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注：本文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5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为方便阅读，此版本省略了实证研究与参考文献，全文请参见中国知网。文中配图于2007年5月摄于湖北巴东神农溪。

注：本文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5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为方便阅读，此版本省略了实证研究与参考文献，全文请参见中国知网。文中配图于2007年5月摄于湖北巴东神农溪。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以慈善捐赠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愿景则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驱动力。本文基于居民的共同富裕愿景，实证研究了共同富裕愿景通过促进个人的慈善捐赠行为进而完成共同富裕自我实现的过程。结果表明：共同富裕愿景显著提升了居民慈善捐赠的意愿和金额，考虑了内生性的工具变量和PSM方法也支持这一结论；共同富裕愿景对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在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更高以及使用互联网的居民中更为显著；共同富裕愿景通过利他动机、同群效应、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对贫富差距的认识等机制影响慈善捐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政府和居民两个层面为如何通过共同富裕愿景推动第三次分配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出政策建议。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在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全体人民群众共享富裕生活、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实现了收入、财产与公共服务高度共享的一种社会状态（李实、朱梦冰，2022）。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目标，在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不断积极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在消灭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面临的绝对贫困问题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当前中国亟待实现的共同富裕问题，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深刻推动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张占斌、毕照卿，2022）。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等原因，相对贫困的问题在中国依然较为突出（洪银兴，2022）。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长期、艰巨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需要以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水平，让所有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保持充分的流动性（张晓晶，2021）。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李实，2021）。包含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在内的分配制度的不断改进，构成了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重要制度保障（孙豪、曹肖烨，2022）。第三次分配主要由慈善捐赠构成，既包括公益组织和企业层面的慈善捐赠，也包括个人层面的慈善捐赠行为。

然而，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仍然较大，表现为超过了警戒线水平的基尼系数。在坚持共同富裕为了人民的同时，也应当坚持共同富裕依靠人民。在共同富裕时代愿景的影响下，广大人民群众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共同富裕添砖加瓦，具体表现为第三次分配当中更多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出现。随着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发展，近三年来中国每年有超过百亿人次参与到互联网公益事业中来。具有共同富裕愿景的人民群众倾向于进行慈善捐赠，而慈善捐赠又属于第三次分配的范畴，能够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可以视为共同富裕的自我实现。因此，研究共同富裕愿景对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对于推动第三次分配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国内目前有关共同富裕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测度方法、实现路径以及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治理机制。本文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愿景这一主观态度出发，将共同富裕愿景进行量化并展开实证研究。其次，现有的关于个人慈善捐赠的文献多关注捐赠的动机、影响因素与机制。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捐赠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剖析了共同富裕愿景如何通过促进个人慈善捐赠来实现共同富裕，并区分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异质性特征。最后，梳理国内现有文献不难发现，共同富裕的推进主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平衡区域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法实现。本文提出了一条新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基于人民群众想要共同走向富裕生活的美好愿景，通过机制建设完善第三次分配的通道，借助人民群众自发的慈善捐赠行为促进共同富裕，即共同富裕的自我实现路径。

二、文献综述与假说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包括“发展”与“共享”两个方面，既要求实现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又强调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万海远、陈基平，2021；李实、朱梦冰，2022）。共同富裕的实质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同享受生活质量与幸福水平的提高（刘培林等，2021）。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需要通过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还应当强化政府在再分配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实现各城市、各产业以及城乡间的融合发展，进而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李周，2021；郭凯明、王钰冰，2022）。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基础之上，第三次分配对于共同富裕的意义愈加突出。王名等（2020，2021）以及王名等（2021）认为，与政府和市场在收入分配领域发挥的作用相比，以公益、慈善捐赠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通常被认为是政府与市场的有益补充。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以物质财富等绝对价值增长为目标的社会逐渐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开始追求超越物质财富、以精神需求为导向的美好生活。与这一趋势相对应的是中国公益、慈善捐赠力量与规模的日益增长，第三次分配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部分领域甚至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白光昭，2020）。愿景是第三次分配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与前两次分配不同的是，第三次分配是一种完全基于愿景的分配模式，在慈善捐赠、志愿服务以及公益文化艺术等方面，愿景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并且涵盖了第三次分配的全部过程（王名等，2020）。

基于上述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在中国积极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伟大历史目标的背景下，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以及人类终极价值的追求将会表现为对共同富裕的愿景和期望。共同富裕愿景又是第三次分配最主要的驱动因素，通过以道理为媒介的“精神之手”使得人民群众从事慈善捐赠等公益行为，进而通过第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假说如下：

H1：共同富裕愿景会促进个人的慈善捐赠行为。

国外学者较为关注个人的慈善捐赠行为，捐赠的动机主要来源于利他动机（Crumpler & Grossman，2008；Brown et al.，2019）和社会声誉动机（Benabou& Tirole，2006；Lacetera & Macis，2010）等。当捐赠者相信他们的捐赠将会被接受者更容易地发现时，捐赠者的利他行为将急剧增加（Andreoni & Bernheim，2009），这意味着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接受者认为给予者是慷慨的）是光热效应的一部分（Andreoni et al.，2017）。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沟通能够极大地影响利他行为，这一现象主要通过提高同理心来发挥作用（Andreoni & Rao，2011）。

在“同群效应”的研究方面，人类的行为具有亲社会性特征，如果群体内的其他人做出捐赠或合作，人们也会相应地进行捐赠与合作（Rotemberg，2014）。D’Adda（2017）的研究也发现，在一定的社会群体内，具有较高相对地位人的行为会影响群体内其他人的行为。Kessler & Milkmanb（2018）在田野实验中发现，强调潜在慈善捐赠者的社区身份能够显著提升其参与捐赠的意愿；其所在社区的规模越小，社区身份就越能够促进其捐赠行为。Smith et al.（2015）通过对比1000 多个不同慈善机构的数据证明，同群效应不仅存在于特定的慈善机构或捐赠群体，同群效应的影响也作用于更广泛的领域。郑春东等（2021）探讨了重大威胁情境下个体的亲社会性行为，他们发现偏集体主义的区域文化取向将显著影响个人的慈善捐赠行为。对于以家庭为单位的慈善捐赠而言，家庭的慈善捐赠会受到工作变化、住宅置换等周边环境因素的影响，家庭所处社会群体的变化将会影响家庭的慈善捐赠行为（晏艳阳等，2017）。

基于上述对慈善捐赠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在共同富裕愿景的影响下，个人的利他动机将会更加显著。第三次分配所蕴含的精神文明内容，多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白光昭，2020）。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们更加愿意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帮助他人。同时，共同富裕愿景还能够通过同群效应影响一定区域内的捐赠行为，如果个人认为周围的人大都是乐于助人的，那么他也会更加倾向于进行慈善捐赠。因此，本文提出的第二个假说如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表现出一个高位波动的现象。2003到2008 年间中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并且于 2008 年达到了峰值（李实、朱梦冰，2022）。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位于相对较高阶层者通常会过度关注个人能力对财富创造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一种“精英的傲慢”和自我膨胀，其再分配倾向显著低于低阶层者（Sandel，2018；Leckelt et al.，2019；白洁等，2021）。当前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并不高，劳动所得过低、资本回归过高正是导致中国贫富差距的最重要原因，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升劳动所得是解决贫富差距的关键所在（徐成芳、石权，2018）。

实现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从国家繁荣富强到人民共同富裕，从物质生活丰富到精神文明繁荣，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不懈努力（张晓晶，2021）。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在再分配领域持续发力，不断改善民生并加大保障性建设投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也必然会在发展中得以解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共建共享将“蛋糕”不断做大分好（逄锦聚，2021）。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力量源泉，美好富裕的幸福生活需要全体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才能成为现实（高巍翔、刘璐，2022）。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需要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才能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健全、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不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所占的比重，才能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肖潇，2022）。

基于上述对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具有共同富裕愿景的人倾向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主动地通过慈善捐赠等第三次分配方式缩小贫富差距。同时，具有共同富裕愿景的人会更加关注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程度，在认识到中国贫富差距依然较大的基础上，会进行慈善捐赠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本文提出了第三个和第四个假说如下：

H3：具有共同富裕愿景的人相应党组织号召，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行慈善捐赠。

H4：具有共同富裕愿景的人对当前贫富差距有更深刻的认识，为缩小贫富差距进行慈善捐赠。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四、实证研究

五、机制检验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共同的追求和目标。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不断改革，以慈善捐赠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三次分配主要的驱动力为愿景，愿景贯穿了第三次分配的全部过程，但当前鲜有从实证研究层面探讨愿景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作用的文献。本文从居民的共同富裕愿景出发，利用CFPS2018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深入探讨共同富裕愿景如何促进个人的慈善捐赠行为，进而完成共同富裕的自我实现。研究结果表明：共同富裕愿景能够促使居民进行慈善捐赠，这一作用在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更高以及使用互联网的居民中更为显著；机制研究表明，利他动机、同群效应、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对贫富差距的深刻认识在共同富裕愿景推动慈善捐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为如何更好地发挥共同富裕愿景促进第三次分配、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在国家层面，政府需要正确引导共同富裕愿景的释放并完善慈善捐赠制度。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也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目标。在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同时，也应当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在人民群众普遍具备共同富裕愿景的背景下，政府亟待通过制度建设、媒体宣传、学校教育等渠道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正确引导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愿景的释放，使得人民群众自发的慈善捐赠行为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推手，进而完成共同富裕的自我实现。同时，依靠愿景、里仁良知和道德情操的力量作为第三次分配的牵引力，打通财富向善、财富升维之路，使得第三次分配生成更高维度的社会财富与精神财富（王名等，2021），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需求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伟大目标。鉴于越来越多的慈善捐赠通过互联网等新兴渠道进行，政府需要不断完善现有的慈善捐赠制度，对慈善组织、互联网捐赠平台等社会机构加强监管力度，提升慈善捐赠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更好地发挥第三次分配解围纾困的作用。

在个人层面，人民群众应当积极培育共同富裕愿景并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共同富裕愿景扎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先贤对大同社会的设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现如今人民群众所期待的理想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事实上，每个中国人都有共同富裕的愿景，应当通过学校学习、工作实践等方式对现实贫富差距状况有正确认知，培育开发自己的共同富裕愿景有助于实现个人由物质生活富足向精神生活充实的生命维度跃迁，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共同富裕愿景不仅重塑了我们每个个体，而且完成了国家、民族层面的自由解放。因此，于公于私共同富裕愿景都是个人应当追求培育的高尚情操。随着更多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体通过共同富裕愿景参与到慈善捐赠当中，中国第三次分配的结构将趋于优化，整体分配制度将更加完善，最终必然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来源：张明宏观金融