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950年至1951年间，中国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清查行动，特别是在南京，这个曾是国民党首都的城市，旧政府官员和特务混杂其中，存在着不少潜在的威胁。在这场行动中前国民党杨登瀛高官因拒绝登记而被怀疑是特务，但他的真实身份却远比表面看到的复杂得多。他到底是一个怎样
在1950年至1951年间，中国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清查行动，特别是在南京，这个曾是国民党首都的城市，旧政府官员和特务混杂其中，存在着不少潜在的威胁。在这场行动中前国民党杨登瀛高官因拒绝登记而被怀疑是特务，但他的真实身份却远比表面看到的复杂得多。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杨登瀛
1893年杨登瀛出生在广东香山县，这个家族以商业为主，使得他从小就生活在比较优越的环境中。尽管生活富裕，杨登瀛对周遭的社会动荡和民族危机深感不安，这种感受最终促使他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1919年杨登瀛决定结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业，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毅然回国投身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他积极参与了激烈的“五四运动”。
实际上杨登瀛的政治路线初期偏向国民党，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还保持着一定的进步思想，这为他提供了展现才华的平台。由于他的文雅气质和丰富的学识，杨登瀛很快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他的交际能力让他与多位国民党要员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由于他的留日背景，杨登瀛精通日语，这在当时与日本人经营的通讯社以及外国租界中的社交活动中，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便利。他的人脉和语言能力为他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养山
在上海杨登瀛目睹了五卅运动，这激发了他对劳动者运动的同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结识了当时的工人运动领袖顾顺章，尽管顾后来背叛了革命，但在那时他们共同的理想为杨建立了与许多共产党人的联系。
不幸的是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杨登瀛因公开批评蒋介石的行为，遭受了蒋介石的打压，并最终身陷囹圄。几个月的牢狱生活后，得到了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的帮助才重获自由，这段经历彻底让他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
释放后杨登瀛决定转向，不再为国民党效力。正巧他的旧交陈养山因领导浙江农民暴动失败后逃至上海，无依无靠。杨登瀛提供了避难所，还将陈养山介绍给了其他共产党联系人，从而开始了他作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生涯。
周总理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杨剑虹希望杨登瀛加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这一部门虽名不见经传，实则拥有极大的权力。面对这一职位的诱惑与道德的考验，杨登瀛深感纠结。
向陈养山求助后，得知这一消息的周总理迅速反应，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在一家不起眼的上海小咖啡馆里，杨登瀛与陈赓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这次会面彻底改变了杨登瀛的命运。
陈赓给了他一个艰巨的任务：渗透进沪上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和情报部门。杨登瀛接受了这一任务，并开始以双重身份在政治漩涡中舞动，频繁提供重要情报，并安排地下党员进行伪装行动，以此来提升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信任度。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杨登瀛成功获取了多项关键情报，还多次救出了被捕的党员，成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不可多得的宝贵资产。这一切都在蒋介石对他的高度评价和信任下秘密进行。陈赓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的国民党上海特务机构实际上已经被我们牢牢掌握。
陈赓
1928年，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逐渐稳固，他指示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是日后闻名的情报机关“中统”的前身。陈立夫负责筹建这一机构，并任命了他的信任人杨剑虹为采访股总干事。
杨剑虹过去是青帮的一员，缺乏情报工作经验，对这一新角色感到极大的压力。在困难之际，他求助于杨登瀛，希望能借助杨登瀛的智慧和资源来应对挑战。面对老乡的请求，杨登瀛感到两难。
杨剑虹的工作职责涉及大量“反共”活动，这无疑会对他与共产党的关系造成影响。杨登瀛未直接答应加入，而是提供了一些关于建立情报网络的建议，并保持了谨慎的距离。
毛主席
杨剑虹离开后，杨登瀛立即联系了陈养山，透露了蒋介石的反共计划，表达了自己对双方激化冲突的担忧。杨登瀛的直率和真诚得到了陈养山的高度赞赏，后者迅速将这一重要情报上报给了中央。
得知这一情报后，周总理和陈赓对杨登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养山对杨登瀛的品性和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为他的可靠性做了担保。周总理立刻派陈养山去了解杨登瀛的意愿。经过一番交流，陈养山确认杨登瀛愿意加入杨剑虹的团队，并为共产党提供内部消息。随后周总理指示陈赓与杨登瀛建立单线联系，确保信息的安全和准确。
为了帮助杨登瀛在国民党内部获得更坚实的立足点，陈赓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行动，包括提供假的中共情报以增加杨登瀛的可信度，并赠送他一辆小轿车，以此增强他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
罗亦农
这些行动使得杨登瀛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而且逐渐掌握了关键的情报资源。陈赓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表面威风，实则已被我们牢牢掌握。”正是通过杨登瀛这个关键人物，共产党能够深入了解国民党的内部动态，从而有效规避和应对来自国民党的各种威胁。
在1929年底，任弼时意外在英租界被捕。在被押送至监狱的过程中，他机智地吞下了所有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在审讯中任弼时坚称自己是彭德生，一个前来上海寻找工作的普通失业教师。
得知任弼时被捕的消息后，中央特科迅速联系了杨登瀛，讨论救援方案。杨登瀛分析了任弼时的处境和他所提供的口供，认为由于其身份尚未被识破，救援行动有望成功。
陈立夫
杨登瀛利用自己在租界警察系统中的人脉，向一位巡捕房的老朋友提出，所谓的彭德生其实是新招募的情报人员，可能由于口音问题而被误抓。他请求老友帮忙释放这位“误抓”的情报员。
巡捕房的朋友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意识到这是一场误会。杨登瀛再次与其联系，并通过递交一笔钱作为谢礼，成功将任弼时从囚笼中解救出来。这件事在周总理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他晚年的时刻，仍然记得当年杨登瀛为救援共产党同志所做的贡献。
1930年4月，黄第洪从莫斯科留学回国，并计划与周总理会面，由于对白色恐怖的恐惧和对荣华富贵的渴望，黄第洪向蒋介石发送秘密信件，表示愿意背叛共产党。蒋介石将此事视为重大机会，立刻下令行动，试图通过黄第洪捕捉周总理。
蒋介石
陈立夫将此密信及指示转交给了徐恩曾，责令其处理黄第洪的“投诚”事宜。徐恩曾随后联系了杨登瀛，并告知了黄第洪的接头细节。杨登瀛得知此事后，立刻让陈赓通知周总理，警告他黄第洪已变节，绝不能与其见面。尽管黄第洪已经与周总理设定了会面时间和地点，但杨登瀛的及时情报使周总理避免了潜在的危险。
而在黄第洪的约会当天，他试图让杨登瀛陪同前往，以增加捕捉周总理的成功率。杨登瀛敏锐地建议黄第洪单独前往，以避免激起对方的怀疑。黄第洪无奈地独自前往会面地点，但在途中恐惧心理作祟，突然改变主意并返回。
杨登瀛对黄第洪的背叛行为感到愤怒，同时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策划进一步的行动。不久黄第洪在杨登瀛安排的地方被两位伪装成黄埔校友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以枪支控制，并最终被执行了。
任弼时
在1949年的南京解放之后，杨登瀛由于过去在反动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很快被新的政权逮捕，面临极刑的威胁。在狱中他向审讯者揭露了自己曾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员，并声称陈赓将军可以为他作证。这一情况迅速引起了上级的关注，陈赓的证明确实为杨登瀛赢得了从轻处理，使他最终获释。
得知这一消息的陈养山，时任司法部副部长，迅速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强调杨登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对党的贡献。他建议为杨登瀛提供救济，以表彰其过去的努力和牺牲。
杨登瀛在得到释放后，应陈赓的邀请，前往北京与老朋友重聚。陈养山亲自在火车站迎接他，陈赓在家中设宴款待，李克农、安娥和刘少文等昔日战友也来参加聚会。借助这些老朋友的支持以及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每月100元生活补贴，杨登瀛及其家庭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周总理
1956年春，陈赓在北京设宴欢迎杨登瀛，而陈养山甚至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这位老朋友。重逢之际，老战友们的相聚充满了深情和回忆。在聚会中，杨登瀛意外重逢了多年未见的安娥。她曾是他的密切合作伙伴，两人曾共同度过许多艰难时刻。
当谈及曾是他们共同战友的“保镖”连德生时，杨登瀛心中不由自主涌起悲伤。连德生在红军长征后，被派留守苏区，不幸于1935年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仅42岁。得知这一消息杨登瀛感慨万千，这是他一直未能释怀的痛。
此次北京之行让杨登瀛重逢故人，也圆了他多年的心愿。杨登瀛回到南京后，感激当地公安局的照顾，他每月能领到100元的生活补助，这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已足够解决生活中的大部分困难。
陈赓在1961年去世前，每次到南京公干，总不忘拜访杨登瀛，二人常常回忆起那段风雨共度的岁月。在他们的对话中，尽管面对许多旧日艰难，但他们共同经历的战斗时光和深厚的友情，让这些回忆带有一种特别的温暖和力量。
1969年杨登瀛在病痛和孤独中逝世，留给家人的最后话语是对自己身份的困惑与周总理对他的了解。1976年，周总理在临终之际，召见罗长青，提到杨登瀛等为党作出贡献的人，嘱咐要永远记住这些人的功绩。
这位曾经在中共地下活动、中统机关、汪伪政权以及青帮中周旋的复杂人物，虽然生前饱受争议，但最终通过周总理的肯定，得到了历史的公正评价。杨登瀛的后代也因其所作的贡献而受到了国家的关照和尊重，这位传奇人物的生命故事成为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
合照
参考资料：杨登瀛：“双面间谍”？红色特工？--同舟共进2013
白鑫案---民国刺杀案系列之十六--人民公安
铲除出卖澎湃的叛徒白鑫--人民公安
来源：史在没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