我们,女性困境的结束,无法寄希望于任何其他人,唯有靠女性自己来完成。
它同时还提醒我们,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一切还只是漫长的开始。
就像投完票的迪莉娅没有瞬间得救,因为彼时距离意大利通过离婚法令还有24年。这些年里的每一天,她都可能继续遭受暴力。
然而,她用可能一生的代价,换来的一票,最终会帮助无数被困在地狱般婚姻里的女性,走向一个值得期盼的明天。
从离婚自由,到教育平等、同工同酬、生育自由......
前路漫长,我们今天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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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1]霍姆斯, 凯茜. (2023). 时间贫困.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https://nsd.pku.edu.cn/sylm/xw/272401.htm
[3]弗朗西斯.福山, F. (2021). 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 刘芳 (译). 中译出版社.
[4]雷切尔·费尔德. (2021). 口红:潮流、历史与时尚偶像.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文关键词:女性处境、时间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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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Ele
来源:KnowYour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