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11月至2025年2月，尹秀珍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呈现她的大规模个展“刺天”，二十余件材质、语汇各异的重磅巨作，让观众见证了这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勇猛精进的“天问”求索之路。

尹秀珍站在已经搬空的工作室，展览“刺天”中的多件大型装置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我觉得人应该是自由的，尤其是头脑里的那种自由。你要自由地去想，自由地去看，自由地去做一件事……虽然到最后你要具体地去生活，但不能局限于生活本身。”

2024年11月至2025年2月，尹秀珍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呈现她的大规模个展“刺天”，二十余件材质、语汇各异的重磅巨作，让观众见证了这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勇猛精进的“天问”求索之路。

尹秀珍的创作极具实验性和人文关怀，三十余年来，她以日常物品为载体，将个人记忆、集体经验、社会变迁织入装置、雕塑、影像等不同媒材的作品。在“刺天”大展中，她以人们穿过的斑斓旧衣裳修补坍塌的天空，随即让驶进展馆的“飞行器”载着擎天巨柱刺向穹顶，突进新的领域；她借助“旅行者一号”飞船的最终回眸观望地球，转而从每只眼球上提取反射大千世界的一片高光；她收集了“1080口气”赋予人的呼吸以微妙形状，又用3D打印机捕捉观众情绪，激活一场“未知”的星体运动……

“她的创作都是立足于她自己的经验之上，而且与中国社会关系密切；同时她的作品有一种当代艺术的‘世界语’，超越了任何本土和全球的对立。”2014年，艺术史学者巫鸿曾以“完全本土、完全世界”高度评价尹秀珍的创作，10年后作为“刺天”的策展人，巫鸿强调：“这场展览有一个全新的维度，里面有很多从微型到宏观的跨度，比原来的‘本土’和‘全球’更为宏大。”

从微尘到宇宙，媒介千变万化，关键以“人”为尺度。“刺天”既有巨型装置的宏大历史叙事，又不乏精细小品的日常诗意观察。沿着PSA大厅U形展陈动线向里走，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散落在各个角落白墙下的绿色“安全出口”标识动了起来，每个标识下方都嵌了个小视频，这是尹秀珍发动全家的“创作”：从3岁幼童到90岁老人，所有人朝同一方向蹒跚、步行或奔跑……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很忙，不知道怎么就变老了，跟家人相处也少，尤其是父母，所以这次把全家人接到工作室，做了这个《安全出口》。”尹秀珍分享这次“回归家庭”的创意：“我在工作室搭了个布景，放了台跑步机。你会发现，3岁小孩跑着跑着停下来，但传送带还在走，他就掉下来了，完了哭着跑出去；我爸爸九十多岁了，患有阿兹海默症，你跟他说什么立马就忘，站在那个点，你跟他说得特别清楚：‘爸，你原地踏步’，他走着走着就转向掉头了，还会唱起歌来，但他那天特别快乐：真好呀，今儿这么多人！我觉得艺术的魅力那一刻就体现出来了，其实生活中人人都需要一个‘安全出口’。”

展览同名装置“刺天”，该组装置由《飞行器》《刺天》《补天》三件作品组成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图）

“它停在地上，但让我们想象速度和变化”

一辆1958年生产的农用手扶拖拉机。

一台1983年组装的上海桑塔纳轿车。

一架1980年引进的波音747民航飞机（展品由铝皮和日常用品模拟制作）。

步入“刺天”展览现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由上述三种交通工具组装而成的巨型《飞行器》，观众能够“坐”进这个穿梭时空的庞然装置。

《飞行器》曾参加第七届上海双年展，这是尹秀珍组装“时代记忆”的一次大胆实验：人货两用手扶拖拉机开启了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时代；第一台合资轿车桑塔纳象征着那个年代摩登家庭的生活；波音747飞机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打开国门的决心：它见证了中美两国直航、中国民航跨越北极，以及中国第一次生物燃油试飞等多个重要时刻。

“拖拉机，轿车，飞机——这三种交通工具连接着农村、城市和世界。这个《飞行器》将差异和共识、交融和矛盾共处统一体。它是不同层面生活和时代的交汇点，是混合生活方式的思考空间。”

在尹秀珍看来，这个《飞行器》既是交通工具，也是一个建筑、公共空间，她鼓励观众自由进入、相互交流。“它停在地上，但让我们想象速度和变化。”

“飞机”的意象曾多次出现在尹秀珍的作品中。英国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早在1990年代就与尹秀珍相熟，在她的记忆中，“2003年北京798刚起步时，还没多少钱可以做展览，小尹就敢做飞机这么大的作品了，当时感觉太震撼了！”

浸淫中国当代艺术三十余年，凯伦能说流利的中文，形容尹秀珍的作品，她多次使用“震撼”这样的词语。“来到‘刺天’这个展览，从规模、震撼度来说，我觉得尹秀珍太了不得了！今天很多人在谈艺术创作，我觉得：一个是兴趣点，一个是好奇心，一个要愿意动手做事儿，还有一个是要愿意付出，我们看尹秀珍一路的创作，你会发现，她是真正的艺术家。”

1963年，尹秀珍生于北京一个工人家庭，母亲在国棉厂上班，姐姐喜欢画画。受家人影响，她从小画画，也爱缝纫和编织的手工活。1981年高中毕业后，尹秀珍进入一家建筑公司担任室内美工。决心报考艺术院校的她白天上班、夜间备考，1985年，她被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录取。在众多同学中，后来同为艺术家的宋冬成为她的终身伴侣。

“她平时不太愿意说自己的作品，我们聊天，她总说艺术作品有自己的语言。观看尹秀珍的整个展览，你会发现她使用的媒材很多，她更愿意用材质这样一种感知性的东西去表达。”宋冬最佩服妻子的，是她锐敏的“感知力”。

尹秀珍的当代艺术实践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85年11月，美国波普艺术先驱罗伯特·劳申伯格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大型个展，刚进油画系求学的尹秀珍和宋冬前往观展，那些废旧报纸、轮胎、麻袋、罐头铺就的“出格”作品，震动了他们原先对艺术的认知。1994年，尹秀珍决定放弃架上绘画。“当时我不再画画，开始使用手头能找到的随便什么材料来创作艺术作品。”

尹秀珍最早的非绘画“实验”，已显示出她对材料、形状和颜色非同寻常的敏感。1994年，她和朋友们骑车去京郊游玩，创作了作品《离树》：围绕着一棵树，她放置了几十个盛满水的瓷碗，然后用细绳将它们连在一起，在大地上布下一幅朦胧的“迷宫阵”。次年，她又用数根细麻绳将一棵歪斜的树“织”成了一把自然的竖琴，取名《树琴》，“大自然成为调琴师，风使琴树鸣唱。音律与自然共存。每个游人都可以成为演奏者。”

尹秀珍常以她的创作追问人的生存境遇、人如何“诗意地栖居大地之上”。1994年，她从成都被污染的河流中抽出10立方米的水，将它们制成冰块，然后带回河岸。两天内，她邀请路人用清水来“冲洗”这些脏污的冰块，孩子们想舔这些冰块，老人们想把冰块带回去降温，还有诗人们在一旁朗诵……众人都参与了这次行为，最终努力将冰块“洗”没了，水又重回河中。尹秀珍这次著名的行为和装置作品《洗河》，成为了中国最早的环境艺术作品之一。1996年，尹秀珍用大量一次性筷子支起一只只装满水的透明塑料袋，在拉萨完成了另一件装置作品《活水》，再次将创作议题指向自然生态。

批评家侯瀚如在作品《洗河》中觉察到“一种在面对大规模城市化和环境恶化时无力为自由生活争取空间的自嘲”，但巫鸿认为，“讽刺或自嘲在尹秀珍的艺术里仅具有次要意义。总的来说，她希望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环境和历史的记忆，以及对自我认知的真挚关怀。”

《行思》，2024年，不同人穿过的鞋、针织袜筒，致谢北京公社与佩斯画廊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图）

衣服是人的第二张皮，将不同经历“缝补”起来

“刺天”展览现场，巨型《飞行器》上焊着一根底圈直径约2米、高达15米的中空铁棒，这个火箭般的装置《刺天》直冲穹顶，朝4个方向行进，最后探入玫瑰花窗般绚烂夺目的《补天》：那是尹秀珍用收集来的一千多件旧衣“缝补”而成的“彩天”，与底下裸露的金属骨架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尹秀珍的“刺天”之旅，源于若干年前的“拼天”和“补天”。2015年，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她曾受邀参与环保艺术项目，收集不同国家的人穿过的各种蓝色旧衣，完成作品《拼一片天空》；2020年年末，尹秀珍还在香港举办了个展“补天”，“蔓延的病毒仿佛把天戳了个洞，我们需要重新缝合被撕裂的世界，拼出一片有温度的天空。”

为什么使用旧衣服做材料？“因为我对人的经历感兴趣。我认为‘衣服’是人的第二张皮，它有表情、有语言，它与时代、历史有关。”

印刻个人经历的旧衣私物，是尹秀珍最重要的创作物料。早在1995年，她就用自己的旧衣服创作代表作《衣箱》，这件装置其实是一个安静肃穆的行为表演的成果：在北京当代美术馆的空间里，尹秀珍整理出从小到大穿过的衣服，把每件衣服折成平整的长方形，小心翼翼地放入父亲亲手制作的木衣箱中，最后往里灌入水泥将其封死。“《衣箱》中的衣服是我30年来穿过的，上面有我的经历、我的记忆和时代的印痕。”

旧衣封存箱中，记忆仿佛凝固成一个器皿，成为时代的纪念碑。最初，尹秀珍主要围绕自身经验创作，随着时间推移，她转向搜集不同人的“经历”。“将不同人不同的经历用作品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集体’，在作品下隐藏着‘集体潜意识’。”

在2007年的装置《集体潜意识》中，她改造了一辆蓝色迷你小巴：车被切成两半，中间联以一条旧衣做成的风箱般的通道，人们步入这个空间，沐浴在五彩光线中，耳畔响起熟悉的老歌……1980年代中国经济起飞，面包车曾是富裕、独立的象征。“那个年代，如果你能打‘面的’或开自己的‘小面’，你就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为唤醒某种公共记忆，尹秀珍用四百多件旧衣服把车拉长，将一辆“小面”改造成15米长的“公共汽车”，结果就像她形容的，成了“一个集体理想主义和压抑现实主义的混合体”。

30年来，尹秀珍不断收集来自不同国家的无数人的“经历”（旧衣服）创作，承载个人记忆的旧物经由她的组合拼贴，勾画出一幅幅时代更迭中的集体剪影。

2008年，她用旧衣创作《内省腔》，从外部观看，那是一个由粉色衣服缝合的子宫，观众步入其中，可透过空间内部的镜子重新审视自身；2016年，《缓释》在莫斯科展出，她从当地收集了总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旧衣，手工缝制成一颗直径4.5米、长12米的巨型胶囊，给焦躁的时代服下一剂“安定”；2017年创作《木马》时，尹秀珍以女儿为模特，呈现了一个女孩抱头俯冲的紧张瞬间——这是飞机遇险时乘客的自救姿势。两年后，尹秀珍将这件超大体量的巨型装置和另一件作品《无处着落》带到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军械库现场，传递她对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同一架飞机上的人面临未来困境的忧思。

“前几天展览闭幕前，我们带长辈来上海看展览，尹秀珍九十多岁的母亲坐在轮椅上，我们推着她，她一下子热泪盈眶。”在宋冬眼里，尹秀珍创作这些旧衣“缝补”的巨作，很大程度上受到母亲的影响。“她妈妈早年是国棉三厂的职工，做缝纫的，尹秀珍早期创作《可携带的城市》那些作品时，她妈妈还和她一起缝，虽然不懂，但很支持她。我问她：妈，你为什么哭？她说：我就觉得这孩子真不容易！我想到她从小到大，那时跟我说要去学这个艺术，我到现在也不了解艺术是什么，但看到这么大地方展出这么多东西，受触动了。”

艺术家宋冬、尹秀珍夫妇在工作室，他们身后和旁边是各自的作品（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我感觉这辈子都在忙搬家”

2007年，尹秀珍创作了一件微型装置《125cm³》：在一块极小的混凝土块上，她用自己剪下的手指甲种出一片“草坪”，她描述水泥和指甲两种材质的结合，引发了“一丝挠心的欢愉和隐隐的痛”，私人化的小作由此产生了某种深邃的庄严感——“她可以存放掌中，但在心中的重量却如磐石。”

尹秀珍与水泥的渊源，也许可以追溯至她1980年代在建筑公司的经历。1996年的装置《水泥鞋》，来自她对那个年代的观察，当时她所生活的北京城处处在拆迁，遍地水泥瓦砾。她发现，人走过那些弃瓦碎砾总会踮着脚，小心翼翼的。“虽然每双鞋走过的路不一样，但大家闻过的空气，都是一样的水泥灰味儿。”于是，她从亲友那里收集了二十来双旧鞋，往鞋里灌上水泥，用细麻绳吊起排成一列，绳上悬挂弹簧秤，显示它们的重量。“鞋里的水泥替代了肉做的身体。和鞋一起，它象征了这个时代的‘重量’。”

水泥，这种凝重的灰色材质，在尹秀珍的作品中成了时间与蜕变的隐喻。“我喜欢看干水泥粉是如何变化的——如果把它放在那里不管，它自己就会吸收空气中的湿气，表面逐渐变硬。”

1996年制作装置《废都》，尹秀珍用了4吨重的干水泥粉，将她从家中和街头拆迁捡来的个人物品覆盖住，占据了首都师范大学美术馆300平方米的空间——尽管遭到馆方抗议，她还是坚持把水泥粉倾进展厅。尹秀珍用这件作品封存了自小在北京胡同长大的记忆，她将水泥视作“这个变革大时代的代表元素”。

宋冬回忆，当年创作《废都》，尹秀珍搬出家里4把藤椅，那是他俩最早的共同财产。“有个东西她特别感兴趣：藤椅往上堆了水泥干粉，它会像筛子一样漏下，完了上面呈现一个个小鼓包，她觉得这种粉末的流动感里存着些美学的东西，这种对材质的特殊认识，也启发了她这次创作《繁尘》。”

2024年创作装置《繁尘》，尹秀珍在小小的空间内布满直径两厘米的钢筋“线”，随后选取生活中的各种粉末：水泥粉、金属粉、面粉、药粉、花粉、辣椒粉、化妆粉、高岭土……将它们堆在这些硬“线”上，试图以精微的嗅觉唤起人们的日常记忆。“‘繁尘’一词有多重含义，既指繁华的都市生活，也象征尘世和现实，又是渺小与繁多的比喻。无论何种物质，其粉末都是‘尘’。”

尹秀珍与宋冬都是艺术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他们的创作却跳出了传统“夫妻档”的捆绑模式，更像是一场持续的艺术实验。“其实有时候聊得太多，就会有厌恶的感觉，然后必须停下，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没法过了，毕竟你跟别人可以下次不合作，但两口子还要过日子。”尹秀珍半开玩笑地坦诚道，“因为意见不同，针对一个东西，他要这么做，我要那么做，争执不下，最后我们就想出了个办法：把东西分成两等份，你去做你的，我去做我的，你也别跟我说你做什么，我也不告诉你我做什么，然后一下特别轻松，还有种神秘感，就期待他到底做的什么？等展览开幕时再拿出来。我觉得这样既解决了矛盾，还让生活有趣、有意思。”

自2001年起，尹秀珍和宋冬开启“筷道”合作模式，他们将婚姻隐喻为一双筷子，两者分开时独立平等，结合起来无所不能。《筷道》首展时，他们各自“秘密”创作后拿出成果：宋冬的铜制“金箍棒”闪着金属光泽充满力量感，尹秀珍则缝制了一个装满海绵日用品的长条黑布袋，最终发现，布口袋恰好能裹住金箍棒，形成“以柔克刚”的趣味对话。宋冬解释道，“作为各自独立的艺术家，我们有时没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所以才有了‘筷道’，但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做展览，肯定会互相帮忙，像这次‘刺天’布展，我就是她的工人，但不参与创作。”

“刺天”展览历时近3个月，从开幕至闭幕，对尹秀珍的约访推进极其缓慢，她鲜少回复消息，除了工作，就在搬家。采访时，她抱歉地“诉苦”道：“我感觉这辈子都在忙搬家。”她和宋冬不喜扎堆，两人将工作室搬到北京六环外的郊区，室外就是果园和菜地，村里人并不知道这里住着蜚声国际的艺术家，“新冠疫情前，在昌平的邻居都以为我俩是收破烂的，现在搬来这里，也跟做贼似的，我不让摄影师拍门口，村里人问起，我都说这边是存放东西的。”

1990年代末，声名日盛的尹秀珍收到欧美的诸多邀约。世界范围内的行旅位移，激发她创作布艺软雕塑《可携带的城市》系列，她用旧衣缝制不同城市的微缩模型，放入旅行箱中。2004年前往德国参展时，尹秀珍用柔软布料制作了几样不许带上飞机的违禁品——手枪、刀具、斧头等，将之命名为《时尚恐怖主义》。进入欧洲海关时，当她打开行李箱，安检官员看到满眼“武器”，先是被吓着了，接着乐呵呵地招呼同事一起看看这些新奇“玩具”。他们好奇尹秀珍为何做这些东西，她回答：“我是一个艺术家，这些就是我的艺术。”

《1080口气在上海PSA》，2024年，玻璃、人呼出的气、不同人穿过的衣服，致谢北京公社（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图）

“大长腿森林”，“1080口气”

金光闪耀的婚鞋、萨拉热窝手工拖鞋、克罗地亚橡胶底红靴、金色皮质人字拖……在尹秀珍打造的一片“大长腿森林”旁，观众津津有味地读着每双鞋背后的悲欢故事，又仿佛在读自己的某个生命片段。

“一双婚鞋。结婚时穿的。之后再没穿过。像一种纪念。”

“父亲的夏季运动鞋。如今他眼花了，系鞋扣有点麻烦。”

“闲逛时买的，几乎没穿过，给猫当了玩具……美丽的小废物。”

“它陪伴我一年有余，是一双没有晒过太阳、淋过雨的打工人的专属室内鞋。尽管如此，它早已没了当初的模样。”

“扁平足的脚，如何拯救一双高跟的你？”

“内翻足穿鞋……只有牛津底耐得住磨损。2022年4－6月禁足家中，6月1日出门穿上它，踏出的每一步好像都能记得。”

“穿了十九年的鞋，上过山，追过小偷，它教会我如何保持平和的心态。”

“女儿说穿上这双鞋如同走在大海深处。”

“想去南极看企鹅，想去北极看北极熊。但我连上海都没有走出去。”

……

为了制作装置《行思》，尹秀珍在上海面向公众收集了一百多双旧鞋子，在展馆现场造出一片十余米高、上百平方米的“大长腿森林”：每双鞋与两条织物长“腿”相连，像是被拉伸的肉身继续生长，一条在空中打结、一条悬挂着几近落地，离地的那只脚鞋尖着地，像在跳芭蕾——确实也有人捐了芭蕾鞋，在小纸条上老实交代：“想缓解肩颈痛，买舞鞋报了芭蕾课，然后又伤了腿。”

走近“行思”场域，在优雅寂静中，闪过一丝残酷的不安：个体孤独和集体盲从暗涌交织；上吊和下落的两只脚并置，像是自我羁绊，又像他者束缚。“鞋是肉身和经历的承载体……我用这种方式‘搜尽经历打草稿’，让经历成为创作的重要元素，使离开肉身的鞋产生新的能量。”

“刺天”“行思”“缓释”，那些读来颇具深意的标题，确乎暗示着尹秀珍的创作思考，但她只是轻描淡写地陈述作品的样貌：大飞机、大长腿、大药丸……京味大白话中甚至夹杂着几分喜感。

“尹老师的作品特别朴素，一点都不装，她凭借的就是有力的视觉语言。”美术评论家冯博一指出，“现在有些艺术家又有文本，又有视觉，完了串一块，越看越糊涂，而她的作品朴素、直接、有温度、有感情。”

自展览“刺天”启幕前两个月起，尹秀珍就开始向公众发起多场邀请：征集天空颜色的衣服、有故事的鞋子、吹制玻璃留下一口气的痕迹……试图将每个参与者的气息织进她的作品中。冯博一以“共生、共情、共域”形容尹秀珍的这些创作：“她的作品跟公众的关系是平等的，而非高高在上，每双鞋、每件衣服都是亲密性的体现，带有记忆的温度，这才是真正的公共艺术。”

创作《1080口气在上海PSA》时，尹秀珍邀请了1080个人，让每个人在加热后的高硼硅玻璃管中吹一口气，把口封住以塑造呼吸的形状，她还让参与吹气的人留下一条围巾，悬在那人的“一口气”上。缤纷的围巾与清透的玻璃管交织，如同滴落的1080颗水滴，也如雨滴、汗滴、泪滴……现场幻化为尽显生命能量的秘境。

“人的生命离不开呼吸……‘争一口气’不仅是生理上的呼吸，更表示一种精神上的动力，坚持到底不放弃，代表着人的尊严和信念。这种精神力量可以让人在挫折中重拾信心，以勇气和智慧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尹秀珍在微信上给自己造了个意味深长的谐音名“修真”，“人生本身就是修行的过程，这1080口气代表了生命的存在，经历和记忆的存在，世界的存在，未来的存在。”

尹秀珍在工作室，身后是她用旧衣服缝制的装置作品《书架》（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你认为的答案，最后又是个问题——对话尹秀珍

天能破吗？天怎么能有洞呢？

南方人物周刊：“刺天”准备了多年，这次展览与你过去的作品一脉相承，多年后重塑各种方案，说说其中的“变”与“不变”？

尹秀珍：和20年前相比，这一路创作肯定有变化，但都是从人自身出发，从我最早的作品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往前走，但对人的关注一直没有变：人的经历、人跟世界的关联等等，只是时代不同，关注点会有些变化。你想，现在这个世界都在说AI，那个时候哪有这些呀？

南方人物周刊：“刺天”之前先有“补天”，最早读到“女娲补天”的故事是什么时候？最深的印象和想象是什么？

尹秀珍：上小学时，放寒假，有次返校，学校里放“女娲补天”的动画片，其实严格意义上就是个幻灯片，小孩嘛，看下来也不是特别清楚完整的故事，但那时对天的认识就有了个印象，然后也会好奇：天能破吗？天怎么能有洞呢？

其实我对天、对宇宙一直都感兴趣，老想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但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网络，查不到资料获取更多信息，所以就从自身由内而外生发出那种无尽的想象，好奇天是什么样的？远古时期的天就是世界，今天的天则是天外有天。“刺天”和“补天”看似矛盾，实际上我觉得它有一个界，我们其实不断在修补自己，然后再不断地寻找、突破。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补天》《刺天》的阐释中都提到人需要冲破天界的勇气。

尹秀珍：但这很难，这是人的一种愿望，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人需要这种勇气，但每个人具体怎么做又得看情况。当然，我也希望自己能达到这种状态。

南方人物周刊：生活中，你觉得自己是那种很有勇气和魄力的人？

尹秀珍：我没觉得。（笑）

南方人物周刊：开幕那天，观展时我听到圈内人士在那里评论：尹秀珍很猛、够狠。

尹秀珍：（笑）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打破自我、打破常规，才能有新的突破。当你待在所谓的舒适区，有时会想，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你在那儿舒舒服服的，只是度过时光，当然人生就是度过时光，但怎么度过？人生的未来谁也不知道，有没有来世？我想会有。但不管怎样，要把现世过好，过得有意义。

南方人物周刊：你怎么看马斯克的火星计划？如果有机会进入太空你会申请吗？

尹秀珍：我特别感兴趣！人总说天外有天，我老想，天外到底有没有边啊？出了宇宙，再往外走是什么？我真的特别欣赏马斯克的那种探索，他真的去做，我们都是在想象。我觉得宇宙真是无边无际，然后会再回到人自身到底是什么？思考人的这种生存状态。这次整个展览取名“刺天”，其实就是一种不断追问的过程：人要不断刺破、探索这个“未知”，然后走进新的“未知”。

南方人物周刊：就像屈原的“天问”，古往今来，一直都有人在发问，这么多年的艺术实践，你觉得这种“追问”有没有找到部分答案？

尹秀珍：我还在寻找吧，其实一直有人在破这个谜，但破了一个谜，又有新的认知出现，对吧？人在不断发展，而且发展非常快，就像我小时候到现在这种认知的变化。其实这个时间段对我们每个个体而言很长，但对宇宙而言却很短。

南方人物周刊：所谓“神看千年如一日”。

尹秀珍：对！宇宙中，人就像一粒灰尘，人的生死就像宇宙的一次呼吸，特别短暂。这些认识让我对‘人’、‘人生’、‘世界’的感受更为平和，它会影响你的生活态度，你会觉得，生活中很多事都太小了，不必去在意，很多事会看得很开。

尹秀珍以安检传送带为灵感的作品，放在工作室兼具桌子的功能（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人就像在胶囊里的一小粒儿，进去又出来

南方人物周刊：《飞行器》也让我想起你的代表作《木马》，好像你不少作品都与交通工具、旅行关系密切。

尹秀珍：对，我的作品其实是随着我的足迹产生的，像《可携带的城市》，就是我在机场等行李，看着那个传送带一圈一圈转，觉得特别有意思，作品的想法就出来了，因为我常常带着一个巨大的旅行箱，感觉很像和自己的家一起旅行。交通工具里头，飞机、面包车、摩托车好多我都做过作品，其实没有特意要创作跟交通工具有关的东西，但随着你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思考怎么活着，就出现了一些跟自己关系特别密切的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最近，全球飞行事故频发，这时候来讨论《飞行器》《木马》这些作品，似乎有点艰难。

尹秀珍：我做第一架飞机作品是德国慕尼黑邀约的一个项目，但落地在北京的西门子公司，当时我就做了一架白的飞机，每个悬窗窗户的照片是他们所有的员工，从老板到清洁工，都在上面。但是那次展览期间发生了“9·11”事件，后来怕大家心里不适，就把那架“飞机”给撤了。确实，我很能体会那种心理。

南方人物周刊：这次展览《偶然与必然》这样的作品好像与新冠疫情有关，2020年春暴发疫情时你在忙什么？

尹秀珍：我当时正在搬家，感觉这辈子我都在搬家、搬工作室。2019年，我原来的工作室要拆，年底我在杭州和长沙都有展览，说实在不行春节前搬，展览刚做完回来就开始打包，整个弄得头都大了，锅碗瓢盆都打包好了，我跟房东说初五工人回来咱们就搬，房东说行，然后武汉封城，工人回不来了，我这边全打了包，特别狼狈，仅留了一套餐具能吃饭。新工作室装修、旧工作室打包，骑虎难下，不搬都得搬，2020这一年都不知道怎么过的。

南方人物周刊：我个人非常喜欢《缓释》这件作品，你把我们平时吃的迷你缓释胶囊做成了一个巨型装置，这件作品最早的灵感是如何产生的？

尹秀珍：《缓释》最早是莫斯科车库当代艺术中心邀请我创作的，我从莫斯科收集来两百多平米当地人穿过的衣服，选择红色和黄白色系，用钢铁和木头搭出一个长12米、直径4.5米的缓释“胶囊”，观众可以进入作品内部参观。

《缓释》的灵感来自我在莫斯科搭乘地铁的经历，在那里坐地铁，下得特别深，电梯得乘特别长时间，一直往下走，每站地铁都像个博物馆，站台上有很多社会主义的痕迹，你往下走时就像进入一个巨大的管道，上下往来的人在里面输送。我觉得地铁列车就像颗大药丸，人就是胶囊里的一粒粒药。我就在想，这个世界是人治的，药它能治人、医好你的病，也能“治人”、让你生病。人就像那一小粒儿，进去又出来。世界由人来改变，人又回归社会，到那里面一进一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迷鹿》，2024年，动物模型、动物标本、不同人穿过的衣服（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图）

芭蕾舞鞋和对女儿的隐忧，丝袜和恐怖主义

南方人物周刊：你自称“大长腿”的那件作品（《行思》）现场挂满了鞋子，这与你早年学芭蕾的经历有关？

尹秀珍：对，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它就在你骨子里，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不一定什么事就把它给勾出来了。我小时候确实梦想过跳芭蕾，等我女儿上了幼儿园，我在佩斯展览时最早展出的“第一条腿”就是她跳芭蕾舞的小鞋子，当时就弄了一条腿从天而降，底下一只鞋，另一条腿跟你这次现场看到的一样，缠绕一下吊在上头，这其实也是人自我的一个矛盾状态吧？最早创作这“第一条腿”时，里头也包含了我作为母亲对女儿的某些隐忧和放心不下吧。

南方人物周刊：说到你女儿，《迷鹿》那件作品，你用了她小时候的兔毛小狼玩具，放在鹿的标本上，同一件作品中，出现了三种动物的元素。

尹秀珍：我特别喜欢动物，现在家里四只猫两条狗，每次出去我都急着回去照顾它们。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就是动物园，能呆最久的地方就是猴山，猴子跟人的互动有意思，而且它不停在动的姿势特别好玩。

《迷鹿》里的小鹿标本是我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它从学校生物实验室流出，它背上的小狼模型是我女儿小时候的玩具，她特别喜欢狼，那是我从北京动物园商店购买的，那个小狼玩具是真的兔皮毛做的，它很小，还不到那个鹿标本的三十分之一。在它们外面我用旧衣服做成绿色的“草”，鹿与狼、狼与兔，还有人的“第二张皮”，几种皮肤构成矛盾的共存。我想起繁体字的“尘”(塵)，以“鹿在土上”的字形引起群雄逐鹿、尘土飞扬的联想。鹿与狼、狼与兔、自然与人之间是谜一般的“塵”（尘）。

“尹秀珍：涟漪应力”展览现场，2023年，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提供/图）

南方人物周刊：这件与动物有关的作品的隔壁是一组不同植物组成的装置，你让它们横着生长，也取了个跟“尘”有关的名字《尘的涟漪》。

尹秀珍：“涟漪”系列最早在济南双年展做时，里面有水果，也有植物，后来在玻璃博物馆展时我做的是“水果碳化”，把水果跟玻璃一起烧，可以看到整个过程：特别鲜艳的水果先是压碎，被玻璃一层层挤压流出汁水，糖分在里面烧的过程中碳化变黑，但玻璃里有种流动感。这次玻璃底色更鲜艳，植物在前面生长，在室内没有阳光的情况下，到展期结束看它会如何发展。我觉得这更是一个适者生存的状态吧。3个月的展期内，工作人员也会取下来给它浇水，这个作品跟人之间其实是一种陪伴，你可以关注它，它可能长得更好，也可能死掉。我选择几种植物，有的多肉少量水就可以存活，也有几乎每天要浇水的蕨类，我想看看不同植物在同一环境下会怎么生长。我叫它《尘的涟漪》，感觉就像生活中你扔了块石头，水面泛起各种涟漪。

南方人物周刊：你自己养植花草吗？

尹秀珍：差不多全死了。（笑）

南方人物周刊：《行思》和《声音塔》都用了丝袜，虽然用的是袜子，《声音塔》那件巨型装置让我觉得有种威胁的意味。

尹秀珍：其实特别早的时候，我还用丝袜做过《时尚恐怖主义》，我把画廊围成橱窗模样，里面挂了好多衣服，就像一张张皮，来看展的人还以为进了时装店，我找了好多模特志愿者，穿着肉色袜子做的衣服，背着时装做成的AK47步枪，用手比着枪摆出不同姿势，好多人还看不明白那是什么，作品有时候特别难解释。

到去年制作《声音塔》，圈的外部也用丝袜包裹，袜子和衣服一样，模仿和美化人的皮肤，也是人的“第二张皮”。“声音塔”整体像个膜，但声音是发不出来的，后面是个消声器，丝袜裹着两侧的尖锐物，使无声具有了沉默的力度。

南方人物周刊：遍布展场的那几个“安全出口”体量小小的，完成全家出动这次创作后，你有何特别感触？

尹秀珍：刚把这个安全出口做成作品时我挺兴奋的，然后邀请家人一起参与，包括我九十多岁的父亲，他现在已经不认识我了，每次回家眼光都有些陌生，我要不断地告诉他，我是珍子。整个作品做下来，其实是对人生的再认识，人都是慢慢在变老，你只有经历了才会有感触。你想，小的时候你长高了点就会很欣喜，像个小苗那样在长，但它慢慢枯萎时，是另一种比较悲伤的情绪，但当你重新思考整个生命过程时又会比较坦然，这是一个从升级到衰落的过程，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对吧？然后你就会想，又一轮之后，人会去哪儿？

南方人物周刊：开幕那天你提到，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安全出口”，面对许多不确定的状态，如何找到自己的“安全出口”？

尹秀珍：我也在寻找。有些人一直在寻找的过程中，你以为找到了，完了又觉得不是。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你认为是答案，最后它不是答案，又是个问题。

（参考资料：《关键在于实验：巫鸿中国当代艺术文集》，巫鸿著，河南文艺出版社；《YIN XIUZHEN》，Wu Hong、Hou Hanru、Stephanie R osenthal著，Phaidon出版等。）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乃清

责编 周建平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